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繼鵬
王充閭先生是我國當代文壇巨匠，乃倡導一代新文風領軍人物，對當代華人文壇影響深遠備受推崇。據不完全統計，充閭先生發表期刊作品1000 多篇，出版圖書200 部左右，發表報刊作品300 篇左右；部分作品被200 多部圖書編輯原文收錄，涉及先生部分內容圖書400 多種，涉及先生部分內容報刊文章1200 篇左右（含轉載、書評、書訊、引用等）。
充閭先生的《文脈：我們的心靈史》紮根於五千年華夏悠久文明沃土，厚植於民族文化血脈深處的家國情懷，采擷曆史長河經典片段，回顧文宗巨擘心路曆程。書中極其深刻地解讀了，千百年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曆經磨難而不衰、飽嚐艱辛而不屈、千錘百煉而愈強，是因為獨有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人文魂魄、文明筋骨和文化血脈。
全書從深奧難解的《周易》《道德經》《論語》《詩經》等中華上古典籍講起，從研究老子、莊子、孔子入手，一直講到近現代，對文脈的起源、流衍、興衰、沉浮、得失，都做了詳細的分析和研討，繼承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傳承中華國粹，致敬國學經典。書中用散文寫法把玄奧哲理，深入淺出、提綱挈領、警言妙語、娓娓道來，是一部我們民族的思想簡史、心靈史記、人文史詩，是我們陶冶情操、加強修養、研習中華傳統文化的教科書。自己感覺閱讀先生的《文脈》如飲醇醪不覺自醉，如品佳茗潤澤綿長，齒頰留香久而彌篤，醍醐灌頂回味雋永，受益無窮。
一、充閭先生博古——考證華夏文脈淵源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充閭先生國學功底深厚，年少好學，日誦千篇，對上古典籍旁征博引，如數家珍，從浩如煙海、汗牛充棟的經史子集中找尋考證文脈線索。充閭先生熟讀《周易》《道德經》《論語》《詩經》，認為諸多國學經典乃中華文脈淵源，孕育了中華文明曙光，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活水，奠定了中華文化的重要價值取向。研究老子、莊子、孔子頗有心得，認為三聖學說對後世產生了深刻、巨大的影響，深深地影響了整個中國曆史社會的意識形態。如明人王文祿《文脈》文脈卷一《文脈總論》稱：“一元清明之氣畀於心，以時泄宣，名之曰文。文之脈蘊於衝穆之密，行於法象之昭，根心之靈，宰氣之機，先天無始，後天無終。”
先生研讀《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指出：“貫穿著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自強不息的奮進精神和剛健有為的創新理念，這是貫穿於《周易》中的帶有根本性的三個思想理念。它們在變通思維的統馭下，相生相發，相輔相成。三千多年來，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曆久彌新、生生不息的內在支撐力，中國人充實核心價值觀的正能量。”正如明人王文祿《文脈》曰：“譬如山水為發源於昆侖也，譬星宿為稟耀於日也，譬榮衛焉包絡於心也，是謂之脈未當絕也。”
充閭先生給老子、孔子、莊子三位古代哲學大師來了個形象定位，認為萬世師表孔丘是被“聖化”了的莊嚴的師表，老聃是智者形象，莊周則是一個耽於狂想的哲人。老子、孔子兩位聖人居於廟堂之高，多了一些“神氣”，少了一些“地氣”；多了一些“香火”，少了一些“煙火”。孔夫子這位老先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老子“知雄守雌，先予後取”，可以說達到了眾智之極的境界，一部《道德經》多為統治者立言，畢竟離普通民眾遠了一些。
