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侂胄是北宋名臣韓琦的曾孫，母親是宋高宗吳皇後的妹妹。娶吳皇後的侄女為妻，無子，侄孫女是宋寧宗的恭淑皇後。憑借這雙重身份，韓侂胄走入官場。幾年後，官至汝州防禦使，知閣門事，正五品。

紹熙五年（1194年），他與宗室趙汝愚等人擁立宋寧宗趙擴即皇帝位。

韓侂胄自以為在這次行動中立了大功，加之還有個外戚的身份。哪知趙汝愚根本看不起他，說：“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

趙汝愚這話說得冠冕堂皇的，我是宗室，你是外戚，做這個事兒，本來就是我們分內事，還談什麽功勞？

韓侂胄當時聽了這話，心裏當然不會舒服。

寧宗即位後，韓侂胄任樞密院都承旨，傳達詔令，得到寧宗和韓皇後的信任，又得到朝中抗金主戰的官員的支持，其中的有力人物是參知政事京鏜。京鏜在宋高宗死時出使金朝，曾叱退金朝全副武裝的衛兵，要求金朝撤除音樂（表示哀悼）。宋孝宗稱讚說：“士大夫（指儒生）平時都以節義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像京鏜這樣的麽！”京鏜執政，支持韓侂胄，和趙朱集團形成對立。

收拾政敵的機會終於來了，讓韓侂胄有機可乘的，是朱熹。

朱熹是宰相趙汝愚集團的人，被推舉為寧宗的侍講。朱熹初次見寧宗，就進講正心誠意、人欲天理的道學。任侍講後，進講《大學》。舊製：單日早晚進講，雙日休息。朱熹卻不分單雙日和假日，每天早晚進講。借著給皇帝講書的機會，多次進劄，對朝廷政務多加論議。朱熹又和吏部侍郎彭龜年彈劾韓侂胄，並在進講時說寧宗被左右的人（指韓侂胄）竊取權柄。

韓侂胄正和皇帝打得火熱，朱熹還沒有把《大學》講完，就被寧宗下詔免去了侍講，對朝臣說：“朱熹所言，多不可用。”趙汝愚拜諫，陳傅良、劉光祖、鄧驛等紛紛請求留朱熹在朝，都被寧宗拒絕。彭龜年上書攻擊韓侂胄，說：“陛下近日逐得朱某太暴，所以也要陛下逐去此小人。”彭龜年被貶官出朝。

由此，趙汝愚與韓侂胄之間矛盾公開化。慶元元年（1195年）二月，右正言李沐上言：趙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趙汝愚罷相出朝，又被劾曾圖謀篡權。翌年，趙汝愚在永州病死。京鏜任右相。韓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權位重於宰相。韓、京等取得政權，演出了禁道學和北上抗金的場麵。

韓侂胄掌權，開始對趙汝愚的理學派進行清算，指示手下搜羅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派罪狀。右正言劉德秀上書，說道學是“依正以行邪，假義以幹利”，“如飲狂藥，如中毒餌”，“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又說：“孝宗銳意恢複，首務核實，凡虛偽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嚐不深知其奸。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請寧宗效法孝宗抗金，識辨道學。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說“比年以來，偽學猖撅，圖為不軌，搖動上皇（光宗），詆毀聖德”。大理寺司直邵褒然上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寧宗下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十二月監察禦史沈繼祖彈劾朱熹言行不一，說：“朱熹引誘兩個尼姑做妾，出去做官都要帶著。朱熹在長沙，藏匿朝廷赦書不執行，很多人被判徒刑。知漳州，請行經界，引起騷亂。任浙東提舉，向朝廷要大量賑濟錢米，都分給門徒而不給百姓。霸占人家的產業蓋房子，還把人家治罪。發掘崇安弓手的墳墓來葬自己的母親。開門授徒，專收富家子弟，多要束脩（學費）。加上收受各處的賄賂，一年就得錢好幾萬。什麽廉潔、寬恕、修身、齊家、治民等，都是朱熹平日講《中庸》《大學》的話，用來欺騙世人。他說的是那樣，行為又是這樣，豈不是大奸大憝！”沈繼祖的彈劾已超出道學範圍，多有攻訐。寧宗下旨，朱熹落職，朱熹門徒蔡元定送道州編管。

朱熹被迫上表認罪，說是“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籠統承認“私取人之財”、“納其尼女”等，說要“深省昨非，細尋今是”，表示要改過。朱熹門徒，紛紛離去。

這年，葉翥知貢舉，和劉德秀等上疏，請將道學家的“語錄”之類，全部銷毀。葉翥主考進士，凡是考卷講到程朱義理者，一律不取。儒學六經和《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都成為“世之大禁”。據說，以致“士之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

直到嘉泰二年（1202年），長達八年的酷烈黨禁才基本解凍，卻已對南宋後期曆史產生了極其嚴重的負麵影響。

此前的宋代黨爭，大都限製在政見之爭的範圍內。慶元黨禁的發動者使黨爭以道學之爭的表象出現，對政敵所主張的道德規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在歪曲醜化的前提下借政權的力量予以全麵聲討與徹底掃**，而所指向的正是士大夫長久以來藉以安身立命的東西。於是，幾乎所有的是非從此顛倒，隨之而來，在一般士大夫中引起了普遍的價值危機與道德失範。不僅慶曆元祐間“以天下為己任”的那種風尚**然無存，即便與紹熙以前的政風士風也不可同日而語。“紹熙之前，一時風俗之好尚，為士者喜言時政，為吏者喜立功名。”自慶元黨禁後，“世俗毀方為圓，變真為佞，而流風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問題還不止於此。在黨禁方興之時，宋寧宗盡管暗弱無能，卻代表著專製君權，正是他的最終轉向，致使位僅從五品的韓侂胄在與宰相趙汝愚的黨爭中站在了上風，占盡了先機。其後六七年間，宋寧宗聽任韓侂胄倒行逆施，為所欲為，專斷朝政，排斥政敵，走上了權臣之路。及至黨禁鬆動之日，其權臣之勢卻已如日中天，不可搖撼。“君子之脈既削，小人之勢遂成”，而韓侂胄擅權不過是南宋後期接踵而至的權相專政的開端。從這一意義上，說慶元黨禁是南宋曆史大逆轉的拐點，也毫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