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劉國樑采用社會主義的口號，在他的《大烈氏賬表匯存簿》的封內寫了一句題鑒：“絕對為大眾服務。”可以推想，他對新政權的擁護出於民族主義的情感，他還至少希望他的商業空間環境能夠好轉。換個角度說，劉國樑認為，他身為“民族資本家”管理和發展工商企業是“為人民服務”。以下，我們將對劉國樑的資本家立場和作為作考察，因為這導致他的處境發生逆轉，並在“三反”“五反”中成為階級鬥爭的目標。
（一）商業組織和政治環境
所謂商業組織，如前所述，指成文厚是一個綜合性結構行業，通過行業整合形成。劉國樑能夠創造它，也能夠保護它，使它成為他的現代化管理目標的一部分。他對這個商業組織的認識和運作，基於他對內部各業所具有的工商知識。這些知識建立在一個對比差異性的假設基礎上，即假設內部各業管理者的非平衡性、永久的商業風險，與不同管理者之間的衝突，三者是長存的，要在它們之間達成一致是很難的，而這正是一種能夠接近市場現實的過程，商機也正在這中間產生[22]。把關係緊張的三者結合起來運作的條件，是實行對整個結構性行業的自主管理，這樣才能達到現代化與商業傳統的有機結合。為了開展這方麵的研究，我們需要重新回到成文厚的檔案分析上，以具體討論成文厚的商業組織形態與政治環境的關係。
在成文厚檔案中，有一種新政府重估企業財產的通知文件，其背景是新政府清查私營企業資產和執行新的管理規定。通知所列財產清單分兩列，每列都寫有資產和債務兩項，它是商人遵守政府管理合法性的法律憑據。北京市政府給成文厚的一份清單於1951年11月簽發，在第二列“財產增資準備”類中，注明資金“281842225元”，在“負債”中注明14930937元，在“純益”中注明179584525元；在“資本金額”中注明29800412元[23]。在這份清單中，“增資準備”的含義值得注意。在當時的會計概念中，它是“本為公積之一部”，“從普通公積中劃出”，而所謂“公積金”（Surplus），又“本為公司資本之一部，以未分派之盈餘積聚而成者也”[24]。在1951年，顯然法律已將公積金與股利分開，要求用於增資資產，擴大再生產。1952年12月，該家族又有一筆時幣49000000元的資金注入，實際是1台印刷機和配套印刷器材的費用[25]。在1950年至1954年，成文厚還通過了另外兩次政府審核，這些都說明劉國樑是合法商人。
但是，僅看以上政府文件是不夠的。從對照分析商號和鋪保的檔案可見，在1951年至1952年間，成文厚在奉公守法和企業自主發展之間，還與鋪保聯手，以政府鼓勵和允許的方式，建立總、分號，對家族股份資產做分號注資，再領取新營業執照，發展企業空間。茲歸納其主要步驟。
第一，劉國樑把政府1950年評估資產當作一個機會，將被評估成文厚印刷機和配套機具定為“1950年重估”的固定資產，與父親劉顯卿名下資產區別，用“劉國樑”的名字，劃歸個人股份[26]。
第二，1951年12月，在政府評估成文厚和鋪保久大的西單商人資產後的1個月，我們從久大檔案中看到[27]，經劉國樑介入，久大當月把企業一分為二，以原企業所在西單商場15號為總店，又在西單北大街131號開設分店，然後重新注資，很快獲得新的營業證。劉國樑為這個分號做了擔保。1952年12月，久大再次改變分號，並故意將原西單商場的總店說成是分店，將西單北大街131號的分號說成是總店，並再次注入資金，獲得新營業證[28]。這種變動的結果，是鋪保久大將門市房（131號）移到距成文厚（139號）更近的位置上，同時也透露了商號與鋪保的結盟更為緊密的消息。
第三，1952年9月，劉國樑正式以“成文厚顯記賬簿文具店代理人劉國樑”的身份，以個人的名字，利用久大經理賈華山名下的前門榮華印刷所的房地產權，與榮華印刷廠登記合作辦印刷廠，並命名為“分所”，然後將成文厚的印刷機，不是以固定資產的概念，而是以“財產價”的概念注入榮華，另注入時幣11000000元，總計投資時幣“60000000萬元”，成為印刷廠的股董。他的末科徒弟肯定地說，劉國樑當時的真正動機是要買下這家印刷廠，發展成文厚的印刷業，但劉國樑在填表時卻寫“不執行”業務，為自己的進退留了餘地。3個月後，榮華領到了營業證，劉國樑也完成了轉移成文厚部分資產的計劃。