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學”一名,含義有多種。呂陶《府學經史閣落成記》雲:“蜀學之盈,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381]此“蜀學”蓋指蜀地之學術。黃宗羲《宋元學案》的全祖望補本,有《蘇氏蜀學略》,以三蘇為主幹,附以學友、門生多人,大致相當於現代說的“學派”。以“蜀學”為名,是因為三蘇乃蜀人的緣故。不過,其所錄如家安國兄弟,隻是蘇軾少年時的同學,交情雖厚,至於學術觀點如何,則難以考知。故《蘇氏蜀學略》雖然大致相當於一個學術流派的梗概,但與其他許多“學案”一樣,重於人物交往關係,而忽於學術觀點之甄別,與其說是學術流派,倒不如說是學人團體,而且其中許多師弟關係,隻是名義上的,未必皆有學術觀點的授受,或者即使有所授受,而主旨仍不相同。此種“蜀學”概念,所指蓋為以三蘇為中心的學人團體。從哲學史上講“蜀學”,則當與“新學”、“洛學”、“關學”等並列,指一種哲學理論體係,它的成熟的表現形式,就是蘇軾哲學。在這個意義上,所謂“蜀學”也可稱為“蘇學”,亦即蘇軾的哲學理論體係。它既與“新學”等並列,說明它是與王安石、程頤、張載等人的學說有所異趣,自具特色的一家之學。

1.疑經、辨孟、非韓思潮中的一家之學

自中唐韓愈、柳宗元領導儒學複古運動,並以“古文”寫作哲學論文(“文以載道”)以後,尤其是這個運動的宣言書——韓愈的《原道》一文發表以來,中國曆史上的儒學的形態,由漢唐經學向著宋明道學轉折,“道”成為最高的哲學概念。到了宋代,有的哲學家從宇宙的原始物質“氣”的運行中探索“道”(如張載哲學),有的從人類社會的實際運作中追求“道”(如浙東事功學派),有的以世界的終極“理”體為“道”(如程朱理學),有的則以人“心”的本真狀態為“道”(如陸氏心學),形成了道學的幾個流派。但在這幾個宗旨明確的流派形成之前或同時,還有許多儒家學者各自形成和發表了他們的道學學說(如《宋元學案》中所列的許多“學案”即是),其理論形態或者不如以上幾個流派那樣純粹、明確、成熟,不同程度上顯出“雜”的特點。然而,這種“雜”也未必是缺點,一方麵,它可作“先驅”看待,另一方麵,由於“雜”而或者更具博大、兼容,更貼近社會實際與現實人生之優點,對於有宋一朝的當代曆史所起的實際影響更為巨大、深刻(如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及李綱、樓鑰、文天祥等人的學說)。可是,我們講宋代道學的曆史,卻經常將之忽略,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

宋代哲學界的學派林立,人自為說,雖給人一種吵鬧不休的印象,但對學術爭鳴極為有益。粗看起來,似是儒學獨行,比唐代三教並重顯得單調,細察之下,其內容實在豐富得多,比先秦時代的“百家爭鳴”,所爭尤為深細。這種學術爭鳴,大抵在慶曆以前,尚嫌寥落,似乎隻有柳開、王禹偁幾人孤軍奮起,官方的館閣、學校中坐擁皋比的學者,仍沿襲漢唐經學的舊轍。至慶曆以後,則風氣大開,士人探討哲學問題的熱情空前地高漲起來,學者多摒棄傳統的經學,循韓愈所倡導的儒學複古運動的治學途徑,而更有發展,力圖自成一家之學。今概括北宋中期的學術思潮,有疑經、辨孟、非韓三端。

