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無邊際的黑海，輕漾著一輪大月亮。我的哥哥站在海麵上，背著雙手，態度溫文而瀟灑。周圍靜悄悄地，一些聲音也沒有。溶溶的月色彌漫著整個的人心，整個的世界。
——蘇青
張愛玲說：“生活的戲劇化是不健康的。像我們這樣生長在都市文化中的人，總是先看見海的圖畫，再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後知道愛。”
這是非常經典、有內涵的警句。“張說”之所以迷人，引發共鳴，令人愛不釋手，或許與她對社會、生活、人性、情感的獨特見解有關。有人說張愛玲的文字獨樹一幟，辨析度高，詞藻既冷豔，又活潑；思想很跳脫，亦深邃；題材多別致，且有代表。不管是在民國時期，還是21世紀的今天，其煽動性和傳播性都非常強，豐富體悟帶來的心靈衝擊，直搗人心窩子中去。
而同為上海“雙璧”的蘇青則不同。“蘇說”求真、務實、直接、大膽，她會告訴你一個理兒，一個觀點，一個最終，不善“布疑陣，設懸疑”的她對文字的布局、結構、節奏、開合等的把控和推動，與張愛玲的精巧與細密大相徑庭，但都同樣具有蠱惑性。前者為你解惑、釋疑，後者等你揭秘、澄清。
風格迥異的兩人，成為文字知己，的確很使人疑惑。
張愛玲生長於大都市，蘇青成長於鄉野間，環境雖大不同，但她們的心性和覺悟是近似的。她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和生活觀，有許多契合之處。特別是在情感上，二人與胡蘭成的某些“交點”，可感受到她們對愛情和擇偶的態度，取向有大同小異之處。
報社記者曾經組織過一次張愛玲和蘇青的“對談”，話題為“婦女職業婚姻家庭”，在談到“標準丈夫”時，蘇青說了五點：“本性忠厚；學識財產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等更好；體格強壯，有男性的氣魄，麵目不要可憎，也不要像小旦；有生活情趣，不要言語無味；年齡應比女方大五至十歲。”而張愛玲對此是基本讚同的，不過她還強調了一點：“男子的年齡應當大十歲或十歲以上，我總覺得女人應當天真一點，男人應當有經驗一點。”這種大膽、前衛的非常言論，出自四十年代上海灘兩位當紅才女之口，便可探知她們非凡的洞察力了。
如果以她們的“愛情故事”為藍本，不難發現，以上的觀點多有印證。
胡蘭成長張愛玲10多歲，“因為懂得，所以慈悲”，一紙婚約，手續近似“兒戲”，卻有人說這種荒唐不落俗套，反而很符合他們的思維和風格。胡蘭成成熟聰穎，才華出眾，有著豐沛的情感經驗和豐富的情感經曆，對於初涉情感的張愛玲來說，這位“大叔”的確魅力非凡。
李欽後和蘇青年齡相仿，說起來兩人是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走到一起的，盡管他們也有自由戀愛的成分，但到底還是屬於一樁傳統的姻緣。
說忠厚吧，李欽後肯定算不上，不然他也不會走上“貪汙”的不歸路。
論學識和財產，李欽後雖然畢業名校，家庭經濟狀況也在蘇青之上，但是，因時局的動**，掙錢困難，這些優勢也慢慢地消退。
