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來書雲：“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厘千裏之繆，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1]，武之不葬而興師[2]，養誌養口[3]，小杖大杖[4]，割股[5]廬墓[6]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為製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7]也。孟子雲：“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8]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為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9]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厘千裏之繆，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凊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製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傳習錄（中卷）·答顧東橋書》）
【譯文】
來信說：“儒道的大旨容易明白。像您所說的良知良能，就連愚夫愚婦都具有。而至於具體執行的步驟，以及依據時機變化所做出的應對策略，不同的人做起來就會有毫厘和千裏之大的差距，所以必須有待學習才能知曉。現在您舉例說溫凊、定省之類的關於孝道的事，誰不知道呢？像舜不稟告父母而娶親，周武王不葬其父而出兵討伐商紂，曾子奉養父母的心誌而曾元奉養父母的口舌和身體，小仗就承受大仗就逃走，割股療親，築廬守墓等事，或者持守常規，或者適當權變，在其中的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評判出一個是非，以作為行事的標準。這樣，才能做到心體不被蒙蔽，臨事才沒有過失。”
儒道的大旨容易明白，這話很對。不過後世求學的人忽視了這容易明白的地方而不去實行，反而汲汲以求那些難以明白的，然後將其當作學問。這也就是《孟子》中所說的“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近處卻到遠方尋找，事情在容易的地方卻到難的地方尋求）。”孟子還說“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道就像大路一樣，哪裏會難以知曉呢？隻怕人不去踐行（道）而已）！”良知良能方麵，愚夫愚婦和聖人共同具有。但是隻有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這就是聖人和愚人之間的區別，具體執行起來的行動步驟，以及依據時機變化所做出的應對策略，聖人怎麽會不知道？但是他們不專門把這些當作學問的根本，而聖人所說的求學的人，正是指那些能致其良知，能精詳地體察自己心中天理的人，這和後世所說的那些學問是不同的。沒有顧得上致自己的良知，反而汲汲於具體執行的行動步驟，以及依據時機變化所做出的應對策略上求索，這正是犯了上麵說的求那些難以明白的，然後將其當作是學問之弊病。良知相對於具體執行的行動步驟，以及依據時機變化所做出的應對策略，就像是規、矩、尺度（單位長度）相對於方、圓、長短一樣。具體執行的行動步驟，以及依據時機變化所做出的應對策略不可以預先確定，就像是世間的方、圓、長短是不勝枚舉的一樣。所以隻要規和矩一旦確立，方形和圓形就無法作假，然後測量天下的方和圓就會不可勝用了；一旦尺度確立，長的、短的距離就不能作假，然後測量天下的長短就會不可勝用了；隻要良知被“致”了，具體執行的行動步驟，以及依據時機變化所做出的應對策略就不能作假，然後實行具體的行動步驟，以及依據時機變化所做出的應對策略也就不可勝用了。毫厘和千裏之間的誤差，不用我心中良知的一念之微去體察，又將憑借什麽作為依據去應用其所學呢？如果不用規和矩而想要去測定天下的方和圓，不用尺度而想要去測定天下的長和短，我隻能看出這些行為中的乖張和荒謬，終日忙碌而終歸一事無成而已。說溫凊、定省之類的關於孝道的事，誰不知道呢？但是“知道”卻不能致其“知”的人卻不少啊！如果說粗略知道了溫凊、定省中的禮節和程序，就稱他們能致其知，那麽凡是知道作為君主應當仁的，皆可以稱其為能致他的仁的知了；知道作為臣子應當忠的，皆可以稱其為能致他的忠的知了。那麽，天下又有誰是不能致他的知的呢？由此而言，就知道要致知就必須要行動，而不行動就不可以稱為致知，這是很明白的了！“知行合一”這個說法的體係，不就是很清楚了嗎？像舜的不稟告父母而娶親，哪裏是舜之前就有人不稟告父母就娶親，以作為舜效法的準則的呢？所以說舜是考證了什麽典籍，向何人請教，而做出這種舉動的呢？還是他反求於自己心中一念之良知，權衡其輕重和適宜與否，不得已而做出這種舉動的呢？周武王不葬其父而出兵討伐商紂，難道是周武王之前就有有人不葬其父而興兵的例子作為準則嗎？所以說周武王考證了什麽典籍，向何人請教，而做出如此舉動呢？還是他反求於自己心中一念之良知，權衡其輕重和適宜與否，不得已而做出這種舉動呢？假如說舜的心不是真摯地擔心沒有後嗣，周武王的心不是真摯地要拯救百姓，那麽舜的不稟告父母而娶親，周武王不葬其父而出兵討伐商紂，就是極大的不孝不忠。而後世的人不下力氣在致其良知，以精詳地體察自己心中的天理以用於應事接物之間，反而想憑空地討論那些權變情況下的應對之事，以此作為處理事情的準則，以企求處理事情時沒有過失，那就偏差太遠了！您所舉的其他事例，皆可以此類推，那麽古人所說的致知學說，也就可以知曉了。
【解析】
顧東橋首先說了“道之大端易於明白”。這一點得到了陽明的認可，以此前提推論出聖人和愚人都具有良知良能，在這裏兩人也達成了共識。
但接下來，分歧就來了，顧東橋表達了兩層意思，來說明“節目時變”中的詳細內容必須通過學習才能掌握。第一層，他詰問陽明，其所說的溫凊、定省之類的關於孝道的事，誰不知道呢？意思就是關於孝道幾乎人人都知道，但是世間大不孝的人依然比比皆是，所以要做到孝還必須通過學習。第二層，他舉了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誌、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例，來說明現實世界中人所麵對的孝親情形的絢爛多姿性，來進一步證明學習“節目時變之詳”的必要性。