疑經的思潮,蓋始於中唐時期啖助《春秋》學的“舍傳求經”,即破除漢儒傳經之家法,不信三《傳》對《春秋》之解釋,而從《春秋》經文的本身去探求大義。這種治經方法,在儒學複古運動中得到肯定,從《春秋》學延伸到整個經學領域,就是不守章句注疏,而以己意說經。但據吳曾雲:“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382]可見唐末五代宋初的經生沒有能夠繼承儒學複古運動的治經方法,故當此運動在北宋重新開展起來時,就要複活這一方法。葉適說:“以經為正,而不汩於章讀箋詁,此歐陽氏讀書法也。”[383]歐陽修的這個“讀書法”具有普遍性,章句訓詁之學被認為是埋沒經文真精神的徒勞無功之學。這樣,脫去傳注的依傍後,對經文的解釋就顯得自由多了。但以什麽為是非的標準呢?據說關鍵在於領會一部經的中心思想(“務通大義”),然後就可以按理論本身的邏輯性來推論是非,謂之“義理”。可問題在於,“義理”之學與訓詁、傳注不同自不必說,有很多時候也會跟經文的字麵意思明顯不合,當此之時,即便“舍傳求經”亦仍不免曲求其解,於是,進一步的發展就是懷疑經文本身了。

皮錫瑞《經學曆史》八《經學變古時代》雲:

經學自漢至宋初未嚐大變,至慶曆始一大變也……陸遊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係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案宋儒撥棄傳注,遂不難於議經。排《係辭》謂歐陽修,毀《周禮》謂修與蘇軾、蘇轍,疑《孟子》謂李覯、司馬光,譏《書》謂蘇軾,黜《詩》序謂晁說之。此皆慶曆及慶曆稍後人,可見其時風氣實然。[384]

這種對於經典的大膽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實在是頗見其理論勇氣的,在當時形成了風氣,而蘇軾亦參與這風氣的倡導。不過事情也要反過來看,理論勇氣固然可貴,為了“義理”的邏輯一貫性而懷疑經典的文字,也無可非議,但以“疑經”為風尚、時髦,爭相毀棄原典,則不成其為學術研究了。大抵學術貴在真誠嚴肅,一種學術態度一旦成為時尚,便必有淺學、好事、喜新、搏名之徒肆意鼓弄之,遂使之墮落。司馬光曾經討伐這種時尚:

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385]

我們知道,司馬光本人也是“疑經”的,不但非議《孟子》,兼且懷疑《周官》,但他卻反對“疑經”的風尚。自己疑了,又不讓別人疑,潛台詞是:“我學問深厚,才能疑所當疑,你們讀書還不多,不可亂疑,要尊重原典。”今且不管司馬光自己疑得對不對,他要求一般學者務必先對原典抱尊重的態度,這個意見倒是正確的。所以,疑經的風尚與尊重原典的呼聲,原是並存的,看似矛盾,但這樣才能保證學術的端正。

尊重原典的態度與疑經的勇氣,在宋代真正卓越的學者身上,往往是統一的。蘇軾也是如此。他非議《周禮》,一麵是繼承歐陽修之說,一麵也是出於反對王安石的目的(因為王安石極尊重《周禮》,引以為其“理財”之法的根據),動機可能比較複雜;但晚年作《書傳》,對《尚書》的某些篇目提出懷疑,則是深思熟慮後所發的。《東坡書傳》卷六雲:

《書》固有非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也……予於《書》,見聖人所不取而猶存者二:《胤征》之挾天子令諸侯,與《康王之誥》釋斬衰而服袞冕也。[386]

他認為,《胤征》篇中胤討伐羲和之事,發生在夏代太康失國之後,其時的夏王仲康是傀儡,由羿執政,故討伐羲和是羿“挾天子令諸侯”。這樣,《胤征》篇隻是《尚書》所保存的曆史資料,不屬於聖帝賢王之政跡,應該反過來看作權臣文織忠臣罪名的記錄。這可以視為“以史疑經”。《康王之誥》篇講到周成王死後,康王穿著吉服與群臣朝會,朝會散後再換上喪服。蘇軾認為這是失禮的行為,應該一直穿喪服的。這是以義理糾經了。由於《康王之誥》篇在今文《尚書》中與《顧命》篇合在一起,所以陸遊言“譏《書》之《胤征》、《顧命》”,確指東坡。後來蔡沈作《書經集傳》,於《胤征》篇否定蘇說,於《康王之誥》篇卻取其說[387]。今再舉一例,《尚書·禹貢》曰:“(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織皮:昆侖、析枝、渠搜。西戎即敘……”《東坡書傳》卷五曰:

《禹貢》之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雲“織皮:昆侖、析枝、渠搜。西戎即敘”,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即敘,而後昆侖、析枝、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即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也。[388]

