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采訪她的時候,她剛剛交上了辭職報告。抱歉地對我說:“我在這個公司的故事已經結束了。”我說:“那就給我講講你辭職的故事吧。”她低頭緘默了幾分鍾,似在思索什麽。最後用力點點頭,說:好吧,我本想封存這個故事。但類似的故事在外企幾乎天天上演。我的封存並不能使這類故事絕跡。講出來也許能給人們以借鑒。但我需要申明的一點是,我故事中的人物都不是壞人。盡管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和好惡傷害了我。我也無意做一個評判師。盡管對我的故事,我有自己價值標準的評判。我隻是講一個小人物的普普通通的故事。故事應該從我進香港W公司的第一天說起——
龔女士拿著一份傳真正在和一位小姐交代著什麽。一抬頭看見了已走到她麵前的我,笑容頓時僵在了那裏。我發現她在竭力調整麵部肌肉,想做出個表示歡迎的表情來,但是沒有成功。我裝著什麽也沒看見,笑盈盈地說:“龔經理,我來報到了。朱先生在嗎?”她目光茫然地看了我幾秒鍾,好像沒聽懂我在說什麽。我又重複了一遍。她噢一聲反應過來了。不知是惱我還是惱她自己,噔噔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平靜地跟過來,站在她的座位邊,彬彬有禮地說:“可不可以叫一下朱先生?”“他在開會,不能叫。”她語氣生硬地說。我笑笑,沒說話,扯過一張椅子,在她身邊坐了下來,一副準備耐心等待的樣子。
龔女士這時已意識到了自己的失態,忙說:“噢,你坐,你坐。一會兒會就開完。”我見她心事重重,沒有再回會議室開會的意思,便找了話題和她聊起來。聊了一會兒,她問:“你已經決定來這個公司了?”“我今天不是來上班了嗎?”我回答。“其實你應該去學習,學完再來工作。這公司有一個員工在學車,和老板說好學完再來的。”她顯得非常關心我的樣子說。我笑笑沒說話。她又問:“和老板談了多少工資?”我又笑了笑。按公司的紀律是不應該向工資的。但她既然問了,我不回答豈不是讓她下不了台,就老老實實說:“3100元。”
她讓我問老板要5000元。我可連提都沒敢向朱先生提。盡管和這個香港W公司同時想聘我的兩家公司開價都不低於這個數,但W公司不一樣。我知道迄今為止,最高工資沒有高於2500元的。要我提5000,除非我不想來。因為老板即便對你再欣賞,也不會開出和公司其他雇員相比太過離譜的工資。除非你是這個公司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而我顯然不是。我想我這個人唯一的優點就是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到W公司,我一不圖錢二不圖權。圖得是從一個著名大公司獲得一份工作經曆。再就圖的是老板對我的欣賞和理解。
朱先生欣賞我。這我從第一次和他見麵就很清楚。我當時在一家廣告公司做事。W公司委托我們搞一個宣傳策劃。我代表公司去和朱先生談。W公司給我的談話時間是半小時。朱先生很傲。一進屋禮節性地和我握了握手,就徑直坐到他的老板椅上。用香港話很濃的普通話和我說起來。說話的語氣同樣含著一種居高臨下的勁兒。我耐心地聽著,敏捷地反應著,不亢不卑地迎合著,偶爾需要我說話的地方,我不失時機地推銷自己推銷自己的公司並且推銷與自己和公司有關的知識氣度和幽默。原定半小時的談話持續了一個小時。
次日便接到朱先生助手楊智先生的電話問我想不想來W公司。
