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能找到虛靈的“無”呢？靠複雜的知識學隻能是越找越糊塗，這叫作為學日彰，為道日損。隻有簡易的實踐學即做功夫才能求得我心。《易經》並舉了窮理與盡性；《書經》並舉了唯精與唯一；《論語》並舉了博文與約禮；《孟子》並舉了詳說與反約、知言與養氣；《中庸》並舉了尊德行與道問學。陽明堅持不懈地將這些對子融合成一個有機體。心既不能與物對立，更不能與別個心對立，誰還在對立狀態誰就還在聖學的門外。
良知是虛的，功夫是實的。這虛實之間的要害是個“誠”字。知行合一是訓練誠意的功夫。良知前冠一“致”字，恰如其分、恰到好處地點出了意念的誠、正及其用力過程。不但誠則明、不誠無物，而且不誠就沒有力量。有智無力，即此智還是無智。無智無力的行隻是個冥行妄做。知行合一這個“一了百了”的功夫又正是活一天有一天新問題的、需日新日日新的功夫。
把握住良知這個根本，然後加以所向無敵地推導，便是他教學生的簡易直接的方法。人是可以成聖的，就看想不想成了。要真想成就克己省察，時時刻刻致良知，用陽明的話說叫“隨物而格”，讓良知之覺悟性、知覺性“自然”形成。
他跟同學們說：“我與諸公致知格物，日日是如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公聽我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隻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亦何用？”關鍵在於領會，而不是知識的積累。
尋找虛靈本體，須於不可見的世界多下功夫，主要是於見不可見的能力下功夫。這個見不可見的能力，主要在心，不在眼。然而，眼或者說視覺卻是通心的。視覺也是覺悟性的一種。因為視覺自身能夠想象、有超出自身的能力。梅洛·龐蒂在《眼與心》中說：“這種能力告訴我們，一丁點兒墨汁就足以讓我們看到森林和風暴，那麽視覺就一定有其想象之物。”眼與心統一於見性——能夠見的性。一個學生用佛門公案來問“見性”問題：佛伸手，問眾見否？眾曰見。佛縮手於袖，問還見否？眾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學生不解意義。陽明說：“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陽明的回答和《楞嚴經》中佛的回答一模一樣，關鍵是你的“見性”，你能發揮“見性”即使是盲人也能知道有手在。如同他說的不能從老人身上找孝心，沒了老人，你知孝心還在。能見不能見不在目力而在心力，能力的根源在自性，能見的根在見性。就像愛因斯坦說的不是輪子在轉，而是輪子性在轉。
他覺得更關鍵的問題在於“人之心神隻在有睹有聞上馳騖，不在不睹不聞上著實用功。蓋不睹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功夫。學者時時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聞其所不聞，功夫方有個實落處”。這就是“誠意”的功課了。不能以外在的聞見為累，不能心隨物轉。包括念經，口誦心行即轉經，口誦心不行則被經轉。對經尚如此；對物則更當是如此。這樣才能返回本心。而隻有返回本心，才能切合無所不在的理。
有的學生將不睹不聞理解成本體，將戒慎恐懼理解成功夫，陽明馬上加以修正，說二者是合二為一的，若“見得真”、理解得透，倒過來說戒慎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參《傳習錄》中）
他說：天地間鳥飛魚躍都活活潑潑地體現著天理，這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鳥飛魚躍跟人們為了各自的目的而奔波（“必有事”）是一樣的，“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功夫。此理非唯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功夫”。隻要你抱著聖潔的誠意，就可以與印度室利·阿羅頻多的神聖人生的心靈修說到一塊兒去。
他對來自遠方的求學者說：“諸公在此，務要立個必為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我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隻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儒林外史》中說八股文做得好時也就有了一摑一掌血的功力。真是一番氣在千般用，就看你幹什麽了。陽明的思路一言以蔽之，便是當世成聖人。
像所有的宗教要求“起信”一樣，心學要求必須發起成聖的信心。良知是其真正的命根。他常常這樣教訓那些大弟子：“汝輩學問不得長進，隻是未立誌。”有個學生馬上說我願意立誌。陽明說：“難說不立，未是必為聖人之誌耳。”學生說：“願立聖人之誌。”陽明說：“你真有聖人之誌，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為聖人之誌。”立誌是調整誠意的起步功夫。青年毛澤東說得特別到位：“十年不得真理，十年無誌；終身不得真理，終身無誌。”發起成聖的信心就能誠意，誠意就可以見性、找到良知，找到了良知就找到真理了。
一個學生說他在私意萌動時，分明自心知得，隻是不能立即克服。陽明說，你那個知得，“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的功夫”。那個“知得”就是覺悟性，就是良知的知覺性，所以是命根。當下去消磨，就是“致”，致良知就是這樣的立命功夫。
學生問：“‘思無邪’一言，如何蓋得三百篇之意？”陽明回答說：“豈特三百篇，六經隻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這種純潔思想的努力，是種宗教化的獨斷論話語。
問：道心人心。他說：“‘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著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無聲無臭，故曰‘微’。依著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
但是人心又必須是活潑的，不活潑的心便是死心了。大熱天，他拿著扇子，也讓學生用扇。學生說不敢。他說：“聖人之學，不是這等捆縛苦楚的，不是裝作道學的模樣。”
他跟學生這樣講孟子和告子的不動心：孟子說不動心是集義，所行都合義理，此心自然無可動處。告子隻要此心不動，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而阻撓了。不但無益，反而有害。“孟子集義功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欠；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的，此便是浩然之氣。”
心學的思維方法就是領會感受法，譬如一個學生覺得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的。這已經是發揮性的理解了，陽明還要再度發揮：“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潑潑的，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致處，聖人也隻如此。”不但要與天地一體，還得時時與天地一體。一旦不一體了，便又回到了凡俗世界。
所謂做功夫，或者說學問功夫，就是為了脫俗諦之桎梏，“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這個還是可以做到的，隻有生死念頭是“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命之學”。
有個學生問他《論語》中的“誌士仁人”章中的義理。他說：“隻為世上人都把生身性命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婉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卻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為？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是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與此等處看得明白。”
一個剛到不久的學生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革，掃除廓清，恐是挖肉做瘡否？”
陽明“正色”說道：“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
那個學生慚愧無地。過了片刻，陽明說：“此量非你事，必吾門中稍知意思者為此說以誤汝。”
在座者皆“悚然”。（引文均見《傳習錄》下）
陽明的這些教法機智生動，不免讓人眼花繚亂，其精髓在一“誠”字。誠，既是未發之中也是發而中節，隻有誠了才能澄明，誠是於相離相、於空離空澄明之境。誠了才能開覺悟性、誠是無私心雜念的無念狀態，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誠之所以重要，亦因迷誤由己、損益由己。良知即是獨知時，良知即是誠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