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可以說，全部人口都一輩子指望公共援助了。而且，我認為令人欽佩或許甚至充滿希望的是，他們並沒有因此精神崩潰。工人並不會像中產階級人士那樣因為貧窮的壓力而崩潰。例如，工人階級並不覺得領著救濟金結婚有什麽不妥。這會讓布賴頓的老太太惱火，但這證明了他們在核心問題上有良好的判斷，他們認識到，丟了工作並不意味著你就不是人了。因此，某種意義上，低迷地區的情況並不像看起來那麽糟糕。生活仍然十分正常，比人們所能指望的更加正常。家窮了，但家庭體係還沒分崩離析。這些人實際上過著往日生活的精簡版。他們沒有怨天尤人，而是降低自己的標準，逆來順受。
但他們降低標準，並不是靠減少奢侈消費而集中於必需品。常常是恰恰相反的——細想一下，這是更自然的方式。因此，在十年空前絕後的大蕭條中，所有廉價奢侈品的銷量不降反增。大概戰後影響最大的兩件事就是電影和大量生產的廉價漂亮衣服。年輕人十四歲就輟學，找了一份“前途無亮”的工作，二十歲就失業，很可能終生失業。但是，花上兩英鎊十先令，他就可以分期付款給自己買一套西服，短時間內，遠遠看去，像在薩維爾街定製的似的。姑娘們甚至隻用更少的錢就能變得像時裝畫一樣。或許你口袋裏隻有三枚半便士的鋼鏰，前程渺茫，除了一個破漏的臥室角落外無家可歸，但當你穿著新衣服站在街角，暗自沉醉在白日夢中，把自己當成克拉克·蓋博或葛麗泰·嘉寶時，就能大大補償你。就算是在家，通常也會喝茶——一杯“好茶”——而自1929年就失業的父親，也因為對皇太子障礙賽馬自有高見而暫時展開笑顏。
戰後的商貿不得不做出調整，以適應收入微薄、食不果腹的人們的要求，結果現如今奢侈品幾乎總比必需品還要便宜。一雙普通的硬底鞋跟兩雙極時髦的鞋子一樣貴。用一頓飽餐的價錢你能買到兩磅廉價糖果。三便士買不到多少肉，卻能買到一大堆炸魚和薯條。牛奶要價三便士一品脫，就連“淡”啤酒也要四便士，但阿司匹林一便士能買七片，一包四分之一磅的茶葉能泡四十杯茶。最重要的是賭博，這是所有奢侈品中最廉價的。即使瀕臨餓死的人也可以花一便士買張彩票，買到幾天希望。用他們的話說，日子有個盼頭。有組織賭博現在已幾乎上升到了支柱產業的地位。例如，想想足彩這種現象：一年營業額約達六百萬英鎊，幾乎全部來自工人階級的口袋。希特勒重占萊茵蘭時，我正好在約克郡。希特勒、洛迦諾、法西斯、戰爭的陰雲在當地沒能激起人們的絲毫興趣，但足聯停止提前發布賽程表的決定（此舉意在遏製足彩）在整個約克郡掀起了軒然大波。還有現代電子科技向肚內空空的民眾傾瀉各種奇跡般的怪異景象。你或許整晚都因被褥單薄而瑟瑟發抖，但到了早上，你就可以去公共圖書館，閱讀那些為了你而從舊金山和新加坡拍電報傳來的新聞。兩千萬人食不果腹，但幾乎全英格蘭的人都能聽到廣播。我們在食物上失去的都從電上獲得了。整區整區的工人階級被奪走了他們真正需要的，卻被粉飾生活表麵的廉價奢侈品部分補償了。
你覺得這一切令人滿意嗎？不，我不覺得。但工人階級顯然在做心理調適，在此情況下或許已經是做得最好的了。他們既沒有揭竿而起，也沒有失去自尊，他們隻是忍辱負重，定下心來，在炸魚和薯條的水平上盡力泰然處之。若不如此，要麽持續絕望的痛苦，天知道像什麽樣子；要麽可能企圖暴動，而在英國這樣強力的政府的治下，隻能導致無謂的屠殺和野蠻的鎮壓。
