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
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又曰：“人須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蕭惠曰：“惠亦頗有為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
先生曰：“且說汝有為己之心是如何？”
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為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隻是為得個軀殼的己，不曾為個真己。”
先生曰：“真己何曾離著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為。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
惠曰：“正是為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
先生曰：“……這心之本體，原隻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己。這個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為那個軀殼的己，必須用著這個真己，便須常常保守著這個真己的本體，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卻說有為己之心，不能克己？”
——《傳習錄·上·薛侃錄》
禪宗公案為什麽都那麽“無厘頭”？
蕭惠，王陽明的學生，生平不詳。
小蕭同學和陽明先生的這段對話，尤其是剛開始那兩句，了解禪宗的讀者肯定會覺得眼熟。
沒錯，針對小蕭同學提的第一個問題，王陽明的回答方式，就是典型的禪宗風格，而且還是對中國禪宗第一公案的直接copy。
南朝梁武帝時期，南天竺僧人菩提達摩從海路來到中國。當時梁武帝蕭衍對佛教十分癡迷，不僅大建佛寺、精研教理，而且親自登壇、講經說法，甚至好幾次跑到寺廟剃度出家，把大臣們嚇得半死，每回都要花費巨資為他贖身。
梁武帝這麽折騰，自以為功德不是一般的大，所以一跟達摩見麵就炫，稱自己造寺寫經，度化僧眾無數，還問達摩這麽做是不是功德很大。不料達摩卻給了他當頭一棒，說並無功德。兩個人話不投機，達摩就離開梁朝，渡江北上，到嵩山少林寺麵壁修行去了。
附近有個叫神光的年輕和尚，聽說少林寺來了位天竺高僧，就跑去求法，沒想到達摩卻不理他，讓他在雪地裏站了一天一夜。到了第二天早上，達摩才對凍成一根冰棍的神光說：“你回去吧，諸佛無上妙法，不是你這種小德小智、輕心慢心的人可以求的。”
神光知道達摩是在考驗他，遂拔出利刃，自斷左臂，以表求法決心。達摩見狀，心中暗許，知道他是一個可以傳承衣缽的“法器”，這才收了神光，並為他改名慧可。
慧可向達摩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心未寧，乞師與安。”
達摩說：“將心來，與汝安。”
慧可蒙了，半晌才說：“覓心了不可得。”
達摩說：“我與汝安心竟。”
慧可言下大悟。
這就是中國禪宗初祖達摩傳法於二祖慧可的故事，也是中國禪宗的第一公案。很顯然，陽明先生與小蕭的問答，就是這個公案的山寨版。
慧可對達摩說：“我心不安，請師父幫我安心。”
達摩說：“把你的心拿來，我替你安。”
小蕭問王陽明：“我的私欲難克，怎麽辦？”
王陽明說：“把你的私欲拿來，我替你克。”
達摩跟王陽明這是什麽邏輯？明明知道人家的心和欲都不是一個可見的東西，豈能拿得出來？這不是存心要人好看嗎？
是的，禪宗接引學人，就是要故意“讓你好看”，就是要用一針見血的方式無情地刺痛你，這樣才能讓你在渾渾噩噩的迷夢中猝然驚醒。
用禪宗術語來講，這就叫“截斷眾流，當頭棒喝”，這就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達摩、王陽明以及所有禪者在點化學人的時候，所采取的手段貌似都很無理，甚至很無厘頭，實則都是用心良苦（禪宗術語叫“老婆心切”）。就以達摩和王陽明為例，他們這麽做，是為了達到三層目的：
