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農耕自然經濟當然仍是發達的,而且比前代大有進步。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在國境比漢唐大為逼仄的情況下,由於大力鼓勵墾荒,注重經營水利,而令墾地麵積不少於前代。就在財政困難發生的仁宗時期,皇祐中田賦收入5358萬[42],比唐代初定兩稅時的“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43],總5000萬,已有所增加。到英宗治平中,田賦更增至6776萬多[44],自此到北宋末,當然是有增無減。然而,皇祐中王堯臣奉命統計國家財務上的總收支數目,卻在12625萬以上,到治平二年,收支數目是:入11613萬餘,出12034萬餘[45]。然則仁、英時期,“兩稅正賦”不過是國家財政總收支的一半左右。另一半在哪兒呢?據慶曆、嘉祐間兩主邦計的張方平所提供的慶曆五年的一些數據就知道了。此年商稅1975萬餘貫,酒稅1710萬餘貫,鹽稅715萬餘貫[46],這三項收入,總計已達4400萬,再加上茶稅、和買紬絹之類,就差不多了。這些收入,是從少數日用品的專賣和其他商品的自由貿易中得到的稅利,其總數與田賦相當。此時,國家的財經政策已是兩條腿走路:農耕自然經濟——田賦是一條腿,商品經濟——稅收是另一條腿。商品經濟與農耕自然經濟平分天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是極其明顯的。
其實,即使不借助統計數字,宋代史料中有關商品經濟繁榮景象的感性描述,早已給宋史研究者一種抹不去的印象,如我們在《東京夢華錄》裏讀到的、在《清明上河圖》裏看到的汴京,就幾乎是個特大的超市、不夜的商城。那樣的景況,即使在今天的中國,也隻在上海、香港等商業最發達城市的中心地段才能見到。關於宋代坊廓戶中工商從業人員的增多、商品數量和種類的繁多、城鄉市場的發展(封閉性的坊市製被開放性的市場製所代替)和商業運行機製的完備,現在的各種經濟史論著都已論及,不待贅言,此隻提出幾點。一是紙幣的出現,這是研治中國經濟史者津津樂道之事。究趙宋政府之所以發行紙幣,並非財政理論指導下的主動行為,而完全是順應實際事務的迫切需要而被動拋出的,這反映商品經濟的運行機製本身已經產生了影響政府行為的足夠力量。二是商稅的數目,《宋史·食貨誌》載皇祐中歲課786萬,治平中增60餘萬,時已超過840萬[47],但張方平提供的慶曆五年的數額已達1975萬餘,不知後來何故銳減?若《宋史》無誤,則想來是把張方平計入商稅的某一大宗收入另行記賬的緣故,即不過是自由貿易的稅入與專賣收入在計算上的轉換而已。然而,即便將榷酤(專賣)收入排除在外,僅從自由貿易中所得的商稅,已足為國家財政的重要支柱之一。而且,若按照當時2%的“過稅”率和3%的“住稅”率的平均數2.5%來計算一下的話,800萬商稅就意味著3.2億的營業總額,為當時政府經手出入的財富總額之3倍,而1975萬商稅更意味著接近8億這樣龐大數目的營業總額,則國計民生對商品經濟的依賴,一望可知了。這無疑是宣告著“公私無異財”、“賦予皆自我”的舊經濟結構的破產[48],所謂“利孔”百出的局麵,也就在如此繁盛的商品經濟的運行之中必然地出現了。三是富商大賈在宋代的較多產生。宋真宗時王旦曾雲:“國家承平歲久,兼並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49]須知資產百萬相當於仁宗時國家財政總收入的百分之一!王旦認為富民的大批湧現,是通過“兼並”中飽私利的結果,這也是王安石所說財利被“小人私闔開”的意思,依他的理想,政府是應該把這“利”從“小人”手上收回的。四是與“利孔”百出的社會經濟相應,崇本(農)抑末(商)的政策受到了社會風氣的抵抗,夏竦描述說:“民樂負販,俗尚奢泰,十夫裏居,遊手太半……元元爭欲采山煮海,執技列肆,以邀美利。”[50]人們都去鑽“利孔”了,這也就是王安石所謂“風俗日以衰壞”的原因,利之所在,誰不趨之?當然,自中唐以來,也就有了對於傳統的“義利之辨”的重新思考與解說,而蘇軾兄弟更有了為“富民”辯護的言論。
