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裏講的蘇軾“政論”,是指他實際麵對王安石變法這一政治事件以前,所發表過的政治主張。主要的內容是嘉祐六年(1061年)應製科前完成的《進策》和嘉祐八年在鳳翔任上所作的《思治論》[706]。寫下這些政論時,蘇軾才二十幾歲,但由於蘇洵給了他別人難以比擬的教養,或者也因為他特別穎悟,故而這些政論已體現出很高的水平,不可輕視。在即將到來的關於“新法”的爭論中,比王安石、司馬光年輕了二十來歲的他,其議論已能廁於二公之間,不必依人門戶。即便是對他頗曾詆抑的王安石,也承認蘇軾有自己的“學術”(隻是“不正”或與他“素異”罷了),並不是附和著司馬光學舌幫腔而已,他甚至還認為蘇軾是司馬光的謀主,所以尤要認真對付,極力阻止其升遷,而且不擇手段迫其離京。從蘇軾在王安石心目中的分量,也可以想見蘇軾早年的議論已有相當的力度了。
積學深,見理明,議事切,規模遠,才會有力度。除了蘇洵的影響外,蘇軾早年的政論當然也是時代思潮激**下的產物。仁宗的四十二年“太平”,不但在王安石看來是“積貧積弱”的過程,其吏治的媮懶、財政的瀕臨破產、禁軍的龐大而無用等諸多嚴重問題,是有目共睹的。與王安石同時,關注著這些問題並思考著改革辦法的人並不少,因為自範仲淹、歐陽修振起士風後,一代士人都能感受迫切的憂患和改造政治的責任了。這種憂患感和責任感,在那些後來反對“新法”的官員如司馬光的身上,曾經表現得與王安石一樣地深切。劉安世回憶說:
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萎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707]
這個回憶大致道出了實情,但出於舊黨的立場,說得有點輕描淡寫的味道。實際上,士大夫中間要求革新政治、洗刷弊端的呼聲,自範仲淹以來是彌漫著朝野上下的。到仁宗末、神宗初,可說是群情激昂,王安石和司馬光無疑都處在這樣的時代性的激昂之中,甚至他們關於“新法”的爭論,也是這激昂的產物。蘇軾雖比他們年輕得多,但也麵對著同樣的社會問題,受著時代思潮的激**,在政治責任感的驅迫下寫出他的政論。
《進策》是一組很係統地闡述蘇軾的治國之策的政論文,包括《策略》五篇、《策別》十七篇、《策斷》三篇,共二十五篇。
《策略》五篇具有總論的性質。第一篇開宗明義,雲“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政治運行有規律可循,治天下有術,救弊有方,可以講求。然後指出方今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其所謂“可憂”者,大致是民生不安、財用不足、上下不通、邊患不息四端。最後揭出論旨:“方今之勢,苟不能滌**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這裏表明了他的基本的政治態度,是要求振刷,有所樹立,雖未明確要求“變法”,但已寓更新之意,與王安石的見解相去不甚遠。第二篇是講如何對付外患,認為不須君主與整個朝廷來為之憂慮,主張專任一個方麵大員就可以了。這個主張是不會被宋帝接受的,因為它與“祖宗家法”的集權意旨相背,但蘇軾本人則一直認為“內重外輕”過甚也是莫大的弊端。外患既講過,此後三篇便針對內政而發。第三篇最值得關注,通論內政之弊有二,曰立法之弊與任人之失,而蘇軾認定當今之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製之罪”,故他主張,法不須大變,要有所樹立的話,應該在“用人”上講求。這就跟王安石的變法主張產生了明顯的分歧。第四、第五篇接著講“用人”之術,主張“開功名之門”,來激勵天下士氣,使天下常處於運作之中,然後可以通達上下之情,深結天下人士之心,以使社會根本牢固。這裏又強調了運作、行動的必要性,與因循守舊、苟且拖延異趣,但從“用人”入手,不自“變法”入手。“用人”當然也要求振刷更新,更新而不“變法”,不免有點難解。“用人”而更新舊法,與“變法”而作新斯人,兩者之間,可能僅僅成為表述上的差異,也可能成為決然對立的主張,蘇、王二人的同異、得失,於此可覘。