“篚”是裝在竹筐裏進貢於天子之意,與“貢”相類。《禹貢》之文,曆敘九州地形、人物與貢、篚之物,並以大禹治河的進程為次序。東坡據其文理,判斷此處有錯簡,後來蔡沈《書經集傳》亦引其說,並雲“恐蘇氏之說為然”[389],予以首肯。

故東坡之“譏《書》”,是以史事、義理、文理為根據的,辨析清楚,而語氣也頗為自信,反映出他的理性精神,其勇氣自不待言。但反過來,這並不影響他對古代典籍的尊重態度。也舉一個例子。如對於古書記載的祥、讖緯之類,宋代有不少人以為誣妄不可憑信,歐陽修還曾要求朝廷正式下令,刪去唐代所修諸經《正義》中所引的讖緯之語[390],但蘇軾卻另有看法,他說:

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祥,卓然見於《書》、《詩》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391]

蘇軾本人大概不至於迷信讖緯,他自己注經書,是從人情事理上推求解釋,而不引讖緯為說的。但他認為,既然經典上明確地記載著這樣的內容,便不容一概廢棄。這裏可見他對經典文字的尊重態度,即使一時難以理喻,也不主張貿然刪去。從我們現在的認識水平上來看,經典及其早期注釋中這些不大“雅馴”的內容,保留著不少先民的神話,和某種巫性思維中的認識表象,若當時真被刪棄,也是一種不小的損失。故在難以通解的時候,采取尊重原典的態度,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以俟後世,是明智的做法。

辨孟的思潮,也從中唐發端,而以北宋為盛,一直綿延至南宋。漢唐經學家之視孟子,不過為儒家一子,但宋以後占統治地位的程朱理學,則尊孟子為亞聖。因此,唐宋儒學複古運動被認為是一個“孟子升格運動”。今論宋代道學之全體,實不止程朱一係,故在“孟子升格”的同時,儒學複古運動中還貫穿著懷疑、非議孟子的思想,與“孟子升格”的思想構成矛盾,形為辨孟思潮,促進運動之發展。

柳宗元《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雲:

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餘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為書者,豈若是摭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餘曰:“致用之誌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392]

據世綵堂本《柳河東集》注,“致用”為李景儉字[393]。《舊唐書·李景儉傳》曰:“性俊朗,博聞強記,頗閱前史,詳其成敗……貞元末,韋執誼、王叔文東宮用事,尤重之,待之以管、葛之才。叔文竊政,屬景儉居母喪,故不及從坐。”[394]可見此人是柳宗元的同黨,隻是因為適逢母喪,才未卷入永貞政變的。他作的《孟子評》今雖不傳,但由上引文,可知其內容必為非議孟子的。柳宗元認為,非議孟子正是為了“明道”。柳宗元自己所作的《天爵論》一文,也是不以孟子所說為然的[395]。這與韓愈之稱揚孟子為“醇乎醇者也”[396],實屬異趣。

至北宋時,則非議孟子蔚為風氣,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一至十三專以三卷的篇幅具列其說。他所提到的有何涉《刪孟》、司馬光《疑孟》、蘇軾《論語說》、李覯《常語》、陳次公《述常語》、傅野《述常語》、劉敞《明舜》、《論韓愈稱孟子功不在禹下》、劉恕《資治通鑒外紀》和晁說之《奏審皇太子讀孟子》。除了何涉《刪孟》“文繁不錄”外,其餘全摘錄其疑孟、非孟之文[397]。這些人物當中,何涉、李覯、張俞較早,司馬光、劉敞、劉恕、蘇軾較晚,而晁說之則已入南宋。何涉《宋史》有傳,是蜀人,當過蘇軾家鄉眉州的通判[398];張俞《宋史》作張愈,亦有傳,蜀人,曾與蘇洵交友[399]。這二人對蘇軾思想的形成或許有些影響。至於司馬光、劉敞、劉恕,則與蘇軾交友甚密,其議論當互有影響。他們對於《孟子》的懷疑、否定態度,當然也與王安石的崇拜孟子有些關係,猶如雙方在《周官》問題上也曾有相反的態度那樣,但亦不可謂之專欲反王安石而牽連及於《孟子》,因為疑孟的思想,本來自有淵源。

