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歐達偉根據定縣秧歌的文本，研究了華北民間的婚姻觀和倫理觀。
來到定縣後，我們多次訪問了當地的秧歌老藝人和小戲班社，搜集他們的回憶資料，聽他們自己“說戲”，然後再來研究《定縣秧歌選》，我們發現，根據文本記錄和民間解釋，它們可以分為14個類型。
第一類，失落定親寶型。傳達民間婚戀愛觀。主要講男女主人公由父母做主，自幼定親。男方家持有定親寶為憑。以後，男方家道中落，女方家長嫌貧愛富，悔約賴婚（理由是失落定親寶）。但男女青年自己衝破阻力結合了。
代表劇目：《楊二舍化緣》《楊富祿投親》等，共7種。
第二類，索取信物型。表演年青一代不是靠家長的定親寶，而是靠彼此互贈的信物，信守愛情誓言。
代表劇目：《蘭橋會》《羅裙記》《丁郎尋父》等，共5種。
第三類，媒人說親型。以女性為主，否定媒人的角色，認為婚姻應該是沒有外人幹涉的自由行動。辦喜事也都是女子動手操辦。
代表劇目：《劉玉蘭上廟》《打鳥》《頂燈》等，共6種。
第四類，緣情假死型。講述婚變爭娶的故事。婚變的原因在家長，但遭到了男女青年的反抗，他們把其中的一方裝在棺材（或描金櫃）中，裝死，然後私奔了。
代表劇目：《雙鎖櫃》《描金櫃》。
第五類，老少換妻型。主要反映民間少女的婚姻史觀。在鄉村愛情戲中，有一個不可缺少的情節，是男女自報年齡。據定縣地方誌記載，1949年以前青年的婚令，女的十六七歲，男的20歲左右。秧歌戲中的男女自報年齡，大致符合這個情況。但如一方是少女，另一方是年老的丈夫，歲數相差懸殊（如20歲以上），女孩就會有強烈的反應，或逃走，或私奔，或打官司。這和西方的現代婚姻觀不同，也與今天中國現代青年人的婚姻觀不同。戲曲中的女孩，不管對方是高官，還是財主，說不願意，就不願意。她最後總能打贏官司。
代表劇目：《老少換妻》《耳環記》等，共6種。
第六類，家有仙妻型。表演女子比男子更聰明能幹，或能教男人讀書識字。這些不平凡的女性，被解釋為天仙、玉皇大帝的女兒或出身豪門的小姐。這些戲曲表達了女子可以被尊重的觀念，和能夠贏得男子的愛慕與敬佩。
代表劇目：《白蛇傳》《崔光瑞打柴》等10種。
第七類，丈夫休妻型。大多是婆婆導演的離婚戲。丈夫又不願意離。據李景漢對1929年對定縣515個家庭的調查，離婚的隻有2例。可見，這類小戲主要以離婚為話題，談民間女性的生活史。
代表劇目：《蔣士幢休妻》《王明月休妻》等5種。
第八類，小姑勸善型。講婆婆製造離婚的口實，小姑以女兒的身份勸母親回心轉意。這類戲，其實談的是如何正確地使用家庭主婦權。通常使用主婦權的是婆婆，協助使用主婦權的配角是小姑。
代表劇目：《小姑賢》等6種。
——歐達偉研究的民眾婚姻觀和倫理觀，屬於這8個類型之內，戲曲的內容特點，都是在家庭內部發生的種種衝突。但在民間生活史的敘述中，它們是被這樣表述的，定縣的土話還稱它們是“拴老婆樁戲”“針線筐戲”“家庭戲”；用學者的話說，就是女性戲。
第九類，家門內外型。從民間小戲唱詞的分類看，家門內外，是不同的民俗環境。
凡是表演非正統的情節，都在家門以外展開的。
代表劇目：《趙美蓉吊孝》等6種。
第十類，跳神扮仙型。表現民間的家神觀。
代表劇目：《小花園》等6種。
第十一類，僧道度劫型。這類戲曲的表演，從敘事情節到唱詞用語，都與當地的佛道寶卷極為相似。能形象地傳達民間的宗教觀。
代表劇目：《楊二舍化緣》《楊文討飯》等13種。
第十二類，民間結社型。在定縣秧歌的唱詞敘述中，出現了許多民間會社的名稱，大致有9種，其中有的是性別組，有的是擬親屬關係，也有的是江湖結義組織。
代表劇目：《金牛寺》《倒聽門》等13種。
第十三類，禳災減丁型。反映中國民間的人口觀。
代表劇目：《郭巨埋兒》《耳環記》等3種。
第十四類，公堂告狀型。表現民間法律觀。擊鼓告狀是口頭文化，被告、原告和證人基本都是家族內部成員，如父親告女兒、妻子告丈夫、女婿告嶽父、娘家告婆家等，縣官判案的結局，是以官方權威否定家長權威，肯定家庭民主和村落民主，代表家長勢力和村落惡勢力的一方一律敗訴，表現了民間的法律觀。
代表劇目：《借當》等8種。
以上分類，與文本史料的分類不同的是：一是大體上按照文本劇目分類，但在敘事類型上，往往互有重複。把上述14個類型所涉及的劇目加起來，共96個，比《定縣秧歌選》中的45個戲，多了41個，多出的部分，都是故事類型上重複的部分。二是定縣秧歌藝人自己的分類，也比《定縣秧歌選》上記錄的要多，因為他們在實際表演中，是把45個劇目中的連台本戲拆成小的折子戲來表演的。但折子戲再小，也不小於上述情節單元，這就說明上述的分類，是民間戲曲敘事中的基本分類。這樣，定縣藝人所說的秧歌戲的數量，也比45個要多，他們總是說，“有80多個”或“100來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