《策別》十七篇,是針對《策略一》中指出的民生不安、財用不足、上下不通、邊患不息這四大弊端,而開列的救治措施,即《課百官》六篇、《安萬民》六篇、《厚貨財》二篇與《訓兵旅》三篇。很明顯,《課百官》是針對著上下不通之弊,《安萬民》針對著民生不安之弊,《厚貨財》與《訓兵旅》則針對著財用不足、邊患不息之弊。我們知道,王安石的變法思想,關注的主要是財與兵兩項,而蘇軾則將吏治、民生問題放在主要地位,將財與兵放在後麵,篇幅上亦比前兩項少得多。不過,《進策》的第三部分《策斷》三篇是專講用兵問題的,三蘇本擅長言兵,而言兵當包括訓練軍隊與對外(遼、西夏)作戰兩方麵,《訓兵旅》隻講前一個方麵,屬於內政的,故包含在《策別》裏,後一方麵是對外患而發,故另作《策斷》以論之。這樣,雖然他在概括當時大患時也醒目地把“財之不豐”列在“兵之不強、吏之不擇”之前,但總體來看,論財方麵特顯單薄。僅有的《厚貨財》二篇,一篇講“省費用”,一篇講“定軍製”,而“省費用”主要是削減冗官冗費,“定軍製”的內容包括:反對禁軍聚集坐食,取消征戍徒費,用土兵漸代禁軍。如此,前一篇可歸屬於吏治問題,後一篇又實是對軍隊而言,真正探索經濟規律的卻幾近空白。當然,治吏治軍都不失為節省財政開支的重要途徑。但《進策》確實缺乏對當代經濟運行的新穎論述,更未涉及對於商品經濟的初步研究,也不曾提出切中時弊的具體的財經政策。相比之下,與蘇軾《進策》同時寫成的蘇轍早年策論中,倒包含更多財政經濟方麵的內容。不過,即便我們把蘇氏兄弟看成一體,認為蘇轍的相關論述也被蘇軾所掌握,如與王安石腦中正在不斷成熟起來的新的經濟思想相比,高下也是相當明顯的。
《課百官》六篇是講吏治問題。宋代集權政治是靠一套官僚體係來實現的,因為要貫徹集權的目的,便要使官僚體係內部互相牽掣,令任何一個主管部門不得擅權,這樣就造成設官複遝,吏員冗雜的局麵。然後,官員們又養成照章辦事的習性,但求無過,不敢有所作為。於是,龐大的官僚機構在耗費巨額俸祿之餘,又愈益顯出腐敗、拖拉的弊端,幾無效率可言。而北宋中期興起的改革思潮,也首先要求整頓吏治。範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其政綱見於《答手詔條陳十事》[708],前四事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皆針對吏治而發。蘇軾將《課百官》列在《策別》之首,顯然也是繼承了前輩的改革思想。他對於吏治問題,提出了六點主張:厲法禁、抑僥幸、決壅蔽、專任使、無責難、無沮善。這裏以“厲法禁”為首,可見他也並不太忽視法製,雖然他認為“用人”比法製更為根本,但在“用人”之術上,則首先強調“用法”,並且要求“用法始於貴戚大臣”[709],故他後來對“新法”中“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等限製貴戚大臣之特權的措施,是深表讚同的[710]。從以法治吏的思想出發,他力圖建設一支在皇權領導下事有所主、上下交通、反饋快速、富有效率的官僚隊伍,故以“抑僥幸”來裁汰冗官,以“決壅蔽”來排除障礙,以“專任使”來提高辦事效率,以“無責難”“無沮善”來鼓勵官員有所作為的積極性。按照他的理想,行政體係猶如人身,皇帝和官員之間,應如心與手足的關係,自然協調,這才是有“道”。
民為邦本,故《課百官》後繼以《安萬民》,其術亦有六點,曰敦教化、勸親睦、均戶口、較賦役、教戰守、去奸民。這裏以“敦教化”為首,與他觀察曆代治亂時重點關注於“風俗”,是同樣的思想方法。為此,他認為朝廷財政方麵應當有所放鬆,“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反對“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因為那會使“民日趨於貪”,教化不行,風俗大壞,“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711]。後來蘇軾批判“新法”時,也依此立說。值得關注的還有“均戶口”一點,蘇軾認為人民在各地分布不均,也是地力不盡、財用匱乏的一個原因,所以主張移民於荊、襄、唐、鄧、許、汝、陳、蔡等人口稀少的地區,以加強該地區的開發,而士大夫應當帶頭遷徙。