我們還需要注意，他這次對股東資產分配的簽約為：“年終紅利、執行代理人和其他經理酬勞金、改善衛生安全基金、職工福利基金和職工獎勵金”，共5項。其中“公積金”由“年終紅利”的10%抽取；其餘4項由股東自己分配。這是當時家族企業股份製分配的通例。我們將這份契約（1952年11月政府批準），與1951年11月政府規定將公積金與股利分開計算、要求將獲利全部用於企業增資資產的規定，兩相比較，可以看到，在1951年和1952年期間，在新政府管理下，政府權力分配方案和家族企業股份製分配方案同時都在實行，商人給兩種體製的企業注資後，申請執照也都能獲得批準，他們經營的自由空間還是存在的。劉國樑同時選擇了兩者，也都是合理合法的。鋪保正是他運作兩者的杠杆。我們還能看到的，劉國樑注資榮華，也不僅是為家族資產尋找出路，就在這份合夥契約中，他還吸收了另一位宋姓合夥人，該人曾在北京、重慶和南京等多個城市的印刷所供職，這能說明劉國樑對發展印刷業有長遠眼光。
1952年12月，劉國樑的家族內部股份製發生變更。我們已經知道，劉國樑此前已做好了充分準備，這樣我們再來讀成文厚檔案，可以發現，在12月12日當天，有4種聲明同時簽出，裏麵有家族更股聲明3種，其中的1種是劉國樑把放到榮華的印刷機拿回成文厚補報，這台印刷機轉了一圈又回來了。對這樣密集的同日簽約，也許我們可以設想，一切都在按劉國樑設計的方向發展。
現在我們集中來看劉國樑處理家族私企與成文厚公司的關係的方式。這是兩種所有製不同的商業組織，他是有保全公私利益的雙重傾向的。12月12日更東的背景是父親劉顯卿去世，成文厚到了變動權力的曆史時刻，它的實際創業人劉國樑，經過17年的奮鬥，終於從埋頭苦幹的“代理人”改為前台的“任職經理”，並掌控了3/5的股權。更東後的成文厚家族管理層有4人，他們是劉國樑及其幼弟與兩個侄子，但據檔案記載，當時他的幼弟遠在雲南，兩個侄子還都是在校中學生，整個家族企業實際上仍要由劉國樑單挑獨任。這樣劉國樑的一切作為就有一種解釋，所謂“絕對為大眾服務”，包括既為廣大社會客戶服務，也為家族私企利益服務。他的苦心經營圍繞兩個核心進行：一是將擴展商號規模與房地產權的結合，如通過賈華山對前門一帶榮華房地產的利用，對鋪保春和房產的並購，對鋪保久大房地產的收攏，以及用大醬坊胡同的家族房產對永和鋪保的控製等，這些都在他要做大成文厚的計劃中；二是維護家族私企股份製與城市政府組織管理分配製的各自權益，他與榮華印刷廠股份合夥的簽約，與鋪保久大的密切關係，都是既維護家族企業，又壯大公司地盤之舉。他把這兩者關係處理得當，有利於他增加企業資本，使之從小資本變為大資本。
可惜的是，劉國樑對賬簿業的投資，對現代與傳統商業模式的用心結合和精心維護，雖然曾使成文厚贏得過企業自主管理權。卻做不到自始至終的自主管理。1952年以後，由於社會政治的原因，他遭到了曆史性的處境逆轉。雖然他的家庭成員曾投身於民族解放運動和愛國主義運動，他本人也在新中國開國前夕便把成文厚的全部賬簿表單樣冊上交國家，表達了他對在新社會條件下發展企業還抱有希望[29]，但他終於沒能向前跨出一步。他以小企業集體化為核心的經營策略，與新政府的大計劃經濟戰略目標，終成對立物[30]，他隻能在全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壓力下退出曆史舞台。1952年年底，他徹底失去了成文厚的領導權。
（二）定性為“嚴重違法戶”
在1950年至1952年間，劉國樑的經營魄力令人歎服。即便在1952年後局勢發生變化，劉國樑還是明確要繼續投資發展，要為成文厚建成印刷廠。他買下春合和久大的房產，以相機擴大成文厚的經營空間。但商機是商業環境不斷變化的產物，同時時代也在變化、人力和產品的資方分配也在變化，劉國樑又是怎樣應對這些變化呢？
