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阿諾爾德·湯因比（1889—1975）是英國著名曆史學家，其煌煌巨著《曆史研究》在當代中國也不乏信徒。正是在這部《曆史研究》中，湯因比對中華文明的誕生發表了一番高論：“我們發現人類在黃河流域所要應付的自然環境的挑戰要比兩河流域和尼羅河流域的挑戰嚴重得多，這裏夏季酷熱、冬季嚴寒。我們所能肯定的僅有這麽一點，就是在黃河岸上居住的古代中國文明的祖先們，沒有像居住在南方古代中國的人們那樣享有一種安逸而易於為生的環境；而南方的居民，如在長江流域的居民，他們沒有創造文明，他們為生活而鬥爭的艱苦性也的確比不上黃河流域的人。”
照湯因比的說法，較之長江流域，中華文明之所以首先在黃河流域誕生，是由於這裏的居民遇到了艱苦環境的挑戰，而他們也成功地應了戰。很顯然，湯因比把中華文明的起因套入了他那著名的文明起源的“挑戰與應戰”模式。
“挑戰與應戰”模式自有其誘人之處，也不乏部分真理，用於解釋黃河文明的起因，國人從心理上也容易接受。如果中國隻有一條黃河，或者湯因比先生不拿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對比，這一“黃河文明起源說”也許尚能自圓其說。可惜的是，偏偏中國有兩條縱貫東西的大河，現代考古學又揭示了這兩條大河在新石器時代的許多不可辯駁的事實，湯因比先生的這一理論終於露出了馬腳。
當然，湯因比先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提出“黃河文明起源說”時，對於古代中國尚無從了解。湯因比先生精心打造了一張文明起源的床，自然希望所有的文明都睡著合適，長的鋸短、短的拉長也情有可原。問題在於，在中國現代考古學成績斐然的今天，這一謬種仍在流傳。甚至某些號稱學者的人們仍在津津樂道湯因比的這一“黃河文明起源說”，不但自誤，還要誤人。筆者雖然才疏學淺，卻願意就這一問題略抒己見。因為筆者認為，中華文明之所以誕生在黃河流域而不是長江流域，恰恰不是由於黃河流域比長江流域環境更艱苦，而是正好相反：較之長江流域，黃河流域更適於文明誕生前夜的中華先民的生存。換句話說就是，黃河流域對原始生產力的發展更為有利。
二
“人類必須先獲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後才能進入文明狀態”（摩爾根語）。為了便於論述的展開，首先，我們需要確定一下“文明”一詞的涵義。
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對“文明”一詞曾有明確的闡述。他說，在現代漢語中，“文明”一詞與英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詞相對應，表示人類社會進步的狀態。在曆史學界，則通常將“文明”一詞用於描述人類社會已由氏族製度解體、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階段。在這種社會中，除了政治組織上的國家以外，已有城市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活動的中心，已經發明文字並能夠利用文字作記載，而且已經知道冶煉金屬。
這就是著名的文明三要素：城市、文字製度和金屬冶煉技術。
顯然，按照這一標準，文明隻能由定居者來創造。問題是，人類並不是天生的定居者，隻要沒有充足的食物，人類就隻能像野獸一樣到處遊**。那麽，充足的食物靠什麽來提供呢？
現代考古學告訴我們，人類的定居生活開始於原始農業發明之後。“農業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會的最初的生產方式”（馬克思語），沒有一個文明能夠不依賴充分的糧食供應而發展起來，人類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也無一例外都是發源於農業的文明。
英國學者斯蒂芬·F·梅森在其所著《自然科學史》中曾探討過文明的起因。他說，“舊石器時代的人發明了形形色色的工具，新石器時代的人則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即定居的農業生產方式，時間也許最近也要在公元前6000年。石器時代的農業生產很快就消耗掉土壤的肥力，這個因素好象限製了多數新石器時代村社的規模和穩固性。在印度河流域、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尼羅河流域，這種限製就比較小些，因為河水一年一度的天然泛濫帶來一層肥沃的新淤泥。在這些流域就有比較多的定居村社繁榮起來，他們排幹沼澤，灌溉荒蕪的土地，使固定耕作的麵積有了相當大的發展。村社——鄉鎮——城市，與此同時，由僧侶祭司統治的管理體製也發展起來，組織人們生活上的各種複雜活動。這樣在公元前3000年的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裏，在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以及尼羅河流域就出現了最早的一些城市文明。”