這個主張似未被朝廷采納,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了他深遠的戰略眼光。他所提到的地區,在今河南、湖北兩省,是北宋疆域的腹地,後為南宋北防的腰部,其戰略意義本十分重要,而此地區的空虛,使趙宋政府的對金戰局,在北方失敗後即無所憑依,隻好遠竄東南,宋高宗不敢應宗澤的請求回駕汴京,就是因為對這一地區支撐汴京的力量缺乏信心,在建炎、紹興之際,此地也確實是民生凋敝,“群盜出沒於其間”[712]之區,待嶽飛控製了荊襄局勢後,朝廷又加以摧殘,自壞長城,故蒙古兵終以攻破襄陽而令趙宋政權一潰不可收拾。我們讀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一書》,其陳述天下大計,亦關注於荊襄地區,認為此地的強弱關係到趙宋的興亡,與蘇軾可謂英雄之見略同[713]。然則,蘇軾在北宋時提出此議,而未獲施行,實令人扼腕歎息。
《策別》的最後部分《訓兵旅》三篇,與《進策》的最後部分《策斷》三篇,都是講軍事方麵的,前者講治軍之法,後者講對外作戰。不過,蘇軾在軍事方麵最值得關注的見解,卻在《策別·厚貨財》的第二篇,即“定軍製”的主張。“定軍製”本為了省費用,但同時也針對著最令北宋人士頭疼的禁軍問題,那龐大的禁軍(最多時達一百四十萬人)聚集坐食、輪番更戍,不但耗費巨億,並且越來越顯得養癰自患,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因為禁軍已幾無戰鬥力可言。用巨資養著沒有戰鬥力的軍隊,則此巨資成為徒費。故“定軍製”不僅為節省開支,也為了建設真正有用的軍隊。蘇軾的辦法是:“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按指禁軍)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這裏的“土兵”,當指河北的義勇、陝西的弓箭手之類的地方武裝,他們是在宋與契丹、黨項的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具有實際的戰鬥經驗與真正的戰鬥實力,遠優於坐擁輕肥、不堪一戰的禁軍。熙寧二年(1069年)蘇轍《上皇帝書》也指出:“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714]所以,蘇氏兄弟主張培訓“土兵”,俾其漸趨正規化,以取代無用的禁軍。一直到元祐末蘇軾赴定州出任邊帥時,還把大量的精力花在弓箭社的建設上[715],可以說,還在實踐著他青年時代的主張。當年,韓琦辦完了皇位承接的大事後,出鎮河北,也就把組建“義勇”土兵部隊作為他後半生的要務,而司馬光在邊關防守的問題上,也對“義勇”、弓箭社等寄予厚望,為了“義勇”的身上該否刺印一事,還與韓琦激烈爭論。可見,以土兵取代禁軍這一主張的提出,是有相當現實基礎的。一般認為韓琦晚年趨於一切守成的看法,並不正確,他堅持在“義勇”身上刺印,目的當在於使之成為新的職業兵,他如此苦心經營土兵部隊,是在用他的切合實際的方法解決禁軍問題。他的豐富的政治、軍事經驗,使他能夠采取這種不與“祖宗家法”明顯衝突的方式,來漸漸地消解“祖宗家法”養成的一大弊病,以具有戰鬥力的新軍隊逐步取代無用的禁軍。蘇軾可能明白韓琦的意圖,他把這個意圖表述成了文字。相比之下,同樣旨在取代禁軍的王安石的保甲法,就顯得迂遠而無效,因為以保甲取代禁軍,乃是用民兵取代職業兵,不管王安石如何陳述保甲的作用,宋神宗依然無法相信他的國家可以在沒有正規軍的情況下保持安全,結果禁軍仍須存在,而保甲徒擾鄉村。韓琦、蘇軾的辦法,是在現有土兵的基礎上,建設新的能戰的正規軍來逐漸替代禁軍,很可能是當時切實可行的最佳方案。在韓琦的權力範圍內,這個方案也正在實施之中,把它打斷的,當然就是王安石的“新法”。韓琦絕非保守無為的庸臣,而是範仲淹以後北宋政壇上最傑出的幹才。熙豐變法在排除反對派的障礙時,也把老一輩改革家的經驗中有益的因素拋棄了,沒有認真思考,別擇繼承。這是王安石的一個弱點,而比較注意吸取韓琦、歐陽修等前輩的思想遺產,恰恰是蘇軾的優點。
