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概述
一、自然主義
在19世紀中後期，以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學科領域所取得的重大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為標誌，自然科學的發展獲得了引人注目的重大突破，人類對自然的控製能力迅速增長，科學也因此逐漸在公眾中形成一種壓倒一切的影響。這不但帶來人類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遷，而且也使西方社會結構與文化結構發生了劃時代的變革，而科學則在這種變革中迅速提升了自身在社會—文化係統中的地位。科學這種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人們可以從這一時期大量湧現的各種專業期刊、專業學會組織以及科學會議中得到直觀的說明；而科學對社會—文化結構的深層影響，人們隻需從大學在這個時期所發生的“從牧師到學監”的革命中便可領略一斑。這一首先發生在牛津和劍橋的大學教育世俗化與科學化同步展開的革命，絕不僅僅是大學運轉方式或管理模式的變化，而更意味著從教學內容、教學模式到教育目的、教育原理的全麵革命，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教育由此誕生。此前，科學在大學中幾乎沒有什麽地位，大學的主要目的是為英國國教培養教士；現在，大學的目的主要是為世俗事業提供人才，因此課程設置大大拓寬了，越來越多的科學科目進入了課堂，並由此開始迅速成為大學教育的中心內容。類似的情況在歐洲其他大學也幾乎同時出現，1866年，巴黎大學在激進的變革中甚至一度解散了神學院。
現代科學的高速發展，尤其是其向傳統人文文化領域卓有成效的滲透式推進，乃是19世紀中後期西方文化展開過程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在地質學領域，查爾斯·萊爾（1797—1875）等人證明了地球經曆過億萬年演變的事實，駁斥了基督教關於地球隻有幾千年曆史的觀點；在考古學領域，歐洲學者於1858年發現了古代文明留下的工具，將300年來的考古零星發現以及人們對人類遠古曆史所做的思考推向了**；在生物學領域，在拉馬克（1744—1829）等人大量工作的基礎上，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1809—1882）的《物種起源》（1859）和《人類的由來》（1871）等著作所提出的進化論思想更是直接向聖經中上帝造人的觀念發起了挑戰；愛德華·泰勒（1832—1917）的《人類早期曆史之研究》（1867）、《原始文化》（1871）等早期人類學經典著作的發表標誌著人類學這一新興學科的迅速成熟；而經過從奧古斯特·孔德（1798—1857）到赫伯特·斯賓塞（1820—1903）等人的努力，社會學理論的影響則以更快的速度擴展開來……19世紀中後期，幾條不同的科學探尋和思索的路線，正逐步交會於一點，這一相交點將大大改變人對自己的態度，同時也改變人對自己在自然中所處地位的看法。種種事實表明，基督教世界觀在19世紀中後期麵臨著來自科學的越來越嚴峻的衝擊，這種衝擊無論是從理論層麵還是從實踐層麵來看，都要比前兩個世紀啟蒙思想家的純哲學挑戰來得更火力十足，更難以招架。西方社會—文化的現代轉型正是在傳統基督教文化體係遭遇科學挑戰的曆史語境中發生的，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科學主義的文化取向成了現代西方文化的核心。
在19世紀西方思想史上，是孔德最早明確地將“科學階段”——“實證階段”置於人類理論認識和人類文化的最高階段，認為“除了以觀察到的事實為依據的知識以外，沒有任何真實的知識”。實證主義自它誕生的那天起就是以尋求科學、捍衛科學的麵孔流行於世；它不僅在理論上對“什麽是科學”做了係統的論述，而且在科學方法論層麵也提出了諸多具體的規範性要求。孔德的思想雖然在發表之初受到尚在高峰平台運行的浪漫主義文化精神的抑製，其對西方社會—文化生活之主導性的影響力在19世紀60年代之後才真正廣泛擴散開來，但其實證主義哲學的出籠仍然因其代表著17世紀以來形形色色崇尚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思想中所包含著的那種科學主義傾向開始進入**，而成為現代西方文化的發端。