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誌清
讀王充閭作品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我寧可把他看成是一個哲學家,一個美學哲學家。這個以智性長者的風采出現的作家,他最感召人心的地方,是他的憂心,是他焦躁無比的叩問。其作品越到後來,越加感到他太像問天的屈原而有著特別的焦躁,有著特別沉鬱而激越的叩問。而其人性的銳度、人格的力度和人文精神的厚度,正是在這種焦躁和焦躁的呈現中得以卓突表現的。王充閭說:“我以為,散文應體現一種深度追求,以對社會人生和宇宙萬物的深度關懷和深切體驗,抒發內心的真實情感,表露充滿個性色彩的人格風範。我也試圖在狀寫波詭雲譎的曆史煙雲時,以一種清新雅致的美學追求和冷峻深邃的曆史眼光,滲透對生活的獨特理解。在美的觀照與史的穿透中,尋求一種指向重大命題的意蘊深度,實現對審美視界的建構,對意味世界的探究。”這種生命的焦灼和文體的自覺,表現出作者重塑曆史精神的渴望,也表現出創造新的文體的自信。他的散文可以概括在文化散文的範疇之中,但是,他在作品中所能達到的曆史深度、情感深度乃至哲學意蘊,則以其強勁的文學魅力而給我們帶來嶄新閱讀經驗和生命意義的反芻。
海德格爾認為:人在現實中總是痛苦的,他必須通過尋找精神家園來消解這種痛苦。當人們通過對時間、曆史、自然和生命的思索而明了家園之所在時,也便獲得了自由,變成了“詩性的存在”,也即是到達了與庸常的社會相對性的“神性世界”。可以毫無疑問地說,王充閭的焦躁源自於人性的深刻痛苦,是基於當下、基於生存、基於生命狀態的焦躁。具體地說是人性失落、文化失範、文學失語而引發的焦躁。其表現可以歸納為兩方麵:一是在社會轉型的時代,現代人浮躁、焦灼和迷茫,需要靈魂的拯救;二是越來越多作家經受不住金錢的**,文學成為追求市場效應的商業化行為,作家不再把文學創作當作精神的必需和生命存在方式,更不能夠堅守創作的嚴肅性和神聖性。
在王充閭的眼裏,文學始終是以處理人的精神和靈魂事務為最高價值的,它有義務回答人類的精神難題。於是其焦躁越發的深切,其焦躁也深沉地轉化為對於傳統文化的追尋,生成人文憂患的精神情結,轉化為知識分子的精英的批判立場。“偉大的作家並不是無為與無奈的。他們總是著眼於民族靈魂的發揚與重鑄,或敞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雙重滲透下的自我,對文化生命作真正的慧命相接,將靈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去體味焦灼後的會心,冥思後的漸悟,淒苦後的歡愉;或關注曆史上遞嬗興亡、人事變遷的大規模過程在時空流轉中的意義,強調人情物事的文化價值,而使某些特殊人格與精神的象征挺立於時間長河之中,顯示出一種宇宙的樂感與恒定感;或是誇張時間的銷蝕力,以致一切人事作為都隱現於終極毀滅的傾向,如此而引發一種宇宙的悲劇性與無常感。”這種焦躁,這種關注現實政治,關注社稷興亡、民族命運的焦躁,也正是王充閭寫作的緣起和動力,並形成了他寫作中的人性自覺。作者企圖通過生命體驗、生命**的滋潤,來剖析現實、審視曆史、觀照未來,進而關注人生、人性和人的生存狀態、人的命運及其生命價值,這本身就體現了一種寫作的價值追求和人性置換。因此,其散文創作,往往是精神的煉獄、精神的還鄉、精神的自覺承擔,是其特殊的士、仕身份的人文情懷與政治情懷同兼的生命狀態。
在榮格(Car Gustav Jung,1875—1961)看來,情結是意識無法控製的心理內涵。情結中永遠存在有衝突、焦躁、騷亂和驚悸。正是這種焦躁,使王充閭始終處於一種惶惶不安的靈魂悸動之中,處於一種對於靈魂棲息地急不可耐的尋找中,處於一種自覺承擔解決我們共同麵對的時代命題的困惑中。因此,王充閭的散文創作,也便呈現出“螺旋式攀升,精進不已,始終處於動態之中,呈現一種飛揚之勢”的軌跡。王充閭自覺地、甚至是在自覺“規劃”著這樣的進取走向,他也為能夠形成這樣的“飛揚之勢”
