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明、清兩朝對外貿易中出現了“通事”此殊群體，因兩朝對其處理不同，效果也就截然不同。

“通事”的地位僅次於行商，其主要的職責是將中國清朝政府的有關法令傳遞給外國商人、通關報稅及登記船舶出入和發放牌照，同時負責監督在廣州的外商、管理買辦以及傳遞清政府給澳門理事官的命令。

“通事”們具體的職責有以下幾種：其一由於“外國洋船每年來中國貿易者，俱停泊於省城之黃埔地方，聽粵海關征稅查貨。”所以，當外國船隻來到黃埔後，他們就要陪同海關官員到船上，“檢查貨物，替稅吏們填寫稅表，呈報海關監督衙門以被登記，以及後期征稅。”

“通事”們還要代為請領卸貨和裝貨的許可證，辦理各種通關手續，並經管稅鈔的賬目。若夷商需要入城，則“專責行商、通事將夷商及隨從之人姓名報明地方官，及臣與監督衙門查核，勤加管束，毋許漢奸出入夷館，結交引誘。”因整個明朝兩三百年來，沿海地區都被倭寇、海盜、番鬼折騰得精疲力盡，須嚴管！

另外，清政府對洪仁輝事件的調查結果中有一項是：“其驗轎銀七錢，據家人、書辦七十三等驗供，驗貨之日或遇天雨，通事代雇轎子。”由此可見，在來往廣州和黃埔的過程中，官員們的生活都要由通事來照顧的。其次，在廣州城內，清政府關於外商的有關規定也要由“通事”負責將其譯成外文再傳達給洋人。

例如，在廣州的外國人，“凡遇節令喜慶，及船隻往回口岸之際，必演炮數通，以宣揚利市。”但清政府“即令“通事”諭禁，也就是不許在內河放炮，因為這不僅會擾民並引發秩序混亂，還代表藐視官府威嚴。

此外，有關需要外國人傳遞給海外華人的官府法令，也由“通事”翻譯成外文後，交給在廣州的外國人。例如西元1717年，康熙帝禁止中國人前往南洋貿易，並為了讓海外的華人知道，“著令洋行、通事將內地禁例告知夷商，令其回國。”其三，“通事”負責傳遞在廣州的外國大班和在黃埔的外國船隻稟請的條文。

按照清政府的規定，在澳門的外國人如果有事需要稟請，先由“夷目”告知“海防同知”，再由“海防同知”轉告“海關監督”，而在廣州的外國人遇事必須告訴行商、通事，因為夷商“例禁入城，兼之語言不通”，所以，“有應稟之事，當令保商、通事代為傳遞。”其四，“通事”須協助官府對在廣州的外國商人進行監督。

清朝乾隆年間，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外夷商梢在粵者不下數千人，雖有巡查文武員弁多人約束，並責成行商、通事稽查。”且“如夷商有置買貨物必須出行，該通事、行商亦必親自隨行，如敢故縱出入，滋生事端以及作奸犯科，酌其情事重輕，分別究擬斥革。”說明官府可隨時對“通事”的不作為進行相應處罰。

而且，外國人在廣州日常生活也要由“通事”來陪伴，“在館居住夷人，隻準於每月初八、十八、廿八三日在附近之華地海幢寺散遊一次，每次不得超過十人，限申刻回館，不準在外住歇飲酒，打入非應準出遊日期，及同遊至十人以外，並赴別處村落虛市遊**，將行商、通事一並治罪。”說明官府對洋人管的很嚴。

其五，監督在廣州同外國人有聯係的行外商人和內地商人。隨著中外貿易的發展，廣州的行外商人逐漸成為對外貿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這說明，清朝前期的中外貿易已經出現了“民間走私”和“偷稅漏稅”。

“即買賣貨物，亦多有不經行商、通事之手，無籍店戶私行到館誘騙交易，走漏稅餉，無弊不作”，為了遏製行外商人的發展，規定“保商與“通事”，須派可靠交易人員，前往商館駐守，察看有無鋪戶私來與歐洲人交易？官府“責成通事、行商實力稽查禁止，如敢狥縱，與受雇應役之人一並懲治”。嚴查走私偷稅。

由於明朝官府並沒有在製度上對“通事”進行管理，因此他們給社會造成的危害比較大。首先是“火者”亞三。“亞三侍帝驕甚，從駕入都，居會同館，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杖之。彬大詬曰:‘彼常與天子嬉戲，肯跪汝小官邪?’”這造成了明朝內部大臣之間關係的緊張，於是再明武宗死駕崩，亞三被正法了。

亞三的行為給葡萄牙使臣帶來了負麵影響，對葡萄牙使團出使明朝造成最終的失敗，亞三難逃其咎。後來，“通事”李葉榮“敢於觸禁私通，以接濟牟利”以致“紅夷（此處指英國人）突如其來，遷延時日”。