蘇軾辨孟之語,見其《論語說》,共有八條。《論語說》今已佚,但這八條文字卻保存了下來,一見於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一至十二,再見於餘允文《尊孟續辨》卷下。蘇軾自雲:

吾為《論語說》,與孟子辨者八。吾非好辨也,以孟子為近於孔子也。世衰道微,老莊楊墨之徒,皆同出於孔子,而乖離之極,至於胡越。今與老莊楊墨辨,雖勝之,去孔子尚遠也。故必與孟子辨,辨而勝,則達於孔子矣。[400]

他認為老子、莊子、楊朱、墨子與孟子一樣,都對孔子有所繼承,但以孟子之學最近於孔子,所以必須仔細分辨,以期“達於孔子”。分辨的方法,則是將《論語》與《孟子》對比,以抉其異同,八條都是如此。邵博僅錄其說,存而不論;餘允文則一一反駁,極力維護孟子,非要把孟子說成與孔子一樣不可。在我們看來,孔、孟之間允有不同,抉發同異是必要的(當然我們不是為了“達於孔子”而抉發),至於蘇軾抉發得對不對,則可具體分析。

這裏要說明的是,在蘇軾的時代,孟子還沒有被當作“亞聖”,尊崇孟子的程朱理學也還在胚胎之中,即便是理學的先驅人物如周敦頤等,也不大提孟子,而主要談的是“孔、顏樂處”的課題,胡瑗在太學裏給諸生出的考題,也是“顏子所好何學”之類,程頤還因為答得好,受到胡瑗的表揚。[401]那時候的學者心目之中,走向“達於孔子”的途徑是領會顏子的一套人生態度。蘇軾卻認為,孟子之學最切近於孔子,以“必與孟子辨”為“達於孔子”之途徑,這已經是對於孟子的極高的評價了。所以蘇軾之辨孟,實際上也同時是尊孟。據晁補之記載,蘇軾“嚐自謂學出於孟子”[402],可見其辨孟與尊孟實相統一,因為尊他,才去辨他。那目的,則如柳宗元早就講過的,為了“明道”。大概唐宋時代學者的疑孟、非孟言論,本意都是要將孟子的學說更向前發展一步,因而以否定的方式來繼承。故辨孟思潮實際上促進了“孟子升格運動”。至於後來的理學家,尊孟子為“亞聖”,倒反而抹殺了孟子對孔子學說的發展,似升而實降了。把孟子當作—個與孔子有所同異的思想家來研究,與把孟子當作孔子的—個影子來吹捧,孰是孰非,是很明白的。

非韓的思潮,與辨孟極為相似,也是以否定的方式來繼承。北宋第一個高舉韓愈這麵旗幟的思想家,大概是曾經自名為“肩愈”的柳開;但就是這個柳開,不久後即不以“肩愈”為滿足,而“欲達於孔子”[403],故“所著文章與韓漸異,取六經以為式”[404]了。可見宋人一開始推崇韓愈,就有了超越韓愈的要求。這種要求,在北宋中期成為群體性的鼓倡,如呂南公所描述的:

今之學士,抑又鼓倡爭言韓柳未及知道,不足以與明。[405]

其中最有名的“非韓”人物,自非王安石莫屬,其《韓子》詩雲:

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406]

意謂韓愈的文章隻能去向“末俗”誇耀一下,並不曾闡述出“道真”即道的真實含義。這裏說得很明白,他之所以要非韓,就是要把韓愈所標舉的那個“道”進一步探究明白。

宋人論王安石,每謂其是非謬於常人,非韓之舉,大概也算是一個例證。不過,若夷考王安石同時人的著作,則非韓之論實在很普遍。司馬光作過《顏樂亭頌》、《善惡混辨》[407],其中都曾批評韓愈,《答陳充秘校書》更否定了韓愈式的“道統論”,認為王通、韓愈不能與孔子並稱,他要求陳充“求道之真”[408],這恰與王安石的看法一致。蘇軾兄弟也不例外,蘇轍《詩病五事》直斥韓愈“不聞道”[409],蘇軾作《韓愈論》,謂“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410],分明也是指責韓愈不識“道真”。王安石、司馬光、蘇軾,這三個人在非韓的問題上奇妙地達成了共識,顯示出一致的理論追求。