而自豪和興奮。王充閭在《渴望超越——在北京大學散文論壇上的講演》中有過清醒的自我歸納:“先是山水自然,風光名勝,以遊記為主;而後著眼於人文、曆史,寫文化曆史散文;近期主要是關注人性、人生和人類精神家園問題,用我的話說,就是以有限的筆墨說些與無限相關的事,我自認為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深入,體現著一種深度追求。”王充閭的散文創作起步於20 世紀80 年代,創作多為遊記散文。和同時代的作家作品相比較,王充閭的這類遊記散文以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力見長。進入90 年代後,王充閭不再滿足於僅以清新的筆調表現自然美,表現生活中的詩意了,他開始走向文化散文的創作,往往從當下出發,重新開掘傳統中蘊含的曆史深意和哲理意味。筆者同意這樣的說法:如果說,在90 年代,王充閭的曆史文化散文創作隻是近十位同類寫作的作家中極有特色的一位的話,那麽,在世紀之交,當曆史文化散文的創作處於停滯不前甚至式微的狀態時,王充閭的創作無疑給這種文體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而且,筆者更深一層地認為:王充閭在其他作家找不到突破口的苦惱時,他躍上了新的層麵,出現了新的超越。
王充閭的確是“把不重複自己作為藝術創造的標尺”,從他散文創作的三個階段來考察,可以看出:他是越來越焦躁,其情結越來越不可破解。
在這個精神危機的時代,他企圖以“經典寫作”獨立支撐而維護文學最後的尊嚴,而他的這種執著與堅持,也正顯示著他純粹的審美趣味,表現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修養。從這三個階段看,王充閭的散文創作發生著顯著的變化,最主要的是,其散文創作已經逐步掘進到人性的層麵了,深入到對象世界的多元性、多樣性之中而生成“未曾傳言”的內涵。越往深掘,越是焦躁;越是焦躁,越是深掘,他已經仿佛是那個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角色了。因而他越發地使盡全力推石上山,而石頭終於還是滾了下來,於是他再努力推石上山,石頭複又照樣滾了下來。如此往返重複,永無止境地經受著推舉石頭的磨難。然而,每一次的重複,又絕不是簡單意義的重複,而是更添加了許多的焦躁,也更添加了許多承受類似推舉石頭磨難的勇力、毅力和實力。他是在焦躁和消解焦躁中享受生命,超越生命,進而顯示生命的詩意的存在的。王充閭把他的一本散文集命名為《何處是歸程》,其本身就隱含了一種焦躁和悵惘,也隱含著一種淡淡的對人生短暫蒼涼的慨歎和難以名狀的悲劇意識,表現出一種叩問和探詢的困頓。
因此,從精神維度上看,王充閭的這種不斷探索,不斷地自我超越,是其內心焦躁的積極反映,是其追尋情結化解的不安分的情性躍動,而其內心的情懷和人文精神也就在這種嬗變和漸進中不斷清晰地呈現出來,其創作狀態也就越發開放,越發自由。