W公司的規模、實力已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本來已準備離開我現在這家民辦廣告公司,去外語學院讀一年外語,然後進一家外企公司重謀發展。見此機會,便同意和楊智先生談談,再做決定。
楊智先生給我留下的印象很好,也許是同齡人,教育背景也相同,我們談得很投機。他坦率地告訴我這公司也有一些弊病。但作為這麽家世界型大公司,很值得來幹上幾年,對以後擇業會有一個良好的experience(經曆)。楊智說朱先生回香港了,他須給朱先生打個電話。
我便回去靜候消息。
10天後,楊智通知我去某大酒店和朱先生做一次正式談話。
見到朱先生,我一愣,發現同行的除了楊智還有一個姓龔的女士。他們剛剛驅車從外地談項目回來。楊智把我們帶到自助餐廳,說邊吃飯邊談吧。
自助餐廳空位很多,龔女士卻一屁股在朱先生身邊坐下了,絲毫沒有想讓我們單獨談話的意思。朱先生見狀便說:“一起吃吧。”我起身去取菜,龔女士也緊緊尾隨。問我為什麽想到這公司來怎麽認識朱先生的準備來做什麽想要多少工資。我能回答的都回答了不能回答的便說不太清楚。並真正誠意地向她請教。龔女士40歲,從年齡上她應該是我的大姐,從外表看,她也頗像一個有教養的職業婦女。我對她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尊敬。
回到餐桌,朱先生聽說我以前在一家有名的國內公司做過銷售。馬上說:“那好啊,到我們公司做銷售吧。”“那我幹什麽?”龔女士在一邊脫口而出。我心裏一動。那邊朱先生已接口:“你們一起做嘛。”“您讓張小姐做銷售可是屈她的才了,瞧她的風度氣質天生做公關的材料,應該讓她做公關去。”龔女士一副為我打抱不平的勁兒。“沒關係嘛,她可以公關銷售一起做嘛。”龔女士馬上表現出欣喜的樣子說。好啊,來吧,歡迎歡迎。“然後她找了個話題開始神聊。時間在這無聊的話題中一分一秒過去。我心裏暗暗著急。給我的麵試時間隻有一小時,而龔女士卻絲毫沒有住口的意思。楊智見狀說要去弄一下車先離開了。龔女士還在侃。當時間隻剩下5分鍾的時候,她好像恍然大悟地說:我去一下洗手間,你們單獨談談吧。”可5分鍾能談什麽?沒說兩句,楊智就回來了。說車已弄好準備走吧。龔女士也回來了,口裏還嚷嚷:你們談的怎麽樣?我見事情弄成這樣,連工資待遇都沒談,誰能做出決策?而朱先生明天就回香港。我問朱先生可否下午找時間談半小時。朱先生連說可以可以。然後他上樓去換衣服。龔女士熱情地讓我跟她先回公司等朱先生。我問她朱先生下午什麽時候有時間。她說一下午都有。我一看她拿出日程表說不是要開董事會嗎?她噢一聲說:取消了。我便放心地跟她回公司。一路上她告訴我W公司許多問題勸我能另謀高就,真要來也要多向老板要工資,不可低於5000元。我一直迎合著她,但心裏對她的用意已很清楚。
到W公司,龔女士讓我在一間空屋裏等著,說一會兒朱先生回來她打電話叫我。我等啊等,一等就是一個半小時。一看表快5點了。就準備離開。一出門遇到楊智。看見我,他奇怪地問:“你不是走了嗎?”我說龔女士讓我等著呢。他說:“別等了,董事會一時半會兒開不完。”“董事會不是取消了嗎?”“誰說的。”楊智說完匆匆回到會議室。
看來龔女士是想讓我失去最後見朱先生的機會。
而見不到朱先生,我怎麽可能來W公司?
可我什麽地方開罪了龔女士了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心情沉鬱的厲害。不願去麵對一個可能的敵手。可W公司又的確是我人生路上的一個機會。朱先生又是這麽一個高智慧的老板。
一時間,何去何從,我很迷惘。
楊智來電話了。說老板願意聘我。工資給了我除楊智、龔女士外最高的工資。職位為經理也沒問題。問我何時能來上班?
