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止者,知至善隻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後誌定。
——《傳習錄·陸澄錄》
按常理,如果能去民上明明德,做到親民,那就萬事無憂了,可為什麽還要有第三綱“止於至善”呢?
先來看王陽明如何解釋“至善”:“所謂‘至善’,是‘明德’‘親民’的終極法則。天命的性質是精純的至善,它那靈明而不暗昧的特質,就是至善的顯現,就是明德的本體,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良知’。‘至善’的顯現,表現在肯定對的、否定錯的,輕的重的厚的薄的,都能根據當時的感覺而展現出來,它富於變化卻沒有固定的形式,然而也沒有不自然地處於渾然天成的中道之事物,所以它是人的規矩與物的法度的最高形式,其中不容許有些微的設計籌劃、增益減損存在。其中若稍微有一點設計籌劃、增益減損,那就是出於私心的意念和可笑的智慧,而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至善’。”
原來,“至善”就是良知。良知的幾個基本特點如下:(1)與生俱來;(2)能知是非善惡;(3)反應神速;(4)良知是易,易是變,富於變化卻無固定的形式,當它投射到事物上去時自然而然,不擰巴。所以,我們可以說良知是我們與生俱來的道德感和判斷力。
由良知的以上特點可以看出,良知不容算計,正如天理不容思想一樣。如遇到事,隻要有少許的設計籌劃、增益減損存在,那就不是良知了,天理不容思想也是如此,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因為人類全部智慧固然在腦中,但全部屬於人的精神卻在心中。良知(至善)幫我們確定事情的是非善惡,唯有確定了這點,才能走好下一步的頭腦計算。
簡單而言,“至善”是明德和親民的終極法則,至善像是船舵,明德和親民則是船,船是乘風破浪還是碰觸礁石,全由至善說了算。
那麽,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組織領導者如何擁有至善呢?雖然它是我們與生俱來的,但我們與生俱來的東西多著呢,如果你不主動去呈現,它還是會隱藏著,不會出來。
王陽明給出的思路是:(1)將慎獨(自己獨處時也非常謹慎,時刻檢點自己的言行)做到精益求精、一以貫之境界的人才擁有至善;(2)通過“明明德”的功夫達到“精深專一”後便是至善了;(3)至善也從未脫離具體的事物,所以必須去“親民”上實踐。
從這種套路來分析,是否至善可以去“明明德”和“親民”上求取呢?
王陽明說,不對。至善隻能在心中求,比如說侍奉父親,不能從父親身上去探求個孝的道理;輔佐君主,不能去君主身上探求個忠的道理;與朋友交往、治理百姓等事,也不能去朋友、百姓這些人身上求個信與仁的道理。這些道理全都在心裏,心即是理。
王陽明借《大學》發揮道:“後人因為不知道擁有至善的關鍵在於我們自己的心,而是用自己摻雜私欲的智慧從外麵去揣摩測度,以為天下的事事物物各有它自己的道理,因此掩蓋了評判是非的標準,使‘心為統帥’的簡單道理變得支離破碎、四分五裂,人們的私欲泛濫而公正的天理滅亡,明德親民的學養由此在世界上變得混亂不堪。在古代就有想使明德昭明於天下的人,然而因為他們不知道止於至善,所以使得自己夾雜私欲的心過於膨脹、拔高,所以最後流於虛妄空寂。而對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真實內容無所幫助,佛家和道家兩種流派就是這樣的。古來就有希望親民的人,然而由於他們不知道止於至善,所以自己的私心陷於卑微的瑣事中,因此將精力消耗在玩弄權謀智術上,從而沒有了真誠的仁愛惻隱之心,春秋五霸這些功利之徒就是這樣的。這都是由於不知道止於至善的過失啊。止於至善對於明德和親民來說,就像規矩畫方圓一樣,就像尺度量長短一樣,就像權衡稱輕重一樣。所以說方圓如果不止於規矩,就失去了準則;如果長短不止於尺度,丈量就會出錯,如果輕重不止於權衡,重量就不準確。而明明德、親民不止於至善,其基礎就不複存在。所以用止於至善來親民,並使其明德更加光明,這就是所說的大人的學養。”