雖然王充閭的散文創作有這麽三個階段,雖然其散文也具有多樣化題材書寫的選擇,還形成了三種散文類型,然而,“心靈歸程”的尋找是貫穿於王充閭創作始終的,也許王充閭早期的散文創作並沒有這麽自覺和強烈的意識性。但是,那些作品也是一種追尋,是作家對棲息心靈淨土的一種尋找,其早期遊記名篇如《清風白水》《春寬夢窄》《讀三峽》《山不在高》《祁連雪》《天上黃昏》《情注河汾》《神話的失蹤》等,既有名滿天下的名山大川風光勝地,也有僻陋孤山和閑情偶記。在這些散文中,他不隻是狀寫風光的俊美旖旎或威嚴滄桑,而是更多地和個體心靈建立起聯係。特別那些“憶舊”式的散文,如《童年的風景》《碗花糕》《青燈有味憶兒時》《華發回頭認本根》《靈魂的回歸》《鄉音》《故園心眼》《思歸思歸,胡不歸》等作品,紛亂的現實使他心緒難平,他才萌發了“小窗心語覓歸程”的心緒,而重新體驗未被汙染的鄉村的“童年記憶”,他在《思歸思歸,胡不歸》裏心靈表白道:“原本十分鄙陋的鄉園,經過記憶中的漫長歲月的刷新,在離人的遙遙相望中,已經變作溫馨的留念與甜美的追懷,化為一種風味獨具的亮點,放射出詩意的光芒。在回憶的網篩過濾之下,有一些東西被放大了,又有一些東西被汰除了,留下的是一切美好的追懷,而把種種辛酸、苦難和斑駁的淚痕統統漏出。”此中,隱隱道出了作家“懷鄉”的焦躁。無論是對曆史人物人性的開掘,還是作家對風光的狀寫,都不同程度地表達了他的作品更關注心靈去向的問題,這一寫作傾向,成為其一貫的旨歸和意趣。“賞鑒自然,實際上也是在觀書讀史,在感受滄桑,把握蒼涼的過程中,體味古往今來無數哲人智者留在這裏的神思遐想,透過‘人文化’的現實風景去解讀那灼熱的人格,鮮活的情事。
當然,人們在欣賞自然風物的同時,也是在從中尋找、發現和寄托著自己。”
而文明古國處處都能夠引發你的情思,“又使你不期而然地負上一筆情思的宿債,急切地渴望著對其中實境的探訪,情懷的熱切有時竟達到欲罷不能的程度”。這種尋找的焦躁和焦躁的尋找,決定了他散文的寫法,決定了他散文創作的走向,決定了他的散文都是從人性、從人生哲學的方麵來解讀社會、曆史的視域。王充閭所追尋的這個精神故地,既是他親曆生長的地方,也是一個遙遠但卻日益清晰的夢鄉。他在以個人化的方式處理曆史和現實題材時,那些已然發生的事件、人物和見聞,均成為他表達人文關懷的對象,均成為消解其焦躁的精神著陸地,因此,形成了他散文“生命美學”的文本形態。
王充閭的這種生命美學的散文文本,還不僅僅表現出在困頓迷茫而對心靈家園尋找的執意和自覺,而他這一努力的另一種價值是:人格的獨立性和文化的自信。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特點就是士與仕一體,文與史一體。
王充閭的寫作似乎也有這樣的意味,是一位身處政界高位的現代知識分子以文學的樣式回答當代中國的一些精神文明的問題。王充閭有一篇散文就命名為《馴心》。我們以為,這是作者的一篇人格宣言。這也是一種“焦躁”,不僅是他對精神困境的焦慮和突圍的強烈願望,也是他對靈魂檢點、對文化精神反省的自覺,是王充閭在其文化曆史散文中所表達的那種檢討、反省和有所皈依的誠實體會。傳統文化對士人具有“馴心”的強大功能,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就在於讓士階層像“熬鷹”一樣而作“乖乖就範”的價值取向上,讓他們永遠失去獨立的思考能力和特立獨行的人格風範。在對傳統文化的“馴化”的精辟分析中,顯現出作者那種精神突圍和不甘就範的心靈衝突,表現出難能可貴的精神獨立和錚錚傲骨。王充閭曾經身居高位,也生活於世界即商場的時代,但他仍然沒有被“馴心”。王充閭獨立的思想和情懷的表現,是一種精神回歸的深刻焦躁的需要,而他隻不過以“精神還鄉”的方式表達了他解決精神歸屬的意願。
因此,我們解讀王充閭及其散文,最為深切感受的就是其中蘊涵著一種震撼人心的焦躁。這種焦躁所形成的作家的人性自覺和文體自覺,使其散文成為生命美學的文本範型,賦予了其散文強烈的僨張內力、深層憂患的內核和對人類命運特殊關懷的深情悲憫。“因為文學創作說到底,是生命的轉換,靈魂的對接,精神的契合。”這樣的文體自覺,決定了他的文學本位,決定了他的焦躁、他的思考、他的表現,是通過文學的而不是哲學、曆史抑或是倫理的層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