以上通過分析《進策》,探討了蘇軾早年政論中的各種主張。總括起來,約有如下四個特色:第一,諸種議論皆針對當時社會的弊病而發,但詳於吏治、民生、軍製,而略於財政問題,以為此問題可由前三項的適當處理而自然解決(整頓吏治以省冗官冗費,移民以盡地力,定軍製以省兵費),不須特設巧取之法。第二,注意汲取前輩的遺產。如“課百官”,是繼承範仲淹的主張;以土兵漸代禁軍,是繼承韓琦的手段。第三,眼光深遠,氣魄宏大。如主張專任官員,是有意校正宋代政製“內重外輕”的整體偏向;注意民生先於財、兵,是比專注於財政收入更為根本的政治見解;提出移民於腹地,體現了宏遠的戰略眼光;而以土兵漸代禁軍,實是一種看不見的騰挪轉換,氣魄非凡。第四,總體的政治傾向是革新的,有為的,而不是保守現狀。但在革新的方法上,主張漸變而非遽變。如以“安萬民”來順勢解決財政困難,而不是設法多開取利之途;“安萬民”又以“敦教化”這樣長遠的事業為先,而“敦教化”又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716],以為“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力”[717]等等。必須說明的是,漸變之“漸”,是時間問題,不是程度問題,如以土兵漸代禁軍,就是一種典型的漸變手段,它需要較長的時間,卻不影響變革的徹底程度,反過來,遽變不一定就是徹底的。當然,漸變究竟不如遽變來得勇決,且易退為不變,故在“變”的態度上,是不夠鮮明的。除了革新方式之“漸”外,其革新依於“用人”而不依於“變法製”,也可關注。不過,在“用人”的具體措施上,他也強調“用法”。
這四個特色,如與王安石的改革思想相比,差異也是明顯的。蘇軾略於論財,而王安石更專注於財政收入;蘇軾樂意繼述前輩,而王安石更樂意自用;蘇軾著眼遠圖,而王安石還要追求近效,其入相後的態度則更顯急迫;蘇軾雖主張革新,但其方式是“漸”“用人”,王安石則力主遽變法製。因了這些差異,我們認為蘇軾反對變法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礎,但無論如何,僅僅這些還決不至於使蘇軾與王安石完全、尖銳地對立起來,因為差異雖然存在,卻還不是毫不相容的情況。使他們尖銳地對立的,自然還有“學術素異”以外的原因,如黨爭之形勢的驅迫與性格、私交之類。不過,我們應該充分探討的,是可以訴諸“學術”的方麵,其中關於漸變、遽變的問題,還要再深入分析。
通常認為,司馬光、蘇軾、王安石分別代表著不變、漸變、遽變三種政治主張。其實,如果對照各人理想中的政治藍圖,現實與理想的差距都是顯然的。應該承認,他們都致力於謀求更為良好的政治局麵,那本是當時普遍的思潮,三個人都在此思潮中,初無二致。但要改善當前的政治局麵,自然就有個“因”與“革”的問題,“漸”與“遽”的問題,這也是三個人都理應考慮的。所以,嚴格地說,用“不變”或“保守”來概括司馬光的政治主張,並不確切;而“漸”與“遽”的矛盾,也不在“變”的徹底程度上,而在“變”的方式上。問題在於,這種方式上的矛盾,會影響到對於變法的讚同與否的具體政治態度。在“新法”出台以後,所采取的或是讚同之姿態,或是反對之姿態,持“漸變”主張者或進而為同誌,或退而為反對派,其“立朝大節”必須明確,則“漸變”一義便不能存立。抽象地講“變”,是可以有“漸”的;但對於具體的變法措置,則或讚同或否定,即或“變”或“不變”,無“漸”可言。所以,對於“新法”形式的“變”,反對者隻能取“不變”的政治態度,盡管其政治主張中原也有“變”的因素。
然則蘇軾何以持“漸變”之主張?這與他所理想著的政治藍圖,及他關於“因”與“革”的思考有關。
蘇軾心目中有這樣一個“治世”的景象:君主守靜不動,居中無為,而群臣積極效命,各行其職,萬民各事其事,使萬物各當其所。這樣,整個社會是生氣勃勃的,人心是振發有為的,事物是被積極開發的;但此整體運行著的“動”最終圍繞著一個“靜”的核心,以“靜”製“動”,故“動”而有序,富於理性。這樣的政治藍圖,在《進策》中已有表述:
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製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718]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遊無為而製其上。[719]
