侃（薛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為體，心之動為用，如何？”
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卻不妨。”
——《傳習錄·上·薛侃錄》
從體上講，萬物悉皆平等；從用上講，一切皆有可能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揭陽人，曆任行人、司正，是王陽明的學生，也是《傳習錄》的編者之一。
在討論小薛的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來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對非常重要的範疇——體/用。無論是儒家哲學還是佛教哲學，都把“體/用”作為自己思想體係中最根本的範疇之一，很多命題和概念，都是從這對範疇中衍生出來的。
那麽，“體/用”是什麽意思呢？
拋開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流變和諸家學說的差異不談，僅以其被廣泛使用和一致公認的含義而論，“體”就是指本質、本體、本性，“用”就是指現象、作用、功能。“體”具有超越、普遍、恒常等特征，“用”具有現實、具體、變動等特征。
打個比方，假設有一間屋子，通體皆由黃金打造，裏麵的家具和器物也都是金子做的，如金桌、金椅、金床、金杯子、金臉盆、金馬桶等等。從本質上講，這間屋子裏不管有多少東西，包括屋子本身，其化學元素都是一樣的，這就叫“體”；但是從外觀、作用、功能上講，這些東西又各自不同，這就叫“用”。
“體”是恒常不變的，就算用高溫把這間屋子熔化掉，也改變不了金子本身的化學元素。但“用”可以千變萬化，比如同樣這堆金子，也可以鑄造成一間廟宇，裏麵的東西也可以變成金佛像、金供桌、金香爐、金木魚等等。從現象、作用和功能（用）上講，一切都變了，平凡可以變得高貴（如家具變佛具），卑俗可以變得神聖（如民宅變廟宇），但是從本質、本體、本性（體）上講，一切其實又都沒變，因為金子始終是金子。
綜上所述，從“體”上講，一切都是平等的，在變中自有不變的東西在；但是從“用”上講，萬物卻又差異懸殊，那個不變的東西並不會妨礙萬事萬物的變化。懂得了這個道理，回頭再來看中國的儒家哲學和佛教哲學，很多原來不好懂的東西就會迎刃而解了。
例如，儒家講“人皆可以為堯舜”，講“仁者愛人”，佛教講“眾生皆有佛性”，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就是從體上講的。從這個角度看，宇宙萬物悉皆平等，無有差別，正如不管是金馬桶還是金香爐，都隻是作用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但與此同時，儒家又講長幼尊卑，講倫理秩序下的“愛有差等”（孔子的仁愛是由親及疏、由近及遠的有次第有差別的愛）；佛教也講六道眾生，講因果流變中的生死輪回（眾生因各自的業力而感召不同果報，在天、阿修羅、人、畜生、餓鬼、地獄的六道中輪回；即使同生為人，其命運也千差萬別），這就是從“用”上講的。從這個角度看，萬事萬物又都各異其趣，不容混淆，正如你不宜拿金馬桶洗臉，也不宜拿金臉盆大小便。
由此可見，當我們麵對人生時，“體/用”就是一種很有中道智慧的思維方式，能讓我們在這個浮躁而功利的世界中獲得一種淡定、平衡的心態。
首先，由於我們知道，從本質上講，不管是“富二代”還是“窮二代”，其實都是一樣的人，正如紀伯倫所言：“當你達到生命的中心的時候，你會發現你不高過罪人，也不低於先知。”也就是說，我們都有自我完善的潛質，也都有人格墮落的可能。所以，我們既不必因為口袋裏有倆臭錢就天天嘚瑟，以為自己比窮人高貴，更不必因為囊中羞澀就自慚形穢，以為自己比富人卑賤。說到底，人人生而平等，誰也不比誰牛。
其次，也由於我們知道，從現象上講，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處於差異和變化之中，所以雖然老天爺給了每個人完全不同的起點，但並沒有把一切都固定下來。因此，當你是“富二代”時，你就要時刻牢記這個世界是變化無常的，今天有錢不代表永遠有錢；而如果你是“窮二代”，你更要清楚沒有什麽東西是一成不變的，改造命運的機會永遠在你手中，隻要你夠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盡管你不是富人的後代，卻有機會成為富人的祖先。
什麽是人生中一以貫之的東西？
在小薛的問題中，除了“體/用”，還有一對範疇就是“動/靜”。