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實證主義哲學成為西方社會—文化生活進入現代階段的鮮明標誌。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實證主義所開啟的19世紀中後期西方文化中空前高漲的科學主義精神取向，直接在自然科學與文學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既然一切都必須經過科學的推敲與檢驗方能站得住腳，那麽文學藝術受到自然科學影響也就合乎邏輯地成為一種不可規避的必然結果。最先做出反應的是文化思想家和美學家泰納（1828—1893），他第一個站出來係統而全麵地把科學主義觀念運用於文學理論。其著名的“種族、環境、時代”三要素說便是在孔德實證主義和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下，用自然界的規律解釋文藝現象的產物。事實上，文學受一定的時代、環境、民族等外部因素影響的認識在西方文學理論中並不鮮見，浪漫主義時代的斯達爾夫人乃至更早的啟蒙思想家們早就對此做出過很多論述。泰納的獨到之處在於避開了零散的、印象式的或就事論事的論述，跳出了狹窄的文學藝術的範疇，從科學的立場重新觀照、把握事理材料，形成了邏輯清晰、條理嚴謹的思想體係。作為一顆將藝術與科學嫁接生長出的理論果實，“種族、環境、時代”三要素說堪稱科學主義在西方美學與文論中所取得的第一次勝利；而這一勝利則預示著一種新型文學的誕生，即與哲學、社會、文化領域科學主義思潮的空前高漲相適應，就有了在科學主義道路上走得最遠的自然主義文學思潮。
在涉足文壇之初，左拉就敏銳地感受到了時代文化的潮流——風是朝著科學的方向吹的，人們身不由己地被推向對事實和事物的精確研究中去。在此後推動自然主義文學運動展開的過程中，作為始終站在風口浪尖的領軍人物，他高舉科學主義的大旗，指斥此前法國文壇流行的浪漫主義感傷情調。經由左拉的推動，科學主義成了自然主義文學的重要立足點和出發點，成了自然主義作家將自己與傳統作家相區別的標牌。自然主義文學主動地從當代科學主義風潮中汲取精神營養，從理論到創作都表現出了鮮明的科學主義傾向。
簡括地說，所謂“自然主義文學”，是指19世紀50年代在法國醞釀，於60年代在左拉的率領下正式以“文學運動”的方式展開，並在19世紀末迅速逸出法國國界向整個世界文壇蔓延開去，直到20世紀初葉才在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衝擊下逐漸衰落的文學革命。作為在整整兩代作家那裏產生過廣泛、深刻影響的文學思潮，自然主義在詩學觀念、創作方法和文本構成等層麵都對西方文學傳統成功地實施了“革命性爆破”，並由此直接影響到了現代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成為其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起點。在與同時代象征主義文學思潮和唯美主義文學風尚相互影響、共同存在的文學空間中，自然主義文學思潮以其比象征主義的“硬朗”、比唯美主義的“沉實”特點確立了自身的曆史“主導性”地位。質言之，與19世紀後期西方社會—文化結構開始迅速從近代向現代轉型的曆史語境相契合，文學自然主義實際上乃是西方現代文學的最初表現形態。
自然主義文學的發源地是法國。在左拉主導的自然主義文學以火爆的“運動”形式震撼法蘭西文壇之前，福樓拜在1857年就寫出了自然主義文學的奠基作《包法利夫人》，而其以“一個青年的故事”為副題的《情感教育》（1869）則曆來被西方評論家視為“自然主義文學的聖經”。另外，埃德蒙·德·龔古爾（1822—1896）和茹爾·德·龔古爾（1830—1870）兩兄弟1865年出版的《傑米妮·拉賽朵》也被公認為是經典的自然主義開山之作。19世紀60年代末，左拉連續推出《黛萊絲·拉甘》（1867）和《瑪德萊娜·費拉》（1868）。這兩部小說（尤其是第一部）在文壇及社會上引發的劇烈反應，標誌著自然主義文學運動在法國正式拉開了序幕。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左拉都是自然主義文學運動中具有決定性的人物。就創作實績而言，其1871年至1893年寫下的、由20部長篇所構成的係列小說《盧貢-馬卡爾家族》，無論是從宏大的規模還是就自然主義藝術特質的體現，均無人堪出其右。就理論建樹來說，影響整個世界文壇的自然主義文學的藝術觀念和創作規範，基本上都是由他提出和表達的。
