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清華
在五光十色的中國近代史中,在百餘名政界要人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敗記錄中,少帥張學良將軍的一生是富有傳奇和戲劇性的。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後一記撒手鐧的西安事變,更是改變了中國曆史的進程。他的家世,他的愛情,他的精神,他的功過為世人所津津樂道。尤其是近幾年,關於少帥的傳奇,關於以少帥為主角的關東演繹之類的書籍如雨後春筍般呈現在讀者麵前。
但王充閭先生的《張學良人格圖譜》(下簡稱《圖譜》)一書卻不同於一般的傳記著作,他運用的是文學手法,從張學良人生軌跡中的功業、愛情、人格魅力入手,描繪張學良百歲人生的多姿多彩。他選取獨特的曆史視角,以哲學的思辨解析少帥的人生、人性和命運選擇。其中不乏對人生的叩問,對曆史悖論的探求。本書最大的特點是摒棄了史實堆砌的紀事手法,關注的是張學良的精神世界。通過與一個個飛逝的靈魂跨越時空的對話,複活了耐人尋味的思想,意象和細節。透過深刻的曆史真實,藝術地展現了張學良的人格魅力、命運張力、生命活力,是一部文學性與曆史性完美結合的範例。作為一名年輕的讀者,有幸與這樣一部集文學性和曆史性為一體的經典著作相遇是幸運的。
文學語言的表現性是作為文學作品不可忽視的審美要素之一,是語言的詩意所在。王充閭先生曾經說:文學性是創作者進入文學殿堂的身份證。
你能否進入文學的殿堂,就看你是不是使用美的文字語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學作品是一個以語言手段構建起來的意義世界。我們在閱讀中被詞語所編織出來的美好的藝術境界和藝術形象所感染,從中得到美的愉悅。因此一篇好的散文是藝術,是作者通過合理想象創造的栩栩如生的形象,是對典型化素材借助於形象、細節、場麵、心理刻畫,進行審美創造等藝術加工的結果,應該具備審美的本質,應該有識、有情、有美、有意境;應該具備詩性的話語方式和深刻的性靈體驗;應該是智慧的沉潛、意蘊的滲透,既是一種精神的創造,也是一種文化的積累。
高爾基說: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他是作者表達思想情感的物質載體,是讀者正確把握作品中所蘊含的豐富語義欣賞作品的前提。文學語言是審美的需要,所以它是藝術性的、象征性的,不然的話就談不上美。王充閭先生認為文學的美學作用應該占主要地位,這種功能上的要求大大超過了準確、鮮明的要求。從這種意義上講,曆史散文的功能不是要證明什麽,也不是直接敘述什麽,而是通過富有啟迪的文字給讀者以審美的愉悅,使讀者在閱讀中感受到、體會到一個意象,從而獲得美的享受。
通讀全書,感覺王充閭散文的精華在於它的文學性。他的曆史散文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情感的詩意再現,這恰恰是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在《人生幾度秋涼》一文中,寫年老的張學良參加完親友祝壽會,黃昏時刻,以輪椅代步在威基基海灘時心潮澎湃,文中寫道:“洋麵上,風輕浪軟,粼粼碧波鋪展成千頃藍田,遼遠的翠微似有若無。老將軍懷著從容而飛揚的快感,沉浸在黃昏的詩性纏綿和溫情縈繞裏。