以上論述已經給出了如何在心中求到至善的方法,隻有一個字:止。
《大學》的文本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但佛教傳入中國在唐宋時期成熟後,理學家和心學家開始用佛的精髓來解析《大學》,王陽明也不能免俗。尤其是這個“止”字,王陽明對其有很多解釋。
(1)止是一種狀態,是一種心處於平靜、安寧、專一、無煩惱的神靈狀態。任何人在做決策時要處於這種狀態,尤其是組織領導者,其所做的決策關係著無數員工的飯碗,所以做決策時不能輕舉妄動,頭腦發熱,必須使終極處於平靜、安寧、專一、無煩惱、無後顧之憂的狀態。
(2)佛教講究“止觀雙修”,這裏的“止”是心中常在善念,也就是說,領導者一切言談舉止,行走坐臥,都必須以善為出發點,其實就是稻盛和夫說的作為人,何謂正確,作為領導,何謂正確。何謂正確?答案是:把作為領導人應該做的正確的事情以正確的方式貫徹到底。“觀”則是追根溯源,它屬於哲學追尋終極問題的範疇,比如一件事搞砸了,為什麽會搞砸,你要刨根問底,最後你會發現,人世間所有搞砸的事,組織內所有的搞砸的決策以及行動,都和人的私欲有關,和人沒有常存善念有關。所以,止,就是要常存善念,才不必在事情搞砸後才去觀。
(3)陽明心學中的道家以及道教成分尤重,而且中國的根底全在道教,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道教遺痕。道教講究的是“諸善奉行、諸惡莫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從此角度來解析,止既包含了佛家的常存善念,又包含了佛家、道家的因果,種什麽就結出什麽,所以必須有所止,這個“止”就是止於因,用儒家的說法就是動機論。
1495年,高平縣令編輯了《高平縣誌》,請王陽明寫序。王陽明在這篇序中大發感慨道:“我想到,高平就是古代的長平。戰國時秦將白起率兵攻打趙國,曾在長平活埋了四十萬趙國俘虜,至今天下人都覺得那些人死得太冤了……我個人是這樣看待這段曆史的:趙國四十萬人向秦國將士俯首投降,可是秦人卻把他們全部活埋,沒有半點同情心,實在是無所顧忌,秦人的殘酷暴虐,自然是罪大惡極,但是,導致這樣的結果,純屬當時那些諸侯國的祖先咎由自取。周武王開國時分封諸侯,是有一定規劃和製度的。如今叫作方誌之類的圖籍就是用來記錄各國山河的險峻平坦,記錄所封疆土的寬廣狹窄、土地的肥沃貧瘠,記錄各地貢賦多少、風俗特點、土產品種等,一切都記得井井有條,各諸侯的子孫世代管理這些地方,不能因為個人的欲望隨意地增加、減少、索取、贈送。大家都講信義,和睦相處,各自守住祖先留下的基業,不敢違反祖製而互相侵奪。但到戰國時期,各國諸侯嫌棄祖宗的法製對自己不好,束縛了他們對貪欲的追求,就把原有的誌書都毀掉了。於是就出現了倚強淩弱,大國侵犯小國的情況。有的國家被兼並,有的國家被篡奪,周朝先王建立的法製至此**然無存,無從查考,那些野心勃勃的諸侯也就不再有什麽顧忌,秦國才敢對趙國如此殘暴。所以說,七國的滅亡,實際上是因為國家的文獻檔案不足以供考證,祖先的法製沒有得到保存。由此可見,典籍圖誌和國家的關係,難道不是十分重大嗎?”