不知為什麽,對楊智我有一種信任感。就把自己對龔女士的顧慮說了出來。他說:“我知道她不願意你來。不過你不必介意。工作嘛!”我說為避免矛盾我希望朱先生能和我明確我的責權利。因為在一個對我充滿敵意的女上司手下做事,這是我目前想到的唯一可以保護自己的措施。
楊智讓我給香港打了個電話。電話裏,朱先生聲音嚴肅得像個老板。說職位、工資沒問題,但不服從龔女士的領導是不可以的。我說我當然服從領導但我希望了解我的責權利以免工作扯皮大家不愉快。他說我過於多慮但又表示對我的顧慮理解。這電話打了半小時,我們談得很不錯。末了,我還開了句玩笑問:“我像不像一個體貼上司的助理?”他說:“你像總經理。”說完哈哈大笑。
就這樣,我成了W公司的Sales Manager(銷售經理)。
我以我的工作角色第一次直麵龔女士極力想掩飾但掩飾不住的敵意。
但我並不在乎。我受聘於老板,隻要老板欣賞我,在工作上能用我,我勿須顧及其他。而且以我一向的為人之道,總相信憑我的真誠、善良,能消除龔女士由於不了解我而產生的敵意。都是為老板打工嘛,何必呢?
可事情遠沒有我想的那麽簡單。
人生中的許多事,光靠真誠、善良是沒有用的,尤其是競爭環境下。如果眼前隻有一碗飯,原來一個人吃是豐衣足食的,而你的到來,使一碗飯要分出一半給你,那麽不管你再真誠、善良,也不會受那個人歡迎的。更何況,當那個人認定了,你不僅要分去他這半碗飯,有可能哪一天,你會把他那半碗也要奪去,他對你的敵意便不能是一種真誠、善良的品德所能消除的了。
因此當進公司第一天,楊智給我介紹公司情況,說我是朱先生聘的唯一一個經理級員工。這公司雖然五髒俱全,好歹應該有四、五個部門經理,但老板一個也沒給職位,工資也沒我高。又告訴我楊智和龔女士是這家公司的創始人。楊智主管行政財務,龔女士主管業務。所以目前情況下,她是公司業務部實際意義上的部門經理。
我突然明白了龔女士敵意的緣因。她是業務主管,老板又聘我做銷售經理,這對她意味著什麽?盡管我做事雖求完美但無野心,但誰信?
盡管我小心翼翼避免和龔女士產生摩擦,但衝突還是不可避免地來了。
事情起因不大。
進公司一個多月了,作為業務主管也不分配給我任何工作做。業務部除她、我外還有秘書三個人,竟是兩個格局。業務方麵的事,她一概帶著秘書,回避著我。我很窩火,但也無奈,便幫楊智做一些公關方麵的事。見我幫楊智做事,龔女士那邊又不平衡了。覺得我是她部門的人,怎麽不幫她做,卻去幫楊智。於是便開始時不時地即興驅使我去這個展覽會取資料,去那個展覽中心看展覽。而且事先並不與我商量,也不問問我手頭有沒有事。常常當著秘書王小姐“交待”工作。一次二次我忍了,三次四次我也不客氣了。說:“這件事王小姐去就可以了,我手頭有事丟不開。”當我這麽說的時候,我感覺到她的惱怒,但她強忍著沒有發作。
又一次類似的事發生了。我正寫一份報告,她讓我下午和王小姐去展覽會。我問可不可以明天去。她說不行。我便說:“我下午有事。”她當時的臉陰雲密布。冷冷地說:“請來一下會議室。”
我們開始了第一次正麵交鋒。
“知道嗎張小姐,如果一個人侵犯到我的工作利益,我是會奮起抗爭的。”龔女士竟然開門見山地點到了問題的實質。
我笑了。說:“我怎麽會侵害到你的工作利益?你是我的上司、你給我分配工作,我服從你的領導。”
“那為什麽我讓你去做的事你不去做?”她說。
“我認為你並不尊重我。我是作為經理聘來的。並不是你的第二個秘書。我覺得做什麽事,你至少應該事前征求我的意見,而不應該當著秘書麵對我頤指氣使。”
“我是把你當成朋友。否則,換別人,我讓他們做什麽就得做什麽,何用商量?”
