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說：瞎子也知道黑白的界說，但讓他挑選具體的黑白之物，他便不知道哪個是黑哪個是白了。不是因為瞎子不知黑白之名，而是因為他不能辨黑白之實。同樣的道理，高談仁義卻不能成仁取義就像像瞎子不知黑白一樣，“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貴義篇》）
自從人結成類以後，“名”就掩蓋甚至取代了“取”。學術的積累和傳承都在膨化著“名”，名是“知”可以層累，而“取”是“行”、是每個人的直接經驗，不能遺傳。就連誠實的人也不免以學解道，消行入知。於是，仁義道德，就成了“三歲孩童都道得，八十公公行不得”的偽善包裝。當人們反過來又要用仁義道德之名來竊取榮華富貴時，言行不一遂成為普遍的人性炎症。
起步於古越的陽明子，有著禹墨這一脈的精神氣質。這是他與不能知行合一之儒的根本區別。他為了消解言行歧出這種人性炎症，毅然摒去那個已虛假不實的“名”的世界，將那些被奉為金科玉律的各種規範及其所包含的經驗主義的曆史理性都用括號括起來，重新設定人的出發點和歸宿，把外在的天理內心化、把心天理化，用落實到“取”上的知行合一來對治二重道德、二重人格這種流行的痼疾。讓人們重返未被異化的本心，再從這個本心出發，來知行合一地做人做事。陽明說他的心學是孔孟“千古相傳一點兒真骨血”，是句樸實的良心話，也是為自己正名的辯解語。
陽明讓人心回到“無善無惡”的純真地段，從外在的觀念之網中解放出來。因為關於善惡的定義都是一部分人製定的，而沒有全人類通用的。關於人性的定義也是短暫的士民協議。誰壟斷了這個製定話語的權力，誰就是這個時期的“真理”發射者。而他發射的真理注定隻是人類偏見的一部分。真理是人說的，而人是能夠說出任何“真理”的。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隻是在鑄造偏見，便千方百計地證明自己說的是真理。於是人類意識的萬花筒便成為各種打扮成真理模樣的偏見方陣的集合體。所以，真正的“人學”“仁學”的首要任務是擺脫假象，回到純真，還我清白。
這，很難很難，比孫悟空跳出如來的掌心還難。陽明將“心”論證為先驗的直覺，並用經驗化的方法證明它是可能的，並能給人帶來可能的生活。“心”的基本屬性是實踐的精神和意誌，而且既獨立於實用（惡），也獨立於道德（善）。“無善無惡心之體”就是要表達人類的根本精神是獨立的。心學是努力踐行獨立之意誌、自由之思想的精神哲學。然而，也隻是努力而已。
馬克思說：每次思想解放都是把自己從外在的世界中找回來。心學的核心思想是每個人都可以且應該“自力更生”地去做一個偉大的普通人。人需要超越，而且必須是你自己奮力每天都要創造新的自我，走出“意必固我”的洞穴、走出聞見道理加給你的井蛙之見，才能感覺到太陽每天都是新鮮的。如果說理學是教條主義的美學，那麽心學是感動主義的美學：高度隨機，又絕對萬變不離心宗，它將彼岸的天理變成此岸的“直覺”。王陽明把握了用小來說明大、用大解釋小的通感，同時既像個布道的詩人牧師，又是個機變無窮的英雄豪傑。他的心學把日常的營生哲學化，追求生生不息的“超越”，而且是在進取中超越。我這樣的外道無學的雜語者肯定連一個牛角也沒有窺見，更不可能看見全牛，卻不自量力地希望通過解讀陽明學，來用古典人文精神進入並補救已進入解構狀態的現代思潮，至少有這樣三個基本點可供參考：一、有個定盤星的對話主義；二、有先驗合理保障的直覺主義；三、親在至上的葆真主義。
王陽明對話主義的基本精神：與你一起成聖。他從始至終都堅持自度度人、成己成人、人人都應該共生互長的立場，他認為在有良知這一點上，人人平等、人皆可以成堯舜。這個立場保證他的“無善無惡心之體”的定盤星的有效性。心本體是純真的，它高於任何經驗語義的善惡。人人都能返回心本體，才能展開真正的對話，才能激活內在的本源性的直覺，才能將本體與功夫打並為一，從而使心學成為簡易直接的起死回生之學。現代學人可以盡情地從這個角度再塑造出個陽明來，以推行真正的素質教育。