當然戰後廉價奢侈品的發展對我們的統治者來說是一大幸事。很有可能，炸魚和薯條、刺繡絲襪、鮭魚罐頭、減價巧克力（六便士能買五根兩盎司巧克力棒）、電影、廣播、濃茶和足彩幫他們避過了革命。因此，我們有時聽說這整個事情都是統治階級在搞鬼——一種“麵包和馬戲”的把戲——用以穩住失業者。依我所見，我不相信我們的統治階級有這等的聰明智慧。而事實上確實產生了這種效果，但是一個不自覺的過程——是生產商對市場的需求和餓得半死的人民對廉價陣痛劑的需求之間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
肚子不飽，軍隊不走
我上小學的時候，有一位講師一學期來一回，就布倫海姆、奧斯特利茨等過去的著名戰役做一番精彩的演講，他喜歡引用拿破侖的名言——肚子不飽，軍隊不走。在演講的最後，他會突然轉向我們，喝問：“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麽？”我們就該吼道：“糧食！”要是我們不這麽做，他就大失所望。
顯然，某種意義上他是對的。一個人首先是個裝糧食的口袋。其他的機能和本事或許更加神奇，但在時間順序上還得往後排。人死入土，他所有的言行都被人遺忘，但他吃過的糧食還會在他的子孫後代或強健或羸弱的筋骨裏長存。我認為，如果說飲食的變化比王朝的更替乃至宗教的變遷更加重要是大有道理的。例如，如果罐頭食品沒有發明出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絕不會發生。要不是中世紀末引進了塊根作物和其他各類蔬菜，不久以後又引進了非酒精飲料（茶、咖啡、可可）以及愛喝啤酒的英國人所不習慣的蒸餾酒，英國過去四百年的曆史就會全然不同。然而，人們卻甚少認識到糧食無比的重要性，真是怪哉！政治家、詩人、主教的雕像隨處可見，卻沒有一座給廚師、熏肉師、菜農的雕像。據說查理五世皇帝曾給醃熏鯡魚的發明者立了一座雕像，但這就是我此刻唯一能想到的例子。
所以，對於失業者真正重要的東西，我們著眼未來時真正基本的東西，或許正是他們現在賴以為生的飲食。如我前文所說，普通的失業家庭靠每周約三十先令的收入過活，其中至少四分之一要交房租。剩下的錢怎麽花，值得細細考量一下。我這裏有一位失業礦工和他的妻子給我列出的一份預算。我請他們列一份清單，盡量準確地代表他們典型的一周花銷。此人每周的補貼為三十二先令，除了妻子還有兩個孩子，一個兩歲零五個月，另一個十個月大。
此外，嬰兒福利所每周給嬰兒供應三包奶粉。這裏要做一兩句說明。首先，這份清單上漏了很多內容——腦子裏馬上能想起來的，就有黑色鞋油、胡椒、鹽、醋、火柴、引火柴、刮胡刀、器皿更換、家具和床單被褥的破損。這些項目上的任何開支都意味著其他項目上的削減。一項更嚴重的花銷是煙草。這個男人碰巧抽得不多，但即便如此，他每周也要花至少一先令買煙，意味著食物上又要削減。失業人員每周要送進去那麽多錢的“服裝店”，是各工業城鎮中的大服裝商經營的。沒有了它們，失業人員根本不可能買到新衣服。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也從這些店裏買床單被褥。據我所知，這家人幾乎沒有床單被褥。
在上麵的清單中，如果撥出一先令買煙，去掉這項和其他非食品項目，還剩下十六先令五便士。就算十六先令吧，不算嬰兒——因為嬰兒每周能從福利所領到奶粉——這十六先令要為三個人——其中包括兩個成人——提供所有的營養，包括燃料。第一個問題就是，即便是在理論上，三個人有沒有可能靠著一周十六先令來獲得足夠的營養？有關收入調查的爭議如火如荼時，有過一場惡心的公眾紛爭，爭論維持一個人的生命一周最低要多少花費。我沒記錯的話，有一派營養學家算出來是五先令九便士，而另一派要大方些，說是五先令九便士半。此後，有不少人寫信給報社，聲稱自己每周隻花四先令吃飯。
