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文

《文在茲》係當代文學家、冰心散文獎獲得者王充閭的散文精選。作者以其獨到的視角審視、思考、探索在中國曆史文化長河中有著一定意義的曆史文化現象，他的作品文筆優雅從容，意蘊精深幽遠，流淌在其間的是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文筆功底，文采詩意洋溢筆端。王充閭將曆史與傳統引向現代，引向人性深處。以現代意識進行文化與人性的雙重關照，它顯示了作家凝望曆史的現代眼光，以文學的視角掌控、表現曆史。

一、情深意篤

王充閭具有當過教師、編輯乃至高官的豐富人生閱曆，足跡曾遍及華夏歐美，遍訪先賢勝地。這些得天獨厚的條件在王充閭這裏匯集為不斷奔湧的文學源泉。他的深厚和獨特，使他在20 多年來的散文創作整體格局中，不在潮流之中卻在潮頭之上。

王充閭的散文中，一種現代知識分子的情深意篤傾向，不僅體現在他書寫對象的選擇上，同時也表現在他的修辭和表達方式上。他的遊記名篇《清風白水》《春寬夢窄》《讀三峽》《山不在高》《祁連雪》《天上黃昏》《情注河汾》《神話的失蹤》等，書寫的既有名滿天下的名山大川風光勝地，也有僻陋孤山和閑情偶記。在這些散文中，他不隻是狀寫風光的俊美旖旎或威嚴滄桑，而是更多地和個體心靈建立起聯係。在紅塵十丈的鬧市喧囂中，隻有這些已“成追憶”的風光美景，才能讓他心靜如水並幻化為一片淨土。或者說作家對這些純淨之地的心向往之，背後隱含的恰恰是他對紛亂世界和名利欲望的厭惡和不屑。一個作家書寫的對象就是他關注和向往的對象。王充閭在寫這些文章的時候，正是他“跌入宦海”“誤落塵網”

的時候，但他似乎沒有“千古文人俠客夢”，兼善天下為萬世開太平的勃勃雄心。他似乎總是心有旁騖，誌不在此。傳統文論強調“文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但這裏講的是文章之學，而非文學之學。在曹丕看來，文章要以國家社稷為重，否則就是雕蟲小技。但文學並不一定或者有能力擔當如此重負。文學更多地還是與個人體驗、稟賦、情懷、趣味相關。它要處理的是人類的精神事務，它的作用是漸進、緩慢地浸潤世道人心。王充閭的風光遊記從一個方麵體現了他在那一時代對文學的理解，但也似乎從一個方麵佐證了他對淡泊和寧靜的情有獨鍾。因此，這些作品我們可以理解為是作家對棲息心靈淨土的一種尋找，當然也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臨時性策略。

我們注意到，王充閭在狀寫這些對象的時候，以詩入景是他常用的藝術手法。這既與他的修養有關，也與他的情懷有關。但他以詩入景或以詩入畫（風景如畫），不是抒思古之幽情，發逝者之感慨，而是情景交融自然天成，無斧鑿痕跡和迂腐氣。這種手法超越的是“詩騷傳統”，而凸現的則是書卷氣息。“詩騷傳統”始於話本小說，這一文學體式因多述勾欄瓦舍賣漿者流，四部不列士人不齒。為了表現它的有文化和儒雅氣，故文中多有“有詩為證”。但王充閭的散文以詩入文，卻遠遠地超越了這一傳統。《清風白水》是寫九寨溝的遊記，他起文便談詩詞，以“豪放”“婉約”形容風景的別樣風格。泰山威嚴西湖如娥，但在王充閭的視野裏，九寨溝似乎與豪放婉約無關，它“是少男少女般的活潑、爛漫、清風白水，一片童真”。文章切入於名詞佳句，卻又與詞義無關，豪放婉約在這裏僅僅成了他的一種參照和比較。《春寬夢窄》起句就是“八千裏路雲和月”，磅礴氣勢與飛秦嶺、越關山、奔向西域的漫漫長途和心中激**的豪情相得益彰。庫爾勒作為古代邊地，不能不使作家遙想當年，於是南宋詞人薑夔詠歎金兵壓境、合肥幾近邊城的詞句“綠楊巷陌，秋風起，邊城一片離索”

