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論中國文化的時候，蘇軾總是一位繞不開的巨人。詩、詞、文、書、畫，乃至宗教、服飾、飲食，哪個領域都能見到他的身影。他的精神已經融入了中國人的精神，而不同時代的中國人，也對他有著不同的理解。
蘇軾是一位絕頂的天才。宋神宗曾經問大臣：“蘇軾比前朝的李白怎麽樣？”大臣回答說：“蘇軾有李白的才華，李白沒有蘇軾的學問。”蘇軾有著跟李白一樣的奇思妙想，上天的嬌縱也給了他像李白一樣的豪爽放達，同時，他又擁有李白所沒有的厚重的學者氣質，實際上兼具了唐人和宋人的長處。
這樣一個曠古無雙的蘇軾，究竟是怎樣的天才呢？
林語堂說，蘇軾是“快樂的天才”，好像他不管遇上多麽倒黴的事，都可以沒心沒肺地快樂起來。在我們的印象裏，蘇軾一輩子都是慘兮兮的，不是在流放地，就是在被流放的路上，但是他永遠是高高興興的，永遠在琢磨流放地有什麽好吃的。
其實，蘇軾的一輩子，有大起，有大落，更有不好不壞的尷尬處境。他說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兒”。這不光是因為蘇軾天生隨和，而首先是因為他的人生經曆就有這麽寬廣。所以，我們讀他的詩詞，也得知道，哪首是在玉皇大帝身邊寫的，哪首是對著悲田院乞兒寫的。有些時候，你覺得他的官當得也不大，但他是真的快樂，不需要這方麵的天賦就可以快樂。有些時候，他寫自己快樂，其實他一點也不快樂，隻是在設法讓自己快樂起來。這是中國讀書人自帶的本事。這不是中國讀書人沒正形，而是他們擔負的東西太多太沉重，必須有一個平衡機製，讓他們不至於被壓死。所以，讀書人的擔當和放達不是不相容的兩個東西，而是必須統一在一個人身上的。
在我看來，蘇軾其實是一位驕傲的天才，與生俱來的才華給了他骨子裏的驕傲。因為足夠驕傲，所以他才可以隨遇而安，才可以做“悲田院乞兒”的朋友。有時候，蘇軾也會放縱自己的驕傲。而他人生的磨難，不在於做的官小、去的地方偏，他的驕傲讓他並不真的在意這些。他的痛苦，在於他的驕傲被摧毀了。所以，蘇軾其實是一位人生極豐富的詩人。
士林的寵兒
蘇軾出生於四川眉山一個普通的讀書人家庭。普通到什麽程度呢？他的二伯才是他們家第一個進士，他的祖父還是那種坐在村口跟鄉親們聊天，聽說兒子中了進士高興得不知道怎麽辦才好的鄉下老爺子。據說，蘇家的祖先是初唐的文章大手蘇味道，不過，那是幾百年前的事了，自從宋朝以來，沒聽說他們家再出過當官的。這倒也不是因為蘇家沒文化，而是跟宋初蜀地的文化氛圍有關。
唐朝滅亡那年，蜀地就建立了割據政權“前蜀”，後來變成“後蜀”。每逢亂世，四川盆地總是要割據，因為這裏是物產豐富的“天府之國”，“蜀道”又易守難攻，兵荒馬亂的時代把門一關，隻要統治者不是太差勁，總能過得相對舒服。
在唐末五代的亂世裏，前蜀皇帝王建居然還帶著一幫文人幕僚，編纂了詩集《才調集》和詞集《花間集》，總結了唐代的詩詞文化。特別是《花間集》，成為後來宋詞的起點，王建這個功勞，簡直不遜於建安時的曹操帶著幕僚為五言詩奠基。蘇軾後來那麽看得起詞，把自己的一生懷抱都寫進詞裏，隻怕也是跟蜀地的詞學氛圍分不開的。
一個過得還算舒服的割據政權的故地，在新的大一統時代到來時，對統治者難免會格外生分。所以，宋朝剛建立的時候，蜀地很少有人到朝廷裏做官。當然，這時候的士人不是不讀書了，隻是沒有考科舉的熱情。過了幾代，看統治者還算上道，才漸漸願意考試做官。蘇軾的二伯破空考了個進士，不是因為他家祖墳冒青煙了，而是因為到這時候蜀地讀書人才開始有做官的風氣。傳說，蘇軾的父親蘇洵小時候不好好念書，到二十七歲才突然發奮，這恐怕也不是因為他自己開竅了，而是這時候蜀地的風氣轉變了。