現在我們已經很清楚，到1952年上半年，劉國樑一手創建的成文厚是由多種行業成分構成的商業組織，已有靈通的市場渠道，能夠滿足不同客戶的多種需求，他要繼續選擇新的投資方向，擴大企業經營，加強各行業成分之間的整合程度，是完全可能的。他對市場的敏銳直覺，基於他諳熟生產管理和產品性能知識，擁有開拓市場的經濟實力，也有駕馭行業改造和打造新局麵的勝算。這些知識建立在一個對比差異性的假設基礎上，即假設內部各業管理者的非平衡性、永久的商業風險，與不同管理者之間的衝突，三者是長存的，要在它們之間達成一致是很難的，而這正是一種接近市場現實的過程，商機也正在這中間產生。把關係緊張的三者結合起來運作的條件，是占有企業管理自主權[31]，這樣才能達到現代化與商業傳統的有機結合。但是，正當劉國樑剛剛正式繼任父親的業主權，準備為新政府領導下的成文厚企業發展大幹一場時，也就是說，在他可以行使企業自主權時，他的家庭成員卻在政治經濟體製的變化中放棄了股權，他操持多年的企業也在悄然向國有化過渡，他癡情於企業卻孤懸一線，這時他尋求自主權反而使他成為槍口上的獵物。在新政府方麵，經濟動力與政治權力的對壘已經開始，劉國樑的經濟目標本來應該被評價為目光遠大，現在卻成了不識時務。據此我們可以分析，其企業自主權所要爭取的資本、人力和產品的個體化自治管理權力，與新政府國有化的改造趨勢，在方針路線上相悖，這時他躍躍欲試，實際上究竟意味著什麽？政府又如何不覺察到這種個體化的商業活動是一種威脅。雖然至今成文厚的上下員工，以及劉國樑的後代，都確信和懷念劉國樑的一腔真誠，但也隻能感歎他在當時民族主義情感的掙紮中必然退場。
關於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和個體化資本在人力和產品管理上的差異，已反映在當時的檔案中。我們有幸找到了西城區檔案館的資料，其中有幾份是區政府自1949年起在西單大街一帶執行改造政策的總結報告。最早的一份報告寫於1949年6月，對區政府建設定點市場，對舊攤販實行集中管理的措施描述得十分詳細具體。該定點市場設在缸瓦市附近的皇城根市場和佟林閣路市場。[32]紙販子也在集中管理之內，如趙所言：有一位“跑紙盒的”“國家不讓他幹了，他就到成文厚了”。[33]新政府將城市商業合理改造政策灌輸給商販，要求商販注冊納稅，控製了產品價格和緊缺物資的分配。這對成文厚產品的重要資源——紙的供應造成了鉗製之勢。其中有的舊商販是劉國樑在1949年前的老“拉纖兒”，這時劉國樑從容地給他們提供了另一種選擇，把他們吸收進成文厚。趙吉亮認為，劉國樑的做法出於基督教博愛的信仰，是照顧老熟人。但我們也不妨走出人情關係的思路，從商業利益上分析劉的考慮。他與這些基層商販僅僅是商場上的熟人，他在他們危難之際答應接手，不無可能在新情勢中重新結盟，保住原有的行業渠道和資源供應。
當然，我們也要記住，當時北京城市商業的集體化控製才啟動二三年，還處在試行、調整的過程中，政府也在觀察商人的反應。在1953年1月的另一份簡報中，提到了西單地區“資本家的思想動態”[34]。作者提供消息說，“私商在貨源上受到了限製，因此資本家在思想上有點波動”。作者還把資本家的反應歸納為四種態度，例如，一些資本家要求“公私合營……晚走不如早走好”；一些人想解雇工人，盡快銷售公司所存貨物；還有一些人“覺得企業沒有前途，趁著申請公私合營或轉工業從企業想撈一把”，如通過“櫃上長支著錢，存在銀行裏”或“把過去股東在櫃上存著的款完全支出去”；最後一種資本家是持“觀望”態度。現在我們可以了解成文厚1951年檔案所記劉國樑仍在做“財產儲備”，是沒有與政府作對或猶疑觀望的，他甚至還在為擴建成文厚熱情地投入資本，這至少在客觀上是配合政府之舉。
（三）商人活動空間的縮小對企業社會關係的影響
現在我們再次轉向分析成文厚檔案。從1951年開始的商號資本重組，顯然是對成文厚家族企業控製性質的再次認同和內部定位。但也從這時起，成文厚的資產被納入政府監管之下，檔案中的政府清產文件表明，當時政府已經決定對所有城市工商企業做新的評估。劉國樑能夠在這種情況進行投資，是在遵守政府總體方針政策的前提下適應市場變化，以保護家族企業利益的策略。然而，此時也正處在抗美援朝的非常時期，政府要求通過增加資本家的資產流動的方式予以物質支持，任何其他決策都有違背之嫌。這時劉轉移印刷機以準備投資印刷廠的資本積累，以及為購置春合和久大的房產投入的經費，都可能被視為變換手法保存家族資本，對他產生不利後果。用官方的話說，他是“想撈一把”，或者用當時公方代表的話說，他要把在企業的存款“完全支出去”。按照當時政府政策的框架，劉作為企業家無論做怎樣的抉擇，都有可能被置於“資本家思想狀態”層麵的階級鬥爭的旋渦之中。