可是,任誰都知道,北宋諸家的學說,都是繼承韓愈而來的,他們要求超越韓愈的“道統論”而進一步探求“道真”,這本身就是儒學複古運動的發展。如蘇軾雖有非韓的言論,但多為承韓立說,而且他在對於韓愈的評價問題上,有著互相矛盾的說法。《潮州韓文公廟碑》[411]稱韓愈“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這是聖人才擔當得起的讚譽;又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數語已成為對韓愈的定評了;他說,自從韓愈崛起後,“天下靡然從公,複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這分明也承認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當代學風,是出於韓愈所倡導。故他對於一向尊敬的恩師歐陽修,也一再地評價為當代的韓愈。可見,他心目中的韓愈實在是很偉大的。《潮州韓文公廟碑》寫得氣勢磅礴,感情充沛,與他的那些非韓的言論,顯相矛盾。這種自相矛盾,在其他宋人涉及韓愈的文字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歸根到底是由於:非韓與承韓原是統一的。

綜上所述,疑經與尊重原典,辨孟與尊孟,非韓與承韓,是北宋中期學術思潮中的三對矛盾,其實質在於追求“義理”的邏輯性,在於“明道”,在於探索“道真”,一句話,是要建立一套道學理論。在此風潮當中,各家都建立起了自具特色的理論體係,而蘇軾哲學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家。

2.蘇軾哲學的曆史地位

我們在一般的哲學史著作中看不到蘇軾,如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五冊,北宋部分的篇幅全付與了周敦頤、邵雍、二程與張載這五個人,也就是理學家講的“北宋五子”。此五人果能代表北宋哲學麽?這樣敘述哲學史,果真反映了北宋學術界的真實情形麽?

且看南宋人陳善對於“本朝文章”的表述:

本朝文章亦三變矣,荊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412]

這裏的“文章”應廣指文化學術,而且以學術思想為主體,否則,論文章當舉王禹偁、楊億、歐陽修,論詩歌當舉梅堯臣、黃庭堅等,不會舉王安石、蘇軾、程頤為“三變”以構成一個係列。這三個人物構成係列,隻能在學術思想上。可以想見,如果由南宋人陳善來寫北宋的哲學史,是要先寫“新學”,次以“蜀學”,然後才敘述“洛學”的了。——這才是跟北宋哲學界的真實情形比較貼近的表述。金人李純甫作《鳴道集說序》亦雲:

自李翱始,至於近代,王介甫父子倡之於前,蘇子瞻兄弟和之於後,《大易》、《詩》、《書》、《論》、《孟》、《老》、《莊》皆有所解。濂溪、涑水、橫渠、伊川之學,踵而興焉,上蔡、龜山、元城、橫浦之徒,又從而翼之,東萊、南軒、晦庵之書曼衍四出,其言遂大。[413]

這是純從哲學思想發展的角度來表述的了。其以“新學”——“蜀學”——“洛學”為先後次序,正與陳善契合無異。那麽,如何看待“濂溪、涑水、橫渠、伊川之學,踵而興焉”這句話呢?“踵而興焉”,意謂跟在王安石、蘇軾的後麵興起來。可是,濂溪(周敦頤)、涑水(司馬光)、橫渠(張載)的年紀都比王安石大,伊川(程頤)雖小於王安石十幾歲,也比蘇軾要年長,怎麽能反“踵”於其後?是不是金人李純甫對這些北宋人的年代先後已搞不清了?這大概是不至於如此的。我們認為這句看來甚有漏洞的話,恰很足以說明一個問題,即此數家學說流行的時間晚於“新學”、“蜀學”。陳善和李純甫都是依學說流行的先後次序來述說的,雖然周敦頤、司馬光、程頤等人學說的形成都不會晚於蘇軾,但在李純甫的印象中,則顯得後起了。