但是莊子則不同，他不但是我國哲學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時也是我國文學史上一位傑出的文學家。無論在哲學思想方麵，還是文學語言方麵，他都給了我國曆代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響，在我國思想史、文學史上都有極重要的地位。充閭先生認為，他的自畫像是“思之無涯，言之滑稽，心靈無羈絆”“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他把生活的必要削減到了最低的程度，住在“窮閭陋巷”之中，瘦成了“槁項黃馘”，穿著打了補丁的“大布之衣”，靠打草鞋維持生計，“乘物以遊心”。但他在精神上卻是萬分富有的，他“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萬物情趣化，生命藝術化。他把身心的自由自在看得高於一切。
二、充閭先生博懷——評述曆代人倫得失充閭先生高屋建瓴、沐浴國風，人文典故了然於胸，曆史故事信手拈來，人文曆史旁征博引。充閭先生也推崇“讀史，主要是要讀人，而讀人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充閭先生用散文的手法講述高祖還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呂後未央宮斬韓信、呂後篡權亂政；宋太祖黃袍加身、杯酒釋兵權、宋太宗焚毀晉陽城、北宋千年懸案燭影斧聲、宋太宗毒酒賜死李煜、靖康之變金人擄掠徽欽二帝等曆史典故，對曆代人倫得失進行評述。
孔子以知、仁、勇為三達德，孟子以仁、義、禮、智為四基德，並將它擴展為“五倫十教”，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管仲則提出了“四維七體”，四維即禮、義、廉、恥；七體即孝悌慈惠、恭敬忠信、中正比宜、整齊樽詘、纖嗇省用、敦蒙純固、和協輯睦。董仲舒則提出了“三綱五常”。充閭先生強調，其中君臣關係被尊為“人之大倫”，起著統率作用，以衝突、鬥爭論，它也最為劇烈。
“五倫”是儒家所倡導的人際關係的基本準則，是中國傳統社會倫理思想的核心內容。《孟子·滕文公上》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就是孟子對五倫的簡要的闡述。《禮記·禮運》中對孟子的五倫說做了進一步的闡釋，解為“十義”，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也就是孟子所說：“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充閭先生認為，這甜蜜蜜的人倫關係，一旦困縛於權力爭奪的軛下，遭到政治鬥爭的無情綁架，淪為一種政治行為、商品交易，便會出現異化而被腐蝕變質。
充閭先生在《當人倫遭遇政治》中總結：“當人倫遭遇政治，君臣、朋友、夫婦關係已將發生質變；那麽，以血緣為紐帶的父子、兄弟關係又如何呢？
同樣沒有例外。被稱為‘相斫書’的‘二十四史’，尤其是隋唐時代楊家父子、李氏兄弟間的血影刀光，可以說是形象的注腳。”最後，充閭先生用唐人劉禹錫之詩“將略兵機命世雄，蒼黃鍾室歎良弓。遂令後代登壇者，每一尋思怕立功”詮釋“大功告成之日，正是功臣殞命之時”“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這些千古哀歎。
三、充閭先生博學——感懷曆代人文窘境充閭先生文思敏銳、感古頌今，也感慨“千古文章未盡才”，曠世奇才的文人難過皇帝關，當文甲天下才華橫溢的文人遭遇殘酷的政治遊戲，就常常會陷入身不由己的窘境，形成一種千載文人，失意政客現象。
充閭先生對陶淵明、駱賓王、李白、杜甫、蘇軾、王勃等曆代文宗巨擘都給予崇高讚譽，道出文人風骨如高山鬆柏，也感慨“一代文宗”駱賓王懷才不遇、神童王勃英年早逝、詩聖杜甫顛沛流離、文章巨公百代文宗韓愈屢試不中仕途坎坷、蘇軾深受朝堂被貶家庭多難打擊。
