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牛津大學的那天，正是我感冒最嚴重的時候。
在停車場停好車之後，一看時間，已經快十一點鍾。我一邊打噴嚏一邊給老歪發微信：“我到了。”她很快就回我說：“偶在來牛津的火車上啦，你先去逛一下吧。”
這個自稱“老歪”的家夥，其實年輕得要命，是個在英國留學的96年的小姑娘，之前得知我要去英國旅行，就在微信上跟我相約到時候一定要見個麵。
我跟她講，方便的話就見，不過你不要勉強哦。話雖這樣說，但我心裏覺得大概率是見見不上了，因為她上學的地方根本不在我的旅程區域裏嘛。
我沒有想到，就算是這樣，她還是執意要跑一趟。
她學校在約克郡附近，到牛津要坐五個多小時的火車，為了趕來和我見麵，她當天早上六點不到就出發了。
一個人長時間的浸**在社會裏，做很多事情便會計算成本。試想一下，僅僅為了和一個人見個麵、吃頓飯，就要在難得的休息日耗費這麽長的時間、這麽多精力，實在有點兒不劃算，而且也沒有必要非這次見不可嘛……人們總會覺得，這次見不到，還有下次，機會多得是。
這樣權衡一番，自然也就選擇放棄了。
但那是成年人的處事方法，理性、節製但也冰冷。少年的心性不是這樣看待得失。
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這一類的詞語，天然就隻屬於熱血的少年和女孩。
我一邊等她一邊閑逛，碰巧在一片空地遇到了跳蚤集市，賣什麽的都有。橫著一條攤子賣小吃，有中國的包子餃子、日本的章魚小丸子、印度的餅和一些我分辨不出國籍的食物。另外一條攤子賣的是手工製品、二手家具和上世紀流傳下來的舊物件。
在一位老人的攤子上，我看中了好幾樣小東西。他或許是從我的眼神中看到了貪婪吧，把其他客人都拋在一邊，非常熱情的給我介紹每一樣貨品：“這個盤子，是黃銅的，來自印度。這個胸針是1950年代的，這個首飾盒是1970年代的，來自瑞士，背後有發條，可以當音樂盒……你聽。”
他轉動發條，示範給我看，果然有音樂聲從盒子裏流淌出來。
“太厲害啊，”我發自肺腑的驚歎著：“這幾樣都請給我吧。”
與其說是這些小玩意吸引人，倒不如說，是它們所承載的故事吸引人。
1950年代的胸針，年紀比我母親還要大，不知道它在過去的一個甲子裏曾有過怎樣的際遇。我珍而重之的收下它們，像收集著時間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痕跡。
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工業和科技都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準，似乎一切都可以量產了，購物也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而變得極為簡便，坐在家裏動動手指頭就可以下好單，等著快遞員送貨上門。東西用壞了，直接扔掉，很少有人還願意動手修修補補。
但我總認為，人與物品的關係不應當隻是如此，可以更厚重，更長久，是它們使無形的時間成為了有形。
又逛到一個賣手工首飾的攤子，攤主是一對年輕人，男生有濃密的胡子，女孩一直笑嘻嘻的，攤子上所有的飾品都是他們自己手工製作的。我挑了一對形似小茶杯的耳墜，兩隻不完全對稱，充滿手作淳樸粗糙的趣味。
付錢的時候才發現，他們沒有零錢包，硬幣都裝在一隻厚襪子裏，一拿出來，那隻襪子就嘩啦嘩啦響。
終於，收到老歪的信息：“老葛，我到餐廳了。”
那是一家川菜餐廳，老歪問了一圈朋友打聽到的地方。我猜她是看我在倫敦時一直沒吃好，又把自己凍感冒了，便想帶我吃點合胃口的飯菜。
我在初時就被這種細微和善意所打動。
真正見到麵時，我有點驚訝：“我是不是見過你啊！”
“我參加過你的簽售會啊，”她笑嘻嘻的，講話有點兒NL不分，典型的南方孩子的口音：“還去了兩場咧。”
“我給你帶了點東西。”她說。
接下來有幾分鍾的時間，一直是她在說話，我聽著聽著，整個人都聽懵了。
她不是帶了“點東西”，簡直是帶了一個家。
她身旁的椅子上堆著滿滿的兩個大紙袋，她從裏麵把東西一樣一樣拿給我看：“這是我在瑪莎百貨給你買的零食，都是我自己吃過覺得最好吃的，你開車累了可以吃。這個保溫壺是給你喝熱水的，英國賣的都是冰水，你感冒了要喝熱水。這個我上次回國帶來的紙巾，給你擦鼻涕，這個紙比英國的紙軟……這兩雙長襪子也是上次回去買的，均碼的，你肯定能穿……”又換了一個紙袋，繼續說：“我把我最大號的加拿大鵝給你背來了，你不是要去愛丁堡嗎，那邊好冷好冷的，你身上穿的這個衣服不行，會冷死……感冒藥我也給你帶來了，是我們中國的，英國這邊買藥不方便，上次我身體不舒服去看醫生，醫生帶我做了一套體操哈哈哈……對了，我帶了一次性紙杯，你現在就泡一包衝劑喝了吧。”