蘇軾並非出身於什麽世家，但他這個人天生帶著讀書人的清貴之氣，從來沒有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的毛病。這是因為他雖然身處偏遠，從小閱讀的仍然是儒家的經典和中華文明的精華，仍然以君子的標準要求自己。同時也因為宋代尊崇士人，讀書人都有一種崇高感和使命感。蘇軾這代人自幼成長於這樣的風氣下，他們的家庭出身早已不重要了。
蘇軾二十二歲那年，跟弟弟蘇轍同榜考中了進士，這個年紀在進士裏是非常小的了。那一榜的主考官是歐陽修，歐陽修慧眼識才，在那一榜為宋朝錄取了一批政治上、文學上的傑出人才。歐陽修最欣賞的門生還是蘇軾，對這位後輩的褒獎也是不遺餘力的，他曾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及第前後，蘇軾已經在當時的士林中有了極好的口碑，前輩大佬們都認為他是“國士”，是這一代人中最有出息的，對他寄予了極高的期望。
在蘇軾之前，科場上流行“太學體”，就是京城太學裏教出來的一種寫作套路。說起來他們也是複古，也是寫古文，好像是在反對駢體文的套路。但是他們從來沒本事把自己的主觀情誌清楚明白地講出來，主要是他們其實也沒有什麽主觀情誌要講。所以，他們隻好仍然在形式上下功夫，盡量把文章寫得難讀，好顯示自己很厲害。這其實已經失去了寫古文的意義，形成了新的套路。歐陽修早就煩透了這一套，所以在科考中一點也沒給“太學體”好臉色。
這時候，歐陽修看見了蘇軾這位來自蜀中的少年。同樣是寫古文，他就可以把話說得特別明白。能把話說明白，其實是因為他自己想得明白，透過他幹淨的文字，可以看到他深刻而獨立的思想。這樣的天賦，是那幫東施效顰的太學生比不了的，難怪歐陽修會拿蘇軾當寶貝。這種以意為主、深入淺出、洞悉世情人心的可貴風格，其實在蘇軾一生的創作中一直被保持下來，並隨著他的年齡增長日臻化境。
蘇軾在及第前後還不大寫詞，此時他寫的詩在今天看來，也還比較稚嫩，還是帶著點太學體的勁頭，有點逞才，總想讓人看見：我這麽年輕就能寫這麽長的詩，看見什麽就能寫什麽。這些少作中並沒有產生經典。他當時寫下的《昭君村》，感歎王昭君美色傾國而命運無常，冥冥中似乎成了他自己一生的讖語。
四年後，蘇軾應當時最具權威性的“賢良科”考試，獲得了第三等的名次。不要小看這個第三等，在宋代的人才選拔考試中，第一等和第二等一直是虛設的，就連這個第三等，在蘇軾之前，也隻有一人得過。歐陽修等執掌科考的前輩給了蘇軾極高的讚譽，說他是宋朝至今從未出現過的偉大人才。據說宋仁宗回去高興地對皇後說：“我今天給子孫找了兩個宰相。”他說的就是蘇軾和蘇轍。從這件事也就可以想象，當時的蘇軾在士林受到了怎樣的寵愛。
盡管是這樣難得的人才，朝中大佬還是沒有給蘇軾特別的照顧，仍然讓他按照正常的規則，從最低階的官做起。他們認為，越是這樣的年輕人，越不能慣著，要讓他得到最充分的鍛煉，將來才能成為棟梁之材。就這樣，蘇軾獲得了“大理評事”的職級，做了最低階的清流官，並出任鳳翔府簽判，作為地方官的副手，去實習政務。這一次雖然也是離開京城，但這是按照慣例的曆練，不是一種懲罰，而是進入官僚體製後的必經之路。
這段日子，在蘇軾的一生中，算是比較得意的。但是在當時，這位少年似乎還是不夠滿足。煩瑣的實務、無趣的長官，讓這位少年詩人感到無聊，他偶爾會寫詩發發牢騷。那個時候，他大概已經隱約感覺到了一些人對他的不友好，但他還是相信，自己會成為這個國家最了不起的人，眼前的委屈不會是生活的常態。
鳳翔任滿後，蘇軾回到京城，官階略有提升，曾做過負責給皇帝提意見的諫官，還有負責修史的史官，都是典型的清流官，地位尊崇，在儒家傳統中都是令人羨慕的。蘇軾就這樣沿著通往宰相之路平緩地行進著。