相對於湯因比的“挑戰與應戰”模式，梅森的這一說法盡管樸素，卻更為接近事實，這是因為，文明脫胎於新石器時代的結論，到了今天早已成為常識，而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諸多發現對這一說法也提供了支持。
三
在《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書中，夏鼐先生已基本揭開了“黃河文明”起源的麵紗，下麵不妨引用一下這位中國現代考古學先驅的一些說法。
“在中國大地上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已經公開發表的約有七千餘處，經正式發掘的也在百處以上。這些發現所提供的大量新資料已經使各地的原始文化的麵貌日益明確。尤其是由於碳十四測定年代法的采用，使不同地區的各種新石器文化有了時間關係的框架。”
“最引人注意的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葉所發現的早期新石器時代文化，即分布在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的磁山·裴李崗文化。它比仰韶文化為早，約在公元前6000年到5700年。當時主要的農作物是粟類，並且已知道馴養豬和狗，可能還有家雞。住宅是半地穴式，屋旁還有儲藏糧食的窖穴。……如果沿著這一線索向上追溯，或可找到中國農業的起源。”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半坡遺址的年代是公元前5000—4500年，稍晚於磁山·裴李崗文化。就文化內涵而言，兩者似有承繼關係，不過在發展過程中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
“長江流域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最重要的是浙江餘姚河姆渡文化的發現。它的年代與北方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早期（半坡）同時，或許開始稍早。當時在這一帶氣候比較溫暖潮濕，居住點的周圍環境是分布有大小湖沼的草原灌木地帶。河姆渡文化的居住房屋是木結構。主要農作物是水稻。這是遠東及南亞各國主要糧食水稻從遠古時代遺留下來的最早的實物標本，年代約在公元前5000年。”“從前我們認為良渚文化（約公元前3300——2250年）是我們所知道的長江下遊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並且認為良渚文化是龍山文化向南傳播後的一個變種。實則這裏是中國早期文化發展的另一種中心，有它自己獨立發展的過程。”
行文至此，似可得出如下結論：在文明的前夜，與黃河流域一樣，長江流域也存在著一個文化發展的中心，同樣是中國原始農業出現最早的地區之一。
四
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屬於旱作文化區域，其顯著特點就是大部分地區分布有黃土及黃土狀土。由於黃土的風成起因，土壤結構均勻、鬆散，具有良好的保水與供水性能，而且土壤中蘊含較高的自然肥力。雖然黃土地帶年降水量較少，但雨水集中在夏季，有利於耐旱作物的生長。現代科學表明，由於受水熱、土壤、地形條件控製，在當時的黃河流域，野生植物經人工馴化後成為栽培植物的隻能是粟。粟宜於黃土地帶生長，成熟期短且易於保存，粟類作物至今仍在黃河流域大量種植也從某種程度上證明了這一結論的正確。
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妨以“磁山文化”的考古學結論為例。