關於第二點，最好的參照是日本人西田幾多郎的“行為的直觀”學說，西田可以說是日本的現代王陽明。他細密地論證了這種有先驗合理保障的直覺是種本源性的“通感”、情感的知。西方人有研究感覺複合的“傳統”，當聖奧古斯丁說“無須尋找，真理原在你心中”時，他強調了“經驗與先驗”是可以複合的。但怎麽能保證這一點呢？陽明的“心即理”予以了理論證明，“知行合一”的修養方法予以了實踐落實，“致良知”則要求你把心中的真理“良知”使喚到眼神、語調、心中想、意之動上。使你的直覺成為“哲人王”的直覺，從而提高你的生命質量、生活質量。裏爾克告誡青年的話可以輔導我們修行：讓你的判斷力靜靜地發展，發展跟每個進步一樣，是深深地從內心出來，既不能強迫也不能催促。一切都是時至才能產生。讓每個印象與一種情感的萌芽在自身裏、在暗中、在不能言說中、在不知不覺中、在個人理解所不能達到的地方，以深深的謙虛與忍耐去期待一個新的豁然貫通的時刻。（《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
王陽明強調這種直覺有宗教目的：他想讓善對惡的勝利即刻得到擔保，讓人同時擺脫教條的桎梏和庸俗經驗的膚淺，走入健全的新的感**。心學是心靈的動態管理法，把人的一生變成了一個永無止境的進取超越的升華過程，變成了一個永恒又日日新的企盼，並且能使每一個正信者在瞬間找到永恒。
至於親在至上的葆真主義，是我生造的，有點兒別扭，主要是想概括陽明心學既追求大我化又要個性自然的那個拐彎處的意蘊。“親在”一詞是借句於海德格爾“Dasein”，海氏用親在代替主體來指稱人，開創出新的存在論。他說，親在“總是我的存在”，它一向屬於自我，又“存在於世中”，並通過行動改變存在或使之展開新的含義。但親在又常常沉淪於無形眾人，墮入日常生活的無根基與虛無中，碌碌在世，閑談，好奇，兩可，最後麻木不仁。這與陽明說的習俗纏蔽了本心自性，如出一轍。要想活出本真的人之味，就必須從沉淪的泥淖中超拔出來，去蔽解縛，明心見性，恢複人性的自然生機，又超凡入聖。用擴張良知的方法，即用自我的力量來完成自我，而不是壓抑人性、壓縮自我的辦法。這種親在至上的葆真主義，是儒、釋、道三教之精華的一體化。它之所以在晚明、清成為知識界的啟蒙催化劑，是因為它有極強的意識形態功能：既是極其個性化的，又服務於大寫的主體。隻要你願意相信這種意識狀態，無論你是什麽職業都可以產生大事業情結，它可以讓小我在日常生活、具體事情中找到一種在從事聖戰的價值感、偉大感。總之是一種神聖人生論，讓生命去照亮生活，而不是用生活剝奪生命，它告訴你：“今日良知見在如此，隻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隨著你的世界觀的轉變、升華，人生境界、生存感受就會日新日日新。
這個葆真主義提醒世人：人保全自己的良知本性，不為任何外在的功利目的丟失“自我”，卻又不陷入那種束身寡過，一事不為的怯懦小儒的可憐境地；要從心髓入微處痛下自治功夫，既抗拒循規蹈矩之虛偽，又拒絕龍拏虎擲之虛偽。要告別混沌、為我、觀望、自暴自棄等等活法，不做世俗的奴隸、境遇的奴隸、情欲的奴隸；永別一切奴才道德，做自己的主人。
歌德悼念拜倫的話可以用來概括傳記事業：“因為世界將不斷創造他們，就像他們自古以來不斷創造世界一樣。”每本闡釋、研究陽明的書都是在“創造”他，這本身也是他還在“不斷”地創造世界的一種體現。他，當然也包括拜倫他們，是通過開拓人心、人性來創造世界的。心學還沒有變成理論古董，陽明是個真正的哲學家——一個永遠的開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