李葉榮將大明朝廷給英國人的信件私自改動，造成了中英之間的武裝衝突。到了清朝，隨著整個國家對外政策的加強，“通事”成為公行製度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必須由官府發文派充，並成為了負責中外事務的一種“半官方性質”的特殊群體。但是，“通事”們也給清朝的對外政策造成了一定的負麵影響。

首先，破壞了外國人的補給品供應貿易體係。在公行製度中，外國人在廣州商館中的生活必需品由商館買辦負責，在黃埔船上的外國人的補給品則由船上買辦負責。自明朝起，這些都是朝廷所明文規定之。

可是，隨著外國人來華貿易的迅速增加，從補給品的貿易中就可以獲得巨額利潤。於是，到了西元19世紀的最初的10年中，海關的官吏與“通事”們開始勾結起來，繞開“買辦”，直接向外國船隻提供補給品。

他們通常會索要200銀元—300銀元一次的服務費。其次，“通事”還同行外商人結合在一起從中漁利。

在公行製度下，公行商人（官僚買辦）壟斷著對外貿易，凡是行外商人隻有獲得行商頒給的執照，才可以同外商進行貿易，而獲得執照的前提，是向行商支付一大筆費用。這也是朝廷壟斷外貿的重要原因。

於是，“通事冒用行商名義，申請貨物執照，將鋪戶貨物夾帶發放。”明目張膽地做起了走私和偷稅。

第三，“通事”繞開行商私並親自為外國人提供商品。清朝政府規定外國人來華貿易隻能同行商（官府買辦商）進行交易，他們所需要商品的價格由行商統一來製定。“這說明清朝比明朝在外貿管製上更嚴格。

“廣州十三行”中著名的行商潘啟官就曾說過，他自己無權改變官員所規定得價格，而且其他外國公司已按這個價格簽訂了合約。正是管理趨於規範化，才使清朝表麵上“閉關鎖國”，實際上由官府壟斷貿易。

隨著外國人來華貿易額的增加，外國人開始和他們所雇用的“通事”勾結在一起，讓通事幫助他們采辦貨物，如此一來就形成了走私和偷稅行為，因為“通事”可以通過其它關係，從民間采購物品轉賣給洋人。

馬士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中有記載，鬆筠在清朝嘉慶十六年（西元1811）年擔任“兩廣總督”時，因為他曾陪同馬嘎爾尼使團回到廣州。所以，英國人就讓一個叫阿耀的“通事”幫他們去北京，向即將上任的“兩廣總督”鬆筠贈送禮物，像通過行賄來給自己打開方便之門，結果事情敗露，阿耀被捕入獄。

關於這件事，中文資料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載：阿耀就是中國人李耀，是廣東佛山南海縣人，“諳曉夷語”，嘉慶九年在英國人的喱臣噸夷館“為夷人服役，積有家產”，喱臣噸回國後，他來到通事林廣館幫同辦事，“蒙捐職銜”，嘉慶十五年改名“李懷遠”後，捐（買官）九品職銜，嘉慶十八年進京捐中書科中書職銜。

之後，李耀“仍與夷人交結”，隨著茶葉逐漸成為英國人進口的大宗，與李懷遠熟識的英國人益花臣就雇了李懷遠“代為估看茶葉，高低評定價值，”李懷遠乘機向英國人借銀兩，每次數十兩至一二十百不等，先後共得九百兩，並將這些錢作為自己的活動經費，或是用來低價采購西洋人所需要的商品在高價賣出。

由於從明朝末年至清朝前期，負責同非中國朝貢國的歐洲國家交往的“通事”是明清時期中外經濟交流的特殊群體，因此，清政府從封建經濟、政治角度出發，強行將其納入到自己的對外貿易製管理體製中。

清朝通過“公行製度”，對“通事”的人員構成、職責都進行了嚴格的規定，讓其負責向來華的洋人傳遞政府法令，並賦予相應管理外商的功能。如此一來，清朝便能避免像明朝後期那樣開放“海禁”卻收不到錢。

這些“通事”憑借自己語言上的優勢，最先感受到來自西方的文化以及東、西方文明之間的差異，並在兩種不同的文化之間充當了一種媒介的作用，但更多的是考慮如何去趨利避害，而不是傳播東西方文化。

同時，清政府也從政治上出發，為了避免出現明朝時期的“倭患”、“海賊”和“番鬼”作亂，並在維護自己統治之際壟斷外貿以獲取高額利潤，於是采取各種手段極力將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範圍縮小到最低程度。

受限於清朝政府的對外政策，“通事”除了絞盡腦汁想著如何偷稅漏稅和哄騙甚至訛詐外國人的錢財，基本上不可能去完整地理解並雙向傳播中、西方文化，因為一切得向錢看齊，有奶便是娘，文化算個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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