大致說來,北宋中期的思想界,從歐陽修去世後,形成了“士無所歸,散而自賢”[414],各自立說的局麵,但由於政治上的原因,王安石的“新學”馬上成為舉世崇尚的官學,在北宋中後期盡領**。雖然在新、舊黨爭中,“熙豐之學”與“元祐之學”曾交相明滅,但大致仍以“新學”占優勢。若要舉出一個北宋哲學史的代表人物,毫無疑問應該是王安石,“北宋五子”在當時的影響,是根本無法望其項背的。即便從“新學”的對立麵來講,涑水之學與蜀學的影響也遠遠大於“北宋五子”。

“新學”領盡**的情勢,一直要到南渡之後,才起了比較徹底的變化。新、舊黨家原都各有些學問甚好的人物,但大抵在朝之黨易於變異,日漸汩於勢利,僅以學問來裝點門麵;而在野之黨則反能在窮迫之中硬撐起學問人的風骨,故南渡之後,中原文獻轉賴舊黨的門生、後裔來傳續了。北宋時代用以安置舊黨人物的南方地區,現在成了南宋僅存的領土;而被指責為必須對中原之淪陷負責的人物,又多屬新黨。種種原因,使得“新學”的聲譽日下(當然,士子為應科舉考試而仍習其說,又是另一回事),“元祐之學”大受崇尚。

“元祐之學”的內容當然也十分豐富,司馬光的涑水學、蘇氏兄弟的蜀學,與二程的洛學,是其中犖犖大者。這些學說相互之間的差異並不小,隻是因為全都反對“新學”、“新法”,才合為一黨的。不過,在元祐時代,因司馬光去世甚早,程頤又祿位不顯,故學術思想上不能不讓蘇氏兄弟執牛耳。陳師道《贈二蘇公》雲:“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415]即以蘇氏之學為反對“新學”的主要力量。兄弟二人相繼執掌內、外製,蘇軾又曾差知貢舉,蘇門學士皆在文化機構,黃庭堅還參與修撰當代史,這些不僅使蘇學成為一時顯學,還使得蘇學成為“新學”的最顯著的對立麵。新黨重新執政後,蜀黨所受迫害最重,蘇學被斥為“曲學”[416],但並不能完全禁絕蘇學的傳播。因為新黨用“新學”來獨斷學術,無非借科舉為手段,當時科舉要考“經義”,隻需將“新學”之義樹為“經義”的標準,不取它說,則凡想從科舉出身的士子,自然都得去習“新學”了;然而,且不說那些鄙睨科舉的高士,即便在京師的太學裏苦習“新學”的學生,也仍有不少是暗地裏兼習蘇學的。所以,當靖康元年新黨和“新學”的統治動搖之時,太學學生就分裂為擁護“蘇氏之學”的一派與擁護“王氏之學”的一派,兩派打起架來,反把傳承洛學的太學祭酒楊時轟走了。[417]南渡之後,朝野改崇“元祐學術”,爆發力最強的自然也是這潛伏已久的蘇學,至於洛學的好處,人們還不能馬上體會到。故宋孝宗嚐謂,當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418],足見當時所謂“元祐之學”,幾乎就指蘇氏之學。直到乾道八年(1172年)餘允文作《尊孟續辨》攻擊蘇軾《論語說》時,猶惴惴不安地說:“世之學者尊信東坡,學其文而酷好其議論。予輒與之辨,其能免嗤誚乎?今雖不我知,異時必有知我者也。”[419]按《尊孟辨》、《續辨》所駁難的有司馬光、李覯、蘇軾等大名人,而獨於蘇軾有此不安。很顯然,這個時候攻駁蘇學,是要受輿論的壓力的,倒是攻駁司馬光卻不大要緊。此亦可見“元祐之學”的權威是蘇軾,而不是舊黨的領袖司馬光。