這樣的表述,與《策略一》講的“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是不免有點矛盾的。但若對照本書第二章所述蘇軾關於“道”和“性”的闡說,則可知此種政治理想乃是合乎他的哲學思想的。因此,在蘇軾看來,君主大體上應是“靜”的,“欲有所立”可能隻是一種“術”,目的在於使天下“動”起來,而自己仍可守“靜”,坐收其功:
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己不為。夫使天下皆為而己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為我役而不辭,夫以是坐而收其功也。[720]
照此說法,凡欲有所改革,君主隻以“術”略開其端,而令天下自“動”,因人成事,“靜”收其功。雖說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但那個時代裏的政治主張,例不能離開為君主守其天下而著想這一基點,故蘇軾依著他的理想的政治圖景,為君主出了以“靜”製“動”的主意。如此,則“動”乃是百官吏民之事,皇帝及其行政核心(中書)須以“靜”為本,是不宜大肆興作,變法立製,代百官吏民行事的。那麽,政治革新的途徑在於“用人”而不在於“變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考慮到以“靜”製“動”是以一“靜”製萬“動”,故其事自是宜“漸”不宜“遽”的。在蘇軾看來,天下之大,難以一個人的意誌遽變舊轍,必須有所“因”而“革”,方能收效。“因”於什麽呢?他認為必須“因人之情”,才能“易為功”“易為力”,故提出“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的施政手段。這就使“漸變”之“漸”有了具體的內容。如果說“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還隻是一種“漸變”之策略的話,那麽,在此策略的底下還隱含著一層更為根本性的含義:即一切政治行為都必須合乎“人情”。當我們檢討王、蘇交惡的緣由時,便會發現“人情”問題是至關重要的。
王安石的“不近人情”,幾乎是宋人眾口一詞的,傳為蘇洵所作的《辨奸論》,就是從其“不合人情”而推斷其為“奸”。《辨奸論》的真偽,即便不能從考據上斷案,我們仍可從蘇洵別的文字中推見他以“不合人情”為“奸”的思想。《送吳侯職方赴闕引》雲:
夫不忍而謂之仁,忍而謂之義。見蹈水者不忍而拯其手,而仁存焉;見井中之人,度不能出,忍而不從,而義存焉。無傷其身而活一人,人心有之;不肯殺其身以濟必不能生之人,人心有之。有人焉,以為人心之所自有,而不足以驚人也,乃曰:“殺吾身雖不能生人,吾為之。”此人心之所自有邪?強之也。強不能以及遠……然則異世驚眾之行,亦無有以加之也。吳侯職方有名於當時,其胸中泊然無崖岸限隔,又無翹然躍然務出奇怪之操,以震撼世俗之誌。是誠使刻厲險薄之人見之,將不識其所以與常人異者;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則淳淳渾渾不可遽測。此所謂能充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721]
在蘇洵看來,君子的仁義之行,應是充人心之所自有者而自然為之,並非強作異世驚眾之行,強出奇怪之操。也就是說,應合乎人情。這裏雖不明斥“不合人情”者為“奸”,但文中所謂“刻厲險薄之人”,也就指欣賞“奇怪之操”的人。所以,不管蘇洵是否實撰《辨奸論》,他具有可能寫作《辨奸論》的思想基礎,也就是說,《辨奸論》很符合蘇洵的思想。
為什麽蘇洵如此強調“人情”?這是出於對慶曆以來的社會風氣的反思。自範仲淹倡導士大夫以名節自立,固然令一時士風振作,但矯枉過正,也使很多人務為詭怪之行,奇特之操,以自異於流俗,其弊又在於不近“人情”。我們讀蘇軾早年應舉、應製科時期所作的一些幹謁之書,幾乎無一不談到這個問題:
《上富丞相書》:“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眾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昔範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鹹在,雖其狂狷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範公亦躬為詭特之操以震之。夫範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為者非也。”
《上曾丞相書》:“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為異眾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為怪詭之詞。”
《上韓太尉書》:“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相與力為險怪驚世之行……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為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
《應製舉上兩製書》:“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722]
不難看出,蘇軾繼承了他父親強調行為合乎“人情”的思想,而以“不合人情”的奇特詭激風氣為當世之大病,甚至不惜批評他一向尊敬的範仲淹,也不惜一反曆史上對於東漢名士的傳統好評。後來他作《易傳》,也於“無妄”卦的釋義中繼續發揮這樣的見解。
無獨有偶的是,曾經參與鼓動慶曆以來之士風的歐陽修,於嘉祐初也有同樣的反思:“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眾人。苟欲異眾,則必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723]他親身反思“前日慶曆之學”的弊端,結論與蘇氏父子不謀而合。歐陽修之所以對三蘇一見中意,這一點所見略同可能是很重要的原因。持論近於人情,確是歐蘇學術的特色之一,與“是非謬於常人”的王安石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宋代史料中關於王、蘇交惡情形的記載,無非二端:一是王氏詆蘇氏父子為縱橫學,二是蘇氏父子詆王氏“不近人情”(甚至“奸”)。可見,兩家在“人情”問題上的不同態度,是很值得關注的。而且,那還不僅與王、蘇交惡相關,也與蘇軾後來反對“新學”的獨斷傾向相關,而這裏尤需指出的是,“人情”問題直接與蘇軾的“漸變”主張相為表裏。
蘇軾早年的政論,還有鳳翔任上所作《思治論》一篇。此篇基本上重述了《進策》所包含的思想。開篇曰:“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故其宗旨在於有所“立”。後麵具體討論的是“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三個問題,但未詳述救治之法,隻是鼓勵君主果斷從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與《進策》相較,奮發有為的色彩更顯濃厚,對於振刷革新的要求更顯強烈。上麵已經提到,蘇軾在政治問題上的“動”“靜”觀有些矛盾,照他理想中的治世景象,君主應該是“靜”的,但針對救弊的政治課題時,又以為君主應有“術”起“動”。這起“動”的“術”,本身“動”到什麽程度,那就很難說得清楚,而要隨時隨機采取不同的說法了。比如後來反對變法時,就比較強調“靜”,但從《進策》到《思治論》,卻是對“動”的強調增加了。應該說,蘇軾的政治態度,在此期間是在向著積極的方向發展,向著趨“變”的方向發展。但他的“動”“靜”矛盾的學術觀點,也使學術以外的因素容易侵蝕他的政治態度,使他可能從強調“動”轉而強調“靜”,使他的“漸變”主張退而表現為反對變法的政治態度。當然,我們並不抹殺“漸變”論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但蘇軾在熙、豐時代的許多言論,即便對於“漸變”論而言,也是更為保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