請注意，這份清單上沒有包括燃料。實際上，作者明確表明，自己買不起燃料，所有食物都吃生的。不論這封信是真的還是個惡作劇，現在都不重要。我想，必須承認的是，這份清單代表了可以想到的最為明智的花銷。如果你必須靠三先令十一便士半過活，那你很難能獲得比這更多的營養價值了。所以，如果你集中在基本食物上，或許足以靠公共援助養活自己，但若不如此，就難了。
現在把這份清單和我之前給出的那份失業礦工的預算對比一下。礦工一家每周隻花十便士買綠色蔬菜，十便士半買牛奶（記住，其中一人是個不到三歲的孩子），不買水果，但他們花了一先令九便士買糖（就是大約八磅糖），一先令買茶。買肉花的半克朗也許代表做燉菜用的一小塊關節等食材，很可能常常是四五聽牛肉罐頭。因此，他們的基本飲食就是白麵包配人造黃油、鹹牛肉、糖茶和土豆——可怕的食譜。難道他們多花點錢吃點健康的東西，比如橙子和全麥麵包不好嗎？或者甚至像那個寫信給《新政治家》的作者那樣，省下燃料，生吃胡蘿卜。是的，這樣更好，但問題是沒有哪個普通人會做那種事。普通人寧願餓死也不願靠全麥麵包和生胡蘿卜過活。而且有個特別的問題在於，你越是沒錢，就越不想把錢花在健康食品上。一個百萬富翁或許會享受橙汁和瑞維塔餅幹當早餐，失業者可不會。這就是我上一章結尾所說的那種傾向作祟。當你失業時，也就是當你食不果腹、疲憊厭煩、慘慘兮兮的時候，你不想吃那乏味的健康食物，你想要點“美味”的東西。總有些廉價可口的東西**你。讓我們來三便士的薯條吧！跑出去給我們買兩便士的冰淇淋！架上炊壺，我們要喝杯好茶！在公共援助的生活水平上，你的心態就是這樣。白麵包配人造奶油和糖茶給不了你任何營養，但它們好過全麥麵包配牛油和涼水，至少大多數人是這麽認為的。失業是一種永無止境的慘痛，需要時時寬解，尤其用茶寬解，茶就是英國人的鴉片。一杯茶，甚至一片阿司匹林，都是比一片硬硬的全麥麵包強得多的短期興奮劑。
所有這一切的結果就是明顯的體質下降，這一點你可以用你的眼睛直接研究，或者看一看人口統計數據，推想一下。工業城鎮的平均身體素質低得可怕，甚至比倫敦還要低。在謝菲爾德，你會覺得像是走在一群類人猿之中。礦工們都是健碩的男人，但他們通常矮小，持續的工作壯實了他們的肌肉，但光是這一點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孩子從小就有良好的體格。不管怎樣，礦工們在身體上都是人中翹楚。營養不足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人人的牙齒都很差。在蘭開夏郡，你要找上很久，才能見到一個長著一口自然的好牙的工人。實際上，除了孩子，你極少能看見有誰長著自然的牙齒，就連孩子的牙上也有一層淡淡的藍色痕跡，我想這意味著缺鈣。幾位牙醫告訴過我，在工業地區，三十歲以上的人要是還剩一顆自己的牙，都算是異類。在威根，不少人告訴我，他們的觀點是越早擺脫牙齒越好。“牙齒就是受罪。”一個女人對我說。我待過的一戶人家裏，除了我自己，還有五個人，最大的四十三歲，最小的是個十五歲的男孩。這些人中，這個男孩是唯一一個還保有一顆自己的牙的人，而且他這顆牙齒眼看也命不久矣。至於人口統計，在任何大型工業城鎮，最窮困片區的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總是能達到富裕居民區的兩倍左右——有些地方還遠遠不止兩倍——這個事實幾乎無須多做評論。
