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條消息，國家廢除了13項經濟性犯罪的死刑，有網友不讚成，說廢除死刑對貪官沒有了震懾作用。這對國家來說的確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從人類文明進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我們現在廢除一部分非暴力性的經濟犯罪類的死刑的確是有必要的。因為中國人口基數大，14億，每年死刑執行的人數和地球上其他國家加起來差不多。這個在國際上來說，作為一個經濟發展成長中的經濟體和大國，我們也需要社會和人類文明來同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減少這一類的死刑是一個趨勢。

另一方麵，民眾的確對貪官有非常大的義憤，不希望他們占了這麽多便宜最後不死，這是道德上的權衡，實際上我們麵臨的一個權衡是社會進步、法律和道德上的情緒兩件事的平衡。

我覺得懲治根本的問題不是靠死刑，根本的問題我認為就是兩件事。第一公權力大大地減少，政府不要管那麽多事，管得越多，想搞定他的人越多，官員被大家搞定他的機會越多。公權力應該退回到它的邊界。

第二輿論充分地透明。輿論監督比任何監督都好，你比如說現在戴一個手表就可以把這個房管局搞定，網上人肉搜索就可以把他搞下去，哪一個貪官難免得罪人，你得罪了人就在網上弄你，現在我們設計了很多禁忌，什麽樣的人媒體不能講，犯了什麽錯誤隻能內部講，我們現在一些高級領導都是屬於你們不能批評的。所以隻要輿論充分監督，媒體更加公開透明，再加上公權力退回到它應在的地方，就能夠大規模地減少了。

紐約的市政府怎麽做事？第一政府不管什麽事，公權力很小，不管企業投資，他就管公共的事情，紐約的市長，彭博社的老板，為了選上這個市長，自己掏了3.2億美金競選，當了三屆市長，他拿多少錢工資？一年拿一塊錢，他每天坐地鐵上班一直坐了七年。為什麽要這樣？他掙著錢了他也絕對不會貪汙，這個公權力沒有辦法讓你貪汙，有法律管著，有媒體管著，你稍微拿一點什麽事，媒體一棒子你就選不上了。我去台灣看也一樣，台灣叫官不聊生，人民幸福，一個人要去做官全家人就跟死了爹一樣：第一全家人就要被媒體天天說，你想你們希望你們父母當官嗎？在媒體上走到哪裏都被說？要看你開什麽車、穿什麽衣服、用什麽手機，所以一個人要當官首先要征得全家同意，不是其他問題；第二如果你一當官，你的收入百分之百全曬在網上，這個時候萬一你有一件事情被抓住，選票就沒了。所以這兩件事放在這裏沒法了。所以我覺得根治不在於死刑，而在於公權力回歸到本來的地方，另外輿論要更加公開透明給予監督的權利。

放屁跟打嗝哪個更高雅

有很多所謂高雅的人，說什麽什麽東西俗不可耐。喝咖啡的人說吃大蒜的人俗，看話劇的人說看相聲的人俗，其實這就像比較放屁跟打嗝哪個更高雅一樣。到了國外說吃麵條不能出聲，到了日本你不出聲，人家說不尊重。你說哪個更高雅？如果說全是西方老外，那就裝點孫子，不出聲，省得人家不舒服。所以這個事很難說放屁高雅還是打嗝高雅。

以此類推，我們不能說看歌劇就高雅，劉老根就粗俗。最近鳳姐說了，憑什麽說我就低俗，有什麽定義。比如說一個長相不好的女孩追求一個帥哥，說這叫低俗，我覺得這不對。這就像市場經濟一樣，是一個選擇機製、淘汰機製，是很多樣性的。比如說超市低俗，星光天地高雅，不能這麽說，就讓它存在就可以了，存在了才有文化市場，如果都是歌劇，我們不得累死，我相信90%的人都不懂，坐那兒打瞌睡。

有一次，我跟王石去紐約看歌劇，確實都睡著了，但沒什麽不好，音樂一直在回響著，但睡著了就是睡著了，不能說睡著了就是低俗。隨地大小便是有礙觀瞻，但我們沒有。社會應該尊重別人表達的權利，尊重別人表現的勇氣，這個社會就會讓人覺得非常開心。每一個人都可以非常自由地表達，表達了才開心。如果都裝著不表達，你們開心嗎？不開心。所以我現在特別喜歡90後的一句話：不要被代表，要表達。

前段時間中央高層強調抵製三俗，堅決抵製低俗、庸俗、媚俗。如果上升到國家的戰略，我隻能理解其用心是正確的。現在意識形態越來越空洞化，我們需要一個價值重建和道德重建的過程。道德重建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公民自建，還有一種是國家來承擔重建，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倫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些是國家來重建的。在台灣地區的發展曆史上，曾經也出現過意識形態逐步地世俗化、空洞化以後，政府通過教育製度、學校教育來重建，台灣這個地區采取了一個政府重建主導的過程。如果現在我們從這個角度來說，政府主導重建價值觀，我是非常讚成的，而且是必須的。至於具體到什麽是低俗、庸俗、媚俗，這個確實有難度，現在是轉型社會，什麽是低俗、媚俗，這些東西確實很難統一。很簡單比如說湯唯，我認為她是藝術，但有一些部門認為是低俗，那你就把她封殺了嗎？這些弄來弄去的結果，使管理沒有章法。新拍的《紅樓夢》，也有人說他三俗，這事得讓市場、觀眾去選擇，關於黛玉死後有沒有穿衣服，這個事情就不能說低俗，《紅樓夢》裏隨地大小便，有很多這樣的細節，這就不能說低俗。主要是看觀眾自己的見地。