就商號及其經營網絡而言，企業自主權也非個人所能自由選擇，它還取決於商業管理者所身處的社會環境。在這方麵，我們通過成文厚的鋪保檔案獲得了一些曆史信息。1951年至1952年12月，成文厚的鋪保久大體育用品製造廠和另一個鋪保永和壽材廠，都因為更換股東受到了政府的批評。永和壽材廠的檔案逾百頁，內容相當複雜，概括地說，在1952年後，有8個股東在社會環境變遷中發生了激烈的矛盾衝突。股東之一李某參軍複員，留在外地，他決定將股份轉讓給在北京的姐姐和西城區政府福利部門，獲區政府批準，但此舉卻遭到另2位在京股東的反對，他們也曾提出售股份，被區政府批評，說他們“平時懶散不愛勞動”，現在他們也反對其他股東轉讓股權。
各種工商檔案和個人口述資料都說明了新政府對商人的壓力，我們也能從中看到，在新中國成立三年後，在西單一帶商戶和經理們的周圍，社會政治環境發生了巨變，這對在傳統行業與現代經營模式結合的探索中謀求生存發展的商人們來說，已感到進退維穀，不知道應該如何做出反應。可以肯定地說，劉國樑的徒弟和後代都有無法知道的事情，但劉國樑後來行事更加謹慎是肯定的，從那時起，劉國樑對社會形勢的任何反應都成為反麵證據，被用來懷疑他要反對黨的無產階級專政政策，或者被用來證明他是企圖破壞新政權的“奸商”。而基層政府的幹部確信毛澤東主席在1952年6月的講話是正確的，他宣布：“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35]。毛澤東利用工人和資本家利益的長期普遍的衝突構建了一種政治架構，如此“勞資兩利”的原則就沒有存在的空間了。
結論
我們的研究通過一個中小商號的具體變遷過程，自下而上地考察了新中國成立前後的北京商業史的發展過程。目前成文厚的個案研究還是有局限的，肯定需要調查搜集更多的資料做補充。然而，在已有的個案分析中，我們闡明了曆史文獻與口述史資料的多樣聯係，以及在文獻資料背後的多種社會環境的變革狀況，特別是民國時期城市商人和商業活動的變革，以及一位資本家的身份在各種社會變革中的具體生成過程。劉國樑是從傳統家族管理中走出來的商人，最終成為一位現代經理，並對北京城市商業現代化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他已建立了一種超家族管理模式的行業結構組織，他把不同行業與學校和教師都視為城市社會的新資源，納入新的行業社會網絡，推動了商業的行業化發展，這種策略也曾使他的商業組織自主管理的意識日益增強。在這種條件下，他努力把新行業知識開發、產品生產和市場銷售整合在一起。他對新技術感興趣，重視專業知識的重要性。他對“五色賬”的發明，表明他願意采納西方觀念以適應中國市場的需要。他還注意提高職工的業務素質，鼓勵商號員工獲得較好的培訓，隻要認為有前途的年輕職工必須接受嚴格的培訓。雖然我們對他的一些商業理念和商業活動還是推測，但這種情況是北京現代商業發展一個大趨勢，成文厚也確實在這種社會實踐中得到了發展和成熟。劉國樑曾被列為“民族資本家”，在新國家政府成立之初，他可能為自己負責管理同業公會而感到驕傲。他同時努力完善成文厚的經營策略，通過與各種合作者建立關係，如與師資和學校、攤販和印刷廠建立網絡關係等，以保持和擴大家族企業之外的聯盟，還對成文厚新的擴大發展目標做出了規劃。但是，他必須經受暴風驟雨般的社會政治現實的變化。
劉國樑不僅是“三反”“五反”運動的犧牲品，同時也是這場政治事件的社會行動者。一方麵，我們可以看到，劉與西單其他資本家在商業組織和商業行為上的社會互動；另一方麵，市區行政部門也不能不根據政府總體方針路線對工商改造運動給出相應措施。劉國樑在企業自主管理條件逐步成熟的時候，提出了整合行業資源、市場渠道和產品的一體化發展策略，但在政府管理部門實行國有化集體發展的大趨勢中，他的行為被視為與政府經濟導向背道而馳。在一些檔案文件中，政府管理部門還強化了對這種衝突的階級鬥爭解釋，並將之激化為政治鬥爭。劉國樑曾試圖保持他的商業活動空間，但由於處於商業企業和市場之間一體化的自由空間中，他的任何行動都被越來越看成是非法活動，越來越具危險性，乃至應該被取締。