在自然主義文學運動的推進方麵，19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莫泊桑（1850—1893）、於斯曼（1843—1907）等為核心成員的法國自然主義文學組織“梅塘集團”，得名於他們定期聚會的場所——左拉在巴黎郊區“梅塘”的別墅。在“梅塘集團”核心成員以普法戰爭為題材創作的作品集《梅塘晚會》（1880）發表後，莫泊桑因其中的《羊脂球》受到好評而揚名文壇。在此後短短的10年間，他創作了300多個中短篇小說、6部長篇小說。長篇小說《一生》（1883）寫女主人公約娜從對生活與愛情充滿熱望到不斷幻滅的一生，小說顯然在內容上受《包法利夫人》的影響。《俊友》（1885）則描述外省青年杜洛阿靠漂亮瀟灑的外表，以女性為階梯不擇手段向上爬的故事，批判了人欲橫流的巴黎上流社會。
德國自然主義文學運動的展開，表現得最複雜、最分散，同時也最火爆——火爆的程度甚至超過了激進衝動的法國。在19世紀80年代前後自然主義文學運動的**期，德國文壇自然主義文學社團蜂起，自然主義文學期刊如林，自然主義文學理論專著迭出。自然主義文學運動在德國甚至形成了兩個中心：以康拉德（1846—1927）等人為代表的慕尼黑中心和以霍普特曼（1862—1946）等人為代表的柏林中心。其中霍普特曼乃是德國自然主義文學創作成就最高的作家，其《日出之前》（1889）描寫了酒精中毒和遺傳導致的愛情悲劇，此劇在柏林“自由劇場”演出時引起轟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整個世界性的自然主義文學運動中，德國是唯一一個在自然主義旗幟下嚐試創作抒情詩的國度。
英國重要的自然主義作家有喬治·吉辛（1857—1903）和喬治·莫爾（1852—1933）。後者的《伊斯特·沃特斯》（1894）是英國較為典型的一部自然主義小說。但哈代19世紀中後期的小說創作，或許更能代表英國自然主義文學的最高成就。這位一再聲稱“藝術隻關乎現象”的作家之最負盛名的小說《德伯家的苔絲》（1891），常常因其所關涉的“遺傳”“災變”“命運”等重要的自然主義敘事元素在西方評論家那裏得到自然主義向度的闡說。與浪漫主義文學革命乃至政治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情形有些相似，在素以理性著稱的英國，自然主義文學運動並沒有像在法國和德國那樣以火爆的形式出現，而是體現為相對平和的樣態。靜水流深，可能正是因為這份平和，自然主義在英國的展開沒有像在法、德那般轟轟烈烈，但同時也少了些他們那裏的大起大落：在20世紀初葉毛姆（1874—1965）、貝內特（1867—1931）等人的小說創作中，人們依然可以看出英國自然主義文學的涓涓細流綿延不絕。盡管左拉的思想與創作被譯介到英國，對英國自然主義文學的推進不無作用，但自然主義文學在英國不能完全說是外來的。從社會—政治方麵來看，英、法兩國在19世紀下半期是歐洲兩個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文化情形而言，構成自然主義文學重要淵源的兩樣東西英國一樣都不缺：進化論，法國有拉馬克，英國有聲威更著的達爾文；實證論，法國有孔德，英國有斯賓塞，後者在英語國家文化領域的影響力（如美國）要遠勝過前者。
在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意大利，由路易吉·卡普安納（1839—1915）、G.維爾加（1840—1922）等人所主導的“真實主義”文學運動，完全是法國自然主義的變種或翻版。另外，寫出了《父親》（1887）與《朱麗小姐》（1888）等自然主義劇作經典的瑞典大作家奧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創作出自然主義劇作範本《群鬼》（1881）的挪威大作家易卜生、在19世紀80年代初文風陡轉公開宣稱皈依自然主義的西班牙大作家B.加爾多斯（1843—1920）、因長篇小說《肉食者》（1886）而被稱為“比利時的左拉”的C.勒蒙尼耶（1844—1913）……著名作家和經典文本的廣泛存在，意味著自然主義至少在敘事領域實乃19世紀七八十年代歐洲文壇的主流。
19世紀末，以保羅·布爾熱（1852—1935）的《當代心理學論文集》（1883—1885）和威廉·詹姆斯（1842—1910）的《心理學原理》（1890）為標誌的現代心理學新成果，開始對文壇釋放出強大的影響力；而同時，經由勃蘭兌斯和斯特林堡等人的闡發正迅速風靡整個西方世界的尼采學說，對當時的文學創作也產生了巨大衝擊。這種文化情景直接造成了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自然主義文學運動的衰微或蛻變。由此，世界範圍內的自然主義文學運動在兩個世紀之交進入了它的第二階段。
