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清政府因不重視日本這個對手，結果被對方按住狠狠摩擦，不僅喪失國運，而且加速亡國。
再從陸軍來看，有觀點認為，清朝陸軍盡管據估計在總數上約達百萬，但此數字明顯含有不少水分，去除非戰鬥部隊和實際喪失戰鬥能力的綠營、八旗等不算，清朝實際有作戰能力的軍隊大約為三十餘萬。
此外，清廷還曾於光緒二十四年（西元1898年）統計的各省防軍、練勇數量，共約36萬人，就算兩者加起來，亦無百萬之數。而在“甲午戰爭”過程中，清廷動員的陸軍人數，據學者廖宗麟估計約為500個營。
按照當時每個營500名士兵的規模來計算，據此可知“甲午戰爭”中，清朝陸軍參戰者約合25萬人左右。
至於清軍實際投入戰場的人數，可能尚不及日軍，因為在“甲午戰爭”前，日本的陸軍就有七個師團，約為七萬人，而開戰後又動員了“預備役”，且總共動員的兵力多達24萬人，另外還有夫役十五萬多人呢！
清朝陸軍在軍人素質、武器裝備等方麵與日本陸軍相比，也均處於劣勢。當時，日本陸軍普遍裝備了“線膛槍”和“加特林機關槍”，而清軍中有的部隊還在使用“滑膛槍”中的“鳥銃”、“倭銃”等明朝時期的武器和大刀、弓箭、長矛等冷兵器，成為清軍在戰爭中傷亡數倍於日軍的原因，但具體傷亡統計數據存在爭議！
到了清朝後期，以“光緒帝”恩師即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派”和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之間的關係日益惡化。李鴻章雖有“宰相”之尊稱，但當時的清政府並不設立“宰相”，因為皇帝之下最高行政機構是“軍機處”。
因此，李鴻章空有“宰相”虛名，但也隻是“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長期駐地為“天津”和“保定”，沒有皇帝的召見，便不得擅自進京麵聖。這就讓“李鴻章”這樣的地方實權派人物心中很是不爽，但隻能憋屈。
“清流派”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個極具權勢的力量，以“戶部尚書”翁同龢為首，掌管著“軍機處”和“翰林院”，故又稱為“帝黨”，實力龐大。“軍機處”諸公對翁同龢極為尊重，“光緒帝”更是“每事必問翁同龢，眷倚尤重”。在對日宣戰前，時任“翰林院編修”的“帝黨”重要成員張謇向翁同龢建議，將李鴻章調往威海前線。
而以“湘係”大臣接手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俾分淮係而製約之”。出於對李鴻章和淮軍的疑忌，調湘軍北來以分淮軍之勢，借以鞏固京畿而防內變，成為“帝黨”一致觀點，“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黨”一貫主張。
這就直接導致了在“甲午戰爭”的前期，清朝和日本的對抗變成了“淮軍”單獨對抗日本全部軍隊的現象。因此，李鴻章對此產生了一定的抵抗情緒也實屬正常。但作為翁同龢的“得意門生”，“光緒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以“清流言官”的意見為是。因此，光緒皇帝認為李鴻章膽小怯懦，認為其在對日作戰上過於謹慎。
於是，在西元1894年7月16日，光緒皇帝下旨，申飭李鴻章，令其將“北洋新軍”的全部軍隊都送上前線，準備對日寇作戰：“將布置進兵一切事宜......若顧慮不前，行事拖遝，循致貽誤戰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從“朝鮮戰場”到“豐島海戰”，“淮軍”和“北洋水師”就勝少負多，因此招來了清廷中的“清流派”一浪高過一浪的責罵，並斥責在朝鮮的“淮軍統領”葉誌超和“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稱其為“殘丁敗葉”，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清流派”再次指責李鴻章“貪生怕死”。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西元1894年8月23日，“清流派”聽聞有日艦在渤海海域出現時，立即慌了手腳，害怕倭寇大軍在天津登陸直撲北京，威脅小命！
於是，光緒帝下令：“北洋要隘，大沽門戶，海軍各艦應在此往來梭巡，嚴防死守，不得遠離，勿令一船（日艦）闖入，若有疏虞，定將丁汝昌從重治罪！”本來，還在渤海外圍巡防的“北洋水師”，就這樣被死死的鎖在了“渤海灣內”，等著日本海軍來收割自己的命運。經過這樣一番“神操作”，“北洋海軍”焉能不敗？
