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氏易傳》卷七雲:“性,所以成道而存存也。堯舜不能加,桀紂不能亡,此真存也。”盡管朱熹把蘇軾“性非善”的觀點視為異端,但對這句話卻很欣賞,因為程朱理學講“性”,也是“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此在本書第二章中已有闡論,這裏重提,是為了說明,宋人都將“性”視為人的生命本體(盡管對“性”的理解有種種不同),也都將保存這種本性視為人生的終極價值。周、程(顥)一派正是以此作為“顏子之樂”的哲學根據。但依蘇氏的學說,“存性”的方式有“獨存”與“寄寓”兩種,“獨存”為顏子所至之境,蘇軾本人則更提倡“寄寓”一義。“寄寓”於入世的各種創造活動,而同時能反省和保存超越本體“性”,這才使“寄寓”者既依托於大地,又背負著青天。所以,“存性”不但在理論上是“寄寓”的邏輯前提(不“存性”就談不上“寄寓”,而是陷溺於世俗了),在現實的人生過程中,它也是“寄寓”的目的,即通過豐富的人生實踐來證悟、了解“性”的真諦。我們談論蘇軾的人生哲學,最終還是要講到“性”的。

如果說,“性”是一個哲學課題,那麽“存性”則是一個人生課題,兩者之間有理論與實踐、抽象與具體之別,程顥的失誤在於把兩者等同,取消了人生實踐的重要性,他認為,隻要懂得了“性”的道理,獲得了“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的心理體驗,就沒有什麽事還需要再做了,其著名的《識仁篇》雲:“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從此意存之,更有何事?”[1329]沒有別的什麽事了。後來李侗就這樣指教朱熹,但朱熹大概沒有能夠獲得如此光風霽月的體驗,所以轉向了小程的“格物致知”一途。依大程的思路,“存性”就是“識仁”,“識仁”就是自覺“渾然與萬物同體”,更何來“格物致知”之事?倘說必須先“格物致知”才能“渾然與萬物同體”,則“格物致知”豈有窮盡之日,“識仁”便永不可得。這裏顯然是有矛盾的[1330]。如果朱熹不是那樣立誌要排斥蘇學,他應該能看到,蘇軾的“寄寓”之說正可取來解決這個矛盾,但朱熹不肯這樣做[1331]。反過來,蘇軾用“寄寓”聯結了抽象思辨與具體的人生實踐,但他又不能吸取二程學說中辨析概念、構架體係的高度精密性與條理化,反而把對方視為“奸”人,不與同途。程朱的心性之學與蘇軾的人生感悟不能融合,是很令我們感到遺憾的。雖然我們在本書中也曾努力探求蘇軾的“性”論,並認為其哲學意義可以與程朱的心性學分庭抗禮,但客觀地講,它在理論形態上遠未達到完備,作為哲學學說是不能與程朱心性學的精深邃密相匹敵的。蘇軾的“存性”,主要的價值還不在理論認知,而在人生感悟。這樣的感悟,是在整個人生“寄寓”過程中不斷深化和明亮的,是程朱的理論思辨所不能替代的。故而,下麵要簡單地敘述一下“寄寓”者的“存性”曆程。

蘇軾早年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嚐作著名的《和子由澠池懷舊》詩,首四句為: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1332]

此以雪泥鴻爪喻人生,曆代注家有不同的理解,或從禪宗語錄裏找出處,或以為是性靈所發,不須出處。我們認為最好是用蘇軾自己的作品來印證。按前引《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雲:“聚散一夢中,人北雁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看來鴻雁之喻與“寄寓”思想有聯係。蘇轍《祭亡兄端明文》:“涉世多艱,竟奚所為?如鴻風飛,流落四維。”[1333]這很可以移注雪泥鴻爪一喻,蓋以身世飄忽不定,一切境遇皆為偶值,無處可以長守,其意頗以不能安定為苦。不能安定之原因,在於不能自主,一生隨朝廷差遣而轉徙,竟不知將來之於何地,則此身猶如寄於天地間,隨風飄**,而前途也如夢境一般不可預計。正是這種人生被動的感受,引發了蘇軾把人生看作“寄寓”過程的思想。在前文列出的九例“吾生如寄耳”中,有不少是對人生被動的感歎,如《送芝上人遊廬山》:“吾生如寄耳,出處誰能必?”《和陶擬古九首》之三:“吾生如寄耳,何者為吾廬?”即謂前途不測,居處不定,與雪泥鴻爪的喻義正同。另如《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詞,也以孤鴻自比: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1334]