本個案還需要補充和發展，但它已可以表明，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可能是曆史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法。我們應該注意曆史文獻的運用，但也應該更加明確和具體地描述社會事實。在艱難時期的生活和商業經營方麵的口述資料，不僅能提供活資料，也能提供當事人的各種不同的觀點和思想分析的範疇。例如，成文厚的老職工們仍然相信劉國樑是模範經理；但也有人認為，工商業改造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必不可少的過程；還有的管理者認為，在成文厚的商業發展史上，公私合營僅僅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改革的第一步，從這個角度說，成文厚的十年變動史不過是北京現代商業史的一個小插曲而已。
[1] 本項研究屬於中法合作項目“行業文化和專業知識傳承”北京組的子課題成果，由我與藍克利教授合寫，原文題目為《現代商業的社會史研究：北京成文厚（1942—1952）》，原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學專業部分博碩研究生周錦章、呂紅峰和連莉等參加了查閱檔案和部分調研過程，特此說明並致謝。
[2] 成文厚，20世紀四五十年代名為“成文厚顯記賬簿文具店”，後幾次更名，先後為“成文厚賬簿文具店”和“北京成文厚賬簿店”和“北京成文厚賬簿卡片有限公司”等。該商號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曆史文獻、政府檔案和口述史，我們將在本項研究中綜合利用。在本文中為方便討論起見，我們暫且將之統一簡稱為“成文厚”。
[3] 北京市西城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辦公室編：《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項目匯編（西城卷）》，鉛印本，內部資料，2007年1月印製。
[4] 在本項研究中，北京成文厚賬簿卡片有限公司總經理崔連會、書記劉玉和副經理李真等領導班子成員曾給予多方支持和協助，謹此特別致謝。
[5] 北京農業學院的劉基厚教授與夫人關毓順醫生，北京物質管理學院的劉興厚教授等，對本課題的研究有重要幫助，特此鄭重致謝。
[6] 本文中使用個人回憶資料，均引自本項目組撰寫的調查報告和訪談整理資料，其中大部分資料引自董曉萍、周錦章、呂紅峰：《成文厚末科徒弟LJZ與業主劉國樑老家的調查報告》，2007年7月10日。此外，還引用了下列訪談整理資料：呂紅峰：《北京市西城區百貨公司財會科會計SWY訪談錄音整理》；連莉：《北京市西城區百貨公司副經理、總會計師GQM訪談錄音整理》，2007年8月28日；2007年8月10日；呂紅峰：《原成文厚副經理FZC池訪談錄音整理》，2007年8月29日。周錦章、呂紅峰、連莉：《成文厚印刷製本工藝調查報告》，2007年11月26日。根據田野調查倫理原則，征求被訪談人意見，本文不直接披露被訪談人姓名，在文中均已“原經理”“老職工”或“末科徒弟”代稱；在注釋中，以原姓名的拚音形式注出。以下皆然。
[7] 賈得泉：《改良商業簿記與報稅》，鉛印本，得泉簿記學校發行，民國二十九年（1940）八月，國家圖書館藏本。
[8] 關於北京寺廟鋪保的討論參見董曉萍：《流動代理人：北京舊城的寺廟與鋪保（1917—1956）》，《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6（6）：35～44。我們從工商檔案中查到的關於“鋪保”的較早的說法，見於北京檔案館《清鹹豐六年（1856）新正月吉日立諸公外欠總老賬》，其中提到“天義切麵”的“鋪保”為“唐爺”，全宗號：J106-1-0001，1856。