為了攻訐“北洋軍事集團”，“帝黨”的“清流派言”官們不惜用誇大事實甚至造謠中傷等栽贓陷害的手段來攻擊李鴻章及其下屬的“北洋將領”，以達到掩蓋其更加無能的事實。這其實也類似曆朝曆代都有的“黨爭”。
西元1894年八月初九（9月8日），“江南道禦史”張仲炘奏陳“北洋諸種可疑行事”，其中指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在海上衝突已發生後，猶在上海由“候補道”張鴻祿經手，出售米三千石予日本，而日尚訂購開平煤三萬石以戰事既興，經辦人員不擬售給，李鴻章卻謂買約訂於失和之先而仍令成交且促速辦，人稱不解。
尤有進者，張摺複指李經方昔使日本，與宮眷往還甚密，曾認明治天皇女為“義女”，且議聘為兒媳；又在日開有資金八百萬之“洋行”，時任“津海關道”之盛宣懷亦有插股，且其仍照常貿易；前後相映，則資敵之罪，似已非妄”。這說明，清朝後期也如明朝末期一樣，朝廷黨爭極大地消耗了有限的國力，禍國殃民。
為了攻訐李鴻章，“清流派”官員連李鴻章之子李經方讓兒子當了日本“駙馬”這種“故事”都能寫進奏折，以至於連“帝黨”首領翁同龢看了這篇奏折後，都不得不評價道：“語絕奇”。這說明政治鬥爭無所不用其極！
為了限製李鴻章在“甲午戰爭”時期的權利，“清流派”奏請光緒帝，調來了和李鴻章有矛盾的李秉衡出任山東巡撫。李秉衡，遼寧人，和翁同龢是摯友，亦屬於“清流言官”。在“甲午戰爭”時期，他處處和李鴻章作對，以各種奇葩的借口不發援軍，以至於劉公島成為一座孤島，在清軍經曆了悲壯的抵抗後，最終陷落。
西元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但“中日甲午戰爭”是一場由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非正義戰爭，卻能恰到好處利用清廷內鬥和戰備鬆弛一舉擊敗清軍獲得大勝。
從“中法戰爭”結束到“甲午戰爭爆發”的這九年，是中國清朝在西元十九世紀下半葉最值得珍惜的和平時期。在此期間，清朝國內無大亂，遠東的國際環境緩和，與西方各國都處於和平狀態，有利於發展經濟。
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曆經三十年，效果明顯，其中表現在左宗棠收複“西域新疆之戰”的勝利；馮子材在“鎮南關”及“諒山之役”中大敗法軍；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屢創法軍；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鮮“開化黨人”製造的政變也遭到了失敗等。當時，中國清朝的國勢並不比日本弱，甚至還穩壓了日本一籌。
當時，英國的權威人士曾發表評論說：“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清朝，先後共進行了五次對外戰爭，並簽訂了多個“不平等條約”，而西元1885年的“中法新約”是所有“不平等條約”中唯 一一個沒有割地賠款的和約。故當時的環境，應當說對清朝的自強相當有利。
“甲午戰爭”前，遠東地區基本是俄、英爭霸，因為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雖有不同，但也都受到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但“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一躍成為了“亞洲強國”，並完全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尷尬地位。
而與之相反的是，中國清朝的國際地位卻一落千丈，財富大量流出，國勢也變得更加頹微。“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社會的震動之大，前所未有，甚至就此打斷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即輸掉了複興機會！
當時，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蕞爾小國”之“倭寇”竟能全殲“北洋水師”，還索得巨款，並割走大量國土。
