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來書雲：“昔周茂叔[1]每令伯淳[2]尋仲尼、顏子樂處[3]。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嚐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嚐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傳習錄（中卷）·答陸原靜書》）
【譯文】
來信寫道：“過去，周敦頤經常要求程顥尋覓孔子與顏回的快樂之處。請問這種快樂與七情之樂是相同還是不同？若是相同，那麽普通人隻要滿足了欲望都能快樂，又何必去尋覓聖賢之樂呢？如果說（除去七情之樂外）另有真正的樂，那麽當聖賢碰到大憂、大怒、大驚、大懼的事情時，這種真正的樂還存在嗎？況且君子的心中常存戒懼，這應該說終身都在憂慮中，又何從得到樂呢？我這個人平常比較鬱悶，還沒有體會過真正的聖人之樂的趣味，現在，急切希望能找到這種樂趣。”
樂是心的本體，雖然不同於七情之樂，卻也不在七情之樂之外。聖賢雖然可以說有真正的樂，但這種樂也是普通人所共同具有的，隻是普通人有了這種樂自己卻不知道，反而要自尋煩惱憂苦，自己給自己加上不少的迷惘。即便在憂苦迷惘之中，這種樂也未嚐不存在。隻要一個念頭認得準、辨得清，反躬自問誠實無欺，那麽就能體會到這種樂了。我每每和你談論，也無非都是這個意思，而你仍要詢問用什麽方法可以得到這種樂，這就不免墜於騎驢找驢的蔽障了。
【解析】
先看兩副曾國藩寫的對聯，其一：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其二：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坦坦****，雖逆境亦暢天懷。這兩副對聯所要表達的含義正好是這節內容的最好注腳。“憂處”以及“戰戰兢兢”正是向天理——也就是陽明這裏說的“心之本體”——主動靠攏時所用的功夫，“樂處”與“亦暢天懷”正是能遵循天理所受到的情感獎賞。痛並快樂著，聖人之樂的景況大體可以這樣表述。
這節用來做對比的兩種樂，一個是“七情之樂”，一個是“聖人之樂”。“七情之樂”在《傳習錄》的前文中曾經提到過。眼睛愛好美色，美人在懷，是肉欲之樂；嘴巴愛好美味，佳肴在口，是食欲之樂；耳朵愛好美音，絲竹悅耳，是音聲之樂。耳口身之樂，是常人最基本的求樂之途。再往上一點層次的，出行要車，香車寶馬，是出行之樂；安歇要屋，廣廈千間，是安歇之樂；處眾好名，名聞海內，是好名之樂。陸澄就是分不清這些樂和聖人的樂到底有什麽不同，才發出那樣的提問。
陽明首先指出了“樂是心的本體”，自然“聖人之樂”也就是心的本體之樂，隨即指出此樂“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這句很關鍵，是儒學有別於佛學的地方，佛學要求人斬斷七情之樂，而儒學卻肯定了“七情之樂”的合理性。
從“拉攏”最廣大的人民組成最廣泛的“為學統一戰線”的角度看，儒學這點宗旨比佛學要爭取的人多得多。古典文學中，曾經對和尚有過這樣的描述：色中惡鬼。意思就是和尚比起普通人，在色欲方麵的欲求更加強烈。佛家強行要求人六根清淨，卻滑入極端，反而違背了天地大道的自然之理，所以實際效果反而適得其反。人的性欲需求也是自然之理的一部分，和饑要求飽，寒要求暖一樣，都是人的自然訴求，強行壓抑合理訴求，實際是違理而行。儒家的“聖人之樂”不離七情，但也絕對不被七情之樂所羈絆，那是因為聖人之樂有更高的遵循準則，那就是“循理”，也就是陽明說的“心之本體”。
因為人人具有此心，所以普通人的“七情之樂”中，其實就孕育著“聖人之樂”的萌芽。隻有在聖人那裏，這個萌芽才能長成參天大樹，而在普通人那裏，有的剛發芽就遭到了自己私欲的戕害，有的長成了灌木卻由於主人疏於灌溉施肥而裹足不前。因此，普通人要做功夫，就是去掉“自求”的“許多憂苦”，去掉“自加”的諸般“迷棄”，將此樂的萌芽培育成大樹，方能體驗到“聖人之樂”。
[1]周茂樹：即周敦頤。
[2]伯淳：即程顥。
[3]尋仲尼、顏子樂處：《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有“昔受學於周茂樹，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孔顏樂處，指以孔子為代表的樂天、超然境界。其原出見《論語·雍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另在《論語·述而》中有：“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