[9] 本文使用北京檔案館所存成文厚檔案主要目錄：《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私營企業設立登記申請書（合夥）》（成文厚顯記賬簿文具店），全宗號：J22-6-868-5，1949—1954。《北京市手工業換照登記申請書》（久大體育用品製造廠），全宗號：J225-450-1，1949—1955。《北平警察局關於傅怡齋超價銷售案的偵訊筆錄》（春合體育用品商店），全宗號：J181-25-7251，1948。《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私營企業設立登記申請書》（久大體育用品製造廠），全宗號：J22-6-1112-8，1949。《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私營企業設立分支機構登記申請書》（久大體育用品製造廠），全宗號：J22-1-807-4，1954。《北京市手工業換照登記申請書》（永和壽材廠），全宗號：J225-450-1，1949—1955。北平市警察局《北平市警察局民國三十七年戶口登記簿》，全宗號J-181-6-887，1948。
[10] 北京成文厚賬簿卡片有限公司《成文厚大事記》，內部資料，1985年，第1頁。
[11] 為保存和研究工作的方便，由北京成文厚賬簿卡片有限公司與北京師範大學數字民俗學實驗室合作，由北京師範大學數字民俗學實驗室承擔製作，將這些賬表匯存簿於2007年7月製成《成文厚老賬簿電子書》。
[12] 劉國樑、賈得泉：《合作協議》，1942年10月20日簽訂，收入《成文厚50周年店慶展資料匯編》，內部資料，北京成文厚賬簿卡片有限公司提供，提供時間：2007年8月。
[13] 北京成文厚賬簿卡片有限公司：《成文厚大事記》，內部資料，1985，第1頁。
[14] 北京檔案館存得泉簿記學校檔案9種，時間自1938年至1955年，全宗號：J182-2-20428，J181-23-4482，J4-2-1193，J4-4-1403，J4-4-172，J4-2-1834，J4-4-335，J4-1-933（教育局檔案）和J22-8-399-6（工商檔案）。
[15] 第4位教員來自民國學院。
[16] 關於改造派和部分接受西式記賬法的改良派的爭論，參見郭道揚：《中國會計史稿》，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4。
[17] 在1946年的名單中有一位21歲的大學生。
[18] 參見Madeleine Yue Dong（董明），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民國北京：城市和不同城市史），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2003：172-207；也可以參考她的文章，Juggling Bits：Tianqiao as Republican Beijing's Recycling Center（《雜耍說唱：以天橋為民國北京循環利用資源的中心》），Modern China，25/3（1999），303-342。
[19] 成文厚老職工關於劉國樑與前門榮華印刷廠合作的說法在政府工商檔案中得到資料證實，參見1952年的另一份合夥契約是原經理劉國樑與前門一帶的榮華印刷所合夥的訂約文書，參見北京市檔案館藏：《榮華裝訂印刷所》，全宗號：22-6-1068，1952。關於這份檔案的合作契約內容，我們以下還將繼續討論和分析。
[20] 以下使用劉國樑末科徒弟的口述資料，引自董曉萍、周錦章、呂紅峰：《成文厚末科徒弟ZJL與業主劉國樑老家的調查報告》，北京師範大學，2007年7月，打印稿。茲遵守田野調查的學術倫理原則，隱去被訪談人姓名，改用拚音字母注出。
[21] 此時我們應該想起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所撰寫的最後一篇論文，其中談到“社會主義的步伐”問題，原載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0/2，pp.446-456，1950）。他在文中指出：“資本主義秩序正朝著自我毀滅的方向發展，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隨後出現”。他還闡述了自己堅持這個觀點的理由。
