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即是《易》。
——《傳習錄·黃以方錄》
領導者若要取得他人發自內心的高度認同，一方麵與領導者的個人素質相關，但另一方麵也不能忽視技法。一定要明白的是，領導力不是一門科學，也不是一門技術，而是一門藝術。這個藝術的魂就是“變”。王陽明說，良知就是“易”，“易”就是變。能理解變的真諦並願意變，這就是知行合一。
看中國特質最鮮明的兩個企業的領導者——華為的任正非和福耀的曹德旺，你就會發現，他們在企業中的領導力方式始終在變，通過領導方式的變化來適應外界的變化，讓他們和下屬融為一體，也和企業融為一體。
在王陽明看來，任何組織無論大小，都應以“無為”為最高之理想，以足食為基本治術。和大多數儒家知識分子一樣，王陽明崇尚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時期的統治，在王陽明看來，三皇五帝的統治屬於道的層麵，如同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衛之。三皇五帝垂衣裳而治天下，靠的就是道。這個道就是，垂衣裳是上衣下裳，代表著君臣尊卑，同時隻要穿著衣裳坐在那裏，天下就能大治，這是“無為”。
用領導者個人品質和樹立起來的權威治理企業，就是最高的領導力，就是“道”。現在，很多企業家都做到了這點。任正非說，華為不需要他指點就可以正確向前。曹德旺說，現在企業中即使是製造玻璃的最底層工人都能和他從前一樣認真地製造玻璃，不需要他監督。
兩人其實說出了道的概念。所謂企業之道，是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和規模並走上正軌後，領導人的領導力與製度的完美結合。企業中的所有人把領導者和製度當成了空氣：看不見摸不著，但你不得不呼吸。
“無為”不是不為，而是不化，即：不要在組織發展過程中去刻意變化。這似乎是個初心的問題，即是說，你當初想做什麽，就一直做下去，不要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地摻和各種項目，哪怕它能讓企業財源滾滾。任正非一門心思搞技術，對於房地產不屑一顧，認為沒有一點技術含量；曹德旺死盯著玻璃，把玻璃做得讓別人無路可走，他好像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其他賺錢項目一樣，始終遵循企業的初心——自然發展之道。
王陽明說，最高領導人以身作則，用尊卑和無為示範天下，天下人自然會效仿，漸漸成為習慣，最後他們不知誰是領導者，卻仍能安分守己，成為堯舜之君下的堯舜之民。
三皇五帝的甜蜜歲月很快結束，隨之而來的是夏商周三代，“道”不能行，隻能以“術”治天下。為什麽三皇五帝時代所施行的以道管理突然不行了呢，是不是百姓不行了？王陽明的答案是，不是百姓不行了，而是領導人不行了。
在這個世界上，領導人不行的事情數不勝數，在用“道”無法管理企業、樹立權威後，隻能采用“術”。
“道”看似虛無縹緲，不可掌握，但在王陽明看來，“道”的法則是自然。人吃兩個饅頭就可以飽，這是經過無數人實踐過的，所以人對食物的要求就應該是兩個饅頭，這就是自然，讓百姓順應這個自然，就是“道”。但在讓百姓順應這個自然前，領導者自己要先做到。領導者應師法天地，天地所生的一切比如土地、空氣、森林、山水等都是天地的財產，而天地生成這些財產，並非為了據為己有。所以領導者縱然是萬民的首領，也沒有資格把這些財產據為己有，三皇五帝時代的領導人，隻有分配土地給百姓的權力，沒有納入自己囊中的權力，這就是效法自然。
