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生活的地點遍布全球—非洲、亞洲、北極、南美洲的叢林,甚至太平洋偏遠的島嶼。我們可以適應幾乎所有地球環境的生存能力,實際上是我們這個物種的一個最典型的特點。但是我們的發源地究竟在哪裏呢?
基於大量的化石證據,人類學家接受的觀點是:我們的誕生地在非洲。這些化石證據中首先被發現的是一塊被稱為“湯恩幼兒的頭骨”,1924年由雷蒙德·達特於南非發現。它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化石發現之一,但一開始情況並非如此。當達特最初將它展現在科學界麵前時,人們的反應完全是不屑一顧的。一流的英國人類學家否定了達特提出的人類起源自非洲的論點,認為它並不重要而將其擱置一旁。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時間,科學家們才終於改變了看法。
實際上,達特並不想去南非。他恰巧去了那裏,自己又受過充分的解剖學訓練,能夠在注意到頭骨時看出它的重要性,完全是命運的巧合。他出生於澳大利亞,在英國牛津大學學習了解剖學。當聽說南非約翰內斯堡新成立的金山大學需要一位解剖學教授時,他並無興趣,擔心去那裏會像學術上被放逐一樣。後來,在他的指導教授的強行要求之下,他才申請並接受了這個職位。
盡管如此,結果證明這是一個非常棒的職業選擇,因為這將他直接送上了做出世紀化石發現的道路,這件事僅僅發生在他抵達南非兩年以後。就人類學發現而言,這大概是有史以來最不費力的發現了,因為這沒花費他任何搜尋或者挖掘的工夫。他甚至從未離開過辦公室。這塊頭骨是附近一個稱為“巴克斯頓石灰石采石場”的礦區采集到的一批化石中的一塊,直接被送到了他的手裏。在這之前達特曾經和采石場約定,如果他們在采礦過程中發現任何有趣的東西,就寄給自己。當收到采石場寄來的盒子時,達特打開了它,裏麵就裝著這塊頭骨,就躺在所有化石的最上麵。
達特即刻就意識到了它的重要性。接下來故事是這樣的,當盒子被送到時,他正在為參加朋友的婚禮而穿衣打扮,後來他的妻子幾乎是強迫性地拖著他離開盒子,才沒有遲到。
這塊頭骨很小,屬於一名生活在幾十萬年以前的幼兒,但其解剖學特征有趣地結合了猿和人的特點。它的大腦非常小,就像一隻猿的大腦,牙齒卻與人類牙齒相似。達特還可以看出它的大腦有人類的特點,他能夠確定它肯定已經是直立行走的了,因為有依稀可辨的痕跡顯示它的頭骨置於脊椎正上方,而不是像猿一樣向前突出。
他認為,這個生物活著時,看起來更像猿而不是人,所以他將它稱為“南方古猿”。他知道,它出現在非洲是極為重要的,因為此前這裏還從未發現過猿和人之間的這類過渡性化石。
達特迅速將他的報告寄給了《自然》期刊,該期刊於1925年發表了這份報告。但是,令他沮喪的是,它非但沒有被人們譽為偉大發現,反而遭遇了嚴厲的批評。德高望重的英國人類學家亞瑟·基思,帶領人們對它發起了批評。他否認該頭骨能代表猿和人之間一個過渡的形式,稱其為“荒誕不經”—這是科學界裏,討論一名同事的工作時人們輕易不會用的一個詞。他宣稱該頭骨是一隻幼年大猩猩的可能性最大。
該批評有部分的合理性。幼年靈長類動物的頭骨看起來會有些相似。隻有隨著年歲增長,物種之間的差異才顯現出來。因此,該頭骨屬於一名幼兒的事實,使人們很難確切地分辨它到底是什麽。而且確定頭骨的地質年代也是一個挑戰。由於它是被放在盒子裏送過來的,其發現的確切地點未知,因此達特必須通過解剖學線索來確定它的年代。而達特本人因為三十二歲的年紀,仍被看作年輕且缺乏經驗的。
該批評的一個不那麽合理的理由是:人類學家並不認為人類源自非洲。19世紀70年代,就連查爾斯·達爾文這樣的權威人物也曾提出過我們起源自非洲的觀點,指出人類起源於其他大型類人猿生活的地點是說得通的。但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這已不再是流行的觀念了。部分緣於當時正流行將亞洲看作我們起源的可能地點,因為那段時間,人們剛在亞洲發現了早期人類化石。然而最主要的是老一套的種族歧視。歐洲精英學者們並不樂意承認非洲是他們祖先的家園。
隨後,作為對湯恩幼兒的最後一擊,出現了皮爾丹人。這是1912年發現於英國皮爾丹的早期人類化石,由一大塊頭骨構成,看起來就像現代人類一樣,但是與之配對的是一塊像猿一樣的下頜骨。這一配對的意義在於,它確認了許多人類學家長久以來懷疑的一點,即在我們演化的曆史上,祖先身上發展出來的第一個人類獨有的特點應該是較大的大腦。這讓他們感到合理,因為他們推斷智力是我們最獨特的特點,所以大腦發育肯定應該早於其他所有解剖學上的改變。
然而,湯恩幼兒,公然地違背了這一推斷。它將較小的大腦和雙足行走的跡象結合在一起,暗示我們的祖先在它們獲得較大的大腦之前就開始直立行走了。換句話說,這兩塊化石講述的是關於我們過去的兩個不同的故事。那麽,到底該相信哪一個呢?
一個來自英國,大腦較大的“缺失的一環”;另一個來自非洲,大腦較小的化石。麵對這兩個選項,英國學者堅決地站在了“最早的英國人”這一邊。基思正是極力支持皮爾丹人重要性的人之一,這也是他如此迅速地得出結論,說湯恩幼兒是一隻大猩猩,而不是早期人類的原因。
達特由於這些否定其發現的聲音而變得沮喪,婚姻也破裂了。有一段時間,他還放棄了做進一步的人類學研究。然而,隨著支持他對湯恩頭骨解讀的新的化石證據穩步積累,他很幸運地活著見證了自己的發現被證實。這些化石包括由達特的同事羅伯特·布魯姆在非洲發現的其他的南方古猿頭骨。
20世紀40年代末,思想潮流已經決定性地倒向了達特的一邊。所有發現的化石都講述著同樣的故事:雙足行走在先,大腦發育在其很久之後,而最早的原始人類化石持續地在非洲被發現。就連達特的主要勁敵基思也公開承認錯誤時,達特肯定體驗到了巨大的滿足感,基思在一篇1947年寫給《自然》的信中說:“我現在確信……達特教授是對的,我是錯的。”
20世紀50年代,人們驚訝地發現皮爾丹人是拙劣的贗品,由此最後的反對聲音也消散了。大英博物館的一隊研究者,因為奇怪它怎麽會與所有其他化石證據如此不同,決定更仔細地檢查它。他們發現其表麵被人為地上過色—這是做過手腳的明確跡象。仍然有大量爭論探討誰會是偽造者。被懷疑者中排在最前麵的是發現這塊化石的律師、業餘化石搜尋者查爾斯·道森。
事後看來,這塊化石實屬偽造這件事本應該很明顯才對。早在1915年,美國學者格裏特·S.米勒就指出:“咀嚼的機製使這塊下頜骨和頭骨沒法配對在一起。”英國人類學家無視了他的警告。皮爾丹化石講述了他們想要相信的東西,所以他們無視了反麵的證據。而它作為贗品被發現一事,為湯恩頭骨及作為其推論的人類起源自非洲的理論被全麵接受鋪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