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約公元前四五〇年左右起,雅典成了希臘王國的文化中心。從此以後,哲學走上了一個新的方向。

自然派的哲學家關切的主題是自然世界的本質,這使得他們在科學史上占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而雅典的哲學家的興趣主要在個人本身與每個人在社會的地位。當時,一個擁有人民議會與法庭等機構的民主製度正在雅典逐漸成形。

為了使民主能夠運作,人民必須接受足夠的教育以參與民主的進程。在現代,我們也看到新興的民主國家如何需要開啟民智,當時的雅典人認為,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精通演說術,也就是說要能夠用令人信服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看法。

這時,有一群四處遊曆的教師與哲學家從希臘各殖民地來到了雅典。他們自稱為哲士或智者(Sophists)。Sophist這個字原來指的是一個有智慧而且博學的人(按:一般貶稱為詭辯學家)。這些詭辯學家在雅典以教導市民為生。

詭辯學家與自然派哲學家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他們都批評傳統的神話。但詭辯學家不屑於從事在他們眼中了無益處的哲學性思考。他們的看法是:雖然哲學問題或許有答案,但人類永遠不可能揭開大自然及宇宙之謎。在哲學上,類似這樣的看法被稱為“懷疑論”。

詭辯學家認為,我們雖然無法知道所有自然之謎的答案,卻可以肯定人類必須學習如何共同生活。因此,他們寧願關心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的問題。

詭辯學家普羅塔哥拉斯(約公元前四八五年~公元前四一〇年)曾說過:“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他的意思是:一件事情是對是錯、是好是壞,完全要看它與人類的需求有何關係而定。當有人問他是否相信希臘的諸神時,他答道:“這個問題太複雜,而生命又太短促了。”一個無法確定世上是否有神的人,我們稱他為“不可知論者”。

這批詭辯學家多半都是一些遊遍各地、見過不同政治製度的人。在他們到過的各個城邦中,無論傳統規範或地方法律可能都各不相同。這使得那些詭辯學家不禁質疑哪些事物是與生俱來,而哪些事物又是社會環境造成的。就這樣,他們播下了雅典城邦內社會批評的種子。

例如,他們指出,像“天生害羞”這樣的說法並不一定成立,因為假使害羞是一種“天生”的性格,那一定是人一出生就有的,是一種出於內在的品格。但是,蘇菲,害羞的個性果真是天生的嗎?還是由社會環境造成的?對於某個已經遊遍世界的人來說,答案應該很簡單:害怕展露自己**的身體並非“自然”的,也不是天生的。害羞——或不害羞——最主要還是受到社會規範的製約所致。

你應該想象得到,這批遊曆四方的詭辯學家宣稱,世間沒有絕對的是非標準,這種說法在雅典會造成多麽激烈的爭議。

相反的,蘇格拉底則試圖證明此類的規範事實上不容置疑,而且是放諸四海皆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