“這就不對了。”我笑著說:“這是在外國公司。除了老板,大家都是打工仔。誰受得著誰的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沒有什麽不好商量。如果你不尊重別人。別人憑什麽尊重你呢?”我真誠地說:“龔經理,你比我大10多歲,我是把你當成大姐來尊重的。你比我經曆的事兒多,你完全可以把我當成一個小妹妹來對待。我們之間為什麽你爭我鬥,讓別人看玩笑呢?要知道兩虎相爭,必有一傷。”
龔女士說:“那不一定。”說話語氣沒有剛才激烈了。但還是說:“我相信在我和你之間選擇老板肯定選擇我而不是你。畢竟我已經為他工作了一年多,他得依靠我做市場。”
我說:“老板選擇誰除了老板我們誰都不知道。在不知道之前各人的比率占50%。我要說的是,我們為什麽要讓老板去做這樣的選擇呢?更何況如果我離開了,是不是老板就不會再聘經理呢?都是謀生,都是替老板打工,何必相煎太急。我這個人,並沒有野心。也沒想過在這個公司有多大發展。我隻是掙我的一份工資,完成我的一份工作。而且我願意和你合作,配合你做工作。”
龔女士聽完我這番話,平靜多了。說:“這得怪老板。你評評這個理。他聘一個銷售經理,居然不和我商量一下。我是主管,可我手下的人都不是我找的。都是他聘的,讓我怎麽管理?再個了,我在公司實際上就是個部門經理,他又聘個經理什麽意思?我想任何人麵對飯碗可能會丟掉的危險,她能不抗爭?”
我問:“為什麽你認定了我會搶你的飯碗?”
她說:“如果你能幹我的一切工作,老板何必不聘一個工資低的人,而去聘一個工資高的人?”
我沉默了。她說的不無道理。她的憂慮不無道理。一時間,我對她的怨氣全消。想想誰活著都不容易。就說龔女士吧,這一個多月,她所承擔的精神壓力遠遠勝於我。我相信我了解她。我了解她強悍的外表下的不自信。否則,她不會對我的到來持這種敵意的態度。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很同情她。她對這份工作的需要程度遠遠勝過我。因為她年紀大了,很難再有什麽機會。而我年輕,生活剛剛開始。我並不怕失去這份工作。但她怕。一切的一切都因為她怕,因為她不自信。
於是我說:“龔經理,不必顧慮太多的東西。至於對我,我不是來搶你飯碗的。而理智的說,隻有我們合作,大家才不會丟掉飯碗。如果我們再這麽打鬥下去,逼著老板在我們之間做個什麽抉擇,那我有走的可能性,而你同樣存在這個可能性。而我們合作,好好地把工作幹好,這種可能性可降低到最低限度。”
她不假思索地說好。
我相信我們這番談話並不能打消她的疑慮,但我希望我的真誠能消除了對我的一些敵意。
表麵看起來我們之間的矛盾有所緩和,但隻有我才清楚,這種緩和是極其脆弱不堪的,一點點風吹草動,就會促成我和她的關係驟然緊張。
龔女士永遠不會明白我的思維。她做事隻看功利效果,不看長遠。因此我按自己的方式做事便常常不得不忍受她的詰難、嘮叨。諸如:“別請人吃了這頓飯,什麽事也辦不成”,“別送了禮,人家事辦不好”……等等。我實在厭煩。人的思維真是隻能靠靈犀,而不是靠解釋的。解釋於我真是一件苦之又苦的差事。楊智和朱先生屬於那種有靈犀的人。我和楊智也合作做事,但幾乎沒發生過任何衝突。而和龔女士,怎麽這麽累?