一、用非同尋常的回答方式讓你擺脫舊有的思維定式，就像用強大的外力讓你的“思維動車”突然脫離原來的軌道一樣，迫使你在高度緊張中迸發出巨大的潛能。
二、心和欲本來就不是一物，還非要逼你拿出來，這就是要迫使你認識到：你提的問題本來就是“偽命題”，從而把你習慣向外看的目光扭轉向內，去挖出你之所以提這種偽命題的那個觀念的病根。
三、用“替你安”“替你克”的反諷的方式，讓你意識到，在你與妄心、私欲做鬥爭的戰場上，你始終隻能一個人戰鬥，沒有人幫得了你。就像我們上節說過的，在你的內心世界裏，與你相依相伴的隻有你自己，所以，你別指望救世主，也別指望神仙皇帝，隻能孤軍奮戰，自己拯救自己。
如果學人能夠悟到這三層，那真正的修行就算開始了。
慧可在這裏悟了，因為他發現——“覓心了不可得”。導致我們不安的是心中的各種妄念，而這些妄念隻是蔽日的浮雲，雖然浮雲會暫時遮蔽自性的陽光，但自性一直都在那裏，從來沒有消失過，反而是那些不安與妄念的浮雲，本來就是飄忽來去、了不可得的東西，並沒有恒常不變的自性——你若把它執為實有，它便強大，令你痛苦；你一旦照破它的虛妄，它便會消散無蹤。既然如此，人又何必自尋煩惱呢？
所以，達摩才會告訴慧可：“我已經替你安完心了。”
遺憾的是，小蕭同學的慧根遠遠不如慧可那麽猛利，所以陽明先生叫他把私欲拿出來時，他就愣住了，半天回不過神來，就跟梁武帝聽見“無功德”三個字時一樣震驚，一樣不能理解。
禪宗的真精神是什麽？
其實，達摩之所以否定梁武帝一切佛事的功德，就是為了點醒他，讓他知道佛法修行的要訣不是“做加法”，而是“做減法”。
可惜，貴為皇帝的蕭衍福報有餘、慧根不足，壓根兒醒不過來。
所謂“做加法”，指的就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占有欲，亦即什麽東西都想要，而且什麽都要更多、更好、更大。這就是我們絕大多數人最普遍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我們每個人活在世上，都想追求更多的錢、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車子、更高的職位，卻很少有人去想過——你這個人本身，有沒有在這場無盡的追逐中變得更好？也很少有人去想過——在擁有越來越多東西的同時，你失去了什麽？
精神分析學泰鬥艾裏希?弗洛姆認為，在西方文化的源頭，即古希臘和希伯來（猶太人）那裏，人們的生活目標是“追求人的完美”，可到了今天，現代人則是一味“追求物的完美”，結果就是把自己變成了物，把生命變成了財物的附屬，於是“存在”（to be）就被“占有”（to have）所支配了。
說白了，你占有了物，但失去的卻是自己。存在主義有一句話叫“擁有就是被擁有”，所表達的意思也是這個。
西方如此，中國何獨不然？
中國的儒釋道文化，其目標都是致力於人本身的完善和完美，可在其傳播和流變的過程中，大多數信徒卻把屬於精神層麵的價值外化成了可占有的物。就如我們的這位蕭衍兄，自以為佛事做了一大堆，所謂的功德肯定是充塞天地了，殊不知，就在他這麽想的當下，原本超越性的精神價值已經變成了世俗的物，原本可能有的功德也已經**然無存了。
為什麽會這樣？
原因很簡單：盡管蕭衍在形式上皈依了佛教，而且做出了一係列近乎狂熱的宗教行為，但其背後的動機仍然是占有欲（追求並占有更多更大的功德），所以他的一切行為實質上也仍然是一種功利活動。而這一點，恰恰與禪宗的真精神背道而馳。
禪宗的真精神是什麽？
答案就是三個字——“做減法”。具體而言，就是消除占有欲，打破一切功利性的思維方式，放下對一切事物的執著（但並不是拋棄一切事物），把習慣向外看的眼睛轉回來，認識自己的本來麵目，徹見人人本具、不假外求的自性。如此，你便能獲得一種全然的覺醒。
所謂自性，其實就是佛性。但是，禪宗卻喜歡用“自性”這個詞，不太喜歡用“佛性”。比如，曆代禪者會經常說些“佛之一字，吾不喜聞”“說佛一聲，漱口三日”之類的話，甚至動不動就叱佛罵祖、燒毀佛像，其原因就在於：禪宗不僅希望你放下對世間萬物的執著，還希望你放下對種種宗教形式的執著，更希望你放下對“解脫”“成佛”“涅槃”等佛教終極價值的執著。
有僧問大珠慧海：“如何得大涅槃？”
師曰：“不造生死業。”
曰：“如何是生死業？”
師曰：“求大涅槃。”
這位可憐的僧人被慧海禪師搞蒙了：我出家的目的、修行的目的，就是為了出離生死、求得涅槃，可為什麽我一心求涅槃，到頭來反而成了生死輪回的原因了呢？