以上證明,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的社會經濟結構的顯著變化,是宋仁宗時代財政問題產生的經濟背景。因此,舊時的辦法如節儉之類,非根本解決的辦法。王安石對此有清晰的認識,遠過於同儕之上。其財政改革的思路,就是堵塞“利孔”,摧扼“兼並”,把“利”收歸國有。反對者指責他“與民爭利”,他堅持認為這是為天下“理財”,是對商品經濟實行管理,而不是取消商品經濟。因此,雖然在“新法”的推行上,他借助了國家權力,但“新法”各措施本身卻都是經濟手段,是從商品運行生“利”的現象中摸索出某些規律,由政府來依此規律主持運行,代替“兼並”者得“利”,以惠萬民。——他當然認定,“兼並”者得“利”是害民的,而政府得“利”是惠民的。故王安石的財政政策,幾乎是國家做東的商業行為。
以商業精神進行財政改革,自中唐時的劉晏就開始了。他在“安史之亂”後唐朝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主持財政約二十年,以一係列富於創造性的改革措施,支撐了大局,可以算得開了王安石變法的先河。其以官雇勞動力輸送田賦的轉運措施,以自由經營方式為主的鹽法,與商業情報網絡相配合的常平設施,都用符合商品經濟運行規律的經濟手段,來代替強製征收苛斂的超經濟剝削方式,從而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所以,經濟史家胡寄窗先生評價劉晏:
他對封建財政收入有一個最基本的概念,那就是盡量運用商業經營原則而盡少借助於封建法權的威力以充實國家財政……在獲取經濟收入時也以一般商業經營方式為主要手段,而不采取專賣政策。[51]
這種具有商業精神的財政思想,當然是在唐代商品經濟有了一定發展的社會基礎上產生的。自那以來,許多士大夫開始不恥於談“利”,到了王安石的時代,“利”的含義已經比較接近於經濟學上的“經濟效益”概念了。他對司馬光、程顥等人的“興利”之指責,充耳不聞,便是因為確信這“利”(經濟效益)有著正當性。被朱熹所指責的蘇洵、蘇軾父子的“利者義之和”思想[52],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這可以視為商品經濟在國家經濟格局中呈成長的趨勢給予意識形態的重大影響。就政府對此作出的反應而言,王安石主持的財政改革是一次**。
王安石從國家立法的高度上,構擬了全麵管理新經濟格局的政府職能,並爭取付諸實施。他說:
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53]
王安石認為一個政府的首要職能就是“理財”,這是合於“義”的,正當的,並拿出《周禮》做根據。《周禮·天官·太宰》裏講到“商賈阜通貨賄”,又講到國家“以九賦斂財賄”,讀書細心的王安石挑出這裏有“貨賄”與“財賄”的區別。為什麽對於商賈講“貨賄”而對於國家則講“財賄”呢?他解釋道:
才之以為利,謂之財;有之以為利,謂之賄。謂之財賄,則與言貨賄異矣。貨,言化之以為利,則商賈之事也。[54]
三個字都指“利”。“賄”是占有這“利”;“財”是通過處置得宜,使人盡其職、物盡其用而得到“利”;“貨”則是在轉手貿易中利用價格變化,賤買貴賣而得到“利”。這樣一來,國家所得的“財”利,就是通過合理調度國民經濟而得的,是理性的;而商賈所得的“貨”利卻是投機的、混亂的了。為國家理“財”就是:
任民以其職,然後民富,民富然後財賄可得而斂,斂則得民財矣。得而不能理,則非所以為義,均節財用,則所以為義也。[55]
何謂“理財”?就是由國家統一調度國民經濟,指定天下萬民各盡其職,各得其職分所限定之“利”(應有的報償),如此“利”就均了,民就富了,“兼並”現象沒有了,國家則獲得最高的經濟效益,並且使經濟運行極具理性,不被商賈的投機行為所淆亂。——這是國家調控代替“小人私闔開”的結果。所以,當王安石摸索出了商品和資金運行生“利”的某些規律後,他就設計出由國家來主持這種運行的諸般方案,如均輸、市易、青苗等法,一一付諸實施,俾從富商與高利貸者手上收回這“利”以歸國有。然而,並不是以這種“聚斂”效果為終極目的,他的根本目的,在於一種體現了公平精神、節約原則和最高效能的合乎理性的經濟運行機製的建立,在他看來,這毫無疑問地要由中央集權國家的政府來主持,並在國家立法的高度上確立之。對於這一點,當時群起指責“新法”為“聚斂之術”、“與民爭利”的官員並沒有充分的認識,故王安石也就蔑視這樣的指責。