她絮絮叨叨，一直講話，顯然是有點兒緊張，完全無視於我的瞠目結舌。
而我在那個時刻，盡管心裏非常非常感動，但更深切的卻是一種自我懷疑——我覺得，自己何德何能呢？憑什麽呢？我有什麽不一樣的地方值得一個小姑娘大早起床，拎著這麽多東西，坐五個多小時的火車來見我。
我是什麽人？我有做過什麽了不起的事嗎——並沒有。
我不過是幸運而已。
“謝謝你啊，謝謝。”我說了好幾遍，知道遠遠不夠，但已經詞窮。
感冒衝劑很快發揮效用，在飯桌上我已經開始發暈。
或許安眠的成分作祟，下午我完全在恍惚中度過，頭重腳輕，邁出的每一步都像踩在厚厚的棉花上，也因此讓我對那天的牛津之行有了一種不真實的感覺。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了牛津的基督教會學院，那是《哈利波特》係列電影裏一個重要的拍攝地。在電影中，每年霍格沃茲開學的時候，全校師生都會在宴會廳聆聽鄧布利多校長的開學致辭，然後一邊用餐一邊看分院帽給新一屆的學生分派學院，而基督教會學院就是這一場景的取景地。
跟電影中恢弘魔幻的宴會廳相比，實景顯得要小很多，也簡樸得多。然而周圍有一些準備充分的哈迷，穿著格蘭芬多的袍子，手裏握著魔杖，當他們一出現，禮堂裏的氣氛立刻就不一樣了。
我有點氣自己。
好幾年前我去日本旅行，在大阪的環球影城，哈利波特館剛剛開館，我本想買一套格蘭芬多的袍子，卻又因為轉念想到“這種衣服平時也不能穿，有點浪費啊”而放棄了。
成為無趣的實用主義者之後，人生果然少了很多浪漫。
短短的一個下午，我們在一家咖啡館裏喝完咖啡，到了該告別的時候。
天色已經陰沉，她也要趕火車回學校去。
我取了車，想送她去火車站，沒想到剛開出停車場就堵住了，窄窄的一條車道堵得水泄不通。
“車太多了，怎麽辦呢……”我著急得不得了，生怕錯過她的火車。
“我自己過去吧，很近的，跑一跑就到了。”她說完，背上包，推開車門跳了下去：“下次再坐老葛開的車吧。”
我坐在駕駛座上，看著她的背影很快就被車流擋住，繼而消失於道路盡頭，那畫麵讓我想到矯健的小鹿消失於森林深處。
見她之前，我本來預計自己會問她一些老生常談的問題，比如“一個人常年在國外待著，有沒有覺得孤單過”，但感受過她的活潑天真之後，我便知道，這個問題對於她來說是多餘的。
她不是成熟，也不是那種讓人想用“懂事”之類的詞語形容的姑娘，而是一種更高級的狀態——她擁有那種能令自己快樂、豐盛的能量。
在愛丁堡，我們又見了一次。
她依然坐了很長時間的火車，又找了一家中餐廳帶我吃中國菜。我穿著她的羽絨服，一起逛古董商店。我挑了一枚孔雀石的胸針，有細小破損，價格依然不菲。
商店的老先生講，這是天然的孔雀石，18XX年代製成，如今市麵上已經絕跡。現代的孔雀石大多是人工製造，就算還有少量天然的，成色也不可能比得上這個，
“好看嗎？”我問老歪：“襯不襯我？”
“好看的！”她堅定的點點頭：“是寫著老葛名字的東西。”
下著雨的黃昏，愛丁堡古城更添神秘感。我們穿過一條長長的坡，到了車站門口。她顯然比上次放鬆多了，不再拒絕我送她。
“羽絨服等我離開愛丁堡的時候，寄給你吧。”我說。
“哎呀，不要緊的，怎麽都行，隨便。”她還是笑嘻嘻的，這麽貴的衣服，卻很不當回事的樣子，好像也沒想過我會據為己有。
“你好好讀書哦。下次再見就要等你回國啦，”我竟然有一點惆悵，是那種是和好朋友分別的心情，而不僅當她是一個可愛的小妹妹：“要是在北京轉機，就多待兩天，可以住我家，還可以坐我開的車車，上次隻坐了五分鍾呢。”
“好呀，要得。”
話已說盡，我想了想，說，老歪，抱一下吧。
在我兩年前的簽售會上，她就想要一個擁抱，但後麵排隊的人太多了，這個總為別人著想的小姑娘便沒有提出任何要求，安靜的離開了。我也並不認為一個擁抱能夠回饋她對我的好、善良和遠超出她這個年齡的細心關照，但在彼時彼刻，我覺得，也沒有更好的方式了。
後來的無數日子，我們經常隔著7個小時的時差聊天，我每去一個地方旅行都會拍一張固定的pose照片發給她，漸漸地，這成為了我們之間的默契。
一直到很後來，我在微博上關注了她，才看到她在很久以前給我發過私信。看時間，是在我生病的期間，她在私信裏問我：“葛婉儀，我可以來看望你嗎，我真的好愛你，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
“一定要聽醫生的話啊。”
配了很多流淚的小表情。
我時常會想起她，但跟想起我的閨蜜們不同，並非是女子間的親密與相惜，而是一種對生命的美好願景的感激，像是感激我也曾經擁有過的年輕、純淨、澄澈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