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現在是一個十八歲的少年；他飲著青春的酒，他的熱情，他的感觸，奔馳而外放，他所見的僅是愛情與浪漫。同樣的自然，同樣的人民，同樣的生活；然而現在對於他似乎都變了一個樣子。他要知道，這是他自己變了呢，還是世界變了呢?不久，他便發現，他自己是先變，然後與他接觸的世界也變了。他童年時代的神秘主義已經還給了森林與花與山與星。他現在已不是一個神秘者而是一個寫實主義者了，有一個時期，他競成了一個享樂主義者，——穿著最好的時式的絲裳，吃著美食，做著敘愛情的抒情詩及其他文藝作品。
他和他家裏的人，這時似乎都很隔膜。他在五十歲時，自己曾說道，“我自十六歲至二十三歲的一個時期的生活是一個極端的放浪與不守規則的生活。”但他這時所做的抒情詩，卻都是極好的詩。
“我跑著，如香麝之在林影中跑，聞著他自己的芳香而發狂。夜是五月的夜，風是南來的風我迷了路，我浪遊著，我尋求我所不能得到的東西，我得到我所不尋求的東西。我自己欲望的印象從我心裏跑出來，在跳著舞。熠耀的幻象閃過去。我想把它緊緊的握住，它避開我，引我到迷路。
我尋求我所不能得到的東西，我得到我所不尋求的東西。”
泰戈爾在這時候，正是“聞著他自己的芳香而發狂”的時候。他在《快樂的悲哀》裏又寫道：
“快樂睜開他的倦眼，長長的歎了一口氣，說道：‘我在這樣的一個明月滿地的夜裏，僅有孤零零的一個人，’於是所有他的思想，都放在歌聲中——‘我是怕孤寂的，我不見一個人來訪問我：我是孤獨的，我是孤獨的。’我走近他，輕輕的問道：“你所希望的來安慰你的人是誰呀，快樂?”
快樂開始哭了，他說道：“愛情，愛情，愛情，我的朋友。”快樂又接下去說道：‘我願意我死了，把我自己重生而為憂愁。’‘你為什麽這樣的絕望，快樂?’我問道。‘為什麽,我是孤獨的，孤獨的，不見一個人來訪問我。’“我問道：‘你喜歡看見的是誰呢，你心裏所愛慕的是誰呢，快樂?’
他的眼睛中又閃耀著淚點，他說：“愛情，愛情，我的朋友，僅是愛情””快樂所要尋求的，正是他這時所要尋求的。
他是一個大哲學家，印度的精神的與愛國的領袖，一個歌者，一個戲劇家，一個編輯者，一個教育家，而超乎這一切，他卻是一個愛的詩人(The Poet of Love)。愛情從他的心裏靈魂裏泛溢出來，幻化了種種的式樣；母的愛，子的愛，妻的愛，夫的愛，情人的愛，愛國者的愛，自然的愛，上帝的愛，一切都在他的優美的詩歌裏，曼聲而懇摯的唱出來。他的歌聲漾**在天空之下，輕輕的觸著人的心弦，深入的飛住在他們的心靈上，使他們快樂的笑著，脈搏幾乎停止，眼裏閃耀著淚珠。
他表白愛情，極為自然，因為他自己經曆過一切愛情與生活的階級。他經過愛的顫動，熱情的奔流，失望的淒楚，默修的靜謐。而在這少年時代所唱的戀歌，尤足以激動一切沉醉在青春的夢裏的少年的心靈。
他的這些戀歌，曾引起印度的許多道德家的反對，他們聯合而攻擊這個少年的作家，他們怕泰戈爾的這些詩歌，要破壞印度的舊道德。即青年的人見他的甜蜜的戀歌也有不少引起反感。有一次，當泰戈爾的歌聲，已經換了他的調子，許多人都忘了他少年的浪漫，而敬仰他若大聖時，有一個人在一個學校的宿舍裏，唱著泰戈爾的一首情詩：
“這裏，我愛，這裏來!走過我的這個樂園裏，看我的花木在什麽地方是美麗的開著。西風柔和的吹拂著，風中帶著花的芬香。月光照著，一條銀色的河，潺緩的流下林路。”
一個少年叫道，“你為什麽唱這個**詞?”他告訴他說，“這是泰戈爾的詩；”他更覺得驚奇，直到把原文拿出來給他看時，他才默然無語。
像這種的誤解，是常常要發生的；這些舉動僅足見妄施譏彈者的無識，至於偉大的作者，則固如日月之中天，他們的光明決不是微風所能吹得熄的。