因此,王安石變法的措施和理論形態,是中國傳統的“國有化”思想(聯係著政府的家長製作風)針對當時新的經濟格局(商品經濟與農耕自然經濟平分天下)所作的反應。蘇軾與王安石麵對同樣的現實,他的政見和學說也是對此經濟基礎的反應,但與王安石有許多異論,並曾尖銳地對立。總之,商品經濟的成長帶來了國家的財政問題,也帶來了中唐以降的財政改革新思路,和對“利”的新思考,到11世紀中葉,湧成一次**,即王安石變法以及圍繞著變法而進行的大規模爭論。在這爭論中,蘇軾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對“新法”的許多異議與“新法”一樣,是那個時代的經濟基礎的產物,是對時代命題的回答。
四、哲學、文學的勃興與“士”的崛起
北宋時代,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哲學、自然科學、史學、文學、藝術等各文化學術的領域,都呈現了令人矚目的繁榮景象。哲學方麵產生了堪稱中國哲學之高峰的道學;自然科學方麵出現了《夢溪筆談》這部“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史學方麵更有《資治通鑒》那樣的皇皇巨著;文學、藝術亦是百花齊放:宋六家的古文,與唐詩媲美的宋詩,盛極一代的宋詞,宋四家的書法,以及素受藝界推崇的北宋人物、山水、花鳥畫成就,皆足以輝映千古。這些都宣示著那一代士人的旺盛的創造力,而與“士”獨立精神的崛起關係最為密切的則是哲學和文學,承中唐儒學複古運動和古文運動而來,集中地體現著宋型文化的本質力量:理性精神。
宋代士人幾乎開口閉口不離一個“道”字。“道”是那個時代裏最高的哲學概念,文學創作的最高境界(“技進乎道”)和士人立身行事的最基本的原則。對“道”的內涵的不同認識,則形成許多各具特色的一家之學,明諸心智,發諸文章,見諸行事,而要以哲學認識最為根本。就中國哲學史的主導方麵來說,兩宋時期的哲學堪稱古代史上的高峰。就這個高峰的創造過程來說,乃從中唐儒學複古運動發端,至南宋後期程朱理學被政府采納為定型,而北宋正是上升時期,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麵。僅舉其影響較大,為世人所熟知的,就有周敦頤的濂溪學,張載的關學,司馬光的涑水學,蘇氏父子的蜀學,王安石的新學和程氏兄弟的洛學,至於胡瑗、石介、歐陽修、邵雍等《宋元學案》為之專列為某個“學案”的,則更多了。這當然建立在全社會的哲學空氣十分濃厚的基礎上。宋仁宗時,張載在京城“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二程兄弟去跟他講論了一番,他就撤去了虎皮,對聽眾說:“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56]然而,就是這兩個讓張載撤虎皮的《易》學高手,宋英宗時到成都,卻遇見了一個箍桶師傅,對卦爻的理解令二程折服。[57]後來程頤作《易傳》,在“未濟”卦下就采用了箍桶師傅的一條解說,並注明:“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58]這“隱者”不是什麽世外高人,而是一個很普通的手藝人。此事例可見當日社會哲學空氣之一斑。
北宋哲學家的努力方向,是在唐代基本確定了儒家經典的注疏以後,汲取先秦諸子、魏晉玄學、道教哲學的精髓,尤其是在極盛於唐代的諸宗佛教哲學的啟發下,為了完善地闡明韓愈等人所標榜的“道”,而建立起儒家哲學的本體論。因此,北宋各家哲學體係都具有兼融儒釋道的特點。但這隻是總結前代的思維成果,更重要的是把哲學思想建立在對於自然、社會、人生的認識的當代水平上,如歐陽修所說:
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59]
六經和先賢都未能窮盡天下之理,這正是現代人大有可為之處。在北宋道學興盛之初,歐陽修倡導了一種健康的哲學精神:既啟示人們應有崇高的心靈追求,而不是苟且渾噩地生活;但又未曾像元明以後那樣流入理氣心性之空談,而保持著針對現實、研究和處理事物的實踐理性態度。
