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浩成
不管人們說起什麽新鮮事，特別是談到外國有什麽新的發明創造之類，總會有人跑出來，說這些並不算新鮮，在我國古代早已有過了。對這些人無以名之，大概可以稱之為“古已有之”派吧。這派人的曆史癬，較之從前的胡適之先生來，可能猶有過之的吧。他們可以稱得起是博古通今，學貫中西，尤以擅長攀比、對號和附會。你一說火箭，他馬上就說什麽火藥是中國的四大發明之一。火箭發射原理殆與我國小兒在逢年過節時燃放的爆竹、二踢腳無異雲；你一說機器人，他立即又講到什麽諸葛亮發明過木牛流馬，應被推尊為世界機器人研究之始祖……旁征博引，滔滔不絕。對於這些人念念不忘吾人祖先往昔的光榮業績，不遺餘力地加以宣揚，別人似乎還不便加以非議。因為他們的出發點，他們這樣熱心講說的動機，也還不能說有什麽不好。不管他們說得怎樣荒唐可笑，總還可以歸入愛國主義的一類，至少比“連月亮也是外國的圓”那一派強得多的吧。
老實說，不怕這些同誌生氣，我以為他們的這些宣傳與真正的愛國主義實際上毫不相幹，隻不過是或多或少的民族誇大狂的一種表現而已。民族誇大狂同自輕自賤的民族自悲感一樣，不過它是處在另一個極端，它也就是魯迅先生當年揭示過的“阿Q”精神的流風餘韻。阿Q不是有所謂“精神勝利法”的嗎?麵對任何一件新事物，阿Q總是以一種不屑一顧的鄙夷的口氣說：這算得什麽，我們祖先可闊氣多啦，什麽沒有見過，玩過！
不久前有的同誌寫過文章，把上麵說的什麽都是“古已有之”的現象概括為一個借用的詞兒——“拉祖配”。該文的主題正是對這種虛驕的，充滿阿Q精神的民族誇大狂進行揭露和批評，劃清民族誇大狂同真正愛國主義之間的界限。根據我讀了這篇文章以後的印象，該文似乎並不否認有些事情確實是“古已有之”的，因此，有的同誌最近寫文章舉了不少實例證明“古已有之”的事確實不少。這一說法未嚐不對，我以為未免是無的放矢，文不對題了。因為問題的焦點倒不在於事實的有無，而是我們究竟應以什麽態度對待這一類現象。
我以為還應該提出的是，表麵看來“古已有之”論者，也就是總喜歡搞“拉祖配”的人似乎給人以特別尊重曆史事實的印象。其實，這不過是一種假相。我這樣說的根據是，他們熱心論證的“古已有之”的事物幾乎毫無例外的都是好事，壞事則絕無僅有，這不是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嗎?我倒覺得，如果把今天的一些消極事物也來一個刨根究底、探本求源，證明這些早就“古已有之”，使人們更深刻了解到封建遺毒對我們危害的既深且久，更加堅定我們肅清它的決心，那未嚐不是一件極大的好事。
引起我產生上麵想法的契機是很偶然的。最近我到洛陽參加一個全國性的業務會議。洛陽是我國古都之一，名勝古跡很多，過去曾多次乘火車路過，可惜從來還沒有下車住過一兩天，這次如願以償，十分欣幸。到達的當天就買了一本《古都洛陽紀勝》。坐在旅館裏隨便翻看，看到第27頁，我象發現新大陸一樣地興奮起來了：
“大業六年（公元610年）春，隋煬帝請諸藩酋長來到洛陽，於正月十五日在端門街演出各種戲劇雜技，整月不息，所費金銀數以萬計。諸藩要求進入豐都市做生意，隋煬帝先命整飾店肆。簷宇整齊劃一，掛上帷帳，珍貸山積，人物穿戴華麗。胡客經過酒食店，統統請坐吃喝，酒足肉飽而散，不取分文。店家並解釋說：‘中國富饒，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無不驚歎。有個別狡黠的胡客不以為然，他們見用絲綢纏樹，便說：‘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無言回答。”
看，我們今天有些人對待外國人的態度同隋煬帝楊廣的做法不是還有些類似之處嗎?幾年前我寫過一篇《卡瑪罷宴》，說的是我們有些部門對外賓過分豐盛優厚的款待，反而引起真心對我友好的外國朋友的非議。我們某些人“打腫臉充胖子”，死要麵子的做法（例如臨時布置一間房子接待外國人，但卻讓對方戳穿了西洋鏡），難道不是上文講過的虛驕的民族誇大狂的一種表現形式嗎?這與真正的愛國主義是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這一類蠢事盡管也是“古已有之”的，我看還是少幹一些的為好。
如果要搞“拉祖配”，我以為還是多找一些這類事比較一番更為有益。陶醉於往昔的榮耀中不如清醒地看到，我們身上還有哪些祖傳下來的痼疾，以便引起療救的注意，這樣才更為切實而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