企業原本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組織，但它絕對不是隻為企業家本人盈利的，所有參與企業建設的人，都應該分得肉羹。“道”之所以不行，全在於領導者把企業當成了隻為自己盈利的組織。
堯舜時代，堯舜能做到；可大禹時代，大禹就做不到了。最先破壞“道”的就是大禹本人，他私自積累糧食，劃分給家族最好的土地，建立城堡，於是私有開始。
這種情況下，“道”無用，隻能用“術”。三代的領導們建立軍隊、法庭和監獄，來統治萬民，這是以各種法術來讓萬民安分守己。可老子說過，民如果不畏懼死亡，軍隊、法庭和監獄根本毫無用處。
製度存在的根基事實上不是製度本身，稻盛和夫就說過：“沒有人性化滲入製度中，製度隻是個擺設。”所謂“人性化”即是企業領導者的個人品質和權威，所以，看似製度嚴密、能打勝仗的企業，隻是紙老虎，因為當群龍不認同那條最大的龍時，製度越是無懈可擊，就越是囚籠，所有的龍都成了烏合之眾。
一些聰明的領導人注意到了“硬來”不如“軟化”，於是在“術”之後，就有了“德”。王陽明指出，此“德”非道德教化，而是一種巧妙的洗腦。領導者發現自己的貪婪會讓百姓貧窮，百姓貧窮不是問題，三皇五帝時代，老百姓都很窮。但當百姓發現他們吃糠咽菜時，領導者卻在大魚大肉，這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老實的百姓會抱怨，膽大的百姓則會造反。
領導者解決這個問題有兩條路：第一，恢複“道”的統治，這顯然不現實；第二，給百姓洗腦，讓他們無欲無求。於是，德治在統治者那裏應運而生。統治者們大力宣傳人活著隻需要一日三餐，吃什麽不是吃啊，吃飽就可以，同時，統治者還神化自己說，我是上天之子，來統治你們，你們不要作妖，要安分守己，我向你們收取工作的賦稅，你看似在為我工作，其實是在為自己工作。
但是，老百姓不信。領導者隻能拿出第四種統治方式——“仁”。仁是與生俱來的生生不息的美好品德，領導者教導大家，隻要遵守這種美德，就能生萬物，你就能獲取到更多利益，但取得利益的途徑有適宜和不適宜之分，所以要讓大家講究適宜地取得利益，也就是“義”。
“義”出現後，很多人都大義凜然，做那些自認為適宜的事，難免有粗魯莽撞之嫌，於是領導者又提倡禮，做人做事必須有個尺度，這個尺度就是“禮”。禮秉承規範，讓人很多時候施展不開手腳，所以統治者又提倡“智”，要用智慧去守禮行義。智慧百出後，大家都全用智，巧取豪奪，各種鬼機靈層出不窮，所以領導者隻好提倡“信”，做人要守信用。
這一套仁（仁義禮智信）的方案，不但要讓百姓遵守，統治者本人也要遵守。
在王陽明看來，仁的統治術，三代是最好的，但春秋戰國時期，仁義禮智信就徹底淪落，成為大家的腳底泥。全中國無論領導還是百姓都不眠不休地上演著不仁不義、無禮無信的狡詐大戲。
按照王陽明的看法，當天下不仁不義的行為不勝枚舉時，說明責任在領導人。如果領導人能本著忠恕之心，行推恩之政，天下百姓不會不仁不義。到了這種地步，任何的術，任何的嚴刑峻法已無能為力，可謂是揚湯止沸。
在一團亂糟糟之下，國計民生凋敝，領導者隻能再退而求其次，用“食”和“儉”的招數。管仲說過，衣食足而知榮辱，隻要讓百姓過上衣食無憂的日子，百姓就不會胡鬧。這種辦法完全正確，民以食為天，食物是維持生命所必需，人欲之基本。隻有解決了百姓食的問題，才能重回仁治、德治、術治和道治。
問題是，有些領導者空有此意識，卻不能做到知行合一，他們搜刮天下之財，從百姓口中摳取食糧，進而導致百姓怨聲載道。領導者再出奇招，也是最後的一招：要百姓知道節儉。事實上，這隻能治標不治本，不開源而節流，流終有斷的一天。
圖3-6
道、術、德、仁、食、儉，這六種統治術或統治境界，如果將其反過來看，就是一個組織脫胎換骨的秘訣。
組織初成時，領導者必須提倡節儉，節儉不僅僅是一種美德，還是組織在弱小期生存下去的重要方式，比如節約用電、節約用紙、節約辦公用品。當然這隻是形式層麵的，節儉的內涵在於領導者的以身作則，從心中開始做起。領導者必須意識到，開源的前提是節流，節流的目的是為了開源。