道學流入理氣心性之空談,最為後人所詬病。詳其來源,蓋出自“內省”的修身方法。《論語·顏淵》:“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即通過反躬自問,以心中有否內疚來衡量生存的價值。於是,儒家學說要求人們在建功立業之先務必保證心術端正,這叫“內聖外王”。由於“外王”須依賴機遇,故更能見諸日常生活的倒是“內聖”,即以內省修身的學問。從而,宋代一些屬於內省式的哲學體係,把這一修身方法發展為體驗和存省人性天理的思辨方法,並傾向於認為:在內省之中可以窮盡天人之理,以臻於天人合一,即個人與自然、社會和諧融會之境界,這就完成了哲學思考的基本任務,甚至完成了人生的基本任務。周敦頤倡導的“聖賢氣象”和程頤所研究的“顏子所好何學”之“學”,就是如此。從哲學思想的發展來說,這無疑是一種進步,因為它把道德自律提升為本體論上人的倫理主體性的建立,並論證其與宇宙法則的同一性。然而,把省察人心等同於窮盡天地自然之理,悟得了天人的終極,卻是一種純粹形而上學的主(人)、客(天)合一觀,這種合一是思辨的、抽象的,也是虛假的,因為它與人類認識了自然、社會的具體、豐富、複雜之規律後的真正自由境地差得很遠,而必不可免地流入理氣心性之空談。張載雲:“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60]程頤也說過差不多同樣的話:“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61]這是公開宣言取消實際知識,結果隻能令其哲學患上嚴重的貧血症。我們知道,真正的知識並不是把一個抽象的人置於空闊的宇宙可以思辨而得的,它離不開社會實踐。所以,道學流為空談,濂、洛、關學不得辭其咎,而在當時,蘇軾就嚴厲地批評過此種脫離實踐的傾向(詳見本書第二章)。
重內省輕實踐的思想明顯地違背了歐陽修所倡導的健康的理性精神。必須聲明的是,內省派哲學並非北宋哲學的主流,當時實際影響較大的其他各家學說,如“新學”“涑水學”“蜀學”等,都比較關注實踐,其中三蘇之學更以推闡實際事務的“理勢”見長。直到南宋時,仍有聲勢頗盛的浙東事功學派,數與程學後裔朱熹交鋒。如陳亮自述其學術宗旨雲:“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62]他所講的“天人之際”就不是抽象的人性與空闊的宇宙之關係了,而立足於實際的社會內容,故當時人說:“朱為程學,陳為蘇學。”[63]即謂陳亮和朱熹之間的對立正如蘇軾與程頤的對立。雖然學術史上很難找尋蘇學與浙東學派的傳承關係[64],但事功學派確實是發揮了歐陽修、蘇軾以來的實踐理性精神,並以此與程朱理學相抗衡。當然,內省思辨的深入也是宋學的一個發展趨勢,如蘇軾相比於歐陽修,就對探討“性命”的問題更感興趣[65]。從宋學的總體來說,既有抽象思辨的深入,也有探討實際事物的規律方麵的進步,宋人的學術胸襟是相當開闊的。在廣博的學習、思考與實踐中,他們的自主的判斷力得到了淬礪,表現出不唯經、不唯聖的獨立自斷的理性精神,如蘇軾自述:
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66]
這還隻表明他踏上仕途之前求學階段的理論勇氣,在晚年所作《東坡書傳》中,就用了畢生社會實踐的豐富經驗,對《尚書》的《胤征》等篇作了一反前人的新解,被人稱為“譏《書》”而列入宋代疑古疑經的顯例之中[67]。北宋慶曆以降的疑經思潮,或疑經典文句有錯亂,這是因為宋人要在字麵深處尋得統一的邏輯;或則直斥經文不合事理,這是因為他們是以認識事物的真實規律從而措事致宜為理性原則的。總之,宋學的根本核心是一種理性精神。在培養人的“高貴的理性”上,宋代確實取得了與歐洲文藝複興相“平行和等值的發展”。