不經意間,夕陽——晚景係裏的悲壯主角便下了場,天宇的標靶上抹去了滾燙的紅心,餘霞散綺,幻化成一條琥珀色的橋梁。老人含糊地說了句:‘我們到那邊去。’夫人一荻理解那邊的特定含義——在日輪隱沒的方向有祖國和家鄉呀!”這段文字描寫,既寫出了晚景中的海灘,更深的含義是:夕陽下沉——將軍自己這位曆史主角退出曆史。這一段有美有悲有無奈。通過閱讀,每位讀者都會悟出都會動容!在寫到將軍的親人紛紛離去時,作者寫道:“老將軍的親人像經霜的敗葉一樣紛紛隕落,隻留得他這一棵參天老樹,鎮日間,孤零零聳峙在那,痛遣悲懷。作為飽經病痛折磨的往生者,死亡未始不是一種愜意解脫,可是,留給未亡人的,卻是撕心裂肺的傷痛,生不如死的煎熬。
過去無時無刻不能感受到的海樣深情,竟以如此難以接受方式,在異國他鄉戛然終止,這對風燭殘年的老人,真實再殘酷不過了。一種地老天荒的蒼涼,一種茫茫無際、深不見底的悲情,掀天巨浪地兜頭湧來。”這一段,作者運用比喻、排比等文學手法將蒼涼巨浪層層堆起,把讀者帶入悲傷的深深海洋,使每位經曆過生離死別的人感同身受。書中這樣精彩的段落比比皆是,閱讀他的文章,讀者始終在文字形象構建的世界徜徉。
王充閭先生是真正把散文當作純粹的藝術性美文來寫的,他堅信文學語言能夠真正進入審美表達層次,是文學的關鍵。他說:“文學的成功有賴於語言的成功,雖然文學的成功語言未必是第一要素,但語言失敗了,文學肯定也是失敗的。當然,文學語言和作家的文學修養是密不可分的。”
《圖譜》中的每一篇散文都體現了王充閭先生所擁有的那難以言傳的文體技巧和令人折服的寫作功力。他的散文近年來越來越受到高度評價,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們意識到他的文學價值。他是一位有深厚古典文學修養的作家,傳統文化的浸潤使他對自然、社會、人生的理解帶有深厚的文化母體印記,其中所呈現的藝術精神是如我輩年輕人所形成的寫作方式所不具備的。他的散文《人生幾度秋涼》《張學良讀明史》《將軍本色是詩人》《良言美語》《不能忘記老朋友》等幾篇貫穿文史經哲,涵蓋社會、人生與心靈眾多領域,映現著作者博大的視野、真摯的感情、精辟的洞見。貫穿張學良一生的《成功的失敗者》更是視角廣闊,把新的曆史眼光投射到已失去的靈魂深處,以現代的意識、獨特的視角,開展超越時空的對話,進行曆史與文學的對照。
曾經,我對曆史文章總有些敬而仰之的感覺:覺得太沉重、太遙遠。
王充閭先生的散文卻以如切如磋的感悟,為我疏通了曆史與現實的隧道,拉近了我與曆史的距離。他的巧妙構思像一縷心絲,穿透千百年的時光,使已逝去的烽煙在眼前再現過去的風華。透過老師的理解和感悟,我沿著曆史的軌跡逆勢而上,抵達遼遠的過去,回到“舊時明月”。卷入蒼茫的曆史又很自然回到現實。他的散文從不限於對傳統的一般性認識,不是停留在史料的簡單複述,而是將零簡片編、斷碑殘瓦裝訂成冊,在敏銳的思辨中,觸及曆史塵煙背後的人性、人生、命運的真諦。以冷靜深邃的史學家的眼光審視存在的價值,詮釋人生的哲理意趣。在《史裏覓道》一文中,王充閭老師這樣闡述:“曆史是一麵鏡子。讀史,麵對的是古人,可是讀著讀著,卻也常常能照見自己的影子。在讀明史過程中,張學良時常有這種感覺。原來,王陽明與楊升庵遭貶時,都是37 歲。37 歲!這回他大為驚駭了:我不也是37 歲遭受拘禁的嗎?”3 個人相隔400 年,竟有這樣巧合! 3 個同齡人,完全不同的價值取向和人生意指,竟通過他的文章在相隔四百年的曆史長河中相遇。他通過對人性弱點、人生困境、命運選擇中的種種困惑的深刻感悟,找出一個共同核心:人性糾葛、人生困境古今相通!書中將張學良與楊升庵兩個人比較:張學良基於民族大義,毅然發動“西安事變”,逼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以失去一己之身自由為代價,換來了民族抗日的局麵,改變曆史進程,豎起了“千古功臣,民族英雄”