當然，不應該把體質差的普遍現象全然歸咎於失業，因為很有可能在過去很長時間裏，全英國的人平均體質都在下降，而不僅僅是工業地區的失業者如此。這一點在數據上無法證明，但如果你用自己的眼睛觀察，就逃不過這個結論，即使在窮鄉僻壤，即使在倫敦這樣的繁華城市都莫不如此。有一天，當喬治五世國王的遺體穿過倫敦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時，我正巧被堵在了特拉法爾加廣場的人群中，耽擱了一兩個小時。那個時候，誰要是左右看看，就不可能不為現代英國人的體質下降吃驚。我周圍的大部分人並非工人階級，他們是商店店員、旅行推銷員一類的，還有一絲財氣。但他們看起來都是個什麽體格啊！細瘦的四肢、病態的臉龐，映襯著倫敦哭泣的天空！幾乎沒有一個體格健壯的男人或模樣好看的女人，哪裏都見不著一張鮮活的麵孔。當國王的靈柩經過時，人們脫帽致哀，一位朋友當時在斯特蘭德大街另一側的人群中，後來對我說：“無論哪裏，唯一的色彩就是光禿禿的腦袋。”就連靈柩旁邊一隊闊步走過的衛兵在我看來也不同於以往了。二三十年前的那些胸膛如巨桶、胡須如鷹翅，從我稚氣的目光中大步流星地走過的那些孔武壯漢哪兒去了？被埋葬了吧，我想，埋在了佛蘭德斯的泥巴裏。取而代之的，是這些臉色蒼白的小子，他們因為個子高而被選中，於是套著外套像根竹竿一樣——事實是，在現代英國，身高超過一米八的男人常常都是皮包骨的，再沒多少別的。如果英國人的體格變差了，毫無疑問，部分原因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仔仔細細地挑走了英國最優秀的百萬男兒，殘殺了他們，而他們大部分還沒來得及繁衍子嗣。但這個過程一定在那之前就開始了，最終的原因一定還是在於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工業製度。我不是指城市的生活習慣——城市在很多方麵大概比鄉村還健康些——而是指現代的工業技術給一切事物提供了廉價替代品。我們可能會發現，長此以往，罐頭食品是比機槍還要致命的武器。
英國的工人階級，也可以說是英國整體上，對食物格外無知且浪費，這實在不幸。我已經在別處指出過，和英國人比起來，法國的挖土工人對膳食的看法多麽文明，而且我無法相信，你會在任何法國家庭中，看見英國家庭習以為常的那種浪費。當然，在最最貧窮的家庭裏，全部人都失業的時候，你見不到多少真正的浪費，但那些浪費得起的家庭就常常這麽做。對此，我可以給出不少驚人的例子。就連北方人自己烤麵包這個習慣本身都有些輕微的浪費，因為一個操勞過度的女人一周也就烤一次麵包，最多兩次。事先無法知道要消耗多少材料，烤完後一般都要扔掉一定量的麵包。一般情況下，是一次烤六條大的、十二條小的。這全是老派英國人大方的生活態度所致，本是可愛的品質，但眼下卻飽含了災難性。
據我所知，英國各地的工人階級都不肯吃全麥麵包，要在一個工人階級地區買到全麥麵包，常常是癡心妄想。有時他們給出的理由是黑麵包“髒”。我懷疑真正的原因是，以往將全麥麵包和黑麵包混為一談，而傳統認知上將後者與羅馬天主教和木鞋聯係在一起。（蘭開夏郡有不少羅馬天主教徒和木鞋。他們沒有黑麵包真是遺憾！）但是英國人的味蕾，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味蕾，現在幾乎在自動拒絕優質食物。