我去台灣很多次，台灣的影視中，也有各式各樣的評論、討論，由於大家不斷的相信觀眾的判斷力，不斷的討論之後低俗的東西就沒有市場，剩下的還是不錯的，這也有一個過程。

我們凡是著力引導的東西，由於你對此的界定不是這麽清楚，就變成主觀意誌，最後也有傷害。站在國家的戰略基點來說我讚成，但從這個具體事情來說，當你沒有決定標準，比如說三級片，露兩點、露三點等這樣的分級製標準沒有，凡是不清楚的，帶有很大領導主觀隨意性的，有主觀色彩的最好官方不要直接來做批判，而是鼓動民間討論，民間討論的結果可能就會形成一種共識，最後一些精品的東西就能站地住。

至於現在全國範圍的掃黃運動，這是所有文明國家絕大部分都采取過的，所以我覺得是無可厚非的一件事情，但是，要注意法律的連續性。因為我們國家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很多東西發牌照也是政府發的，政府很多人都知道，有時候政府作為招商的軟環境等等，各種說法很多。這樣的一些東西，我覺得首先一點，文明國家都采取過這樣的措施，第二，政策建議保持連續性。這樣的話，使所有的社會，每一個不同角色的人，有一個長遠的預期，而且對政府的公信力會有好處。

偶像與榜樣，GAY與拉拉

我們那個年代，偶像的概念就是榜樣，角色榜樣，讓大家去崇拜，去模仿，去學的。現在的偶像已經變成了一個商品，它是個標簽，相當於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品牌，像LadyGaGa最近又變成電視節目了。為了把品牌做好難免過分地誇張，這樣的話，所謂的偶像已經不是原來的意義，實際上是品牌差異性的標簽，大家吹捧叫偶像，當然也有人諷刺叫嘔吐對象，但是不管怎麽來說已經跟榜樣沒有關係了。這樣其實都掉地上了，成龍最近都掉地上了，前一段說章子怡詐捐，現在又說成龍詐捐，我看差不多慢慢地偶像都得回歸到人，然後變成平常人，實際上最終還是成為大家消費的一個對象。逐漸明星就是大家消費的對象，這就回到一個文化消費的市場範圍裏，這應該說是更繁榮的表現。

我們現在的社會不需要有一個偶像，比如有一個雷鋒，大家隻學這一個，那就不容許他有錯誤，比如說他不能談戀愛不能戴手表不能穿皮衣，什麽都不行，隻能把他包裝的特別好。現在特別多樣性，每個偶像每個明星既是人也是商品，他也有缺陷，也可以大家挑剔，因為隻有商品大家才挑剔，再名牌的衣服大家也有挑剔，才把它放在那交易。所以現在社會一方麵偶像失去了榜樣的作用，日益變成了一個消費符號，成為品牌的化身，另外也表明社會寬容了，允許這麽怪異的人。

比如說我們說的現在有很多Gay、拉拉這些東西，同性戀可以出現，有些地方還可以結婚，社會更寬容了，電影都拍了，現在這些方麵的題材很多，中國當中也有很多，不光在北京，在外地也有。我有時候在外地經常看到，你去看電影院門口經常有這樣，兩個男的兩個女的，很親密，跟我們平時同性之間不一樣的親密。

以前我是不接受同性戀的。但十二三年前我在舊金山看到了一次同性戀大遊行，那次就徹底顛覆了我的看法，我接受了。我一看挺正常，天上的飛機下來的標語，後邊的公安局長、政府市長都跟著遊行，滿街掛著七彩的旗，最後餐館的人都特開心，我覺得這玩意兒也沒什麽，大家都這樣也不恐怖。後來由於工作的原因我接觸到一些設計師，他們中也有同性戀者，但是我覺得沒有什麽，都挺好，工作挺敬業，他們也不傷害你。後來我還想明白一件事：人家器官怎麽用都是自己的事，一個胳膊我可以放腿上，也可以放在頭上，你政府不能說放頭上是好人，放在腿上是壞人，人家器官自己決定自己怎麽用，隻要不強迫不傷害別人，政府不應該管，這樣才叫人權。人權，人是由器官組成的，隻要嘴說話不傷害別人政府就不能管，或者我說了你不起訴我。其實社會應該寬容，我手沒打人，你不起訴我，政府就不應該管，其實就是一個法律的邊界，每個器官的使用都隻要在法律邊界範圍內，怎麽用由自己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