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喪失殆盡，而清朝的獨立財政至此破產，隻能靠向西方列強大舉債度日，從此成為了亞洲的“破落戶”。相比之下，“甲午”一戰，卻讓日本成為了亞洲的“暴發戶”，並強化了“金融係統”。
戰爭賠款二億三千萬兩庫平銀、艦艇等戰利品的價值也有一億多日元（銀幣）。而在當時，日本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隻有八千萬日元（銀幣）。“明治維新”前，日本各地“大名”有權發行各自的紙幣曰“藩紮”，但不能全國流通，故在“明治維新”後被廢止，並統一改用“日本銀行”發行的有“金本位製”的“日元”來流通。
當時，“明治政府”規定新的“日元”紙幣采用了“金本位製”，即1日元等值於1.5克的黃金。然而，由於日本此時不同於以往，極其缺乏金、銀來做“儲備金”，因此其發行的紙幣並不能真的兌換成“金幣”或“銀幣”。
到了西元19世紀末，西方國家已經全部轉為了“金本位體製”，而為了在貿易上和西方國家接軌，日本不得不相應地改變自己的“金本位”。西元1897年《貨幣法》規定0.75克黃金相當於1日元，雖然比起“明治維新”之初貶值了50%，但最後仍成功建立起了自己“金本位”的“黃金儲備”，則全靠來自“甲午戰爭”的賠款。
可以說，日本第一次“賭國運”賭贏了，不僅使得日本的貨幣經濟在最關鍵的時期因掠奪來中國的海量白銀鞏固了自己脆弱的金融係統，而且也為日後日本一次次的“豪賭國運”埋下了種子，一直到二戰戰敗。
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曾高興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好幾個億，還以為全部收入隻有八千萬日元而已。所以，一想到現 在有三億五千萬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了！”日本占領朝鮮、台灣後，在戰略上對東北、華東構成直接威脅，形成進攻中國內陸的“跳板”。
日本第一次嚐到了大舉侵略中國的甜頭，便極大地刺激了它繼續擴大侵略中國領土的欲望。盡管“甲午戰爭”已經過去了兩個“甲子”，但在這長達128年的時間裏，中國的有識之士們都在對這場給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民族情緒等眾多方麵帶來巨大衝擊的侵略戰爭進行反思，相關的研究成果數不勝數。
這些相關的研究從多個層麵為當代中國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啟示。但西元2014年又恰逢“甲午年”，當年這場戰爭中的三個“當事國”即中國、朝鮮和日本之間的外交關係又莫名其妙地陷入了緊張與複雜之中。
雖然“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但這場戰爭是由“朝鮮問題”引發，且“成歡驛戰役”、“平壤戰役”等都是在朝鮮的國土上進行，更何況在戰爭爆發後，日本還強迫朝鮮政府簽訂了“攻守同盟”，並向其提供了戰爭支援，故使得朝鮮也被動地成為了這場戰爭的“當事國”之一，被日本強行綁上了侵華“戰車”上。
這讓中日、朝日之間的外交往來幾陷停頓。而一些日本右翼政客甚至不斷發出“好戰言論”，一時間戰爭烏雲似乎又籠罩在東亞的上空。在這種情況下，反思一百多年前的那場戰爭無疑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
這也是異時空的“崇禎帝”朱由檢在獲得了“諾貝爾”的全部記憶後，決定大舉出兵日本列島並永訣後患的原因。當然了，打敗日本凡俗世界的軍事力量並不困難，但要打敗以“扶桑神道教”為首的整個“東洋島國修真界”卻是難上加難，除非盤踞在明朝這邊的“修真大聯盟”即所謂“正道盟”也派出“修真者”大軍參戰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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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故事純屬虛構，若有雷同實屬巧合！道友們，打工辛苦，時間緊迫，創作不易，點讚收藏，順便轉發，欲知情節？下回分解！（“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歡迎閱讀我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