變法之所以失敗，與王安石本人的性格有關。王安石性格執拗，又不修邊幅，在當時的士大夫中可算是特立獨行。這也招致了不必要的攻擊，如蘇老泉在他拜相之前就寫了《辨奸論》來影射攻擊他，書中針對他的生活習慣有這樣的字句：“夫麵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麵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進而預言：“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來影射將來王安石會禍亂國家，由於蘇洵是當時的名作家，因此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性格方麵的影響還在於，因王安石的特立獨行、剛愎自用，造成上層官僚之間關係緊張，加大了改革的阻力。如：文彥博、富弼，這兩個人是仁宗一朝的重臣，久居中樞，門生故吏遍天下。富弼見神宗重用王安石，而王安石議論偏執，心裏很不痛快，數十次上表要求辭職。出判亳州，臨卸任時，神宗征求意見，問誰接替合適，富弼薦文彥博，不合神宗心意，君臣相對默然。過了很久，神宗親自開口說：“王安石才識甚高，卿以為如何？”富弼居然也以沉默對抗。不久，文彥博也以司空的榮銜出判河陽，離開了朝廷。因與這兩人交惡，他們的門生故吏們就先有成見，對改革的具體實施也就大打折扣。司馬光、範純仁等名臣，也對王安石頗不以為然，多次在皇帝麵前與之爭論，司馬光更以拒絕出任樞密副使來拒絕與王安石合作，到洛陽專心著書去了。可見當時阻力之大。
那麽既然當朝君子不與之合作，王安石隻得起用新人來推行新法，這給了小人以鑽營之機，並由此形成了新舊兩黨。後來的事實證明，舊黨人士雖然因循守舊，但是個人品行方麵確實堪稱君子；而新黨之中，有不少鑽營小人，個人品行差了老大一截，當時的社會聲望更不能與舊黨人員相比。
改革就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舊黨人員一直找機會攻擊變法，新黨也對舊黨實施打壓。終於，舊黨等到了絕好的機會：熙寧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門監鄭俠畫《流民圖》，圖中流民或身背鎖械，或口食草根，告訴皇上說旱災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對變法產生重大懷疑。遂下詔罷新法十八條。恰巧下詔那天天降大雨，旱情得到緩解，各大臣入朝慶賀，神宗就拿出鄭俠畫的《流民圖》來，責備群臣。因此王安石請求辭職。這是第一次罷相，變法受到打擊。
那鄭俠是撒謊嗎？不是，客觀地說，這其中當然有天災的原因，更因為王安石推行新法太過心急，以青苗法為例：青苗法，本來是為了使農民便利，如有需要，可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青苗錢）或糧穀，以補助耕作。收獲了再附帶一部分利息償還官府，一來使資金周轉困難的農戶免受高利貸剝削，二來不至於影響了農業生產，三來官府也可以收些利息來增加財政收入。看起來是官府、農戶互利互惠，但是一方麵定的利息太高（20%），另一方麵推行辦法失當，如果是農戶自願向官府借貸，雖然利息高一點，總比借高利貸要低很多。但是，王安石把推行青苗法作為考核地方官政績的指標，因此實際上是地方官強迫農民五家互保後再逐家派定數目，稱為散青苗，地方官為了保障秋後本息能夠全部收回，散派的對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貧下之戶，因怕貧下戶無力償還，如此需要借貸的反而借不到，不需要借貸的反要強行攤派一定的份額，來承擔利息，這還談什麽惠民呢？所以實際上是百姓未受其利，先蒙其弊。這是造成《流民圖》所描繪現象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見，由於推行不得法，結果事與願違。
後來幾經反複，新舊法之爭演變成了新舊“黨爭”，新黨得勢時，就對舊黨人員殘酷打擊，如蘇軾等一批舊黨就遭流放遠至廣東，後又因東坡作詩“浮山下四時春，蘆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常作嶺南人”，新黨章惇等人覺得他過的日子還是太舒服了，又將他遠放海南。自王安石二次罷相後，原來政見不合之爭變了性質，淪落成結黨營私的排擠、打壓，乃至人身迫害。而在新黨小人主持下的革新，更加不得人心，百姓生活更加困苦，變法實際上自王安石退居金陵，就已歸於失敗。1085年，神宗在變法失敗的困惑中，鬱鬱病逝。年幼的宋哲宗即位，在宣仁太後主導下，致力於恢複祖宗舊製，任命司馬光為門下侍郎，盡廢新法。
通常的說法是，變法失敗，歸於觸動了官僚地主集團的既得利益和神宗的年輕無知，缺乏堅定的政治主張，容易動搖，確實有這方麵的原因。但是，凡是變法，總要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從商鞅變法開始曆次變法莫不如此。把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於此，是不恰當的。王安石對變法的難度估計不足，推行不當，及其執拗、剛愎自用的個性，才是主要原因。
變法本為富國強兵、提振國勢，結果適得其反。作為一個轉折點，北宋帝國自此更是江河日下，直至滅亡。因之形成的黨爭之患，到北宋滅亡，仍然餘波未盡，一直延續到宋室南渡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