落寞的逍遙
但是，也不是每個大佬都那麽喜歡蘇軾的，比如王安石。
今天我們知道，蘇軾和歐陽修、王安石同列“唐宋八大家”，是比肩的巨人，實際上蘇軾是他們的後輩。蘇軾考科舉、做小官的時候，王安石正是炙手可熱的政治人物，蘇軾在王安石麵前是沒有平等對話的機會的。
蘇軾考科舉的時候，王安石就不喜歡他。為什麽不喜歡呢？不是因為蘇軾這個小孩子哪裏得罪了王安石，也不是因為王安石是壞人。隻不過王安石是出了名的“拗相公”，什麽事都喜歡獨出己見，老有跟周圍人不一樣的看法。王安石大概覺得，你們都說這個年輕人好，我可不看好他，我比你們都英明，我能看出他的毛病來。
那麽，當時的蘇軾有沒有毛病呢？
王安石說，這個年輕人的文章都跟《戰國策》似的，要是我主考，我就不錄取他。蘇軾一輩子寫文章汪洋恣肆，文氣很盛，確實像《戰國策》，這一點，王安石看得也很準。可是，《戰國策》有什麽不好呢？這為什麽會被當作蘇軾的毛病呢？
《戰國策》裏的辯士對策，都是很浮誇的，經常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氣勢壓人，有詭辯的因素。王安石是在說，這個年輕人太浮誇了。你們覺得他好，是被他的文氣鎮住了，其實他這文章裏頭有故弄玄虛的成分，好多內容都是詭辯。平心而論，這些毛病，蘇軾是有的，特別是在早期表現得更明顯。王安石看蘇軾的缺點，也是一針見血的。當然，是否應該因為這個缺點把一個年輕人置於死地，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蘇軾回京任職期間，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開始了變法。當時，跟蘇軾年紀相仿的青年官員紛紛積極參與到變法中來，隻有蘇軾顯得異常安靜，仍然埋頭做他的言官，沒有跟王安石合作。抱負不凡的他，一定覺得這不是自己該有所作為的時候。
蘇軾三十四歲的時候，王安石的變法波及了科舉領域。王安石要徹底廢除詩賦考試，隻考策論，這意味著，人才選拔將不再考慮君子的風度修養，隻考慮處理實際事務的施政綱領。王安石的這項改革確實是太激進了，並不符合人才選拔的實際。一個年輕人僅僅在頭腦中有一套施政綱領，而沒有君子風度的保證，其實很難算是高級的人才，他不僅有可能做壞事，更有可能做蠢事。作為言官的蘇軾，上書反對王安石的提議。宋神宗采納了蘇軾的意見，駁回了王安石的主張。這一年，蘇軾作為考官，給國子監的學生出的考試題目裏，也有諷刺王安石的意思。這是蘇軾作為一個年輕的清流官表達不滿的方式。
兩年後，蘇軾離開京城，到杭州去做通判。按照製度，京官外放是正常的工作調動，他們的原有官階會保留，一般還會升一點；到了地方上，他們都擁有很大的行政權力，在老百姓眼裏，仍然是了不得的官老爺，同時又沒有了在京城的某些壓力。所以，京官外放本身也不是一種懲罰。
蘇軾做的通判就是杭州太守的副手，等於是見習杭州太守，杭州本身也是好地方，他到了杭州，過得是很逍遙的。杭州有好多好吃的，他在杭州也有很多朋友，天天都在吃吃喝喝，吃得都煩了，以至於他說，杭州是“酒食地獄”。當然，沒朋友的人到了杭州，也是不會有這個待遇的。
但是，對蘇軾這樣被期許為未來宰相的人來說，離開京城，不能留在皇上身邊，就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負了。所以，這樣的京官外放，往往有著微妙的政治背景。外放的一方一段時間內暫時不能有什麽作為了，因此對於重要的青年官員來說，外放是一種貶抑、一種挫折。隻不過，這還算是一種溫情脈脈的貶抑，沒有撕破臉，因為他原有的官階仍然保留著，哪天皇帝又喜歡他了，可以在原有基礎上繼續給他升官，裝作無事發生，就當是放他過了一段清閑日子。