他敬佩駱賓王身上“充溢著那麽一種骨氣、一種正氣、一種俠氣、一種值得稱道的高尚品格”。總結蘇軾鍾情於《莊子》，以清雅悠閑的莊禪思想陶冶心性，雖然仕宦生涯起起伏伏、曆經坎坷、崎嶇曲折，卻心境開闊，最後，充閭先生讚同道：“這樣，每當挫折失意，處境險惡，他都會從莊禪思想中，獲取獨特的視角和對待人生窮通、苦樂、榮辱、得失的超越理性，從而有助於解脫困惑，保持心境曠達、心態寧靜，心情愉快”。
通過駱賓王的遭遇，他指出同舊時代絕大多數文人一樣，其前進道路是呈“雙線式”發展的：在詩文創作方麵獲得巨大成功，而於仕進一途，則極為崎嶇坎壈，可說是荊棘叢生，危機四伏。但這兩條軌跡又是緊相糾合，密切聯結，相互影響，交錯進行的，而且總是呈反向發展。
充閭先生認為，成敗的關鍵常常取決於外在條件，外在條件不同，人生機遇各異，結局必然不同。“我們要看重人，拿人做榜樣，做我們一個新的教訓、新的刺激”（錢穆語）。
感慨“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的杜甫之所以千秋不朽，是由於他的詩歌，而不是因為他是什麽左拾遺、工部員外郎。切莫說奸相李林甫、楊國忠，早已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即便是並世的所謂“明君賢相”，又有誰能夠與“詩聖”媲美呢！正如明人王文祿《文脈》所曰“觀心不亡，則脈不亡，脈不亡，則文脈不亡。再混沌而開辟，此脈不亡，此心不亡也”。
四、充閭先生博旅——憑吊曆代名城勝跡“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先生並不喜好雲遊名山大川，而是到訪人文薈萃、人傑地靈、六朝古都、古國故城、名城勝跡、興亡故跡之地。正如先生所雲：“我喜歡踏尋古跡”，“我喜好旅遊，更喜歡在足跡所至的山川靈境中尋覓文學的根、詩性的美……每接觸到一處名城勝跡，都會有相應的詩古文辭、清詞麗句閃現出來，任我去聯想、品味。”
先生曾經朝發沛縣，暮宿淮陰，走進“莊惠臨流處”“濠梁觀魚台”，繞路明皇陵和中都城，踏上中州大地，尋訪開封陳橋驛，走進北宋都城汴梁；尋訪太原古城村，看晉陽故城遺址，參觀聞名中外的晉祠，踏訪黑龍江依蘭五國城，訪阿城的上京會寧府，暢遊武定獅子山。查找曆史蛛絲馬跡，探尋千古興亡的時空密碼。
尤其是在《魂斷五國城》一文中，充閭先生對徽、欽二帝所作所為進行深刻尖銳不留餘地的批評：“夠了，不必再羅列其他了。看來，讓這樣一個無道昏君，在荒寒苦旅中親身體驗一番饑寒、痛苦、屈辱的非人境遇，也算得是天公地道了。”對徽、欽二帝“坐井觀天”的考證也改變了我多年固有的印象，記得小時候我看《嶽飛傳》連環畫，描繪徽、欽二帝披頭散發坐在枯井裏麵仰天長歎，急等嶽飛直搗黃龍府，迎回二帝，自己也就認為徽、欽二帝被囚禁在枯井裏麵。充閭先生經考證認為，他們極有可能是住在北方今天偶爾可見的那種半地上半地下的地窨子裏。
在阿城，充閭先生萬千感慨：金國開國上自朝廷宮闕、服飾，下至民風土俗，一切都是很樸陋的，充滿著一種野性的勃勃生機和頑強的進取精神，至海陵王完顏之輩，驕奢**逸、橫征暴斂，簡直比宋徽宗還要“宋徽宗”。充閭先生總結，本來，前朝驕奢致敗的教訓，應該成為後世的殷鑒，起碼也是一種當頭棒喝。但曆史實踐表明，像海陵王以及金朝的末代皇帝那樣重蹈覆轍，甚至變本加厲的，可以說是比比皆是。
在獅子山，提及明朝持續十幾年的血腥殺戮，不僅斫喪了國家元氣，而且在民族心理上造成了劇烈的創傷。同意清朝總結的明亡教訓，由於朱棣殘殺無度，毀壞了正氣罡風，造成後來許多臣子隻知明哲保身，順時聽命，持祿固寵，再也無心顧念社稷了。
正如唐人杜牧的名篇《阿房宮賦》：“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複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