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此時空的明朝決定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主要目的就是掠奪其海量白銀，因為明朝太缺錢！
從十五世紀開始，西方的老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就一直在致力於“開辟新航路”，而歐洲人之所以迫切的需要開辟新航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和中國進行貿易，因為歐洲人很鍾情於中國的絲綢、茶葉和瓷器，同時也對亞洲其他國家的香料、漆器有很大的需求，如南洋各國的香料、波斯寶石、日本漆器。
於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歐洲國家中進行海外擴張的急先鋒，尤其是葡萄牙在擺脫西班牙統治後，完成民族統一與國家獨立之初便建立起了一支強大海軍，由此開始了海外擴張之路，並最先來到東亞地區。
早在西元1415年，葡萄牙的亨利親王就帶領葡萄牙的海軍攻占了摩洛哥的休達港，並邁開了葡萄牙海外擴張的第一步。到了西元十五世紀末，葡萄牙人就已經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將觸手伸到了亞洲。
到西元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的貿易帝國已經從印度洋擴張到了南海地區，沿著當年“鄭和下西洋”的航線來到了中國明朝。此後，葡萄牙就以印度果阿、南洋馬六甲、中國澳門為據點，壟斷了亞洲的貿易。
在這其中，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藥材等商品，以及馬六甲地區的香料，都經由葡萄牙人運往歐洲，而大量的白銀則經過葡萄牙人的商船也流入了中國。如此一來，陰差陽錯緩解了中國市場“鬧銀荒”。
西班牙人緊隨葡萄牙人之後，在西元1521年抵達了菲律賓島。當時，菲律賓群島上各方勢力與中國有著較為密切的貿易關係。於是，西班牙人因此看到了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商機，並開始和葡萄牙人搶生意。
在西元1565年，西班牙人在菲律賓與墨西哥之間開通了一條商業航線後，由美洲往菲律賓輸送白銀，再經由菲律賓與中國進行貿易，用大量的美洲白銀來換取自己所需要的中國商品，以打破葡萄牙人壟斷。
到了西元1574年，這條橫貫太平洋的“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航線正式投入運營，其運營曆史竟然長達二百四十一年之久，直到墨西哥獨立！在這兩百多年中，這條航線每年通航的船隻數量為二十到六十艘，每年為中國提供四萬比索的關稅以及超過一百六十萬比索的貿易額，這使得巨額的美洲白銀因此流入中國。
除了西、葡兩國之外，在東亞地區，朝鮮和日本也是中國白銀輸入的重要來源地。朝鮮本身有著豐富的白銀儲備。因白銀充足，朝鮮的金、銀比價一度徘徊在1:11左右，而明朝的金、銀比價卻是1:6上下。
兩國的金、銀比價差距較大，朝鮮銀賤而明朝銀貴。朝鮮商人看到商機後，來中國進行貿易，用其廉價的白銀換取中國商品，再回國販賣，並以此來牟取利。因此，朝鮮的白銀通過跨國貿易大量輸入明朝。
日本也是一個富產白銀的國家，其島內擁有石見、秋田、佐渡等眾多的銀礦，不僅儲量豐富，而且品質優良，使得日本一度有“銀島”之稱。在十七世紀時，日本又引進了“灰吹法”這一先進冶煉技術，極大提高了日本白銀開采效率，使得日本白銀產量迅速增加。因此，日本白銀產量曾達到世界總產量的四分之一！
但是，因為“倭寇”常年襲擾明朝沿海地區，以及日本曾參與過“胡惟庸案”的原因，使得明朝在“隆慶開關”後卻銘文規定不得與日本進行貿易。這讓日本坐擁銀島，錢卻花不出去。這時，葡萄牙人看到了商機。
葡萄牙人在中日兩國間承擔起一個媒介的作用，因為他們將購買的中國商品運到日本出售，再將從日本獲取的白銀運到中國交易，以從中間賺取差價。於是，從西元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葡萄牙人從日本運出了至少價值一百萬金幣的白銀輸入中國。當然了，明朝對此樂見其成，因為又可以有大量白銀收稅了。
不過，葡萄牙與日本之間的繁榮貿易卻讓荷蘭人看了眼紅，於是也主動去與日本進行貿易，畢竟日本的折扇、漆器和茶葉等物在歐洲還是大受歡迎的，因為中國自從發明了瓷器之後，對漆器的生產變少了。
通過美洲、歐洲、東亞地區的白銀輸入，明朝社會上流通的白銀就越來越多，這為明朝徹底解決“錢鈔本位體係”的問題帶來了一個新思路，並催生出了“銀本位”的貨幣體係，那就是“一條鞭法”的製定與實行。