磁山遺址位於河北省武安市磁山鎮，太行山脈與華北平原的交界處，範圍有8萬平方米，是古代先民聚居的一個村落，碳十四測定的結果表明其年代在公元前5800年左右。在這裏發現的灰坑多達數百個，數量最多的是平麵作長方形的。這類灰坑，多半是貯存糧食的窖穴，深1—2米，最深的達5米以上。在其中的80個這類坑中發現了腐朽的糧食堆積，厚度在0.3—2米不等。鑒定結果這些糧食屬於耐旱的粟類作物。據專業人員估計，殘存的糧食以十餘萬斤計，說明當時農業生產的規模已經很可觀，農業已經在當時居民的經濟生活中占據了主要地位。正是這種比較穩定的食物來源，保障了人們的定居生活。
與黃河流域相比，長江流域主要的差異表現在降水多、氣溫高，而且廣大平原地區沼澤水網密布，人類隻能在一些“墩”、“台”地貌部位相對高的地方活動。在長江流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普遍發現了稻穀的遺存。例如，太湖地區的馬家浜文化是以發現較早而且又具代表性的浙江嘉興馬家浜遺址命名的，其年代距今約7000——6000年。1961年，在上海青浦崧澤遺址的馬家浜文化層中出土了稻草莖葉、稻穀和米粒等實物，經鑒定屬於秈稻型。以後又在江蘇吳縣草鞋山和浙江桐鄉羅家角等遺址中發現大量的稻穀堆積；在寧紹地區的河姆渡遺址（約公元前5000年）第四文化層所出土的稻穀遺存，其數量之多，保存之完整，都是新石器時代考古材料中罕見的。在5000平方米左右的挖掘範圍內，普遍發現由稻穀、稻穀殼、稻杆、稻葉和其它禾本植物混在一起的堆積物，厚度達40——50厘米。毫無疑問，長江流域屬於稻作文化區。
旱作文化與稻作文化有著很大的區別。旱作文化要獲得更高的產量，隻需要解決灌溉問題；而稻作文化對水的要求則頗為苛刻，沒有水固然不能種稻，可是，如果終年積水，稻穀也不可能生長。因此，在降水豐富的長江流域，要獲得更高的水稻產量，必須解決排水問題。接下來的問題是，在新石器時代，灌溉與排水哪個更容易呢？
五
在這裏，故老相傳的“大禹治水”的傳說似乎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啟示。事實上，大禹的“治水”就是要解決排水問題。而人們之所以視大禹為英雄，對“大禹治水”念念不忘，正是暗示著能夠解決“排水”問題在當時非常了不起。尤其應該注意的是，大禹的活動範圍是黃河流域，而且大禹活動的時期已非常接近文明的誕生，此時在幹旱的黃河流域解決排水問題尚且艱難，在多雨的長江流域要解決這一問題，其難度更是可想而知。
不過，在新石器時代，中華先民又有了一項發明，這就是水井。
有證據表明，在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晚期已出現了水井。目前已知中原地區最早的水井，見於河南湯陰白營早期龍山文化的地層中，是一口井字形木構水井；在河北邯鄲澗溝遺址，則發現了這一時期的兩座圓形土井，口徑2米，深7米左右，附近有陶窯，井旁有溝渠遺跡。在一口井的底部，發現了完整或殘破的陶壺、瓶、罐等容器數十件，當是人們汲水時失落的。這說明這裏的水井除了提供生活用水和製陶用水外，也可能用於小塊園地的灌溉；在洛陽矬李遺址第三文化層（龍山文化晚期）也發現了圓形水井一眼，這眼井的井身上寬下窄，可防倒塌，已經不是最初始的井了。這是否意味著生活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黃河流域的先民已經找到了解決灌溉問題的鑰匙呢？回答無疑是肯定的。
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水井並非黃河流域獨有的發明。因為，比上述中原地區更早的井，則有在河姆渡遺址第二文化層發現的一口木構古井。指出這一點的意義在於，就純農業生產技術而言，直到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流域較之長江流域，似乎並不先進。
可是，為什麽文明首先在黃河流域誕生呢？筆者以為，在新石器時代早期，由於技術水平較低，人類隻需簡單生存時，稻作文化區不一定落後於旱作文化區。可是，當人類試圖追求更高的農業產量以養活更多的人口時，自然環境的限製便發揮了作用。以水井這一發明為例，在長江流域，水井也許對解決定居村社人口的飲水有些用途，對提高水稻產量卻幫不上什麽大忙。在黃河流域則不然，水井可以用來灌溉旱地的穀物，從而直接提高穀物的產量。試想，一旦糧食供應有了保障，人口的增長自然屬於情理之中，當聚居在一起的人口超過一定數量時，農業與手工業及其它行業的分工才有可能發生，而這一分工的發生恰恰是文明得以生長、發展的前提。
這就是筆者的結論：由於在新石器時代旱作文化較稻作文化具有更大的優勢，因此導致了黃河文明首先脫穎而出。換句話說就是，較之長江流域，黃河流域更適於文明誕生前夜的中華先民的生存，與湯因比先生的結論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