至於蘇軾本人,雖以詩文為後世所樂道,但在當時實以議論名家,又頗自重其學術。他曾寫信給朋友說:“平生欲著一書,少自表見於後世。”[420]他在海南完成了三部經學著作時,也曾撫之而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信我矣。”[421]我們在上一章中說過,蘇軾表彰歐陽修而以繼承人自居,是與他反對“新學”相聯係的,也是他自重其學的一個表現,以承歐反王來確立自己的學術定位。不過,據我們檢討王安石、蘇軾二家之說,並與程朱理學對照的結果來看,蘇軾之反王,主要在史學批評及政治觀點方麵[422],而在哲學上,如對“道”、“性”這兩個主要概念的闡釋,王、蘇卻頗多一致,亦以此同被程朱所斥(說見後)。我們認為,蘇軾哲學與程朱理學具有大異,與王安石的哲學卻大同小異。關於“大同”的詳細說明見於後文,此請先揭其“小異”之一要點。王安石以“字說”解釋“天”,謂“天”字從一從大,並與同樣從一從大的“夫”字相比,曰“天大而無上,故一在大上;夫雖一而大,然不如天之無上,故一不得在大上”[423],這樣,所謂的“天”,就有“一”與“大”兩個本性,並且“一”尤為重要。“天”是一個僅僅稍低於“道”的哲學概念,很多時候可以與“道”通用,王安石《老子注》亦曾雲:“道者,天也。”[424]其《洪範傳》又雲:“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425]如此,則“道”就是“天”的本性:“一”與“大”。“一”指世界的同一性,入於抽象;“大”指自然的無所不包性,向著具體的多樣性開放。“道”就是包籠一切具體性而經抽象為同一性的世界本體。這個思想,與蘇軾對“道”的闡釋,取徑不同而結論實為一致(蘇說詳後文)。但兩人對“大”與“一”的態度不同。王尤重“一”,作《致一論》,欲法“天”之“一”而令人心專一於道德自律,認為“以小善為無益,以小惡為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426],隻有“致一”,才能達到“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427]的目標。蘇軾尤重“大”(說見後),對於“一”則不主張堅執。他認為:“天下之理未嚐不一,而一不可執。知其未嚐不一而莫之執,則幾矣。”[428]這就是說,世界確實可以被概括為“一”,但不能執定某人所認識的“一”來糾治世界。他釋《易》之“無妄”卦,以為“無妄者,天下相從於正也”,即相當於“一道德”之謂,但他又接著說:“大正之世而未免於小不正也。天下之有小不正,是養其大正也,烏可藥哉?以無妄為藥,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誰安之?”[429]在他看來,“一”隻是對多樣性的共同存在的概括,其義相當於“大”(包容性),並非“大”外別有“一”,可樹為“至正”的標準以“毒天下”的。然則,“道”為“大”為“一”,是王、蘇二人哲學之大同,執“一”與不執“一”則是兩家的小異。但哲學上的這點小異,延伸至社會政治領域,卻成為大異了,蘇、王二家之“道”的最嚴重的分歧也就在這裏。兩人都知道他們各自在什麽地方分歧的,所以,王安石指責蘇軾學術不正,是持論不一貫的縱橫家[430],而蘇軾則一再地反對王安石的獨斷作風。雖然在本體論上,他們之間的這點差異遠比他們與程朱理學的差異為小,但本體論上的稍有小異,會造成具體的社會、人生觀上的極大差別,故彼此都不肯放過。堅持“一風俗”的王學本不允求同存異,而蘇軾的主觀上也偏要立異以自明,加上各種非學術的原因,使這兩家本體論上大同小異的學說,尖銳地對立起來。