但讓明朝皇帝們沒想到的是，這一新的貨幣體係所帶來的問題同樣很嚴重，因為中國首先是個“貧銀國”，而白銀並非如“銅錢”一般為國產“主權貨幣”，乃“舶來品”，其發行權不在明朝官府，而是對外貿易。
因此，一旦中國王朝的法定貨幣被“白銀化”之後，在“閉關鎖國”或政局動**時，白銀很可能搖身一晃，就從“救命丹”變成“催命符”，因為朝廷手裏掌控的白銀太少，隻能通過苛捐雜稅和賣官鬻爵來獲取“錢財”。這就不僅使朝廷的財政快速滑向崩潰，而且還會引發社會道德愈發敗壞，讓人性的自私與醜惡展露無疑！
首先說，白銀變成當時社會的主流貨幣，這對明朝的貨幣政策的影響是巨大的，因為以往的“錢鈔本位”的特點在於，其是由國家壟斷，是國家用來進行經濟剝削的工具。但貨幣白銀化之後，朝廷無權鑄錢。
所謂“錢者，特天子行權之物耳，上之威令果行者，雖沙礫可使趣於珠玉，桑楮可以肩於錦綺，片紙隻字飛馳於天下而無凝滯”。但明朝的貨幣被“白銀化”之後，這一局麵得到根本性改觀，原因在於明朝官府無力掌控白銀的產量，隻能依賴於對外貿易。但明朝的對外貿易卻掌握在民間富商手中，而不是大明朝廷。
這好比後世的世界各國，雖然在“經濟全球化”中也得了“好處”，但因“超級大國”的貨幣“全球化”，以及各國產業因與“國際接軌”而被GDP或GNP數字化，導致各國本幣被國際金融資本強勢排擠甚至抄底收購。
於是，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成果就成了為“超級大國”作嫁衣裳，被人家的“金融資本”通過“大放水”和反複加息以回流資金來“薅羊毛”與“割韭菜”，即使各國人均GDP能做到全球第一，但普通百姓該窮還得窮！
言歸正傳。由於“銅錢”與“寶鈔”都是自上而下所發行的貨幣，而“白銀”的貨幣化進程卻是自下而上，由民間推動，因此，專製權力對貨幣的壟斷權由此喪失。這就造成了明朝財政收入被“白銀”綁架，隻能依靠外貿。由此帶來的影響，是國家無力操縱貨幣的比價與舍棄，其價值變動完全在於市場經濟的波動範圍。
這對於隻有經濟（市場經濟）來說是好事，因為大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尤其是處於“商業”階段的“資本主義”，甚至能越過“工業”發展階段，直接進化成“金融資本主義”，也就是後世俗稱“高利貸帝國主義”。
於是，從西元十五世紀中前期，明朝放開“銀禁”之後，由於明朝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順差國，就有了持續的穩定的白銀輸入，故在此後的百年中，白銀的購買力是穩定的，且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
因白銀的輸入，原本由“寶鈔”導致的“惡性通貨膨脹”就此緩解，進而使明朝的商品經濟因此獲得極大的長足發展，到處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甚至連“高利貸金融資本主義”也在全國各地出現，如錢莊、當鋪。
明朝的經濟繁榮地區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以及南方地區，因為這些地區通過出產茶葉、絲綢、瓷器、藥材等而進行大宗商品交換，也正是東南沿海地區的大規模商品化生產，促使明朝貨幣被快速“白銀化”。
而此後，隨著明朝對貿易性白銀輸入的更加依賴，使得明朝官府對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依賴性也更為強化，導致東南沿海地區的商品生產因此獲得極大的進步，出現了區域化、專業化、市場化的經濟模式。
所謂“蘇湖熟，天下足”，東南沿海地區本來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糧食生產區，而明朝在早期也高度依賴東南沿海的糧食，來供應北方的朝廷以及軍隊的需要。但此時，隨著東南沿海地區的商品化生產的發展，東南沿海地區的土地遍布桑田、麻田，廣泛種植經濟作物，其生產的糧食甚至已不能滿足自身需要。
由於通過商品貿易，而使得東南地區的富人普遍掌握了大量的白銀，便可以依靠從湖北、河南、安徽、山東等地買來糧食以滿足日常所需。這就導致了中原地區的糧食生產因此也迅速走向“商品化”之路。
等到中原糧食生產也供不應求時，中原人隻好拿著銀子去陝西買糧食，但陝西糧食供應不足，因為已經沒地方能買糧了，隻能擴大生產規模，於是老百姓就開始向黃土高原開荒，生產各種糧食來滿足需要。
遺憾的是，在西元十七世紀初期，地球進入了一個“小冰期”（小冰河時代），因為氣候變得幹冷的因素，導致明朝的農業遭受到打擊，不僅出現糧食大麵積減產和絕收，甚至出現人吃人，使明朝陷入危機。
而與此同時，美洲與日本的白銀產量卻反而暴跌，致使明朝無法通過海外貿易來獲取足夠多的白銀以維持經濟運轉，尤其是財政運轉。因此，明朝陷入白銀短缺的困境中，成為了被“缺錢”吊打的集權國家。
白銀短缺，糧食減產，致使糧價迅速飛漲，而明朝因此深陷經濟危機之中難以自拔，最後徹底崩潰。