這種理性精神也給了宋代文學鮮明的“主理”的特色。自中唐以來,儒學複興與古文振起便密不可分,直至南宋道學界“語錄”繁興之前,道學與古文可謂孿生兄弟:道學借古文以表述,古文亦以發明道義為最高目標。故衡量文章高低之標準,亦從聲韻藻繪轉而以見解的獨創性和論證的說服力為主。宋代奠定了古文在文言文中的正宗地位,又通過“以文為詩”、“以詩為詞”等創作傾向,把“主理”的特色帶入詩、詞的領域,令宋詩以此與唐詩相區別,也令詞的體格得到提升。盡管對於這種“主理”的文學的評價,學術界有不同的意見,但宋代文學確實是在理性精神的促動下發展的,對此曆史事實,論者似無異議。
《易·係辭上》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理性精神在宋代文學中的弘揚,是文學家自覺追求的結果。北宋一代,成就傑出的文學家,往往是兼為政治家、哲學家的文化巨人,如王禹偁、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等。他們發起和領導了北宋的詩文複古運動,把推動文學事業的發展,當作與闡明道義、實踐政治理想一般嚴肅的人生使命來承擔。這說明,他們在政治上百折不回的同時,也要在文學方麵孜孜追求,藉文學以體現其人生的價值。這種行為深刻地影響了整個社會的價值判斷,使文學的獨立價值、文學審美標準的獨立性在士大夫的心底紮根。一方麵,政治上的對立不會給審美評價以惡劣的影響,如蘇軾門下文人對王安石詩藝的推崇,幾乎不下於他們對本師的推崇;另一方麵,文學水平成為衡量一個人的重要標準,故文學家在宋代比較容易獲得政治地位。在此基礎上,他們把文學追求與政治理想融合在一起,通過對於社會生活各領域的熱情參與來豐富其創作源泉,並鑄造自己的文化人格。自立、自斷、自信、自豪的人格力量,使他們的審美境界得到提升,而使文學追求更為自覺。於是,在理性精神的促動下,宋代實現了中國曆史上的一次真正的文學自覺,即理性高度上的文學自覺。
文學史一般以魏晉時期為文學的自覺時代,但那時候的文學自覺,是在情感的層次上,即認為文學作品可以通過抒寫人的情感來獲得其存在的理由,而不依托於它對政教的幫助作用。這甚至還沒有把文學論證為人類精神的崇高追求與社會文化的正當門類,遠未真正建立獨立的文學本體。後來劉勰作《文心雕龍》,於“征聖”“宗經”之上更冠以“原道”,說明涵泳聖旨、羽翼六經是文學的功能層次,其本原更在於“道”。這就使文學不再從屬於經典,而與經典同出於一個本原,在“道”上統一。這才向著文學本體的建立邁出了一大步。到了宋代,由於文學家多兼長哲學、曆史,故而在對於天人之際的根本性思考上,在對於文學發展曆史的總結上,在對於豐富的創作經驗的提煉上,把文學的自覺提高到理性的高度。
首先是從“文”、“道”關係的角度來確立文學的本體。“道”對於宋人來說,既是天地自然與人文文化的統一本原,也是士人立身行事的不易準則,故“道”是徹上徹下,本末精粗一貫的,既是抽象的本質,也在各種具體事物和事件中體現出來,這叫“目擊道存”。文學也是一樣,既以“道”為終極的意義,又以人的各種具體的社會實踐、人倫日用為內容。所以,那些主張在實踐中講求“道”的哲學家,便十分強調文學的淑世精神,在作品中反映重大的政治、社會題材,表達對國計民生的關懷和意見,其廣度和深度為前人不及。他們的參政、議政素質和文學才能同時在實踐中不斷提高。而那些注重內省的哲學家,雖然有輕視創作實踐的言論,以為作文太多會妨礙他們在反躬內省中實現天人合一的功夫,但他們所要達到的天人合一境界,根本上也是一種最高的審美境界,故他們實際上也建立了文學的審美本體。隻是,他們似乎認為,不假創作實踐,人也能夠直觀文學的極致之境,因為那就是“道”。我們明白,寫作是要在實踐中提高的,以思辨取代實踐自不可取。大致說來,宋儒都能夠把文學提升到“道”即天人關係的根本層次上,思考其作為人天對話的一種特殊形態的特質,即對其審美本體的自覺。有的是抽象地領會其極致之境,有的則能投入實踐,意在窮盡其具體內容而達到對極致之境的把握。
其次是對言意關係的新思考。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語言是表意的,文學語言的表意程度的高低,反映出理性自覺的程度高低。宋代第一部詩話——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就明確地反對“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68]的現象,他並且反對盛傳已久的“言不盡意”說,認為“言不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69],提出了他的理性的言意觀。對於宋代文學來說,這個思想無疑是影響深遠的,各體文學中普遍的散文化傾向,和詩話、筆記中大量的對語言表達技藝的探討,都體現出以言盡意的努力。