這是謫居黃州時所作。以鴻雁喻“吾生如寄”,本以身隨朝廷差遣而不能自主,感到被動不安,但此時被朝廷拋棄,不再遷轉了,卻又覺孤懷寂寞,有不被理解之苦,這孤鴻仍是精神上遭流落的象喻。不過,“揀盡寒枝不肯棲”的孤鴻,雖然還沒有找到“寄寓”之所,但已經有了對於“寄寓”主體的意識,與被動的隨風飄**的鴻雁有所不同了。從人生被動引發的“如寄”之感,到“寄寓”者主動尋求“寄寓”之所,這已使“寄寓”的含義得到質的改觀——那不能不說是貶謫的打擊喚醒了蘇軾對主體性的自覺。

但蘇軾又被起用了,又隨朝廷的差遣而遷轉了。在這中間,他漸漸爭取解脫人生被動、所至偶然所帶來的痛苦。當他第二次任職杭州時,有詩雲:“到處相逢亦偶然,夢中相對各華巔。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1335]在遷轉偶然之中,亦偶有“重見”之喜悅,這“重見”可真是值得喜悅的。人生如夢,倘能隨緣放曠,則不難於雪泥鴻爪般的偶然境遇中享受“重見”帶來的喜悅。

可是,“重見”的喜悅馬上被另一種痛苦所打消。在元祐七年所作《送芝上人遊廬山》中,除了再次慨歎“吾生如寄耳”外,還有一個比喻也頗堪玩味:

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跡。

按“二年閱三州”,謂元祐六七年間,從知杭州被召回,又出知潁州,移揚州。此時東坡五十六七歲,過了中年,漸入老境。數州皆其早年遊宦經曆之地,臨老出守複又至此,初時雖有“重見”的喜悅,但“重見”得多了,卻猶如轉磨之牛,“步步踏陳跡”了。錢鍾書先生對這個磨牛之喻有一番分析,他引了古詩中所詠的盆中之蟲、拉磨之驢、磨上之蟻,及西方藝林中的有關比喻,進行參釋,謂:“生涯落套刻板,沿而不革,因而長循,亦被圓轉之目。”“守故蹈常,依樣照例,陳陳相襲,沉沉欲死,心生厭怠,擺脫無從。圓之可惡,本緣善於變易,此則反惡其不可變易焉。”[1336]這個分析甚為透徹精辟。與雪泥鴻爪之喻相比,磨牛之喻更覺意味深厚。蓋前者苦於身世不定,後者則苦於人生的重複無趣了。從少年時感歎人境相值的偶然性,到中年後曆經宦途的轉徙,改為感歎人境相值的重複性,這一轉變中,積累著厚重的人生閱曆和久長的人生思考。雪泥鴻爪之喻中暗示的那個太大的空間,在磨牛之喻中變得太小,隨著空間的縮小,短暫的人生卻變得十分漫長,“百年不易滿,寸寸彎強弓”[1337],在這樣“寸寸彎強弓”般的艱難漫長的時間裏度過“步步踏陳跡”的磨牛生涯,這苦況該怎樣想象呢?

從這個意義上看,蘇軾遭受的第二次貶謫,是應該歡慶的。正因為中年後感覺空間局促為人生的真正苦況,故晚年萬裏南遷,真成了大解脫,值得大歡喜。在蘇軾渡海後詩中,又出現牛的比喻,是寫給兒子的:

我似老牛鞭不動,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黃犢走卻來,海闊山高百程送。[1338]

雖仍自比為路途艱難中的老牛,但與磨牛已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把兒子比作跨越“海闊山高”的黃犢,正見其精神上的歡快。如果不是因為身體衰老,他也能夠像黃犢般不懼“雨滑泥深”的,他的精神已經是黃犢,不是磨牛了。建中靖國元年北歸時作《鬱孤台》詩曰:“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閑遊。”這是上文所列九例“吾生如寄耳”中的最後一例,已從慨歎變為詠唱,將“如寄”釋為“閑遊”。所謂“閑遊”者,分明是有一個主體已經升起。“流落四維”的鴻雁與“步步踏陳跡”的磨牛都是被動的,而“閑遊”者卻是主動的,這使得“寄寓”的含義徹底改觀,從被動轉向主動。

轉變的力量在哪裏?“閑遊”的“閑”字很具啟發性,我們在蘇軾作於黃州的《記承天夜遊》中已看到過這“閑”字,但此後的宦途遷轉使他不得“閑”,要到再遭貶謫,“閑”才來歸。“閑”是擺脫功利態度的人生境界,是體“道”存“性”的結果。對人生的反思使“性”顯現出來,達成對不能自主之身世的超越,確立主體,而使被動轉為主動。這種超越確實經曆了一個不斷反思、體悟的“存性”之過程。先是因雪泥鴻爪般的遷轉不定而感到“吾生如寄”,到黃州時體會到“閑”的重要性,使其孤鴻之喻帶有“揀盡寒枝不肯棲”的主體意識,但仍因不被理解而感到痛苦;再因磨牛般的重複盤旋而揭示更深沉的被動之苦,這樣才進一步反省尋求真正的主體性。元祐末在定州作的《鶴歎》一詩,是對“寄寓”主體的肯定:

