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抗戰,全國各地的軍隊都積極匯集到這個抗日的戰場上來,中國共產黨更是積極宣傳抗日主張,在抗戰期間,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推動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上海的各界民眾也積極地參加到抗戰中來,他們紛紛組織抗日團體,成立戰時服務團、戰地服務隊、救護隊、抗戰時期的掩埋隊等,慰勞抗戰將士,救國募捐,在保衛大上海的鬥爭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的抗日團體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提出:“隻有文明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號召全國民眾“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

為適應形勢發展需要,1937年8月下旬,八路軍辦事處在上海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多福裏21號成立了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簡稱八辦,在上海開展上層統戰文化宣傳工作。

1937年9月23日,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國共兩黨再度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11月,中共中央批準上海成立了中共江蘇省委,負責全麵部署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各項工作。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上海各界紛紛成立起抗敵組織。1937年7月22日上海工商金融界、社會名流和國民黨市黨部、社會局要員等以“作抗敵後援,共謀完整國土、複興民族”為宗旨,成立了“上海市抗敵後援會”。

上海文化界於1937年7月28日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當時,上海的救亡團體有百餘家之多,有力地支持了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

宋慶齡在上海廣泛聯絡各階層婦女,成立“婦女抗敵後援會”,出版《中國不亡論》,激勵著“孤島”中的上海人民堅持抗戰的信心和勇氣。

(1)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桂軍與淞滬抗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頁。

(2)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桂軍與淞滬抗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頁。

(3)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桂軍與淞滬抗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頁。

(4)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湘軍與淞滬抗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頁。

(5)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桂軍與淞滬抗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頁。

(6)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川軍與淞滬抗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頁。

(7)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川軍與淞滬抗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4頁。

(8)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黔軍與淞滬抗戰》,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13年版,第13頁。

(9)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黔軍與淞滬抗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頁。

(10)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黔軍與淞滬抗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頁。

(11)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黔軍與淞滬抗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頁。

(12)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東北軍與淞滬抗戰》,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頁。

(13)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東北軍與淞滬抗戰》,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頁。

(14)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東北軍與淞滬抗戰》,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頁。

(15)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東北軍與淞滬抗戰》,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頁。

(16)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東北軍與淞滬抗戰》,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頁。

(17)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東北軍與淞滬抗戰》,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頁。

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影響和推動下,教育界、婦女界、職業界、工商界也相繼成立了救亡協會。

◎上海各階層民眾支援淞滬抗戰

淞滬抗戰的炮聲打響後,大上海的抗戰之聲漸強,文藝界籌備出版了一批救亡刊物,積極宣傳抗

日救國精神,傳播全民抗戰主張,擴大救亡運動的聲勢和影響。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報》在上海創刊。

文化界救亡協會還成立了“孩子劇團”,以滬東臨青學校為主的一部分中小學生,自發地在難民收容所進行抗日宣傳活動。中國共產黨派員前往指導工作。電影《青年進行曲》上映。

各種戰時服務團體紛紛成立,人人爭先恐後,個個奮勇當先。戰地救護隊,每天都到前線救護傷兵,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到戰鬥最激烈的地方救過不少的傷兵,有時甚至還為此而犧牲在戰場上。戰時掩埋隊的隊員,為了抗戰,為了自己的同胞骨肉,從火線上把戰死的士兵運回來,掘坑掩埋全然不顧自己的生命安全。

還有許許多多的抗日團體,慰勞抗戰的將士。上海淞滬抗戰爆發的第二天,《申報》的一則報道說:“現在國難當前,人民發起救國捐,為政府後盾,個人團體,捐助十萬、數十萬、絡繹不絕,足見愛國熱情,達於沸點。”上海各界民眾,有力出力,有錢出錢,以自發的實際行動抗日救國。

在整個淞滬會戰中,參加慰問前方將士的團體不計其數,充分體現了民眾的抗敵熱情。

踴躍捐款的行列裏有集體,也有個人,有老翁,也有孩童,出現了一幕幕全民為抗戰,一心為抗戰的動人畫麵。

10月14日,上海青年救國服務團為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號召青年學習發揚魯迅永不屈服的鬥爭精神,並發起捐募1萬件棉背心運動,以支援前線抗戰將士。10月19日,上海20個青年救亡團體聯合會舉行紀念魯迅大會,會後出動宣傳隊、演講隊、征募隊,募集到慰勞前線棉背心6000多件。國難當頭,上海民眾自發組織的募捐救國活動轟轟烈烈,從國民戰時服務團召開團員大會後,在市區多路電車和公共汽車上散發宣傳品,開展募“一分錢慰勞前方將士”運動,到抗敵救援會發起征集民眾慰勞袋;從單位到個人,在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捐助十萬、數十萬者絡繹不絕,民眾的愛國熱情,此時達到頂峰。

◎抗日別動隊和反間諜鬥爭

八一三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在上海組織起一個抗日別動隊,有1萬多人的武裝力量,主要是配合正規部隊作戰,在敵前敵後擾亂、牽製、襲擊敵軍,並進行肅清奸細、敵特的活動,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們做的其中一件事是前往浦東的川沙至金山衛及杭州灣沿海調查勘測,謹防日軍偷渡登陸危及中國守軍側翼及後方補給聯絡線。他們出發前首先去上海勞動協會與朱學範先生聯係,朱學範詳細地向他們介紹了沿海地區的實際情況,並給他們派了熟悉地形的向導帶路。他們一行不辭辛苦,不畏敵機轟炸掃射,連續奮戰了四個晝夜,完成了預定的任務。