一定有越來越多的人，偏愛罐頭豌豆和罐頭魚勝過真正的豌豆和真正的魚，很多買得起真正的牛奶來拌茶的人，也寧願用罐裝牛奶——即使可惡的罐裝牛奶是用糖、玉米麵做的，罐子上寫著大大的“不適於嬰兒”的字樣。現在，某些地區已經在努力給失業人員傳授更多營養價值方麵的知識，宣傳理性消費。聽見這樣的事情，你會覺得左右為難。我聽見演說者在講台上對此義憤填膺。他說，在倫敦，有些上流社會的太太現在居然有臉走到東區的家庭裏給失業者的妻子講購物課。他以此為例，說明英國統治者的思路。首先你害得一個家庭要靠每周三十先令生活，然後你還無恥至極地跑去告訴他們該怎麽花這筆錢。他說得很對，我衷心地讚同。不過，僅僅因為缺失適當的傳統，人們就要把罐裝牛奶這種垃圾灌到喉嚨裏去，甚至不知道這比不上奶牛的牛乳，這同樣令人扼腕。
但是，我懷疑，就算失業者學會儉省花錢，最終是否又能受益呢？因為正是由於他們不儉省，才使得他們的補貼居高不下。一個領公共援助的英國人每周能拿到十五先令，是因為十五先令是他可以維生的最低數目。假設他是印度或日本的勞工，可以靠大米和洋蔥過活，他就拿不到一周十五先令了，這樣算來一個月能拿到十五先令就算走運了。我們的失業補助，盡管可憐，也是為生活標準很高又不知節儉的人民設定的。如果失業人員學會了更好地理財，就會明顯地寬裕起來，我估計過不了多久，救濟金就該相應削減了。
有一件事情大大緩和了北方的失業難題，那就是燃料便宜。在任何工業地區，煤的零售價都是一先令六便士一英擔，而在英格蘭南部，要半克朗。而且，有工作的礦工通常可以直接在礦上以八九先令一噸的價格買煤，那些家裏有地窖的，有時可以存上一噸，賣給那些沒工作的（我估計這種行為是違法的）。盡管如此，失業者還在進行廣泛的有組織的偷煤活動。我稱之為偷，是因為嚴格來說確實是偷，盡管並沒傷害任何人。從礦井裏運上來的“煤渣”中，有一定量的碎煤，失業的人就花大量時間在煤渣堆裏揀選煤塊。從早到晚，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在那些奇怪的灰色大山上來回遊**，拖著麻袋和籃子穿過硫黃煙霧（因為很多煤渣堆內部都在燃燒），從這裏或那裏翻出埋藏著的寶貴的小小煤塊。你看見人們騎著怪異而不可思議的自製自行車離開——用從垃圾場裏撿來的生鏽部件拚湊而成的自行車，沒有坐墊，沒有鏈條，幾乎也總是沒有輪胎——車上搭著挎包，裏麵裝著大概半英擔煤，是半日尋寶的成果。在罷工時期，人人都缺少燃料，礦工們就扛著鐵鍬、鋤頭傾巢而出，在煤渣堆裏挖掘，於是出現了那種大部分煤渣堆起伏不平的樣子。長期罷工期間，在有煤露出地表的地方，他們打出淺層礦，往地下挖進去幾十碼深。
在威根，失業工人爭奪廢煤的競爭十分激烈，導致了一種奇特的習俗，稱為“搶煤”，十分值得一看。可居然從來沒人把這拍下來，讓我感到十分奇怪。一天下午，一位失業礦工領我去看。我們到了地方，是一片古老的煤渣堆“山脈”，一條鐵軌從下麵的山穀中穿行而過。幾百個衣衫襤褸的男人，每個人衣服下擺處都捆著一個麻袋和一把敲煤錘，都在“山上”等著。煤渣從礦井裏升上來，裝到車廂上，然後引擎發動，把它們運到另一個四分之一英裏外的煤渣堆頂部，留在那裏。“搶煤”的過程就是要在火車運行時爬上去，隻要你爬上任何一輛運動的車廂，那就算是“你的”車廂了。這時火車駛入視野。隨著一聲狂野的呼喝，一百來人衝下山坡，追上正在轉彎的火車。即使在彎道上，火車的速度也有每小時二十英裏。十個人撲了上去，抓住車廂尾部的拉環，一踏保險杠，飛身而上，每個車廂上都有五到十個人。司機毫不在意，開上煤渣堆頂部，解開車廂，然後把車頭開回礦井，不一會兒拖著一列新的車廂回來，衣衫襤褸的人們又和先前一樣一陣猛衝。最後，隻有大約五十個人兩趟車都沒趕上。