朱先生一次來京,問起我的工作,我一副愁眉苦臉。朱先生一聽便知端倪。便說沒想到龔女士這麽不自信。我怎麽可能不給她飯碗。這是個大公司。隻要沒有大錯,隻要你盡職盡責,公司一般不會解雇人。除非你辭職。我問朱先生我並未招惹她她為什麽這麽忌諱我。朱先生說你的存在對她就是一種威脅。我大呼冤枉。朱先生勸我不要太敏感。我說敏感有什麽不好?他說別人隻是憑本能做事而你已經從本能中得出邏輯思維推理,何必什麽事這麽明白給自己帶來煩惱。說心裏話,我佩服朱先生的敏銳和犀利。這是我們第一次麵對麵認真交談,但感覺極易理解和溝通。我無需向他解釋什麽說明什麽。朱先生會是我的好老板,可惜他不在北京。否則我會從他身上學很多東西。
我對朱先生印象很好,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來W公司是為了朱先生。因為他能在短短的時間裏了解我欣賞我並且敢聘用我。自古有“士為知己者死”。我對朱先生沒這麽嚴重,但在人生自我奮鬥中,我深深感到要遇上一個能識我又敢用我的老板真難。因此我十分珍惜這次工作機會。要不是遇上了龔女士,要不是把我放在了這麽個微妙的位置,我想在W公司,我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得到施展的。因為朱先生相信我的做事能力,敢把工作交給我做,並且尊重我的做事方式。可惜朱先生遠在香港。把我放在了一個完全不懂我思維不說,還常常要對我做的事評頭論足,製造幹擾因素,而我還須服從她的領導的龔女士下麵,這種痛苦不是身臨其境是難以感受的。
也許朱先生能感受。如果他在北京。可他不在。而且他太忙。中國幾個大項目都是他在管。他的精力根本無暇顧及具體的公司事務。隻是偶爾來北京了,才會覺到點什麽。感覺到了,也隻能和一和稀泥。有時,連和稀泥的時間都沒有。
因此,我依然得直麵龔女士。
而我漸漸發現,我和她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在我和秘書王小姐之間,她義無返顧地選擇了她。而在我和龔女士之間,王小姐義無返顧地選擇了龔女士。因此在這個部門,我相當孤立。其它部門的人也明白就裏,議論起來,也說業務部的王小姐都成了她的私人秘書了。
我並不在乎她和王小姐對我怎麽樣。你們要回避我,好,我不介入你們的工作。你們不想讓我知道的事,好,我不去關心。我自己選擇業務選題,做自己的工作。當然,我的工作,她們頗想參預,但苦於插不上手。於是,她們也把她們的工作看得緊緊的,生怕我分去他們的“勞動成果”。我覺得極沒勁。從內心說,我希望用平視的目光去對每一個人。但是我常常不由自主地鄙視人類一些卑下的行為。這並不是我自己有多偉大。再偉大的人也難免有卑微的時候,更何況我們芸芸眾生。但有一點我引以為自豪的是,我很本色,我不虛偽。對於我優秀的地方,我不會放過自己的機會;對於我的弱點,我也不怕談及。這往往,給我的敵人提供了攻擊我的口實。可我不在乎,我也不解釋。當我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一種自然天成的時候,我已經懶得解釋了。
於是,矛盾又開始迭生。
一次展覽會,我們公司的產品在那兒展覽。當龔女士和王小姐忙於收客戶名片,並為之而沾沾自喜的時候,我已把這個產品的市場躍然在胸,而且已經了解到從何處去尋找這些客戶。於是,我沒有去和她們一樣收這些名片。這些名片,客戶會給我們,也會給我們的競爭對手。因此,重要的是發現對我們產品感興趣的潛在客戶。於是展覽會上,我表現緘默的時候多。而我的緘默惹惱了龔女士。她認為我工作不積極不認真,不如王小姐。因為此,她們認為此次展覽會功勞全是她和王小姐的,不願讓我染指。因此原定展覽會結束次日,我們應該一起分析展覽會資料,寫出報告,向老板匯報。她卻謊稱她和王小姐要輪休一天,讓我也不用來了。我於是休息了一天。
不料,次日上班,考勤表上她倆的名字躍然紙上。而我的名字被朱先生重重地畫了個圈,旁邊批注“為什麽不上班?”周圍的同事告訴我,她們昨天忙著整理名片、資料,給香港寫了報告已經傳真過去了。我當時隻覺得血往上湧,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我向楊智說了情況,楊智也不好說什麽,隻說朱先生若問,他會幫忙解釋。
但事已至此,解釋有何用?