泰戈爾這時候是最自由的；他脫盡了他家庭的傳襲的主見。他隨意的寫詩，隨意的毀了它；因他這時的詩大概都不是在紙上而是在石板上寫的；他不是為了博朋友的悅樂而寫詩，乃是如閑雲之舒卷，流水之淙淙，完全為他自己的快樂而寫的。他在《我的回憶》裏曾說，“石板似乎對我說道，‘不要怕，寫你自己所喜歡寫的，擦一下，就可以都拭去了。’我如此的寫了一二首詩，毫不拘束，我覺得極愉快。我心裏在說道，‘我所寫的東西，終於成了我自己的了!’”在別一個地方他又有一段話提到這時的情況：
“在我做詩人的曆史中，這個時期最使我留戀。從藝術方麵看起來，《桑底亞·桑吉特》(Sandhya Sangit)也許沒有什麽特殊的價值，因為這一集裏的詩都是未成熟的。它的文字與思想及韻律，都不能表白得確當。它的最好的功績乃在能表現我的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思想。所以雖然在批評家看來毫沒有價值，而在我看來，那快樂的價值卻是無限量的。”
在詩的內容以外，泰戈爾這些情詩的韻律與風格也受了當時批評家的不少的攻擊。他們以為泰戈爾的詩，把彭加爾固有的格律破壞了。但這種論調，現在也已銷聲匿影了。泰戈爾對於彭加爾文字之所以有大功，即在於他之引用了許多新的優美的韻律與新的活潑的形式。現在的許多彭加爾的少年詩人，差不多都是受了他的感動，而努力去模仿他的作風的。
泰戈爾很早的就成了一個著名的戲劇家。他家裏的文藝空氣很濃厚。他論著完了一本劇本，即可在家裏聚了幾個同嗜好的人把它實演起來。他自己也參與在他所著的劇中，當其中的人物之一。他最初在十四歲時，即已著了一部歌劇，名《巴爾米基·柏拉底瓦》(Palmiki Prativa)。此後繼續做了許多這一類的劇本。他們自己著作，他們自己歌唱，他們自己演做。在這種的快樂空氣中，他度過了他的二十歲。有些戲劇批評家說，如果泰戈爾願意到舞台上去，他一定可以成一個彭加爾的最偉大的伶人。
他從英國被他父親叫回來後，許多人都以為他不能在英國學法律，是很可惜的事，都叫他父親再送他到英國去。這個第二度的遠行，果然不久便實現了。與他同行的是他家裏的一個親戚。但他們走到中途，又因事折回了。法律的神似乎阻止他入門。
當他受批評家的種種攻擊時，他得了一個很重要的朋友，使他鼓勵起精神，不顧一切，邁步向前走去，在詩國中成就了許多偉大的高尚的功績。這個人就是彭加爾最偉大的小說家卻脫柏西亞(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s)。他們第一次的遇見，在一個政治家，曆史家與小說家杜特(RomeshChandra Dutt)家裏的結婚宴會裏。杜特為要向彭加爾最偉大的作家致他的敬意，特以一個花圈套在卻脫柏西亞的頸上。卻脫柏西亞立刻把這花圈從自己頸上脫下，把它放在泰戈爾的頸上，說道，“這個花圈應該給他——你沒有讀過他的《桑底亞·桑吉特》麽?”杜特道，“沒有讀過。”於是卻脫柏西亞便舉出這詩集裏的許多好詩，極端的讚頌它們。這樣的出於意外的榮遇，使泰戈爾眼中滿含著快樂的感激的淚。他忘了所有從平庸的批評家那裏受到的苦痛，認識了他自己的天才與地位。卻脫柏西亞的這個榮典，對於泰戈爾實比諾貝爾獎金(Nobel Prize)更光耀萬倍。泰戈爾的少年期，雖曾如上所述，沉浸於肉感之中，高歌著戀情的調子，但他的精神的靈的感覺，究未完全在他心上拭去；他的心還時時的受這兩個潮流的衝擊。即在他受肉的感官的**最甚的時候，靈的光明仍然還熠熠的在他心頭裏照耀著。
這兩個肉的與靈的潮流的衝突的經過，在他的長詩《愛人在夜與在早晨時》裏能夠充分的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