而另一方麵，由於“賦役折銀”的發展，使百姓需要用白銀來繳稅，但百姓手中沒有白銀，便隻能去市場換取。於是，廣大不法商人則借此機會從中漁利，通過賤買糧食來剝削百姓，而朝廷對此卻無能為力。
由於官府征收稅銀的時間與農作物成熟時間不同步，如果早於農時，農民就不得不借貸繳稅，因此又受到了“高利貸資本主義”的盤剝。如此一來，即使是豐年，農民的生活狀況也不容樂觀，始終被“割韭菜”！
物價飛漲與經濟剝削，激化了明朝的社會矛盾，使得明朝再次遭遇了政治危機。這種內部危機深重，因為農民起義此起彼伏；而外部危機同樣不容樂觀，因為北方蒙古與東北女真虎視眈眈，屢屢入寇，再加上日本倭寇始終往來於中國沿海一帶到處搶劫，殺人和勒索，使明朝在內外交困中一步步走向最終崩潰。
由此可見，“貨幣白銀化”或曰“白銀貨幣化”是明朝曆史的一個關鍵性事件，在“大航海時代”帶來“利好”的同時，也促進了這一不可逆事件的發生。正所謂“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能堪比後世“經濟全球化”！
“白銀貨幣”化對中國曆史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其是中國上千年賦稅製度的重要變革點，也是中國商品經濟之曆史新階段的促成者。但是，“白銀貨幣化”同時也帶來了重大危機，使得明朝的白銀過度依賴於世界市場，這對明朝的金融安全構成了致命的威脅。這好比後世“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巨額“外匯儲備”的功能。
巨額“外匯儲備”能夠平抑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但也很容易被“國際金融資本集團”通過將其收割來達到控製一個國家經濟命脈甚至國家政權來達到不可告人的母的。因此，“經濟全球化”未必就是好事，搞不好還要被“反噬”。這就好比中世紀的世界經濟第一強國的明朝，因“貨幣白銀化”而最終走向財政崩潰了！
同時，由於“白銀貨幣化”帶來的商品經濟的大繁榮改變了中國兩千年來的社會運作模式，使得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受到衝擊甚至瓦解，最後造成了“哀鴻遍野”，情況與後世的“經濟危機”爆**形相似。
因為“白銀貨幣化”形成的“銀本位體係”對明朝的“錢鈔本位體係”的強烈衝擊，進一步削弱了明朝中央集權國家的經濟權力，其所蘊含的“自由主義精神”對封建王朝的統治秩序構成嚴重挑戰，使社會劇烈動**。
由於朝廷沒錢，可以確定西南、西北、遼東等地的明軍是不可能再調動了。而田樂的“鬆山新邊”需要人，真大保定榆林等鎮要防蒙古，川陝要提防播州、廣西瑤亂需要平叛……看來看去，似乎隻有浙、直、閩、廣四省有精力開啟對日作戰。
而浙、直、閩、廣四省，在萬曆十九年日本即將入侵的情報下，紛紛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擴軍和軍備競賽。自萬曆十九年以來，浙江水軍擴充幅度超過36%，增添戰船99艘（其中一號大福船32艘），擴軍人數為7000，陸軍幅度較小，僅為4%，添設三總，官兵1500餘。
最後統計得出：浙江省擴軍之後的軍事力量，大致如下：水師方麵，戰船1106艘，其中水兵28957人；陸軍方麵，陸兵46總，官兵23321人。而福建方麵，萬曆十九年以來，增添五寨水師福船鳥船40艘，又於海壇遊增福船1艘、鳥船4艘。浯銅遊增福船2隻、鳥船4隻。北中二路增浙兵三營共1900人。
綜上管中窺豹一番，浙閩的陸兵擴軍幅度都不大，不過千餘，水師擴軍幅度較大。如若開戰，海戰方麵僅浙江一省，依靠萬曆十九年添設的99艘戰艦，依靠其中32艘一號福船便可以縱橫日本海域，直接把日本那些停留在漢代的海上力量掃得一幹二淨。但是登陸作戰，四省可調用兵力難以考證。
不過，前文所提許孚遠計劃的二十萬精兵恐怕是不可能了。即使有，明廷也出不起二十萬泛海登陸軍隊的經費。所以，反倒是最初張文熙方案裏的各省各出兵15000，總兵力6萬的征討方案更有可實施性。
但這6萬人登陸日本，能造成多大的戰果？這就牽涉許多了。僅僅參考第一次朝鮮戰爭時期，豐臣秀吉留在國內的預備兵力為10萬（詳細見《萬曆朝鮮戰爭全史》）。以此推算，當時日本國內應當能支撐起十萬級的防禦反擊戰。
這樣看來，雙方差距並不會太大，而六萬遠征明軍能在日本境內攪起多大的風浪，便不得而知了。也許，這些明軍可以在日本境內拿下一份土地，為日後增添一份自古以來的宣稱。
也許，這些明軍可以聯合地方大名，讓豐臣政權提前垮台；也許，這會是一場失敗的遠征。可惜，曆史沒有如果。這個戰略終究隻能在後人的幻想中，在一本本小說中去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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