等句便油然而生。在《青天一縷霞》中，由呼蘭河而蕭紅，由蕭紅聯想到聶紺弩的詩“何人繪得蕭紅影，望斷青天一縷霞”。這樣的表現手法在王充閭的遊記散文中幾乎隨處可見。但這些借用卻使文章充滿了濃烈的書卷氣息，強烈地表現了作家對“美文”的追求和唯美主義的美學傾向。當然，“美文”不隻是作家對修辭的講求，更重要的是作家在文中體現出的情懷和趣味。即便是借用古典詩詞，以詩詞入文，王充閭整體表達出的風格是靜穆幽遠。他不偏婉約愛豪放，兼收並蓄為我所用，中和之風文如其人。行文儒雅內斂而不事張揚，但他孜孜以求的不倦和堅韌，展示的卻是他寵辱不驚、鎮定自若的風範和情懷。他對湖光山色的情趣，不是相忘於江湖的了卻，而是對“天生麗質”的純淨之地發自內心的一種親和。

二、眼界深邃

對於中國作家來說，曆史是一個永遠感興趣又永遠說不盡的領域。這當然與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有關。無論人生或治國，曆史作為一麵鏡子，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總是試圖在窺見曆史的同時能照亮未來的道路。大概也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進入20 世紀90 年代以後，所謂文化曆史散文脫穎而出，在散文的困境中拓展出一條寬廣大道。但同樣是文化散文或曆史散文，它們背後隱含的訴求是大異其趣的。我對那種動輒民族國家潸然淚下的單調煽情向來不以為然。但對於王充閭在他的文化曆史散文中所表達的那種檢討、反省和有所皈依的誠實體會，則深懷信任。

就個人興趣而言，王充閭似乎更鍾情於淡泊寧靜的精神生活。這不僅可以在他的創作自述《渴望超越》和明誌式的散文《收拾雄心歸淡泊》《從容品味》《華發回頭認本根》中得到證實，而且在他以曆史人物為題材的創作中表達得更為明確。他有一篇重要的作品：《用破一生心》。文章以曾國藩為對象，對曾的一生以簡約卻是準確的筆墨予以概括。這位“中興第一名臣”的一生曆來褒貶不一。但在王充閭看來，“這位曾公似乎並不像某些人說的那樣可親、可敬，倒是十足地可憐。他的生命樂章太不瀏亮，在那淡漠的身影後麵，除了一具猥猥瑣瑣、畏畏縮縮的軀殼之外，看不到一絲生命的活力、靈魂的光彩。——人們不禁要問上一句：活得那麽苦，那麽累，值得嗎？”按說，曾國藩既通過“登龍入室，建立赫赫戰功”達到了出人頭地；又“通過內省功夫，躋身聖賢之域”達到了名垂萬世。他不僅是清王朝統治以來漢族大臣在功勳、權勢、地位方麵無出其右者，而且在學術造詣上的精深也“冠冕一代”。因此也難怪會有人表達對這“古今完人”推崇和尊崇。但是，在曾國藩輝煌燦爛的人生背後，卻掩埋著鮮為人知的另一麵。他不僅官場上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就是與夫人私房玩笑也要檢討“閨房失敬”。如此分裂的人格在王充閭的筆下被揭示得淋漓盡致。