蘇軾大概也是覺得，王安石當政的時候，自己在朝中不可能有說話的份兒了，所以還不如出去逛幾年，逍遙一陣子。這次離京，蘇軾有點落寞，但跟後來被貶謫時的心境有著本質的不同。落寞之餘，他還是有理由快樂的。
在杭州，他寫了好多詩，寫他的逍遙，這逍遙是真的，隻是逍遙裏麵透出了一點落寞的背景色。他的詞在這時候也很有長進。他在杭州跟老前輩張先有很多交往。張先是比較早地把柳永的詞風引入士大夫的創作中來的，是從柳永到蘇軾的一個過渡。蘇軾打破過去花間詞係統的格局，開創他自己的那種疏朗的詞風，正是從在杭州的時候開始的，這不能不說是受到了張先的影響。
當然，光靠前輩教，是教不出一個偉大詞人來的。填詞的長進是需要契機的，寫出人生第一首好詞需要一種情緒，這種情緒一定不能是誌得意滿的，失望、落寞、一點點的放逐感，可以幫助詞人寫出屬於自己的詞。蘇軾在杭州的心情，大概就是這樣的。詞人有時候會寫自己是快樂的，但是寫詞這個行為本身，就說明了其落寞。
落寞歸落寞，蘇軾在杭州並沒有閑著，他為杭州人民做了很多實事，比如“蘇堤”就是這時候修的。這些政績充分顯示了蘇軾的才幹，也說明文學才華和政治才能是不矛盾的。
三年任滿後，蘇軾從杭州去了密州，正式做了太守。離開了張先，他還是在繼續寫詞。他的落寞依舊，而下筆越來越自由，他的豪放詞風在密州正式形成了。從密州出來，他又去過徐州、湖州當太守，一路寫詩填詞，一路逍遙，也一路做實事。在這個過程中，他的文筆越來越老到，他的名氣也越來越大。“蘇門四學士”先後來到他門下，與他共同切磋詩文。外放的日子裏，他不能在朝廷中實施自己的主張，但是這不妨礙他積累聲望，對於未來的士林領袖而言，聲望才是最寶貴的。不知不覺，蘇軾已經是四十四歲的人了。
在去湖州的路上，蘇軾到揚州瞻仰了歐陽修寫過詩的平山堂，緬懷他的恩師。老師曾經對他寄予厚望，但到現在為止，好像一切進行得並不順利。在平山堂下，蘇軾不知想了些什麽，是懷念當初恩師對一位少年的庇護，還是向恩師訴說心中的不平？最後，他還是將一切付與淡然一笑。
然而，他不知道，現在的日子還算是好日子，一場災難正無聲地襲來。
慘烈的劫難
這時候，王安石也下野了。“新黨”中的小人掌控了政局，利用當時的監督機構禦史台，以寫詩譏刺朝廷的罪名彈劾蘇軾，把他抓進了監獄。禦史台又叫“烏台”，所以這個案子叫“烏台詩案”。蘇軾遭到了十分嚴酷的對待，堂堂一州太守，被當成雞犬一樣從任上拉走，完全斯文掃地。進了監獄，先問他五代之內有沒有赦書，意思是有判死刑的可能。
這件事引起了全國震動。要知道，“不殺大臣”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之一，一直得到嚴格貫徹。現在，僅僅為了幾首詩，皇帝就要殺掉一位眾望所歸的“國士”嗎？這簡直是動搖國家的根本。連太皇太後都跟宋神宗說，這可是仁宗皇帝特地留給子孫的宰相啊，我有病你也不用大赦天下，趕緊把蘇軾放了是正經。最後，神宗還是沒敢殺蘇軾，隻是把他貶為黃州團練副史。
這件事對蘇軾的打擊很大。有人可能覺得，他不是沒死嗎？他受到了什麽打擊呢？他在監獄裏挨打挨罵了嗎？他們也許不會理解，蘇軾在烏台詩案以前一直是命運的寵兒，他從小最堅定的信仰就是儒士要擔當家國天下，而皇帝是會尊崇儒士的。他堅信有一天，這個國家要指望自己，他是那種敢跟王安石這樣的大佬甩臉子的人。而烏台詩案讓他意識到，原來自己也隻是一個可以隨隨便便被殺掉的人，在皇帝眼裏，自己未見得比那幾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重要。他是一個最驕傲的人，卻被打碎了驕傲，這份痛苦足以重塑一個人的性格，讓他重新思考這個世界。蘇軾不會因此認可那些卑瑣的觀念，這時他的反應就是心灰意冷，不是對世界，而是對自己失望。在後半生中，“灰心”這個詞不斷地出現在他的詩裏。