在這次任務中,他們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獲。在太湖湖盜中有一股最剽悍的隊伍,有數百人之多,其首領丁錫山因殺人被囚於奉賢縣監獄。他們建議為爭取所有的力量投入抗戰,由杜鏞出麵,將丁保釋出獄,由其帶領這支隊伍立功贖罪,將湖盜收編後,用於抗日殺敵。於是海匪湖盜紛紛投誠,加入到轟轟烈烈的抗日洪流之中。

別動隊,是參加淞滬抗戰中一支特殊的隊伍,一支作出貢獻的隊伍,一支永遠不能忘記的隊伍。

◎難民救濟運動

戰爭給當時300多萬無辜的上海市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使大量的民眾淪為難民,僅在戰役爆發的當天至少有6萬中國人逃入了租界避難。10月,據公共租界工部局統計,界內有難民收容所110所,收容難民72070名。另有流落街頭難民約4190名。滬戰以來已遣送回籍的難民有64370名,離滬返內地人員總計371270名。 (1) 1937年8月26日《救亡日報》記載:“滬戰發生後閘北及虹口區居民,在炮火下避至租界者,總數在20萬人以上。從戰爭的恐怖中救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有70多萬。”據《立報》所載,1937年10月初,上海難民不下130萬人,進入租界最高峰時達70萬。至1940年6月,南市難民區宣告結束,難民全部解散。但是,直至1944年初還有約2000餘名老弱難民無處安身。整個難民潮前後延續長達四年之久。可見日寇的侵略戰爭給上海帶來的難民潮不僅規模巨大,而且持續時間長。

戰爭造成的難民不僅數量眾多,且還都麵臨著嚴峻的生存問題。在形勢嚴峻的難民問題麵前,當時上海社會各界各社會團體都積極地開展了難民救濟工作,為盡可能地安排因戰爭而流離失所的難民,上海各方發起了難民救濟運動。1937年上半年,“上海市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成立,最多時達100多人辦公,是當時規模最大的民間救濟團體。從8月14日到8月底,“慈聯會”共設立收容所達40多處。

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後,有70萬以上難民先後到“租界”避居,各個行業共設立了約60個難民收容所。法國天主教神甫、複旦大學教授、華洋義賑會會長饒家駒發起組織建立了“上海國際難民救濟協會”。

中共江蘇省委為此成立了“難民工作委員會”(簡稱“難委”),並在20餘個難民收容所建立了臨時黨支部。很多黨員被安排到收容所當管理員,積極組織難民政治宣傳教育與生產自救活動。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以各種形式進入收容所,在黨的努力下,難民所辦起了成人班、婦女班、兒童班,對不同年齡的難民群體進行抗戰教育。

◎上海工廠、學校的內遷

為了保存民族工業的實力,穩定中華民族抗戰決心,為抗戰的勝利打下物質基礎,國民政府組織了東部沿江沿海國營、部分民營企業和兵工廠往西南等地遷移。從1937年8月11日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成立到上海淪陷,上海共遷出的民營工廠約達150家,工人2500多人,機器物資1.46萬噸(未遷出上海的工廠有2270家)。內遷的工廠第一步先遷到武漢,第二步再遷四川,大遷移幾乎都是冒著敵機炮火危險前行的。

上海的高等院校占全國總數的三分之一,為延續中國的文化命脈,保存中國教育實力,盡可能地使學校和固有設備得到保存,國民政府頒布了《總動員時督導教育工作辦法綱要》,作出了學校內遷的決定,分令各省市教育廳局及專科以上學校選擇比較安全地區以便轉移之準備,主要遷往重慶、成都和昆明等地。部分科研機構也隨之內遷。

1937年9月,複旦大學校長吳南軒帶領百餘名學生遷往江西廬山。當時,複旦的重要檔案、文件、部分貴重儀器、圖書和設備,裝成十個大木箱,從淞滬鐵路江灣火車站出發,向江西方向進軍,在江西暫存兩月餘。12月,南京失守,江西吃緊,複旦師生繼續內遷。曆經數天,師生們由九江、武漢、宜昌一路輾轉來到重慶,到了重慶千廝門碼頭,受到重慶複旦校友等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這次大遷徙,是複旦校史上極為光彩的一筆。師生們不憚艱險遠行千裏,顯示出國人絕不屈服於日寇的民族氣節。複旦以北碚對岸夏壩數百畝土地為校址,開始了八年的教學生活。夏壩原名“下壩”,複旦新聞係教授陳望道取“華夏”之“夏”,將其更名為“夏壩”,寓意華夏,寄托了複旦師生對國家的熱愛和對民族未來的憧憬。

抗戰期間,內遷西南的高校有100多所。時至今日,複旦北碚舊校址是唯一留存下來的。戰爭年代辦學,條件極為艱險,師生受凍挨餓,不時麵臨死亡威脅。教務長孫寒冰教授等師生七人,即在日機轟炸中不幸遇難。但複旦師生仍然精神飽滿,生機勃勃。在北碚舊址的上空,敵機的轟鳴交織著朗朗的讀書聲;在沿江的斜坡上,總有三兩成群的複旦學生在晨讀、辯論,青春的熱情呼和著奔騰的江水。孫寒冰先生在這裏繼續主持國內外最早的文摘形式刊物《文摘》,出版《文摘戰時旬刊》,宣傳抗日救亡,並在國統區裏第一個刊登《毛澤東自傳》,成為民主進步的一麵旗幟。由此,複旦成為大後方辦得有聲有色的學校之一,被譽為大後方的“民主堡壘”。夏壩也與重慶沙坪壩、成都華西壩,並稱當時著名的“文化三壩”。在重慶辦學的八年裏,複旦大學培養出3000多名優秀學生,許多學生積極投身革命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