自然主義文學運動的第二階段大致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葉。在這個階段，自然主義文學運動具有這幾方麵特點。首先，從地域上看，自然主義從歐洲開始向亞洲、美洲廣泛傳播，美國作為新的自然主義文學運動的中心取代了法國在第一個時期所占據的中心地位。自然主義在歐洲進入衰落期之後，卻在20世紀初葉的美洲和亞洲進入了巔峰期。其次，從體裁上看，繼續承接上一時期末段（19世紀80年代）從小說領域向戲劇領域拓進的聲威，巴黎的“自由劇院”、柏林的“自由舞台”、倫敦的“獨立劇院”等專門上演自然主義戲劇的實驗劇院紛紛建立，90年代新劇院運動的成功是自然主義的成功；實驗戲劇的“小劇場運動”更是方興未艾，自然主義在推動西方戲劇革新與發展方麵獲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最後，從內涵上看，自然主義自覺汲取這一時期心理學領域最新成果的影響，由原先主要強調生理學視角轉向生理學、心理學視角並重，並由此大力借鑒象征主義的文學觀念和方法；由原先主要以實證主義為理論依托轉向實證主義和尼采哲學並重，並在美國形成了傑克·倫敦（1876—1916）為代表的“意誌型”自然主義的新範式。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自然主義文學創作帶有更加強烈的印象主義風格，而且在各種新的文化元素和文學元素糅合加入之後，自然主義文學的內涵和外延都在“變異”中有所放大。
在美洲大陸，自然主義對美國文學的改造，使得此前一直難以形成自身特點、在創作和理論上均乏善可陳的美國文學獲得了突破性進展。自然主義在美國文學中有深入而持久的影響。斯蒂芬·克萊恩（1871—1900）的《街頭女郎梅季》（1893）被認為是美國最早的一部自然主義小說；弗蘭克·諾裏斯（1870—1902）的創作頗受左拉影響，其小說《麥克提格》（1899）把主人公的悲劇歸咎於生理缺陷，《凡陀弗與獸性》（1914）則描寫了動物本性導致人物墮落的故事；傑克·倫敦的作品是浪漫冒險與自然主義相結合的產物，在“狗的小說”係列中，將自然主義強調的遺傳和環境因素借由狗的形象渲染得淋漓盡致。而西奧多·德萊塞（1871—1945）因《嘉麗妹妹》（1900）、《珍妮姑娘》（1911）等經典自然主義小說的發表，成為公認的美國自然主義文學的魁首。一大批自然主義作家的出現，表征著美國文學在20世紀世界文壇的崛起。而1930年，自然主義傾向濃重的辛克萊·劉易斯（1885—1951）為美國文學贏得了首個諾貝爾文學獎，或許是美國文學已經站到世界文學最前列的標誌。
自然主義文學在亞洲大陸的顯赫成就，則主要體現在迅速崛起的日本文學之中。自然主義對日本文壇的改造，使原先很長時間一直停滯不前的日本文學在20世紀初迅速進入現代階段。
文學是人學，但文學對人的認識與表現卻有一個漫長的發展曆程。一般來說，前自然主義文學對人進行審視的視點主要集中在倫理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層麵。人作為政治的動物、經濟的動物和社會的動物得到了廣泛展示，但其更為深層的一些本質卻尚未得到挖掘。作家們受時代影響對社會問題的關注，使他們對人審視的視點當然主要集中在人的社會性、階級（階層）性上。從文學的底蘊上來說，他們的作品基本上可以被看作對社會及社會的人所進行的倫理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研究。與此相適應，社會問題，也就合乎邏輯地成為前自然主義作家為揭示當前社會關係不完善的基本主題通用的和決定性的題材。從單純對社會問題的熱切關注中掙脫出來，自然主義作家進一步把視線集中到個體的人的感性生命本身。自然主義作家清醒地看到，傳統文學同以往人們對自身的認識相契合，忽視了人類一部分被隱蔽、被排除的現實——人類的肉體。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的基礎上，他們感到新的文學應該立即如實地將人身上被忽視的東西揭示出來，以彌補傳統文學在人物塑造上的不足。在當時最新的科學成果——進化論、生物學、生理學和遺傳學的啟發下，自然主義作家獲得了一種嶄新的人的觀念，並因此在創作中深化了對人的描寫。如果說前自然主義作家往往以基督教人道主義為武器，主要是從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的角度出發來觀察描寫社會和社會的人；到了自然主義，作家們則拿起了科學的武器，轉而強調從生理學、遺傳學乃至病理學的角度來觀察、描寫作為生物而受生理本能和遺傳基因影響的人。文學自然主義的底蘊在於生理學的解剖，自然主義作家把視線進一步集中到單個的、獨立的、個體的人身上，向著人這一文學主體的更深處大踏步地挺進。