複次,宋人也論述了文學的審美特性與現實生活的關係,即美與生活的關係問題,表現在他們對於“雅俗之辨”的多層次思考中。在這個論題上,宋人得出了忌俗尚雅、以俗為雅、即俗即雅、盡俗成雅等多種結論,反映出他們對文學創作中生活源泉的重視。最後,宋人還自覺地總結文學發展的曆史,從而探索當代文學的新出路。他們的文學批評中有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總結曆史而得來的“集大成”思想,作為對唐代杜詩、韓文、顏書、吳畫的評價。從而,這裏便又引出盛極而變的思想,即宋人應在唐代文藝“集大成”以後再開新路。在此自覺思考的指引下,宋人實現了中國審美文化的一大曆史轉折,把文藝審美趣味發展為文人趣味,使文人畫、學人詩成為宋代以降雅文藝的代表。由於“雅俗之辨”與“集大成”思想等,主要體現在蘇軾和蘇門文人的言論中,因此,我們在本書的有關章節中論述,這裏不展開了。
理性精神在宋代文學創作與文學觀念中的體現,還可以舉出很多,但以上幾點已足以證實曆史上的一次新的文學自覺,即理性層次上的自覺。需要說明的是,蘇軾在其中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理性精神既是宋代哲學和文學的內在靈魂,也是宋代士人立身行事的原則,根本上說,是一種士人精神,它的弘揚,是與那個時代“士”的崛起分不開的。在門閥士族消失以後,獨立的“士”成為宋型文化的創造主體。與先秦處士不同的是,宋代的“士”以“儒士”為主體。按照《禮記·儒行》的記載,孔子曾對“儒”有過一係列嚴格的要求,如“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誌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誌,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等等。這種“儒行”,是每一個“士”所應踐履的,對激揚“士氣”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中國曆史上,文化昌明的盛世總與高昂的士氣同時出現,互為因果。晚唐五代,是“士”變得最“賤”的時代,如王夫之所雲:
夷考自唐僖、懿以後,迄於宋初,人士之以名誼自靖者,張道古、孟昭圖而止;其辭榮引去,自愛其身者,韓偓、司空圖而止;高蹈不出,終老岩穴者,鄭遨、陳摶而止。若夫辱人賤行之尤者,背公死黨,鬻販宗社,則崔胤、張浚、李溪、張文蔚倡之於前,而馮道、趙鳳、李昊、陶穀之流,視改麵易主為固然,以成其風尚。其他如和凝、馮延巳、韓熙載之儔,沈酣倡俳之中,雖無巨慝,固宜以禽魚畜玩而無庸深惜者也。士之賤,於此而極![70]
這段話說得十分痛切,令我們聯想到歐陽修所作《新五代史》中那幾乎滿篇的“嗚呼”,有許多就是針對“士之賤”而發,因為這正是他深恨的事。在範仲淹、歐陽修等賢人君子敢於身為天下先,積極淬礪名節,高揚人格力量之後,宋代士氣開始振作,並達到極旺盛的程度。士人精神在高漲的士氣中突現出來,以自己的理性建立是非的標準,並且敢於捍衛這個標準,某些時候不惜與君權抗衡。宋孝宗讚蘇軾:“負其豪氣,誌在行其所學。”[71]就是這種士人精神的體現,那似乎表明皇帝也讚同這種精神。宋孝宗對於蘇軾還有“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而彰,是以論世”[72]的讚歎,為了肯定蘇軾,幾乎暗斥了他自己的祖先。這自然是宋代士人精神高揚所起的影響。
宋代哲學、文藝的勃興,政治中的民主空氣,以及經濟領域中產生的許多新思想,都是宋代士人的理性精神充分發揚的結果。這也就是宋型文化的本質力量,北宋中期的時代精神,它使得蘇軾這樣的文化巨人得以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