當然，李欽後也有突出的優點，超過一米八的個頭，高大健碩的體格，很有男人味。不過，他好燈紅酒綠，喜社交應酬，在蘇青眼裏並不懂生活情趣，而且，生活社交中體現的粗魯和自私，很令蘇青反感。他喜歡光著膀子在露台上衝涼；愛與底層的勞工發生爭執；消費大手大腳，飯桌上少不了“好菜”；酗酒後時常三更半夜回家，鬧得街鄰不安寧。這些不良的表現，當然是與蘇青理想中的“標準丈夫”相悖的，也為他們的婚姻生活和夫妻情感不和諧埋下了伏筆。
當然，新婚燕爾時，這些生活矛盾，在當時並不突出。兩地分居的惦記和想念，倒是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彼此情感的增進，相見時別有一番甜蜜和溫存。可一旦在上海建立了小家庭，他們還會享受到因依附大家庭帶來的輕鬆嗎？
這不，說到問題，問題它就找上門呢！
蘇青和李欽後在上海有新家了，即將開始打理這個家了。
第一件事先從置辦柴鹽油米醋開始，兩人一合計，熱情張羅起來。對於這一段感受，蘇青是通過《結婚十年》來訴說的。
她說：“米是一元錢一鬥，煤球九角一擔，留下地址叫他們送就是。於是我們又花四角錢買了隻小煤球爐子，買了兩隻略有大小的鋼精鍋子，鐵鍋是N城買好帶來的，其他一時也想不起什麽，於是賢拎了煤球爐子，我捧著鋼精鍋子，在歸途中又買了十隻熟鹹蛋……”這些家什的置辦，小說中的蘇懷青和徐崇賢倒是不含糊，一樁樁一件件逐一采購到位。文中提到的N城帶來了鐵鍋來，或許能體會到他們對新生活、小日子的重視和向往。他們是早早有打算，認真在計劃，有條不紊，有板有眼地做著準備，畢竟生活不是“過家家”，事事都要有人做，樣樣都要有人管。
本來，興高采烈的兩人，將這些事辦妥後，即可一起準備一頓完美的晚餐。
但聽到“煤球久久不送來”才知道這計劃不如變化快，做晚餐還“欠東風”呢。
於是，“我說：‘叫林媽去催一聲吧。’”
賢卻答“她又不認得路。”
“那麽你自己去一趟吧。”懷青又道。
卻聽賢很男人地回答：“這是主婦分內事，我不好代庖的。”
推諉，推諉，我“讓”你，你推我，這小夫妻倆都很“禮讓”，較上勁了。
蘇懷青道：“我很生氣，偏不肯動腳步，但挨到天黑時他們也就自己送來了。”
煤球這東西，有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個頭不大，體積也不重，但是，如若一堆積累在一起搬運，那還是有分量的，而且煤球麵目“可憎”，黑黝黝髒兮兮的，叫懷青去運回，賢在家中坐等，似乎確實是件令人生氣的事情。
兩人怨懟起來，於是賭氣，找氣。
以前蘇懷青獨自在N城的時候，她的胡思亂想，鬱結苦悶，撕碎的是自己的心，與他人無關，算是一個人的“戰爭”。而現在，兩個人世界裏的抵對、爭執，引發的卻是硬碰硬的“抗戰”，這些怨恨、發泄，於是有了新載體。矛盾主題轉移後，糾結新形式開始了，隻是這不起眼的變化，他們未察覺嗎？
本來陽光燦爛、美好朝氣的新生活，應該是略帶著小新鮮，小刺激，小心動的。但任性自我，互不相讓的兩人，他們之間似乎少了些什麽。
是相守的暖熱，是扶持的相知，是信任的互助，還是夫妻應有的包容、懂得和愛護呢？問題的協調，情感的溝通，蘇懷青和徐崇賢麵臨著彼此的融入和接受，他們會重視這些小裂痕，會用心去修補嗎？
受過高等教育的徐崇賢，“大腦子”似乎裝著“小意識”，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儼然大男子作風做派，什麽該女人做的事情，男人“不好代庖”了，純屬扯淡、推卸。而蘇懷青也附著小姐氣，不善於退讓和妥協。