更重要的可能還是曾氏言行、表裏的分裂和對人生目標期待的問題。虛偽和不真實構成了曾氏人生的另一個方麵，而一個“苦”字則最深刻地概括了“中堂大人”的一生：“他的靈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誌，俯首甘為荒**君主、陰險太後的忠順奴才，並非源於什麽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於來生，而是為了實現現實人生中的一種欲望。”文中對曾氏的人生道路的選擇和分裂的性格充滿了不屑，但也充滿了同情，他不是簡單地批判和否定，同時也對人的曆史局限性給予了充分的理解。他曾分析說：“雄厚而沉重的曆史文化積澱，已經為他做好了精確的設計，給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做別樣的選擇。他在讀解曆史認知時代的過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結構了，最終成為曆史和時代的製成品。於是，他本人也就像曆史和時代那樣複雜，那樣詭譎，那樣充滿了悖論。這樣一來，他也就作為父、祖輩道德觀念的‘人質’，作為封建祭壇上的犧牲，徹底告別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無法擺脫其悲劇性的人生命運。”（《用破一生心》）王充閭的《一夜芳鄰》表達了相似的情感取向。勃朗特三姐妹的才華蜚聲世界文壇，她們的作品已經成為文學經典的一部分。但她們都英年早逝，活得最長的也隻活到了39 歲。作家有機會到三姐妹多年生活的哈沃斯訪問，參觀了三姐妹紀念館。麵對三姐妹的故居和紀念館，作家觸景生情，睹物思人，夜不成寐。於是走在三姐妹曾經走過的石徑上，作家的想象閃現為夜色如夢般的幻影：“在淒清的夜色裏，如果凱瑟琳的幽靈確是返回了呼嘯山莊，古代中國詩人哀吟的‘魂來楓林清，魂返關塞黑’果真化為現實，那麽，這寂寞山村也不至於獨由這幾支昏黃的燈盞來撐持暗夜的荒涼了。噢，透過臨風搖曳的勁樹柔枝，朦朧中仿佛看到窗上映出了幾重身影，——或三姐妹正握著纖細的羽筆在伏案疾書哩；甚至還產生了幻聽，似乎一聲聲輕微的咳嗽從樓上斷續傳來。霎時，心頭漾起一股矜持之情和深深的敬意。”三姐妹的生活貧病交加，寂寞淒苦。她們離群索居卻早早和藝術結下了不解之緣。在牧師父親的教育影響下，有了敏銳的藝術感受力和表現力。她們創作了不朽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她們都有一顆金子般閃亮的心。作家動情地寫道：“在一個個寂寞的白天和不眠之夜，她們挺著病痛，伴著孤獨，咀嚼著回憶與憧憬的淒清、雋永。她們傲骨嶙峋地冷對著權勢，極端憎惡上流社會的虛偽與殘暴；而內心裏卻熾燃著盈盈愛意與似水柔情，深深地同情著一切不幸的人。”如果說易安居士的性格是內斂的，更關注個人內心的體驗，那麽，三姐妹的心靈則是開放的，她們把同情和愛更多地給予了並沒有太多直接經驗的不幸的人們。這種高貴的內心洋溢著宗教般的溫暖和撼人心魄的詩意。對這些經典作家靈魂的旁白或獨語，其實也是作家自己生命感悟或心靈體驗的自述。他曾有過這樣的自我詮釋：“所謂生命體驗與心靈體驗，依我看，是指人在自覺或不自覺的特定情況下，處於某種典型的、不可解脫和改變的境遇之中，以至達到極致狀態，使自身為其所化、所創造的一種獨特的生命曆程與情感經曆。它的內涵極為豐富，而且有巨大的涵蓋性。它主要是指寫作者自身而言，也包括作家對於關照對象在精神層麵上的心靈體驗，包括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實際體驗。因為文學創作說到底是生命的轉換、靈魂的對接，精神的契合。”（《渴望超越》）

王充閭在曆史隧道中對曆史人物的想象和接觸，作家個人的情感體驗和美學趣味獲得了檢視。如果說這類作品還是建立在個人興趣或偏愛範疇內的話，那麽，他的另一類曆史散文則表達了他對曆史重大事件的史家眼光和以文學的方式處理重大題材的能力。《土囊吟》《文明的征服》《叩問滄桑》《黍離》《麥秀》等作品，是對曾經滄桑的久遠曆史的再度審視，是對文明與代價的再度追問。對陳橋崖海、邯鄲古道、魏晉故城、金元鐵騎等的追憶中，在社會動亂、朝代更迭、諸家雲起、狼煙烽火的爭鬥和取代過程中，辨析了曆史與文明的發展規律，識別了文明在曆史進程中的特殊價值和意義。特別是《土囊吟》和《文明的征服》，對一個強大而強悍的民族的統治失敗的分析，不僅重現了曆史教訓，而且在當今全球化的語境中，它的現實意義尤為重大。一種文明無論出於主動地對另一種文明的向往，還是處於被動地無奈地被吞噬，都意味著一個民族的解體或破產。