這件事因為朱先生的批注鬧得公司盡知業務部內部分歧。龔女士次日來後,也感覺到我的憤怒。於是解釋了半天。
我正色說:“這種事再發生,除了讓別人笑話,沒有任何其它效果。”我認真向她表示。我這人很倔的。我要幹什麽事,就會認真去達到我的目的。在業務部也一樣。我會長期認真幹下去的。不管遇到多大困難?
表麵上一場風波過去了。但隻有我知道我和她之間沒有結束的時候。
通過半年和龔女士的接觸。我發現,她是一個很麻煩的女人。能力有限,卻抓權。她不僅和我鬥,還和楊智鬥。隻是因為楊智是朱先生的助理,她無奈而已。但對我,隨著她從朱先生那兒獲得能保住飯碗的允諾後,隨著我對她從形式到內容的服從命令的態度確實以後,她也正而八經地擺起她業務主管的架勢來。不時地跟我強調級別問題。由她直接對香港,我對她。而同時,她又不讓王小姐按級別對我,依然和她夥在一起做事。我太理解她的心態。她是這麽地希望在公司被尊敬、被認同,希望有一種名副其實的權力。可是人的威信、認同靠的決不是職位,而是你做的事,你的能力。如果你沒有,那就不要去追求什麽權力,否則除了貽笑大方,沒有什麽更多的東西。我的經曆教會我的是,當你是個人物的時候,千萬不要把自己當人物看;當你不是人物的時候,也不必有自己不是人物而自卑。因此我遇榮不寵,遇辱不驚。我並不在乎人們對我怎麽評價。是好是壞,我都是我。
可遺憾的是,我不把自己當人物,可龔女士他們太把我當人物了。瑣瑣碎碎的摩擦中,我覺得很累,感覺內力在消耗。這決不是我來W公司的初衷。
這依然得怪朱先生,如果他能讓每一個人責權利分明,讓每一個明白自己的定位,各司其職,這些摩擦是可以避免的。而目前似不可能。朱先生是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人。這種管理公司的方式其實是對公司惡習的一種縱容。惡的東西得不到抑製,善的東西怎麽可能發揚?在他的思維中,他希望維持現狀。因此,他不會解雇龔女士,也不會解雇我。在我和龔女士關係上,他采取了一種和稀泥的方法。並且幾次想把我調離她的管轄下,以避免矛盾。但這種和稀泥的行為本身,已經傷了我的自尊心,打擊了我的積極性。盡管我很清楚,從個人意義上講,朱先生欣賞我。但是問題是我和他是雇員與雇主的關係,而不是朋友。作為公司關係,不揚善抑惡,是會失去民心的。
於是,我決定對朱先生說一聲抱歉了。盡管我這麽想在W公司做下去;盡管我這麽感激朱先生的伯樂之舉(那怕是即興的);盡管我這麽感謝朱先生在W公司為我提供的較之別人優厚的條件。但是,一個公司不會用人,就不會是一個有活力的公司。在一個沒有活力的公司做事,錢掙得再多,也是對人力的一種浪費。所以我選擇了走。
至於龔女士,我的走於她無疑是歡欣鼓舞的事。我還記得當我把辭職信遞過去讓她簽字的時候,她甚至來不及問我一聲辭職後幹什麽,一把搶過信,迫不及待地簽了字,生怕我後悔。末了,還問一聲要是朱先生不批怎麽辦?我坦然地笑了。我說朱先生會批的,因為他會知道我為什麽走。即使他不批,我也會走的。但我沒有留給她的話是,我走了,再來一個比我還能幹的李小姐、陳先生怎麽辦?再重演一遍類似我的故事?如果故事的結果是另一種結局呢?
但這已經與我無關。
我就要去一家歐美大公司就職了。W公司的經曆會成為我一個很好的前車之鑒。我希望我去的新公司多一些朱先生和楊智,少幾個龔女士和王小姐。我想結局應該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