的豐碑。而楊升庵不過是為毫無價值的皇家禮儀拚死哭諫,根本談不上什麽“名山事業”。王充閭曆史地分析了二個人獲罪的原因,遭貶的境遇和對人類的貢獻,昭示了:一種重於泰山,一種輕於鴻毛的曆史結論。由此看出,他的散文不是停留在一個橫斷麵,不滿足對事件的直接描摹,而是融入他的人生感悟,注重蘊含的深度,深入文化和生命的深處,以敏銳的、智者的眼光回望曆史,發掘、思考已知的史料,給予曆史人物、曆史事件全新認識、全新解讀。同時,他的散文超越曆史與現實的局限,既讓讀者與曆史相遇,又啟發讀者以今天的眼光、時下的價值觀重新審視曆史。突破客觀敘述,設法通過主題的延伸,超越題材自身的意義,揭示時代的本質,拓寬讀者的視野。
對於王充閭先生而言,曆史不再是沉重的包袱,而是一條時光隧道,穿越它,那些灼熱的人物,鮮活的事件隨著他的筆觸從曆史的帷幕後走向我們,讓我們在感受滄桑的過程中感受古往今來曆史人物沉浮無常。
因此,他筆下的曆史人物的成敗得失都能超出個體生命的意義,帶給我們超越現實的感慨和啟迪。他的每篇散文都有較深的曆史含義和較寬的延展活力。
《圖譜》一書通過對張學良一生命運的解析,深入到靈魂的層麵,從曆史、社會、家庭、個體性文化背景、人生閱曆等幾個維度深入分析張學良充滿悖論矛盾的一生。闡發曆史中人生悖論:張學良自認為是和平主義者,但命運卻將他送上戰場,成為領兵上將;他對吸食鴉片深惡痛絕,卻因病吸毒成癮,形銷骨立,給予不治;他向往自由,放浪不羈,卻身陷囹圄,大半生囚禁;他思念故鄉,渴望葉落歸根,卻知道彌留之際有家難回,埋骨他鄉。這些人生悖論,通過王充閭老師的詮釋具有了曆史時代的那種縱深感、凝重感。《圖譜》的曆史知識含量高,涉及少帥出生成長的家庭環境、兩個“九一八”的功過是非、西安事變的曆史背景、囚禁生涯的人生反思以及晚年異國他鄉有家難回的蒼涼歎息。一些充滿戲劇性的人生片段更是**迭起。他的吸毒戒毒經曆、他的愛情傳奇、他的愛好京劇的情結、他的讀明史動機、他的信奉基督教起因,這一個個側麵猶如多棱鏡的每一麵,折射出少帥一生的多姿多彩和對應的曆史時代的寬廣背景。文中的那些詩、那些人物、那些典故,好像不再是塵封在紙上的符號,而是宛然如生的可以觸摸到的即在。
王充閭的曆史散文仿佛是一塊敲開曆史大門的叩門磚,使我們明白:曆史是人類活動的記錄。人類正是有了漫長的曆史,逝去的事件才對現實的當代人具有借鑒的意義。文學本身也是曆史,是一個民族的精神現象史。反思曆史,永遠是人類麵向未來的自覺追求。那些體現濃重人文精神、體現審美意識與曆史感、深入心靈境遇、抵達人性的散文有著永久的生命力。
《張學良人格圖譜》一書,以深邃優美的語言、冷靜深邃的洞察力、感同身受的悲憫情懷、透過事情的徹悟,發掘出以張學良為中心的曆史縱深和現實延展,道出了生活的實意與真諦。通篇融情於理、寓理於情、語言練達、情致清醇,與他的其他曆史散文一道,又一次映現王充閭先生的人格精神與審美追求。同時也體現了王充閭先生的詩性之美和豐厚的學術功力。通過閱讀本書,為我的閱讀經曆增添了一份精神文化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