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脛閣瘦軀。俯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為子娛![1339]

這個“寄寓”主體不再因為不被朝廷肯定而痛苦,而是“何至以身為子娛”,不願再被當權者玩弄,積極地自我肯定了。“以身為子娛”的反思是深刻的,因為這正是造成雪泥鴻爪、團團磨牛般的人生遭遇的原因,主體性正是在這裏喪失的,而所謂“存性”,也就是不再“以身為子娛”。我們不可將此錯解為對於政治的離棄,應該準確地理解為對於專製政治的離棄,因為與此同時,蘇軾獲得了“無負吏民”“勇於為義”“誌在行其所學”的真正政治人格的覺醒。遠貶惠州,恰好把他從“步步踏陳跡”中推挽出來,進入了海闊天空的境界。赴惠路上作《過大庾嶺》詩,便高聲唱出:“浩然天地間,唯我獨也正!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1340]那得失禍福、榮辱升沉、遷轉不定、團團回旋的身世,已經永遠地被超越了,一個背負青天、依托大地的“寄寓”主體“我”脫穎而出。到惠州後,再一次用鶴自喻:“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棲荒園。”[1341]這已經是依托大地的“寄寓”者形象了,說“病鶴”猶如說“老牛”一樣,是老年貶居的寫照,但精神畢竟是自由的,本“性”已不再失陷,真正的“我”已經確立。

有了真正的“我”才有真正的“閑”,在惠州作和陶詩曰“我適物自閑”[1342],就是明證。同時,“我”的確立也使遷徙不定或團團回旋的苦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幅景象:“江山互隱見,出沒為我役。”[1343]這個“我”並沒有流落和團轉,而是各地的江山在“我”麵前出沒隱現,有時是杭州在“我”麵前,有時是黃州,有時是惠州,什麽時候也會是汴州。這個“我”是如此清晰和寧靜安詳,役使萬物,而不為萬物所奪。這當然是一個“存性”的“我”,即在反思中被本“性”點亮了的“我”。於是,整個人生過程,呈現為人在飽經風霜之後找回主體性(“性”),使自身成為真正的“寄寓”主體(“我”)的過程。而此“寄寓”主體,其實就是審美主體。

審美主體的確立,是對身世的超越,對本“性”的覺悟,渡海北歸的蘇軾,在虔州作詩雲:“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1344]回歸本“性”的心靈就像浮雲散盡以後顯露的明月,無論時事如何變化,都可以等閑視之。這無疑是“存性”的最後結果。胡仔對這句詩頗加讚賞:“語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也。”[1345]其實,這“月”喻不單是寫出他“參禪悟道”的覺悟,也被他自己看作人生的圓滿完成。當他繼續北行,在金陵重遇法芝和尚時,作《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雲:

春來何處不歸鴻,非複羸牛踏舊蹤。但願老師真似月,誰家甕裏不相逢。[1346]

按:此是東坡留下的最後幾首詩之一,其詩意頗堪看作他對“存性”過程的總結。首句歸鴻,是早年雪泥鴻爪之喻的再現,但喻義已大不相同,這次是畢竟總會歸來的鴻雁了。其北歸經海康時,與秦觀見了最後一麵,秦作詞有“南來飛燕北歸鴻”之句[1347],蓋以歸鴻喻蘇軾。蘇軾此詩中的歸鴻也有自喻之意,近承秦觀詞句,遠翻早年雪泥鴻爪之案,身世的飄忽不定和人境相值的偶然性,被這“歸”字化解去了。次句“羸牛踏舊蹤”,又是複現磨牛之喻,但這次經了“奇絕冠平生”[1348]的海外一遊,便在這個比喻的前麵加了“非複”二字,意謂已擺脫“步步踏陳跡”之痛苦,空間的局促和身世遷徙的重複循環也被超越了。後二句既是對法芝的期望,也是自述人生思考的心得,即謂人生的真實、本來之麵目,原如皓天中的明月,永恒存在,並且能為人人所理解,因為那原是一切人類的共同底蘊。與“孤月此心明”相比,這個“誰家甕裏不相逢”的“月”似乎多了一層普遍性的含義。人生的最終的意義,歸結到此“月”喻,它比喻的是“存性”的心靈。人而“存性”,人即成為真正的審美主體,人生的“寄寓”過程圓滿地歸結到這裏。鴻、牛、月,這三個比喻寫出了蘇軾人生思考的曆程,而在這首詩中完全重現,仿佛生命就是這樣一首詩。這樣一首詩,曾經寫在我們民族的文化史上,寫在人類的曆史上。它的作者雖已死去很久,但詩卻永生。因為生命猶如水逝,而逝水終在海,死去猶如月落,而落月不離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