這位學僧並不知道，從某種意義上說，他跟梁武帝其實墮入了同一個陷阱——執著。
《盜夢空間》的現實版：如何從夢境中醒來？
佛陀在菩提樹下悟道之後，第一句話就說：“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隻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在佛陀看來，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坐擁無盡寶藏的“超級富豪”（皆具如來智慧德相），隻因某天忽然打了一個盹兒，然後就開始做夢（妄想），在夢中變成了一個一無所有、四處流浪的乞丐，並把夢中所有東西都當成是真的（執著），於是拚命索取、占有、爭奪，然後就生出了永無止境的煩惱和痛苦。
在這場遠比《黑客帝國》和《盜夢空間》都更加逼真、更加龐大、更加難以醒來的虛擬現實和夢境中，所有人都忘記了自己原來的身份（迷失自性），所以萬分投入、沉迷不醒、執無為有、假戲真做。我們忘情地在其中演出了一幕幕的悲歡離合，經曆了一世世的生死輪回，享盡了很多實際上是夢幻的快樂，吃盡了無數實際上是泡影的苦頭。
直到有一天，一個已經醒來的人（佛陀、禪者），重新回到夢裏告訴我們：“醒來吧，不要再做夢了，你本來就擁有無盡的寶藏（自性本自具足），所以你要做的事情隻有一件——放下對這個夢境裏麵所有東西的貪戀和執著，讓自己徹底醒來！”
也許在這場夢裏，我們每個人經過辛辛苦苦的打拚，已經擺脫了乞丐的角色，混成了富豪、政客、明星、教授等各種各樣的牛人，但是，所有這些身份及其夢裏擁有的一切東西，跟我們夢境之外的真實身份比起來，又算得上什麽呢？在已經覺醒的人眼中，這些“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的東西，恐怕隻能算是一個笑話。
但是眼下，絕大多數人都聽不進覺醒者的話，因為我們都活得太現實了——誰願意相信，自己擁有的高官厚祿、豪宅豪車都是夢幻泡影呢？即便多數人在這個夢裏都隻是平凡的草根，付出半生的辛苦才能買一套房子，可生活還是挺讓人向往的不是？所以，我們反而把覺醒者講的當成了笑話，然後繼續妄想、繼續執著、繼續占有、繼續爭奪、繼續肆無忌憚地貪汙受賄、繼續累死累活地攢錢買房。
隻有少數人聽懂了覺醒者的話，走上了修行之路。
可是，“執著”始終是這場夢境牢不可破的底色。
比如，蕭衍兄開始修行了，可他仍然是用“做加法”的習慣在修行：在做皇帝的業餘時間裏，他加上“佛事”；在閱讀百官奏章之餘，他加上“讀經”；在蓋宮殿的同時，他加上“蓋寺廟”；在治理國家的政績上麵，他又加上佛教修行的“功德”。於是，覺醒者教人解脫，可他反而給自己套上了一層又一層枷鎖；覺醒者教人放下，他反而在世俗事務上又增添了宗教的執著；覺醒者教人醒來，他卻往夢的更深處義無反顧地挺進。
用禪宗術語來講，這就叫“夢中說夢，頭上安頭”。
同理，參訪大珠慧海的那個學僧也一樣。他聽覺醒者告訴他，修行的起點就是“放下”，終點就是“醒來”，於是就把世俗的生活全然拋棄，迫不及待地剃度出家，然後又把“醒來”當成了一種可以追求、可以得到的東西，並且在夢境中跋山涉水、苦苦尋找，甚至找得比當初還沒出家時找工作、找房子、找老婆還辛苦。試問，他這麽找下去，除了跟蕭衍兄一前一後地往夢的更深處挺進之外，除了繼續“夢中說夢、頭上安頭”之外，還能怎麽著呢？
隻要不是用正確的方式“做減法”，就跟覺醒半毛錢關係都沒有。
也就是說，在修行之路上，你除了放下對所有俗世事物的執著，還要放下對所有宗教事物的執著，到最後，甚至連“不執著”這個觀念都要放下（因為把“不執著”牢牢抓在心裏不放的人，其實是最大的執著，佛稱之為“法執”）。到這一步，你的修行才算有了一點兒真消息。用禪宗術語來講，這才叫“一絲不掛”！
陽明心學（儒學）的修行方式，跟佛道兩家一樣，都是“做減法”，這是中國文化三大譜係最基本的共同特征之一。
不過，必須強調的是，不管是禪宗還是心學，教人“做減法”並不是要叫你放棄一切，而隻是叫你放下對一切的執著。換言之，需要改變的並不是你的外在生活，而是你的心；需要放棄的並不是你的家庭和工作，而是你一直緊抓不放的種種不健康的生活態度。
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萬行門中，不舍一法。
“實際理地”是什麽？就是你的心。
“萬行門中”是什麽？就是你所有的外部生活。