民國時期，意識形態的轉變，觀念理念的更新，潮流思想的衝撞，讓這種新舊矛盾愈發凸顯、尖銳。特別是受過新式教育的人，生活在舊式家庭中，所產生的問題和矛盾，是極不容易調和和解決的。這些問題和矛盾的根本，也許源於他們心靈深處的一個覺醒的“我”與一個沉睡的“我”的相互抵製和彼此交融。這是一種時代病。
李欽後和蘇懷青，極富有代表性。蘇懷青滿腦子新思想打轉，手腳卻被捆綁束縛著；安於做少奶奶，卻不安心這樣過一輩子；想守著丈夫，又不時蹦出做職業女性的想法。這種掙紮的想法裏，很不容易尋找到出口和定位好人生。
越來越多的瑣碎需要蘇懷青和徐崇賢共同打理、料理。有了新家，徐崇賢決定宴請朋友，但是，卻被不懂烹飪的蘇懷青給搞“砸”了。
賢說：“麥片做得不好吃，客人都皺眉。”這本來是一句順嘴的話，不帶有批評和埋怨的，但是蘇懷青聽來，卻不是這味了。自尊心特強的她，立馬“羞惱交進，索性掉下淚來同他吵”，並宣稱“明天你打發我同林媽一齊回N城去吧”。一副不依不饒的哭鬧樣子，讓徐崇賢下不來台。
“麵子”失了，妻子哭了，徐崇賢該如何做？他並沒有為此遷怒於懷青，而是安慰正在發脾氣的妻子。看來，徐崇賢還是善於謙讓的，他知道蘇懷青的脾氣，摸透了小妻子的“弱點”，盡量包容，忍讓。
一頓飯弄砸，其實不算什麽，美滿幸福的日子，還需共同去打造。
鄉下來的林媽，因為小腳的緣故，從樓下拎水到樓上擦地板，很是費勁，於是徐崇賢和蘇懷青商量後，決定三個人一起來做這個事情。這種互幫互助的氛圍，讓這個家庭有了生氣。
蘇懷青也試著去改變。她向林媽學習如何經營家庭，諸如買菜砍價啊，開支計劃啊，家務管理啊，她都願意去嚐試，隻為討得徐崇賢歡欣，做一個他向往的滿意的太太。
但生活這麵鏡子，它是鐵做的櫞，玻璃鑲的心，既有堅硬的殼，也有易碎的顏。現實中，與人切切相關的吃穿住行，哪一樁哪一件不需要經濟支持，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中國人的俗語說得如此直白，生活需要錢，無錢寸步難行。
而徐崇賢晚上讀書做學問，白天兼職中學老師，這項經濟收入畢竟是有限的。錢的困擾，就成了他們矛盾和分歧的重點。
時常囊中羞澀的徐崇賢，每當遇到蘇懷青伸手向自己要家庭開銷時，便心生莫名其妙的煩躁與不安，他兼職的工作，能有多少收入啊？
但他極好麵子，寧願清苦，也不向家中尋求經濟支持。這樣一來矛盾便慢慢地累積起來，兩人各自埋汰，相互怨氣。妻子不體諒丈夫在外學習和工作的辛苦，丈夫不理解妻子經營日子的艱辛，除了矛盾加劇，還能有什麽作用。
這個蹣跚中的小家庭，這種艱難的小日子，愈發岌岌可危了。氣到深處，徐崇賢說：“你嫌我窮就給我滾蛋！我是人，你也是人，你問我要錢？”
多麽淩厲絕情的話啊，蘇懷青如何受得住。
她也收淚冷笑答道：“我就出去也不怕餓死，真是沒的倒黴死了，嫁著你這種隻會做寄生蟲的男人！”
“你要出去馬上就給我滾出去！”徐崇賢揪著蘇懷青欲將她拖出去。
這樣難堪的撕扯，最終也慢慢地平息了，但是，它在蘇懷青心裏種下的陰影卻難以磨滅，像一枚鋒芒刺向了靈魂中。
於是，蘇懷青想到了要自強。她需要一份工作，需要強大起來，需要一個安穩的生活環境，讓精神有棲息之處，讓心靈不再流浪。
《結婚十年》中這些精彩描述，雖說是寫蘇懷青，卻是蘇青如何一步步走出家門，走向職場最真實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