以上證明,無論就蘇軾本人的主觀努力來說,還是就南、北宋之交學術界的客觀情形來看,蘇學都應被看作與“新學”對立的“元祐之學”的主力,也就是說,在我們民族哲學發展的曆史上,曾有過一個以蘇學為宗主的時代,繼“新學”時代之後出現。當蘇學取代“新學”的宗主地位時,二程的後學“道南學派”也由潛伏而漸呈振起之勢,故南渡文宗汪藻曾雲:“又數年以來,伊川之學行。”[431]其間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著《三經義辨》攻駁王安石《三經新義》的楊時,於靖康時出任太學祭酒,本想毀“新學”以行其洛學,不料引起了太學裏的“新學”、“蘇學”之爭,被迫下台。可見,在兩宋之交,洛學還遠不如蘇學那樣較普遍地為學人所接納。原因頗多:第一,二程之哲學觀點,原有相異之處(程顥的某些觀點與王安石、蘇軾相近,與程頤異,說見後),而其後學亦不能加以統一,反而分門裂戶,各執師說之一端以為得其真傳(即後來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各家,亦各自謂出於程子,而相爭不下),在其內部還未出現權威之前,不足以與別的流派競爭;第二,“言之不文”妨礙了其學說深入人心的進程,王安石雖也有輕視文學的言論,但自著詩文之高不在二蘇之下,新黨中呂惠卿亦善文章,即便是大家都鄙薄的蔡京,也多才多藝,至於程頤,卻指責“作文害道”,甚至以杜甫之詩為不足學,違拗了宋代“尚文”的大氣候;第三,非但“言之不文”,且異其衣冠,“幅巾大袖,高視闊步”[432],習尚怪誕,致使士論褒貶不一,故南宋初朝廷褒贈程頤之製詞,實乃半褒半貶,既稱為“高明自得之學”,又雲“天下聞其風而疾之”[433],若與《蘇文忠公贈太師製》之全篇尊崇敬仰,欲“揭為儒者之宗”以使“君子之道暗而彰”[434]相比,差距是極明顯的,那當然也反映出當時輿論的情狀;第四,南宋初期的中央政府內,對程學的評價就不大一致,有好幾位諫官主張屏絕其學,朝廷亦為此而發布禁黜“專門之學”的詔令,實是禁黜程學,至秦檜當政後,“程學為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435],這種政治上的打擊雖然不能真正毀壞其學說的聲譽,但多少阻遏它的流行。總之,南宋前期舉世崇尚“元祐學術”之時,程學獨因毀譽不一而不獲伸展,那就不得不推蘇軾為“儒者之宗”了。

後來,程學後裔中出了朱熹這樣的大家,學問深博,文章也好,使得程學勃興。他做了大量的尊程貶蘇的文字,經過了一番努力,才把北宋“道學”的曆史改寫為他那派哲學的源流史,不但王安石不見了,連蘇軾也被清洗,仿佛真成了所謂“北宋五子”的天下。不過,就在他作《雜學辨》攻擊“新學”與蘇學的時候,也還有人給他寫信,為蘇學辯護,反對他把蘇學“與王氏同貶”[436]。並且,在朱熹生前,其學說被禁為“偽學”,隻能私門授受。要到十三世紀中葉以後,程朱理學才被政府采用為官方學說,後世遂以朱子為“道學”的“集大成”者,於是,他筆下的哲學史的麵貌,遂相承而至今日。《四庫全書總目·〈東坡書傳〉提要》雲:“洛閩諸儒以程子之故,與蘇氏如水火。”哲學史上那一段屬於蘇學的時代,被所謂“集大成”者抹去了。真實的曆史應該是:歐陽修以後,流行“新學”,其對立麵為“元祐之學”,南渡以後壓過了“新學”;而在“元祐之學”中,先是以蘇學為主,經一個世紀有餘,才轉變到以程朱理學為正統。

應當補充的是,“新學”、“理學”的統治地位,都是由政府出麵欽定的,這二家學說的本身,也確有自命為唯一真理,要來“定天下學術”的傾向。在這兩種欽定的唯一正確之學說進行交替的過程當中,官方的權威意識形態暫時顯得模糊,而由蘇軾哲學盛行為輿論的主導。蘇學沒有經政府欽定為官學,它本身也沒有強人同己的傾向,它的盛行是放開了學術禁錮後自然的結果,本身沒有成為新的禁錮,隻是在新的禁錮形成之前,像兩座大山之間冒出的清泉那樣,為人們暢飲。因此,蘇學永遠跟一種自由的學術精神相關聯,明代焦竑把蘇氏兄弟的經學著作編成《兩蘇經解》付刻時,就在序言中表達了對於當時人專門奉行“一先生之說”的不滿[437]——他指的當然就是程朱理學。蘇學又一次被舉為反對學術專製的旗幟,而所反對的,又正是蘇軾早就不以為然的程頤之學。

綜上所述,我們對於蘇軾哲學,應有這樣的評價:它是在比較自由的學術思潮中產生的一家之學,並曾在學術禁錮鬆弛的一段曆史時期內主導過學術界,在後世亦被舉為反對學術專製的旗幟;它繼承歐陽修,與“新學”對立,與二程理學同屬“元祐之學”,足以與之分庭抗禮,並實盛行在前。在韓愈以後興起的唐宋諸家“道學”之林中,蘇學占有很重要的一席。蘇軾哲學應該被補寫入我國的哲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