這篇文章點出了一個重要的主題:當你不能止時,你的報應就注定了。止就是常存善念,一時的獲取,如果不是靠善得來,那在你獲取時就已經注定了失去,而且可能變本加厲。
(4)止於至善,從儒家角度講就是王陽明所說的踐行五倫關係中的德:事君的忠、事父的孝、對待朋友的信等。所以這個“止”是恰到好處,適可而止,也就是中庸,不能過或者不及,對君的忠,如果不盡心盡力是不及,愚忠則是過了。
接下來,我們將總結止於至善到底是什麽意思。所謂“止於至善”就是心中常存善念,扮演好你在這個世界上擔任的各種角色。
同時,至善需要在心中求,你不能去別人那裏尋找善,既找不到,也沒有必要,因為至善就在你心中,隻要你肯求,就必然能求得到。至善絕對不會放任何有求於它的人的鴿子。
王陽明曾問過弟子們:“天下何物至善?”有個弟子立即接口道:“惟性為至善。”王陽明微微點頭。
性是天命之,也就是出生時老天注入我們體內的一種善,這個善可以激發出無數的其他的善,所以人性是我們的根本,是至善,是萬善之善。
組織領導者去民上明明德,這個明德就是親,能做到如此順理,必須止於至善,這就是《大學》的三綱,也是在王陽明看來,組織領導者必須深刻理解並能知行合一的三綱。
領導者懂得了止於至善的道理,誌向才得以確定;誌向確定,然後身心才能安靜;身心安靜,然後才能安於目前的處境;安於目前的處境,然後才能慮事精詳;慮事精詳,然後才能達到至善的境界。止、定、靜、安、慮、得(止)是一個圓圈,通過一係列易如反掌的行動完成成功做事的閉環。
王陽明解釋說:“人們隻是不知道‘至善’就在自己心中,所以總是向外麵事物上尋求;以為事事物物都有自己的定理,從而在事事物物中去尋求‘至善’,所以使得求取至善的方式、方法變得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不知道求取至善有一個確定的方向。如果你知道至善就在自己心中,而不用向外麵去尋求,這樣意誌就有了確定的方向,從而就沒有支離決裂、錯雜紛紜的弊病了。沒有支離決裂、錯雜紛紜的困擾,那麽心就不會妄動而能處於安靜。心不妄動而能安靜,那麽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從容不迫、閑暇安適從而安於目前的處境。能夠安於目前的處境,那麽隻要有一個念頭產生,隻要有對某事的感受出現,它是屬於至善的呢,還是非至善呢?我心中的良知自然會以詳細審視的本能對它進行精細的觀察,因而能夠達到慮事精詳。能夠慮事精詳,那麽他的分辨就沒有不精確的,他的處事就沒有不恰當的,從而至善就能夠得到了。”
當你知道了至善是在你心中,這樣就等於找到了唯一的靶子,你隻要到自己心中求取至善即可。對於一個組織的領導者而言這一點非常重要,至善就是企業生存進化的道理。每個組織都有屬於自己的員工,這些員工其實就是企業文化的一部分,求取組織文化和解決組織問題之道必須建立在自己員工的基礎上,而不能效仿別人。
楚漢爭霸時,漢王劉邦的大將韓信奉命到河北開辟第二戰場,韓信臨時召集了一支幾千人的隊伍,先攻楚霸王項羽的戰友趙國。趙國領導人陳餘集結二十萬兵力,占據太行山以東的咽喉要地井陘口,坐等韓信。
陳餘的謀士李左車為其出謀道:井陘口以西,有一條長約百裏的狹道,兩邊是高山,道路狹窄,是韓信的必經之地。咱們正麵死守不戰,派兵繞到後麵切斷韓信的糧道,把韓信困死在井陘狹道中。
陳餘冷笑道:“韓信隻有幾千人,千裏襲遠,如果我們避而不擊,豈不讓天下人看笑話?”
韓信知道此消息後,大喜過望,迅速率領漢軍進入井陘狹道,抵達井陘口後,部隊快速渡過綿蔓水,背水列下陣勢,韓信做陣前總動員說:“如今我們退無可退,隻能死戰,否則絕無生的可能。”
幾千士兵浩氣衝天,高喊絕地反擊。陳餘看到韓信這種布陣方法,大笑不已說,這簡直是自尋死路,下令攻擊。韓信趁陳餘傾巢而來,秘密命令一支機動部隊繞過陳餘主力,突然出現在趙軍營壘,拔掉了趙軍的旗幟,換上了漢軍旗幟,背水的漢軍猛然發起進攻,陳餘張皇失措,慘敗。
慶功宴上,有人問韓信:“兵法有雲,要背山、麵水列陣,這次我們背水而戰,居然打勝了,為何如此魔幻?”
韓信回答:“兵法上不是也說‘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嗎?隻是你們沒有注意到罷了。”
“置之死地而後生”由此成為後來兵團領導者在無路可走情況下使出的絕殺技,它好像成為真理,似乎誰能掌握它並且大膽運用,誰就能反敗為勝一樣。
真是如此嗎?明朝中期,戚繼光奉命到南方剿滅倭寇。他剛把部隊組建起來,就遇到有倭寇入侵,形勢危急。有人建議戚繼光,把部隊拉出去,背水列陣,效仿韓信置之死地而後生。
戚繼光說:“不可。”
人問:“韓信和陳餘之戰,也是新組建的部隊,他能做到的,你為何做不到?”