隻要你的心能夠保持健康，你就不需要刻意改變你的外部生活。
王陽明的學問之所以叫心學，禪宗之所以又叫“心地法門”，就是因為一切修行都是指向你的心，指向你的態度、觀念、思想、人格。隻要你的心能夠做出轉變，隻要你的態度、觀念、思想、人格都能像一個真正的覺醒者一樣，那麽當下你就醒來了。
你的解脫不在深山老林，而在當下的滾滾紅塵中。
你的涅槃不在他方淨土，而在當下的生死輪回中。
從事相上言，一個覺醒者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跟往日並無不同；但是從實際上看，一個覺醒者生活中的一切，又都與往日截然不同。
因為，你的心已經放下對世間萬物的貪戀，所以紅塵就不再是原來的紅塵，而是一座任你自在修行的莊嚴道場——“青青翠竹（喻世間萬物），盡是法身（自性）；鬱鬱黃花（喻世間萬事），無非般若（智慧）”。
並且，由於你的心已經放下對“垢淨、迷悟”的分別，所以生死也不再是原來的生死，而是一場任你自由出入的奇妙夢境——心能轉境，則同如來（覺醒者）；心隨境轉，則為眾生（做夢者）。
我們都是“重度夢遊症患者”，醒來談何容易？
然而，心的轉變又談何容易呢？
這會兒，小蕭同學被陽明先生狠狠刺了一下，痛倒是很痛，但就是不悟。
王陽明一看小蕭的那張苦瓜臉，就知道這孩子屬於“重度夢遊症患者”，不可能用禪宗的機鋒一下子點醒，隻好退而求其次，采用傳統的“擺事實講道理”的治療方案，說：“人必須有自己為自己負責的心，才能克除種種不合理、不正當的欲望（克己）；做到這一點，你才能成為你自己、成就你自己。”
小蕭一臉委屈地說：“我也很想為自己負責，可不知為什麽，總是難以克己。”
王陽明：“你且說說看，你是如何為自己負責的？”
小蕭低頭想了半天，說：“我也一心想做個好人，自以為這應該就算為自己負責了。可剛才仔細想了一下，看來也隻是為軀殼的自己，不是為真正的自己。”
王陽明說：“真正的自己豈能離得了軀殼？恐怕你連為軀殼負責都做不到，更不用說為你的心了。這些暫且不提，就說你那個軀殼的自己吧。軀殼指的，不就是耳目口鼻四肢嗎？”
小蕭激動地說：“我就是被這些害苦了。目要看色，耳要聽聲，口要嚐味，四肢要玩樂，所以才克服不了那些不合理、不正當的欲望。”
老子在《道德經》中說：“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爽”非快樂之意，而是味覺敗壞之意），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意思就是過度的感官享受勢必損害人的健康。
由此可見，對於人的感官欲望，以及過度追求感官享樂的問題，中國文化儒、釋、道三家的態度和對治方法都是一樣的，就是必須學會掌控和節製，也就是“做減法”。用儒家的話說，這就叫“克己”；用今天的話說，這就叫自律。
對治欲望要如此，對治我們內心的各種執著，同樣如此。
在王陽明接下來講的話中，提到了儒家的一個重要概念——“禮”。在古代，禮通常是指道德準則和行為規範，其作用就是讓社會保持和諧有序。對個體而言，禮指的就是行為的合理正當。而內在世界的有序化，無疑是外在行為正當性的前提。所以儒家的克己之道，其根本和入手之處，就是要在自己的心上做克製的功夫，不讓貪欲和執著破壞我們內在的精神秩序。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王陽明最後才會對蕭惠說：“你終日向外馳求，追名逐利，都是為著軀殼外麵的物事，根本不識心之本體。你的一切言行，都是由你的心主宰的，若不想讓過度的感官欲望損害你的軀殼，就要從心入手。所謂‘克己’，就是隻要發覺一絲貪欲和執著在心裏萌生，就如同被刀割針刺一般，非得去了刀、拔了針，才肯罷休。這才是自己為自己負責。可你如今卻被欲望掌控了，正是認賊作子，還談什麽為己之心，又談什麽‘克己’？”
王陽明說過，真正的修行，就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此處又說克己之道猶如“去刀拔針”，可見修行絕非雞湯式的歲月靜好，亦非文藝範的詩和遠方，而是一場發生在靈魂深處的艱苦卓絕的“戰爭”。在那裏，你隻能一個人戰鬥，而敵人正是你自己。你唯一可以憑借的，隻有強大的克己和自律精神。
惟其如此，我們或許才能從沉迷已久的“重度夢遊”中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