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天啟帝朱由校及其妃子們共同雙修玄功合成巨人，又得催木匠傳功後變化無窮，無孔不入。

就這樣，那位變化成“夜貓子”到處亂飛且無處不在的“王妃娘娘”忙了一個晚上，直到黎明過後，迎來晨曦，才在一縷旭日金輝照耀下，很不情願地退回了體內，切換成夫君朱由校來接班，但昨晚經曆則共享。

於是，朱由校就變回了原來的模樣，並大搖大擺地向著“乾清宮”而去，與半道上碰麵的官員打起招呼，準備進宮麵聖，共同商議朝政。這是因“夜貓子”昨晚全麵俯瞰了北京城布局後，由朱由校臨時決定。

其實，明朝皇帝一般都是在“太和門”、“乾清門”上朝，時稱“禦門聽政”，而當有比較緊急或重要的事情時，則皇帝們會在“乾清宮”召見大臣開會。這次的情況也是如此，因為東北後金的攻勢太猛，邊關告急。

其實，天啟帝朱由校自己心裏也清楚如今的大明王朝已是風雨飄搖，因為自己當這七年皇帝，沒有一天當得開心的，不是這裏發生洪澇、旱災造成流氓、餓殍遍野，就是那裏官逼民反，甚至勾結倭寇作亂？

更要命的是崛起於東北地區的女真人一直進攻著明朝衛所，將明朝管理東北地區軍政的“奴兒幹都司”打的稀巴爛！在此之前，明朝的統治範圍還包括整個外東北、庫頁島，且永樂年間也是常年派兵駐守著。

在另一個時空發生的事情就是，天啟帝朱由校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但因被奸人所害無兒女活著，加上其所有兄弟中也隻有信王朱由檢還在世且已成年，本著“國不能一日無君”教條，隻好傳位給同父異母弟。

天啟七年（西元1627年）正月十三日，朱由校敕“後府”及吏戶禮兵部：“朕弟信王（後為崇禎皇帝）年已長，其歲祿萬石，今居京師，歲支米三千石，鈔萬貫；待之國後，米全支。並選王府官員，今在京，先給校尉三百，軍一百。”彼時空的朱由校沒有遇到催木匠，因此隻能跟著曆史車輪隨波逐流了。嗚呼哀哉。

同年，明朝因自身財力困窘且邊關“將相不和”，不得不召還“經略”王之臣，埋下隱患。明軍寧遠大捷，袁崇煥升任巡撫，與總兵滿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滿桂還。“經略”即“經略使”，統領軍務，事畢即罷。

及王之臣代高第為經略，複奏留滿桂，袁崇煥又與不協。朝廷慮敗事，命王之臣督關內，袁崇煥督關外，劃關而守。袁崇煥慮廷臣忌己，乃上書請“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袁崇煥擔心朝廷害怕自己有異心。

朝議以袁崇煥、王之臣不相能，召王之臣還，罷經略不設，以關內外盡囑袁崇煥，與鎮守中劉應坤、紀用等便宜從事。王之臣遂於天啟七年（西元1627年）二月二日加封太子太保還部，繼續留在遼東軍營。

西元1627年，東北女真族所建立的後金政權兵圍錦州。後金方征朝鮮，袁崇煥遣將繕錦州、中左、大淩三城，趙率教駐錦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祿來代，而以左輔為前鋒總兵官，駐大淩河城。

世祿未至，輔未入大淩，後金大軍乃於天啟七年（西元1627年）五月十一日抵錦州，四麵合圍。明朝大將趙率教偕“中官”紀用纓城守，而遣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使者三返不決，圍益急，緩兵之計不行。

錦州被圍時，後金已於二十八日分兵再攻寧遠。袁崇煥與中官劉應坤、副使皆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濠內，用紅衣大炮距擊。滿桂亦率尤世祿、祖大壽以兵來救，大戰於城外，互有殺傷，滿桂身被數矢。

後金軍見事不利，旋即引去，益兵攻錦州，錦州亦未能攻下，遂以酷署還師。整個交戰過程發生在西元1627年五月二十八日早晨，後金軍到達寧遠城，展開激烈攻守戰。薩哈廉、瓦克達等部都被明軍重創。

明軍城上城下互相配合，炮火、箭矢齊發，使皇太極大帳被炸毀，濟爾哈朗等受重傷，使後金軍死傷慘重，被迫撤兵。次日，皇太極攻寧遠不克，又轉攻錦州，結果依然是一無所獲，被迫撤軍，思考對策。

天啟七年（西元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熹宗朱由校病死。兩日後，信王朱由檢遵遺命即皇帝位，頒詔天下，改明年為崇禎元年，是為思宗，時十七歲，九月追諡生母賢妃劉氏為皇太後，冊妃周氏為皇後。

九月初六日，“戶部尚書”郭允厚奏陳：“國諱印色藍易濃溷，請錢糧事獨朱印”，思宗允準，增強防偽。

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詔諭：“連年加派，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自禦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今將蘇杭現在織造解進，其餘暫停，以示敬天恤民之意。”天啟七年崇禎“詔止蘇杭造織”。

天啟七年（西元1627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蘇茂相核查京軍糧餉：“京軍每年放三百餘萬石，今京通二倉米隻有二十六萬九千五百七十三石，目前猶以舊積支吾，後將何繼？

錦衣衛官於萬曆間僅一萬七千七百六十餘人，逆璫增補，現有三萬六千三百六十餘人，多支米二十七萬。文思院匠，官冊七百五十三人，今增為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萬餘石。乞請查覆，思宗允從。”

天啟七年（西元1627年）十一月六日，“閹黨”魏忠賢在直隸河間府阜城縣自縊而死，即“詔定逆案”。

天啟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命定“魏忠賢閹黨逆案”。時，員外郎王守履等奏，魏忠賢逆黨：文臣崔呈秀、田吉（兵部尚書）、吳淳夫（工部尚書）、李夔龍（副都禦史）、倪文煥（太常寺卿）號稱“五虎”；

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東廠理刑官）、楊寰（鎮撫司理刑官）、崔應元（錦衣衛指揮）號稱“五彪”。崇禎皇帝命下“五虎”、“五彪”於法司議罪。

刑部議：“除崔呈秀已死外，吳淳夫、倪文煥當削秩、奪誥命；田吉、李夔龍禠職；田爾耕、許顯純當逮論崇禎元年六月伏誅；楊寰、孫雲鶴、崔應元等削奪。”崇禎皇帝以為“未盡其罪”，命“再議”。

至是乃定：“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等追調遣戍；田爾耕、許顯純論死；崔應元、孫雲鶴、楊寰戍邊。時大學士韓火廣等不欲深究樹怨，故諸人所擬之罪較輕。這說明“東林黨”笑到最後，影響朝政。

崇禎二年（西元1629年）三月，重定逆案，“五虎”、“五彪”皆處死，毀“魏忠賢生祠”發生在其它時空。

之前的天啟六年（西元1626年）六月，“浙江巡撫”潘汝楨在西湖首創為魏忠賢建“生祠”，自此各地官吏爭相效尤，生祠幾遍天下。閹黨為建生祠拆毀民房，強迫百姓尊奉魏忠賢，入祠不拜者都要處以死刑。

天啟七年，崇禎即位，誅滅客、魏集團，於同年冬，下詔：“天下所建魏忠賢逆祠，悉行拆毀變價。”

這些便是最近時日幾場“大朝會”的內容，而崇禎帝朱由檢也沒想到自己的同父異母兄會來參加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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