戚繼光說:“秦末和現在形勢不同,所以士兵也不同。戰國時期,每個國家幾乎全民皆兵,秦朝不過十幾年時間,所以秦末仍然是全民皆兵,這就是韓信倉促之間召集起來的幾千平民,看似是平民,其實都是士兵,隻要有統一指揮,就是一支善戰的兵團。但我大明自建立以來,不許民間習武,所以這些人隻是普通百姓而已,讓普通百姓背水而戰凶殘的倭寇,無異於驅羊入虎穴。”
韓信能做到的事,戚繼光做不到,不是說韓信比戚繼光強,恰好相反,兩人都是帶兵好手。他們都能實事求是,向心內求,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拿出最有效的可行方案。
其實朱熹的向外求取真理,好像是個跪著的人,總感覺別人的一切都是好的,不從自己的實際出發,把別人看上去光芒萬丈的東西全盤拿過來為自己所用。倘若戚繼光向外求,那他就有可能效仿韓信,結果可想而知。
一言以蔽之:向內求就是要高度自信自己能解決自己的事,不需要去模仿參照別人。向外求則是看到一個拳擊手一套組合拳擊敗對手,就認為隻要戴上那個拳擊手套就也能如對方一樣,天下無敵。你要找到你的目標,這個目標就在你心內,在你組織內。
找到目標後自然會誌向明確、意誌堅定,這就是“知止而後有定”;誌向明確、意誌堅定後,你知道該往哪裏走,該怎麽走,內心就會很安靜專一,這就是“定而後能靜”;內心安靜專一後,則能夠安於目前的處境,自享其樂,自得其樂,這就是“靜而後能安”;在內心的作用下,外部環境也非常安靜,做到了內外合一,這個時候你就能從容不迫地考慮,你要做的事是善還是惡呢,你會考慮得非常周詳和精確,這就是“安而後能慮”,最後你會回到起點:知止。
我們可以站在領導人的角度來分析這個:止、定、靜、安、慮、得(止)。
首先,領導人要知道你做的任何一件親民(親員工)的事,沒有外物可以幫助你,也不需要外物的幫忙,因為親民方法這件事就在你心中。這就是知止。
其次,知道事情隻有在心中求取後,就會收斂心思,專注於心內,必能誌向明確、意誌堅定地向前走,這就是知止而後有定。定之後你會發現心情非常安靜,外部世界也隨你心的安靜而變得可愛,從前你看不上的組織內亂糟糟的事物,現在都成了你練心的道具,最終,你考慮好了事情的善惡,周詳了和精確了你的決策。
最後,你就能達到止於至善的境界。
組織領導人一定要明白的一點是:止於至善是要求你做戰略時,不要研究未來做什麽,而是要研究今天做什麽才有未來。所以《大學》才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它說“事有終始”,而不說“事有始終”就是這個意思。
必須先確定做什麽有未來這個“終”,才能安心地“始”!
什麽是終,什麽是始呢?
有弟子問王陽明:“任何事物都有根本和末梢,從前的理學家把彰顯德性當作根本,把使人民滌除汙垢永做新人當作末梢,這兩者是從內心修養和外部用功這兩個相對應的部分來說的。事情有開始和結束,從前的理學家把知道止於至善作為開始,把行為達到至善作為結束,這也是一件事情的首尾相顧、因果相承。像您這種把新民作為親民的說法,是否跟儒家學者有關本末終始的說法有些不一致呢?”
王陽明的回答是:“有關事情開始與結束的說法,大致上是這樣的,就是把新民作為親民。而說顯明德性為本,親愛人民為末,這種說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應當將本末分成兩種事物。樹的根幹稱為本,樹的枝梢稱為末,它們隻是一個物,因此才稱為本與末。如果說是兩種物,那麽既然是截然分開的兩種物,又怎麽能說是相互關聯的本和末呢?使人民自新的意思既然與親愛人民不同,那麽顯明德行的功夫自然與使人民自新為兩件事了。如果明白彰顯光明的德性是為了親愛人民,而親愛人民才能彰顯光明的德性,那麽彰顯德性和親愛人民怎麽能分開為兩件事呢?理學家的說法,是因為不明白明德與親民本來是一件事,反而認為是兩件事,因此雖然知道根本和末梢應當是一體的,卻也不得不把它們區分為兩種事物了。”
由以上敘述,我們可以知道,王陽明所謂的“物有本末”的“本”既可以是明明德,也可以是親民,“末”同樣如此,因為一個物有本必有末,二者無法分割,是為本末合一。
王陽明所謂的“事有終始”也是這個道理,一件事開始時,你必須知道終點在哪裏。你隻有知道終點在哪裏,才有可能開始。明明德是開始,親民是終點,親民是開始,明明德是終點,這件事最後能成,必須止於至善。
大學的三綱是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領導者的三綱同樣如此。而這三綱的支撐就是下麵我們要講的八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