[22] 參見Tim Wright（蒂姆·懷特），“The Spiritual Heritage of Chinese Capitalism”：Recent Trend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Enterprise Management（《中國資本主義的精神遺產：中國企業管理史的最近研究方向》），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20（1988），185-214。有關本討論參見第198-210頁。
[23] “財產增值準備”（281842225元）是“轉入資本”（270199587.81元）加“轉入公債”（11642637.81元）的總數，而300000000元的新資本是“轉入資本”加1952年前的資本（29880412.64元）的總數。
[24] 關於當時的這些會計概念，參見潘序倫：《高級商業簿記教科書》，上海：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1947：383。
[25] 北京市檔案館藏：《榮華裝訂印刷所》，《合夥種類詳單》，全宗號：22-6-1068，1952年12月，第78頁。
[26] 關於劉國樑通過政府“1950年重估”財產的機會將印刷機等以個人名義化為財產，稱“財產價”，另加部分現金，以個人財產入股，合辦榮華印刷廠，參見北京市檔案館藏：《榮華裝訂印刷所》，全宗號：22-6-1068，1952：78，詳見其中《合夥種類詳單》第2頁。
[27] 本文所述“久大”，全稱“久大體育用品製造廠”。關於久大與成文厚的鋪保和房產權關係，參見北京市檔案館藏：《久大體育用品製造廠》，全宗號：22-6-1112-8，1952：64，74。
[28] 北京市檔案館藏：《久大體育用品製造廠》，全宗號：22-6-1112-8，1952：66，73，86。
[29] 劉國樑努力發展企業的行為發生於1950年至1953年，給人印象深刻。他雖然卷入“三反”“五反”運動，但仍選擇了對合辦印刷廠的風險投資；他還於1952年春合破產時，買下了這個老鋪保的不動產。他的末科徒弟曾熱情地描述說，當時成文厚是西單一帶最大的企業，繁榮發展：“如果不搞‘三反’、‘五反’，我們早就都富了”。
[30]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99。
[31] 對於市場的理解和商機選擇之間的關係，參見Ian I.Mitroff & Richard O.Mason，Business Policy and Metaphysics：Some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In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7/3，1982，pp.361-371.
[32] 北京市西城區檔案局：《第二區人民政府攤販工作總結》，全宗號：2-1-248，1949年6月。關於北京市攤販的再組織問題，參見崔躍峰：《1949—1952年北京市攤商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初探》，《史學月刊》，2005（4）：55～60。
[33] 董曉萍、周錦章、呂紅峰：《成文厚末科徒弟LJZ與業主劉國樑老家的調查報告》，2007（7）：21。遵守田野作業倫理原則，此處隱去被訪談人姓名，以拚音注出。
[34] 北京市西城區檔案局：《對私營工商業戶情況的調查報告》，全宗號：2-2-364，1953（1）。
[35] 引自鄭成林：《20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對工商團體的改造》，《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7（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