在保證了節儉這一組織品質後，要給員工以食。在中國傳統思想中，談利總給人一種貪欲感，孟子就說，何必曰利，有仁義就足夠了。但仁義不能當飯吃，若想給組織增添人才，提高競爭力以及持久力，必須能滿足員工對薪水的訴求。當然，薪水不是越多越好，應該按其功績來分配薪水。隻有保證了員工基本的生活需求，他們才不會有後顧之憂，才能為企業貢獻精力和智慧。一個初出茅廬的小企業，千萬不要和員工談情懷，也不要談感情，談感情是傷錢的。你可能用情懷和理想俘獲了一批人，但對方沒有得到任何實惠。況且，情懷和理想是你自己的，不是員工的。
“食”和“儉”貫穿組織的今生來世，應該從一而終。隻有在這兩方麵都滿足了，才能談“仁”“德”。
領導人先做到了“仁”，員工會群起效仿，而那些不效仿的員工，說明和你的價值觀不符，這類人留也無用，不如讓他早做打算。儒家各路宗師諸如孔子、孟子，包括荀子，以及後來的朱熹、陸九淵，再到王陽明，都主張仁義禮智信是我們人性中的客觀存在，當你懂事時，隻要身邊的人略點撥，你就能懂。當你成人後，你也會清晰地意識到，仁義禮智信是你做人成事的道符，沒有了這五種品質（其實它們還是智慧），你必將步履維艱。
如果仁義禮智信是我們與生俱來的人性特征，那我們隻要向心內求取即可，當我們真心實意地呈現這五種基本美德時，自然而然會引起別人的共鳴，別人自然會來學。至於“德”，你絕對不能指望員工最先開發清靜的心態。隻有領導者先內心清淨、毫無雜念了，員工才會受其影響，變得不急功近利，紮紮實實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員工所思所慮的不僅僅是工作的事情而是惦記著諸如食糧（無論是物質食糧還是精神食糧）之類的其他事，那就說明領導失職了。
很多時候，組織領導者會遇到無法解決的困境，其實這個時候就是“有我”在作怪，要解決你的困境，先要解決別人的問題。
最後，才能正式進入“術”和“道”的境界。
“術”，是一係列製度。組織弱小時，情感就是製度，組織強大後，除了仁義禮智信，任何情感都要拋棄，必須有嚴格、謹慎、詳細周密的製度，組織才能進一步發展。王陽明說，無規矩不能有方圓，規矩就是製度，確立製度後，絕對不能徇私，也不能脫離製度嚴打，完全按照製度行事，事半功倍。
而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製度，這要從你的組織的具體情況出發，我們前麵已經講過，宗旨是你所建立的製度必須是從良知出發。“術”的根本是護佑“道”，製度的根本是保護員工的利益，離開這一宗旨，製度無論多麽先進，都不是好製度。
當然，製度是針對人心中的好逸惡勞等私欲產生的，人的好逸惡勞永遠存在，所以遵守製度就成了件難事。沒有自我管理能力的人，稍不注意就會違反。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就說，禮（製度）很難推行並讓人們遵守，即使推行了，人們也遵守了，那不會永恒。所以，必須有方法來輔佐製度，以實現其易行而常守。
這方法大致有三種，第一種就是把製度當成文化，把文化神秘化。在這方麵，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易》是最佳的武器。眾所周知，《易》是門玄學，既然是玄學，那就是知者寡而不知者眾。有些文化的提倡，必須有神秘感。如果一種文化盡人皆知了，那就沒有了神秘性，沒有了神秘性，所有人知道後就會不屑一顧。所以，真正聰明的組織領導人在製定製度、提倡各種文化時必須讓一部分人聽不懂，這一部分人就是底層員工。事實上，文化理念的推行，根本不需要底層員工懂，隻需要他們的直屬領導懂，然後拿出可行性方案即可。當員工發現領導人提出的文化理念高深莫測時，就會產生敬畏感，所以才會如宗教一般崇拜式地去做。