動就是指運動、移動、變動，靜就是指停止、靜止、不變。在中國哲學史上，最早把動與靜作為一對範疇來加以考察的是老子。他說：“夫物芸芸，各複歸其根，歸根曰靜”；又說：“重為輕根，靜為躁君。”也就是把靜視為動的歸宿和根本，視為宇宙的本原。在儒家經典《易傳》中，也有對動靜關係的闡述。《易傳》認為，宇宙萬物都處於永恒的發展變化中，但在變化之中有不變的道理存在，是為“動靜有常”。
很顯然，“靜/動”與“體/用”有很強的一一對應關係，亦即“靜”對“體”，“動”對“用”，所以曆史上有不少思想家會將二者等同或者混用。但是，在王陽明這裏，這兩組概念卻不能簡單地畫等號。下麵，就讓我們結合小薛的問題，來看看王陽明的看法為何與古人不同。
小薛提出的問題是：“先儒認為心之體就是靜，心之用就是動，對嗎？”
王陽明斬釘截鐵地否定了這個說法。因為在他看來，心之本體隻是天理，而“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在這一點上，王陽明和朱熹的看法倒是一致的，朱熹也認為“太極（宇宙本體）隻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
正因為天理無關動靜，所以王陽明認為，關鍵在於一個人凡事是“循理”還是“從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嚐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嚐靜也”（《傳習錄》卷中）。
如果一個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皆合乎天理，那麽就算他日理萬機、應酬不斷，其實一刻也沒有動過；而如果一個人的起心動念都是出於不合理、不正當的欲望，那就算他表麵上紋絲不動，其實一刻也沒有靜過。
簡言之，隻要一心遵循天理，無論動靜都沒有錯；做不到這一點，說動說靜都不靠譜。
我們知道，陽明心學既是一種心靈哲學，又是一種行動哲學，所以王陽明對學生不免會有兩方麵的擔心：一方麵，他擔心弟子們為了追求心體的靜定而陷入枯槁，把靜定當成本體，就會有“喜靜厭動”之弊；另一方麵，他又擔心弟子們為了在事上磨煉而心隨物轉、從欲而動，那就不是天理流行，而是人欲橫流了。
因此，他才會反對以一般人所說的“靜/動”作為心之“體/用”，而始終強調“循理”的重要性。
在王陽明個人的修行實踐以及整個心學的思想體係中，其實任何一樣事物都不會被打成兩截兒，這是陽明心學最值得我們牢記的根本特征。也就是說，不管是“知/行”“靜/動”還是“體/用”，在陽明這裏都是互即互入、不一不二的。所以他才會對小薛說：“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這樣的表述方式，跟他在闡述知行關係的時候可謂如出一轍。
那麽，什麽叫“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呢？
打個比方，假如我們現在麵對一片浩瀚的大海，那麽，大海本身可以視為“體”，海麵上翻騰不已、形態各異的浪花就可以視為“用”。這時候，不管浪花翻騰出多少不同的形態，從本質上看，它都是海水，這就叫“即體而言，用在體”。假如有人從未見過大海，也從未聽人說起過大海，他想嚐一嚐海水的滋味，這時候，他不必把整個大海吞進肚裏，而隻要嚐一小滴，就知道大海的味道了，這就叫“即用而言，體在用”。
如果從王陽明自己的經曆來看，隻要凡事遵循天理，那麽“靜/動”和“體/用”都是可以打成一片的。
例如他早年在陽明山和龍場驛的山洞裏終日靜坐，看上去好像隻靜不動，但是內心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就叫“靜中有動”；後來，陽明到南贛剿匪，日理萬機，無時不動，但是他內心的天理沒有絲毫變化，這就叫“動中有靜”。
如此，是謂“動靜一如”。
而不管王陽明是在山洞中做“老僧入定”之狀，還是在戰場上現“金剛怒目”之相，都未曾離開心之本體，所以從“體”上講，無論動靜，皆是“用在體中”；同時，王陽明的所作所為又都是天理的“發用流行”，亦即天理既可以在萬籟俱寂的山洞裏體現，也可以在殺聲震天的戰場上體現，所以從“用”上講，無論動靜，又都是“體在用中”。
如此，是謂“體用一源”。
而不管是知行合一、動靜一如，還是體用一源，都是把兩兩相對的東西打成一片。如此一來，功夫就會得力，就可以牽一發而動全身，就可以做到“吾道一以貫之”。
對王陽明而言，其人生中最高的精神價值就是“天理”和“良知”，所以，隻要堅守這樣的精神價值，他便能隨時做到“知行合一”“動靜一如”“體用一源”。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傳習錄》卷中）。
隻要你找到自己人生中最高的精神價值，你也能做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