蘇軾被貶到黃州，官階仍然沒有大變，但是這回加了一條，“不得簽署公事”。也就是說，他雖然還保留著官員的待遇，但是沒有任何發言權，隻是作為待罪之身，交由地方長官看管。所以，蘇軾在黃州是不可能像在杭州那樣做事的，這就不是正常的遷轉了，而是一種懲罰。
蘇軾從監獄出來，以及貶謫黃州期間，詩寫得少多了，但是寫得好多了。寫得少了，是因為少了很多與其他官員之間的酬贈之作，暫時沒有這個必要了；寫得好了，則是因為他的心靈在經曆痛苦的掙紮。他的詞寫得比以前多了，也寫得好了。因為那時候的詞還不是用來酬贈的，還完全是自發的創作。寫得多了，就是要說的話多了；寫得好了，也是因為內心痛苦。
自古以來，貶謫就是詩人創作爆發的契機，也是他們推動文體前進的契機。在達到一定藝術水平之後，一位詩人集中地、高水平地創作，隻能說明一個問題，就是他很痛苦，無論他表麵裝得怎樣雲淡風輕。而一位士人最有可能遇到的大的痛苦，就是貶謫。黃州階段是蘇軾詞學大爆發的階段，說明這也是他人生最痛苦的時候。借助蘇軾個人的爆發，宋詞至此擺脫了“伶工”的陰影，成為真正的士大夫文學。
在黃州的時候，蘇軾經常寫自己過得很快樂，寫自己又吃到了新的好吃的，寫自己喝多了酒隨便一躺。他為什麽要這麽寫呢？其實這是他在驕傲被擊碎之後，所能留住的最後一點驕傲。既然我對皇帝並不重要，那麽我就要快樂給你們看。如果我這時候悲悲切切的，就是承認你們奪走了我最重要的東西，就代表我向你們屈服了。這樣的快樂，也不需要天才，需要的隻是驕傲。
蘇軾的黃州詞，都是精品中的精品。有人說，詞人需要苦難的成全。苦難贈給詞人的禮物不是悲情，而是**，絕望之後的**。或許隻有這樣，詞人才能踩到樂府之神的節奏。
榮耀的學士
在黃州謫居五年後，事情有了轉機。先是蘇軾被轉為汝州團練副使。這似乎是一個好兆頭，蘇軾在告別黃州時寫的詩詞，也洋溢著壓抑不住的喜氣。
赴任之前，蘇軾到金陵拜望了已經歸隱的王安石，這位擋在他人生之路上近三十年的老人。意外的是，兩人談得似乎很投機，蘇軾在此之後還和了王安石的很多詩。也許，這兩個偉大的靈魂，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麽大差異。
緊接著，宋神宗駕崩，太皇太後“以母改子”，重新起用因為反對“新黨”而被打擊的士人。蘇軾本來就是仁宗看上的“國士”，又曾經受過“新黨”的迫害，簡直是最理想的提拔對象了。所以蘇軾一下子升官很快，先是恢複了太守職位，官階直接升到了禮部郎中，馬上又被召回京，做了中書舍人，成了皇帝身邊最親近、說話最管用的幕僚。很快，他當上了翰林學士，並同時出任知製誥，官居三品，為皇帝草擬詔書，變成了最有話語權的士大夫之一。他一直以來就聲望很高，現在可以算是清流的首領了。這是蘇軾一生中最榮耀的官職，自此，人們便尊稱他“大學士”。蘇軾終於擁有了士林領袖的地位，開始有了一點走向宰相的意思了。
當然，哪有那麽容易就讓你做宰相的。這時候又有人出來說，可不能讓蘇軾做宰相啊，他就是個文人，隻是詩寫得好、崇拜者多而已，要是讓他當了宰相，隻怕又是一個王安石。這時候，人們隻能看到蘇軾青雲直上，隻看到他的文采風流，而完全忘記了他在烏台詩案之前，曾經是多麽出色的地方官，也忘了王安石曾經那麽多年不看好他。