人是本能的載體，這是自然主義作品的一個重要主題。對這一主題的揭示，左拉的《黛萊絲·拉甘》（1867）很早就為後起的自然主義作家創製了樣板。在很多自然主義作家的創作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對人之本能的類於生理學家和動物學家的解剖。在陰暗黑濕、暴烈盲目的心理背景之下，炙熱的權欲、難禦的嗜虐、瘋狂的肉體需求構成了一幅幅“人獸”的圖畫；而尤其是肉欲，則更為自然主義作家所看重。人的生理變化與春情、性覺醒與性冷淡、**的和諧與不協調、亢奮的滿足與色之饑餓、同性戀與**乃至懷孕與生育，所有這些都無一不在自然主義作家觀察與表現的範圍之內。以莫泊桑《俊友》中的杜洛阿和巴爾紮克筆下的拉斯蒂涅相比較，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主義作家因引進對人生理本能的解剖而大大加強了人物描寫的深度。作為野心家，杜洛阿和拉斯蒂涅可謂是一對同胞兄弟。但隻要略加比較，我們便可很容易地看出他們的同中之異。同樣年輕漂亮、聰明機靈，同樣是以獵取與控製上流社會貴婦而達到飛黃騰達、青雲直上的目的，但我們在拉斯蒂涅身上看到的隻是野心、貪欲和謀略，而在杜洛阿身上卻還看到了對其野心、貪欲和謀略有所影響、有所推動、有所刺激的生理要求和衝動。杜洛阿不僅是一個不擇手段的野心家，而且還是一個精力充沛、肉欲旺盛的**棍。他一出場就帶有肉欲化身的特點。在他身上，甚為發達的感覺是對女人的感覺，最為熱衷的興趣是對女人的興趣，他在漂亮女人麵前潛在的意向往往就是肉體上的占有。掩卷沉思，出現在我們大腦屏幕上的拉斯蒂涅是一個因意誌過分堅硬而有些臉色蒼白的鬥士型野心家，而杜洛阿則更是一個肉欲熾烈、尋歡作樂的野心家兼**棍。就這兩個人物形象的刻畫而論，我們不得不承認杜洛阿比拉斯蒂涅更圓滿、更豐實，也更栩栩如生、真實可信。這種藝術效果上的差異，盡管與兩位作家的藝術稟賦有關，但最根本的卻是莫泊桑在人物刻畫中增添了傳統文學中所不具有或不明顯具有的新成分——對人物自然生理本能的刻意挖掘。
新的人學觀念使自然主義作家對人所進行的審視和表現體現出新的時代特質，這直接引發敘事觀念與敘事藝術的革新。由是，自然主義敘事文本的建構便形成了迥然有別於既往的特征。
首先，自然主義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基本表現形態已經不再是在“典型環境”中產生的“性格典型”，而是源於生命本體的“氣質類型”。在傳統西方文學敘事所帶來的卡通式的人物世界，裏麵滿是傀儡、木偶般的“英雄”“巨人”；在自然主義文學敘事中，“英雄”隕落了、“巨人”坍塌了，西方文學在人物形象內涵上的現代演進，顯然也是從自然主義文學這裏開始的。
其次，在自然主義作品中，傳統文學中與意識形態相關的社會、政治、道德、宗教主題的明晰性開始動搖，代之而來的則是宏大空蒙的人性主題或命運主題。在如此宏大空蒙的主題框架之下，意象開始取代原先觀念體係所派生出來的具體敘事意圖（即具體的觀念性主題），居於作品的中心。這正是現代主義敘事作品主旨隱遁而意象彌漫的開端。
再次，在自然主義的小說和戲劇創作中，情節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而瑣碎淩亂的細節則繽紛綻放。細節的繽紛綻放，決定了敘事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謀求擺脫統轄傳統敘事文本的“必然性”邏輯，而在“偶然性”中尋求出路。在西方傳統文學敘事中的“必然性”原則向現代主義敘事的“偶然性”原則的現代轉型中，自然主義文學敘事乃兩者之間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最後，自然主義小說和戲劇的結構格局呈現為一種“斷片的聯綴”。自然主義的“斷片聯綴式”結構的“可間斷性”在現代主義那裏完全開放，就變成了一種頻率很高的“跳躍性”。從自然主義開始，西方傳統敘事文本中的那種“時間性結構”模式，開始被一種新的“空間性結構”模式所取代。從觀念統攝之下的嚴密、嚴整的有機整體，到心理活動的隨意漫遊、自由穿插，在文學文本結構從線性曆史時間向瞬時心理空間的轉換過程中，自然主義顯然是一個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