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我家住在南海邊

我已經開始喜歡懷舊，過去懷的是故鄉，現在懷的卻是深圳的當年。

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我還是一名電台的記者，有段時間每天進出在名聲大噪的勞動村。那個曾經靠打魚為生的小村，上岸後靠著土地一夜間富了起來，成為一個著名的觀摩景點。

當年的勞動村每天接待客人成千上萬，彰顯出它新貴的身份。生產隊長的馬自達汽車傲慢地停在豪華的村委門前，昭示著他的不凡與顯赫的未來。統一的住房，統一的裝修，甚至於勞動村的村民茫然失措的眼神也是統一的。昔日的漁村村民，並不知道外麵的世界發生了什麽，也沒人告訴他們這從天而降的生活意味著什麽。不久前，當我再次路過那裏，看到了那裏的破敗和蕭條，當年的風光早已不複存在。

勞動村、崗廈、蔡屋圍、白石洲，如今已變成了以外省人為主的地方。曾經的原住民風光不再，曾經的外省人開始過上了優渥的生活，當然，也有適應不了城市生活的農民和回不去的故鄉。他們多是和我一樣無所適從的外縣人，衣著豔俗、表情混搭，哪怕久居深圳，其精神卻還一直遊**在故鄉和深圳的長途車上。夢裏不知身是客，他們在為自己和家人爭得美食華衣之時，付出的卻是整個的青春和全部的熱情。

千禧之年，除了夜色裏見證過深南大道上茫然失措的人群，我還見證過深圳農村城市化，土地換社保，改舊與違建，秧苗事件，房價的飆升，深圳與香港，股票，撤縣建區，土地征收，香港回歸，原著與外省人的優勢互換，欠薪，收容製度，新勞動法實施，關內外的行政阻隔，男女比例，移民的後遺症等等。深圳人的各種況味，被我收了滿眼滿心。這一塊膠著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之美、中國之癢之痛的土地，無時無刻不牽動著全中國的神經。

而香港與深圳，這一對血肉相連的雙城，從古至今，締結他們的絕不是物質上的供給互助，而是精神上的支持，還有更為具體而真實的情感依偎和守望。試問哪個深圳的原住民沒有香港的親人、朋友。互相依存互相影響，不可分割深情不可阻擋。這部小說我斷斷續續寫了三年，三年中我的工作發生過一些變化，甚至影響到了我的心態。三年裏，我追尋了陳炳根、潘壽成、潘壽儀生長的土地，我也趕赴了阿惠生存的香港屯門。還有生意人潘壽良與村幹部陳炳根二人分別在深圳、香港兩地各自成長的足跡。潘家三代人，由於當年的離深赴港，每個人的命運都被深刻地改變過。雖然小說有了一個相對圓滿美好的結局，可是物是人非是這四十年的萬福人。我在街上找不到一個善談的本地人，他們膽小怕事，不願意重提當年，似乎擔心噩夢重現一般。現如今他們有的已經做了西鄉大道一側的房地產商，有的是文家祠的保安，有的在偏遠的一個區戴著頭盔駕駛著摩托在四處兜客。這個我曾經在一個短篇小說裏遇見過他。這些年，他們富過窮過，曆經大浪淘沙，曆經歲月風蝕。他們的內心與那些外省人一樣，曆經傷筋動骨後的縫合，變成一道隻有自己知道的傷疤，在雨夜裏隱隱作痛。

這所有的一切，都曾經實實在在地進入過我的生活，影響過我的認識，改變過我的生活和命運的走向。我和深圳的故事說不完，與深圳的緣分注定一生一世。我知道，如果不是因為命運，我的目光不可能投向這裏，如果不是因為寫作，我的生活不會與這個人群，以及他們的生活產生交集，更不可能如此緊密地隨著這座城市的脈搏一起跳動，血脈賁張，愛恨交集，對人心挖地三尺不肯罷休。我從不認為這座特別的城市會帶來一成不變的人和故事，所以我從來沒有題材匱乏的焦慮。

我希望把中國最活躍的人群和他們所創造出的這個大都會，持續嵌入到我的書寫之中，用一個個深情的故事，串起深圳人的心靈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