這時候，王安石的對立者司馬光出來執政，史稱“元祐更化”。司馬光說，咱們把王安石的新法一律廢了吧？這時候，蘇軾本來可以老老實實跟在司馬光後麵，說王安石就是十惡不赦，可是他偏偏又出來說，也不能都廢了，好的還是要保留的。他甚至還在朝堂上跟司馬光吵架，實打實地生氣，回家悄悄罵司馬光是“司馬牛”。這麽一來，蘇軾又變得不那麽正確了，更坐實了他又是一個小王安石了。所以蘇軾自己也說，我是一肚皮不合時宜。
真正的君子，一定是一肚皮不合時宜的，因為黨爭的雙方不可能有誰是絕對正確的，其對立麵也不可能是絕對錯誤的。如果你真的是從事實出發，那麽必然是看著你也有錯，他也有錯。而且已經被打倒的一派是不用說的，要說就是說當政的一派有什麽錯。隻有黨同伐異的小人才會說，我們就是什麽都好，他們就是什麽都不好。儒家向來講究“中庸”之道，其實就是既看到你的不好，也看到他的不好，看你過分了就說說你，看他過分了就說說他。有人以為，“中庸”就是老好人，誰都不得罪，其實“中庸”是誰都得罪。蘇軾的一肚皮不合時宜，無非是在踐行儒家君子的中庸之道。
雖然有些不和諧的雜音，但蘇軾在這段時間總的來說還是很得誌的，官階不斷地升，時不時繼續出去做做太守，那也完全不是懲罰，甚至沒有貶抑的跡象。他在士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君子都來親近他，小人也不得不巴結他。
這個時期，蘇軾應酬很多，因而寫詩也很多，但是出彩的不多。一個人如果沒有未達成的願望，是寫不出一生最精彩的詩的，即使是天才也不行。不過，這時候，蘇軾的詩詞已經寫得很精致了，已經把詩詞的技巧用到了極致。
漂泊的晚年
蘇軾五十八歲的時候，太皇太後駕崩，宋哲宗親政，又開始起用“新黨”。蘇軾這些人又倒了黴，被貶謫到很偏遠的地方。蘇軾被貶到惠州，又是“不得簽署公事”，被作為罪人看管起來。惠州在嶺南，在當時，生活條件又比黃州差了很多。
這次貶謫，蘇軾就更有經驗了，照例找好吃的，寫他的快樂的詩。這時候的他不僅僅是一個有骨氣的文士，更是曾經的大學士，他更需要用快樂維護他的驕傲。這個時期，蘇軾也寫出了很多好詩，不過，他幾乎不再寫詞了。大概此時他的心是真的灰了，不再有貶謫黃州時那樣的**了。對於降臨到他身上的災難，他已經是看戲的心態。
朝中的“新黨”並沒有就此收手，又把蘇軾一貶再貶，最終放逐到了海南島上的儋州。有人說，他們是看蘇軾被貶到了惠州還那麽快活，所以不讓他消停。當時的海南島是一個荒島，被貶到海南島叫“過海”，“過海”的人很難活著回來，所以這是僅次於死刑的懲罰。蘇軾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在儋州連房子都沒得住，還得自己搭窩棚。就是這樣，也沒耽誤他繼續寫下輕快幽默的詩作。
蘇軾在嶺南的時候，閑得沒事，把陶淵明的詩整個和了一遍。這是在已經沒有**的日子裏打發時間，也是維護自己最後的一點驕傲，為自己浪跡天涯的生活找一個解釋。陶淵明放棄了仕途，蘇軾此時也知道自己不再能做宰相，於是他就在詩裏和幾百年前的古人對話。
蘇軾六十五歲的時候，宋哲宗去世，宋徽宗把他從海南召回。蘇軾奇跡般地從海南生還了。為此，他還寫了幾首詩，慶祝自己的勝利，那大概是發自內心的欣喜。但是很不幸，他沒能走到開封，在常州就去世了。
蘇軾最終也沒有如仁宗和歐陽修所願，做到王安石那樣的宰相，也沒有機會實現他的政治抱負。但是，在他生前身後，人們已經把他看成了士人精神的象征，他人生的方方麵麵都得到了士人的崇拜和效仿。他對宋代士人精神的影響，超過了任何一位宰相，甚至一直影響著宋代以後的中國文化。他的詩詞，也對中國的詩詞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