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經[2]之以五事[3]，校[4]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5]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天[6]者，陰陽、寒暑、時製也。地[7]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8]者，智、信、仁、勇、嚴也。法[9]者，曲製、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所以，要從敵我五個方麵進行分析，來探求戰爭勝負的情勢：一是政治，二是天時，三是地利，四是將道，五是法製。所謂政治，就是要使民眾與君主的意願相一致，從而叫他們為君主死，為君主生，都不畏懼危險。所謂天時，就是指晝夜、晴雨、寒冷、炎熱、四時的更替。所謂地利，就是指地勢的險易、路途的遠近、作戰地域的廣狹、對攻守的利弊。所謂將道，就是說將帥要足智多謀、賞罰有信、愛撫士卒、勇敢堅毅、嚴於律己。所謂法製，就是指軍隊的編製、將校軍官的管理、軍需物資的掌管。凡屬這五個方麵的情況，將帥都不能不了解。了解它們就能夠打勝仗，不了解它們就不能打勝仗。
[2]經：本義為度量、衡量，在這裏指分析預測。
[3]五事：指下麵所說的“道”“天”“地”“將”“法”五個方麵。《孫子兵法》以“五事”為線索，對敵我雙方進行具體比較，來預見戰爭勝負的可能性，確定正確的戰略方針和具體實施計劃，這種戰爭決策的思路和方法，奠定了中國古代戰略指導和戰略研究的基礎。下文中的“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則被稱為“七計”，是從另一角度對決定戰爭勝負基本因素的表述，所涉及的範圍與五事差不多。隨著戰爭的不斷發展，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因素在發生變化，決策方法不斷豐富發展，但就方法論而言，仍離不開抓住戰爭基本要素進行比較分析這一思路。
[4]校：校量，比較。
[5]道：本義為道路，引申為道理、規律等。在這裏，它是指統治者的為政情況。《孫子兵法》認為“道”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首要條件。隻有統治者實行開明政治，體現仁愛信義，“令民與上同意”，使國君與民眾意誌統一，各級將吏與士卒和睦團結，“上下同欲”，打起仗來才會奮勇向前而不退縮。
[6]天：在這裏主要是指時令、天氣，即本書中所說的“陰陽、寒暑、時製也”。時製指的是一年四季時令的更替。
[7]地：通常指地形、地貌等與軍事行動相關的自然環境條件，也指軍隊在戰場上所麵臨的形勢，即“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地形、地貌如山頭、高地、天塹、天井等，直接關係到軍事行動的難易利弊，所以根據不同的地形條件應采取不同的作戰方法。軍隊在戰場上所麵臨的形勢，如死地、生地等，則表明軍隊安全與否。《孫子兵法·九地篇》在麵對毫無退路的死地時，提出“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的原則，並進一步引申出“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的心戰原則。
[8]將：將領的素質，也就是下文所說“智、信、仁、勇、嚴”的將之五德。中國古代兵家對將帥的素質要求大體上與孫武的認識差不多，唯在不同曆史時期要求的重點不同。在原始社會末期的軍事民主製時期，軍事領袖要具備尚武精神、強壯的體力和勇悍的鬥誌，才能為部落成員所信服，所以勇敢是對軍事領導者的第一要求。但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及戰爭形態日益複雜化，對將帥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總的說來是要求他們文韜武略兼備，尤其要長於謀略，善於用兵，而不是靠著匹夫之勇，自己赤膊上陣交鋒去奪取勝利。此時，勇敢對於將領來說就不是最主要的要求了。《吳子·論將》說：“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因此，春秋戰國時代的兵學家普遍把智放在將帥素質的首位，同時還強調信，即對人真誠，不虛偽；仁，即愛護士卒、與士卒同甘共苦；勇，在這裏除了指將帥本人身先士卒、衝鋒陷陣，起到榜樣的作用外，更多的則是強調將領勇毅果敢的決策作風，即杜牧注《孫子》時所言“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即嚴格治軍，執法一絲不苟。
[9]法：即軍法。當時的軍法與我們今天理解的軍事法律、法規的意思有很大不同，除軍隊的紀錄、賞罰規定之外，主要還指的是軍隊的組織編製（曲製）；各級軍官將領的職責劃分、統馭管理製度（官道）；軍需物資、軍用資金的供應管理製度（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