文明的隱形規約和凝聚力是看不見的，但它又無處不在。這些作品，在真實的史實基礎上，重在理性分析，在史傳中發掘出與當下相關的重大意義。

它顯示了作家凝望曆史的現代眼光和以文學的視角掌控、表現曆史的非凡功力，它的宏觀性和縱橫開闔的遊刃有餘，也從一個方麵顯示了作家豐富紮實的曆史學修養和舉重若輕的文學表現力。

三、樸素自然

探討這一領域問題的時候，王充閭並沒有從一個龐大的烏托邦框架出發，並沒有提供一個普世性、終極的精神宿地。而是以相當個人化的方式，實現了他個人的精神還鄉。這個精神故地，既是他親曆生長的地方，也是一個遙遠但卻日益清晰的夢鄉。王充閭有一本散文集，他將其命名為《何處是歸程》。這個命名隱含了一種滄桑、悲涼和困頓，同時也隱含了一種叩問和探詢的堅忍。書前有兩首七絕題記詩。其一：“世間無纜係流光，今古詞人引憾長。且賞飛花存碎影，勉從腕底感蒼涼。”其二：“生涯旅寄等飄蓬，浮世囂煩百感增。為雨為晴渾不覺，小窗心語覓歸程。”詩中確有對人生短暫蒼涼的慨歎和難以名狀的悲劇意識。但這種悲劇並不僅僅源於“無纜係流光”的無奈，它更來自詩人對“浮世囂煩”，對世人圍繞功名利祿的爭鬥或傾軋的百感交集。特別是詩人“人過中年”之後，似乎就有打點心靈歸程的意思了。

但王充閭的這一努力的價值就在於，在這個困頓迷茫心靈家園成為問題的時候，他表現出了執意追尋的勇氣，表現出了對“現代性”兩麵性認識的自覺。當然，“精神還鄉”僅僅是一個表意符號，沒有人會認為王充閭要退回到“前現代”或鄉村牧歌時代。那個隻可想象而不可重臨的鄉村烏托邦，在王充閭的反省中已經解決。他的這一追求背後隱含的是他對精神困境的焦慮和突圍的強烈願望。在物質世界得到了空前發展的時代，在世俗生活的合法性得到了確立之後，人如何解決心靈歸屬的問題便日益迫切。王充閭隻不過以“精神還鄉”的方式表達了他解決精神歸屬的意願而不是給出最後的答案。重要的是，對不同領域寫作的開拓，一方麵顯示了王充閭開放的心態，他願意並試圖在不同的領地一試身手，將“關己”的靈魂問題提出，另一方麵，也展示了他在創作上“螺旋式”前進的步履。

他沒有將自己限定在所謂的“風格”領域，一條道走到黑，而總是在學習和積累的過程中別有新聲。這個現象是尤為引人矚目的。這時，我想起了他最近的一篇命名為《馴心》的文章。文中對傳統文化對知識分子的馴化，或福柯所說的“規訓”，做了極為精辟的分析。傳統文化對士人的馴心，在於讓這個階層的價值尺度永遠停留在一個方位和目標上，在於讓他們永遠失去獨立的思考能力和特立獨行的人格風範。就像“熬鷹”一樣，讓誌在千裏的雄鷹乖乖就範。王充閭曾在官場，也生活於世界即商場的時代，但他仍然沒有被“馴心”。他獨立的思想和情懷，在溫和從容的書寫中恰恰表現出了一種錚錚傲骨，在貌似散淡的述說中堅持了一種文化信念。這是王充閭散文獲得普遍讚譽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他能在散文的困境中矗起一座豐碑的真正原因。

充閭先生是我的良師益友，我的第六本詩集《彎彎的月亮》就是他題寫書名的。當我在省作代會提出這個要求時，他欣然接受，並很快地寫好寄給了我。這一印象之深刻幾乎不能忘記。你可以把他理解為一位學富五車的教授，或是一位溫文爾雅的長者，就是難以和位高權重的高官聯係起來。讀了他不斷求索、獨步文壇的大量散文創作之後，我多少迷惑的心情終於豁然：正是他這樣的人，才會有這樣的文章。這就是“文如其人”。

相信王充閭會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獻給時代，奉獻給家鄉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