顧東橋舉的這些例子，每一則後麵都隱藏著一段或關於愛情，或關於戰爭，或關於虐童，或關於自殘等內容的逸事，而這些經過我們古人的剪裁加工，全成了孝親的案例。這些典故中所傳達的一些思想傾向，以現代的眼光看，很多都可以被視作是封建禮教中的糟粕，這些東西早就被我們批得體無完膚。比如割股療親，作為吃人封建禮教的典型案例一直被今人厭棄，其中的小杖、大杖的典故，放在現代，也隻能作為虐童門事件而登上新聞媒體的頭版。所以說，這些典故細談起來也是爭議一大堆，我們就不要去蹚這渾水了，隻需要知道，顧東橋不過是舉了一些孝親方麵比較反常的例子就行了。
再來看陽明的回複，他首先道出了世人的通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這是《孟子》中的原話。《道德經》中也有類似意思的話：“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意思是大路非常平坦，但是人們偏偏不喜歡走大路，就喜歡找那些坑坑窪窪、曲曲折折的小路走。所以，不論是儒家的亞聖還是道家的始祖，都對人類這種有點“賤”的德性洞若觀火。從這裏陽明引出了下麵的結論，良知良能雖然愚夫愚婦同聖人一樣都具有，但是隻有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真理往往就是如此簡單，如此樸素。
“節目時變之詳”這些東西，聖人不是不理會，而是沒有將其作為頭等大事來理會。頭等大事依然是致自己的良知。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連自己手邊那些已知的、該做的事情都沒有做好，卻踮著腳去眺望那些遠處的、模糊不清的、未知的事情。所以良知之不能致，也就可想而知了。然後陽明將良知比喻為規、矩、尺，將天下的“節目時變之詳”比喻為“方形、圓形、長短”，隻要有了與之對應的工具，就可以丈量天下所有的方形、圓形、長短。
通過這個比喻，我們可以看出，在這裏，陽明是把良知放到了一個最基本的底層來看待，如果將人比喻為一台計算機的裸機，陽明心學中的“良知”就像是安裝在這台計算機上的操作係統，所以說它是最基本、最底層的軟件。而“節目時變之詳”就好像是具體的應用軟件，隻要你的操作係統沒有漏洞和病毒，運行流暢，那麽任何應用軟件都可以在這個係統上運行良好。而現實中的情況是：許多人的思想就好像是一個布滿了漏洞或病毒的操作係統，卻不去想著如何實現操作係統的健康運行，而是玩了命地在那裏做能讓應用軟件流暢運行的努力。這豈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了嗎？
所以說，陽明和顧東橋的分歧，就在於，顧東橋是在說應用軟件這個層次的問題，而陽明是在說操作係統這個層次的問題。陽明強調操作係統，正是為了更流暢地運行應用軟件，所以看似沒有談論應用軟件，其實已經談了；而顧東橋在那裏大談應用軟件，卻忽略了操作係統本身的毛病，才導致了應用軟件的運行不暢，所以看似在那裏談問題的症結，其實是沒有找到病根。
按照陽明的說法，像顧東橋說的“今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這句話中說的“知”其實是“覺知”，而不是良知。世人大多數情況下所說的“知”，都是被局限在了“覺知”這裏。所以，陽明就得出了他學說中最有力的一句結論——“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隻有通過行，才能“致”良知判斷為正確的“覺知”，才是真正的知，這才是“知行合一”。最後，陽明又拿顧東橋舉的那些孝親特例中的情形，解釋人在解決“節目時變之詳”這些問題時，所依據的判斷標準依然是自己內心的良知，除了良知，真的沒有第二個標準可以作為聖人恪守不渝的準則了。
[1]不告而娶：語出《孟子·萬章上》，原文是“萬章問曰：‘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對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2]不葬而興師：指周武王未葬其父周文王，就興兵討伐商紂王。事見《史記·伯夷列傳》卷六十一。
[3]養誌養口：語出《孟子·離婁上》，原文是“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複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誌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曾元，曾參之子，曾皙之孫。大意是：曾子奉養父親曾皙時，吃飯時必定有酒肉，將要撤去時，必定請示剩下的酒肉給誰食用，如果曾皙問有沒有多餘的，必定回答說“有”（唯恐其父以為酒肉不多而不肯食用，故必曰“有”）；曾皙死後，曾子的兒子曾元奉養曾子，必定有酒肉，將要撤去時，不請示將剩下的酒肉給誰食用，如果曾子問有沒有多餘的，曾元就回答說“沒有了”，實際上是將剩下的酒肉留在下頓再給父母吃。像曾元的這種做法，就叫作奉養口舌和身體。像曾子的這種做法，就可以稱為奉養了父母的心誌。
[4]小杖大杖：事見《孔子家語·六本》，原文是“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久之，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曰：‘舜之事瞽叟，小杖則待過，大杖則逃走，姑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不孝孰大焉？’”
[5]割股：二十四孝中的割股療親典故，指孝子割舍自己腿上的肉來治療父母的疾病。
[6]廬墓：古人在父母或者老師過世後，服喪期間在墓旁搭蓋小屋居住，守護墳墓，稱為廬墓。
[7]“道在”二句：語出《孟子·離婁上》。
[8]“夫道”二句：語出《孟子·告子下》。
[9]規矩：指規和矩，規是校正圓形的工具，矩是校正方形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