用神秘性推行文化製度是一個組織中最高領導者用的方式，但中層領導必須反其道而行。1510年陰曆三月，王陽明結束龍場流放生涯，升任廬陵縣令。當時王陽明身體不好，經常臥病在床，湛若水說他是“臥治廬陵”，但是廬陵在他的治理下卻“百務具理”，因為他有一個秘密武器，就是發布告諭。
王陽明在廬陵縣待了七個月，一共頒布了十六條告諭，這些告諭的主題涉及司法、教育、經濟、民生等方方麵麵，對於現在的官員來說，尤其是搞宣傳工作的，這些告諭有幾點值得學習借鑒的地方：（1）以解決問題為目標，就事說事，通篇沒有一句空話、套話；（2）指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思路特別清晰、細致，約定得清清楚楚，比如說，明確約定寫訴狀每行不能超過三十個字；（3）重視解決問題的效果，那就是講人話，講老百姓聽得懂、聽得進去的話。這樣的話，宣傳工作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工作開展得也就特別輕鬆、高效。
無論是儉、食，還是德、仁，更或是術，最終其合力的結果都是奔向組織管理的終極——“道”。“道”除了以自然為法則、無為外，還有更重要的一條，那就是信仰。
三皇五帝時期，君主無為而治，沒有教化，沒有刑法，百姓卻能各自為政，其樂融融。一個根本原因是百姓有信仰，百姓的信仰來自領導人。國家有信仰，人民有希望。組織有信仰，員工有希望。王陽明說，三代之前，中國人就相信人性本善，他們的信仰是不主動行善，隻要不作惡就是善。這種信仰來自三皇五帝的自我展示，他們相信百姓都是人，人性本善，所以對他們放任自由，結果就是百姓不作惡。
真正的信仰不是信仰神仙上帝，中國人的信仰是人文信仰，信仰人是一切，信仰人性皆善。中國信仰人性，信仰善，他們的偶像不是神仙，而是道德聖人。
在中國本土、員工流淌著中華血液的組織，都逃不開這種信仰。所以，最好的組織，都有紮實的信仰：行善，而不作惡；此心光明，知行合一。
一提到“道”，很多人或許會認為它高深莫測，虛無縹緲，但在王陽明看來，“道”就在你眼前，重要的是你有沒有發現它的眼睛。
有個叫諸偁的跟隨王陽明學習很久，離開前請王陽明贈言。王陽明說：“我們在一起相處了數月，你都沒有和我討論過什麽學問，如今你就要走了才來問，會不會有點晚了呢？”
諸偁說：“這幾個月我不敢向您請教問題，是我知道先生不會對我有所保留，因而指望自己能有所收獲；現在才來請教，是我發現自己實在是沒有什麽收獲啊，所以我怕先生是對我有所保留。”
王陽明笑道：“我哪有什麽保留啊？‘道’就像天上的星星和太陽那樣醒目，你隻不過是不用眼睛好好看，才會什麽都看不到。那你這樣又是追求什麽呢？‘道’近在眼前，你卻要往遠處找，事情本來簡單容易，你卻要追求複雜難做到的，這也是天下人的通病。你回去以後，要立下你的誌向，睜大你的眼睛，如果還是什麽都沒看到，那才是我對你有所保留了。”
“道”在你的組織中，在組織的成員身上，那就是人性的善，知道並懂得如何運用此善，就是悟道了。
圖3-7
要想得到下屬的認同，領導者需要根據自己和企業的實力采取不同的手段，在什麽山頭就唱什麽歌。任正非說，製度很重要，但要看你的企業在什麽階段，如果是初創期，製度不但不是善反而是惡，此時，講仁講感情才是善。
當你的企業是小作坊時，大談“道”是可笑的，為什麽畫大餅很多時候無效？因為所有人都看到你還沒有資格垂拱而治。當企業受到萬眾矚目時，如果你還是像從前那樣和員工稱兄道弟，搞什麽親和力的話，那是可笑的，因為“神秘性”可以為領導力帶來加持。人們天生對神秘的事物充滿了敬畏與好奇，而敬畏和好奇就是讓他人認同你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