我們走到煤渣堆頂上。男人們正把煤渣從車廂裏往外鏟，他們的妻兒跪在下麵，用雙手在潮濕的煤渣中快速翻找，撿起雞蛋大小甚至更小的煤塊。你看見一個婦人撲向一塊小小的東西，在圍裙上擦擦，檢視一番確認是煤，然後小心翼翼地丟進麻袋裏。當然了，你扒車的時候，事先並不知道車廂裏有什麽，有可能是修路用的那種真正的“渣滓”，也可能隻是打巷頂時挖的頁岩。如果是一車頁岩，那裏麵就沒有煤，但頁岩裏可能出現另一種可燃的岩石，稱為燭煤，看起來很像普通的頁岩，顏色稍深，有間隔的平行紋路，就像板岩。這也勉強能當燃料，雖不足以創造商業價值，但已足夠讓失業者們熱切地搜尋。頁岩車廂上的礦工在揀選燭煤，並用錘頭敲碎。那些兩趟車都沒上去的人隻好在“山下”撿從上麵滾落下來的小碎煤——這些都是還沒一顆榛子大的小碎塊，但這些人能找到這個已經很高興了。
我們一直在那兒待到煤車空了。不過才幾個小時，人們就已經把煤渣一粒一粒都揀了一遍。他們把麻袋甩上肩頭或者自行車，開始兩英裏的跋涉，回威根去。大多數家庭都收集到了大約半英擔煤或者燭煤，所以一共偷了肯定有五到十噸燃料。搶劫煤渣車的事情每天都在威根上演，至少冬天如此，也不止一家煤礦如此。這當然是極度危險的。我在的那個下午沒有人受傷，但幾個星期前有個人雙腿俱斷，一個星期前另一個人丟了幾根手指。嚴格地說這是偷竊，但是，人人都知道，要是不偷，這些煤也就白白浪費了。為了做做樣子，煤礦公司時不時會起訴某人偷煤，就在那天早上，當地的報紙上還有一段，說兩個人被罰了十先令。但沒人注意起訴的事情——實際上，報上提到的兩人中的一個那天下午就在那裏——而且偷煤的眾人會湊份子交罰款。人們對此事習以為常。每個人都知道，失業者總得有個法子弄點燃料。於是，每個下午都會有幾百個男人去冒著掉腦袋的危險，幾百個女人在泥巴堆裏摸索幾個小時，全都是為了價值九便士的半英擔劣質燃料。
這個場景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成了我對蘭開夏的一個印象：矮矮胖胖、裹著圍巾的女人，圍著麻布圍裙，穿著沉重的黑色木屐，跪在煤灰泥巴裏，頂著狂風，熱切地搜尋著小小的煤塊。她們很高興這麽做。她們在冬天迫切需要燃料，這簡直比食物還要重要。同時，目之所及盡是煤渣堆和煤礦升降機的齒輪，沒有一家煤礦能賣掉所有產出的煤。這應該引起道格拉斯上校的注意。
南方人與北方人
眼睛習慣了東部和南部的風貌以後，在一路向北而行時，要過了伯明翰才會意識到區別。在考文垂，你仿佛置身於芬斯伯裏公園，伯明翰的牛環購物區與諾裏奇市場也不無相似。中部的所有城鎮之間，都綿延著別墅文明，與南部文明別無二致。隻有當你更往北走一點，到達陶瓷鎮以北時，才會開始遭遇工業文明真正醜陋之處——醜陋得如此可怕而醒目，可以說，讓你不得不服。
用醜陋來形容煤渣堆已經是最客氣的了，因為它實在太無章法太無作用，就像巨人的垃圾桶被打翻了，隨便在地上倒了一堆東西。礦鎮郊區的風景駭人，你的視野完全被參差不齊的灰色大山環繞，腳下是泥巴和灰燼，頭頂是條條鋼纜，載著煤渣缸緩緩跨過數英裏的村莊。煤渣堆常常起火，晚上你能看見紅色的火流左右蜿蜒，還有藍色的硫火緩緩移動，似乎早已奄奄一息，卻又總會死灰複燃。煤渣堆最終總會塌落，即使當它塌下時，也隻有一種醜惡的棕色小草會在上麵生長，表麵仍然是那副起伏不平的樣子。威根的貧民窟裏有一堆煤渣堆用作操場，看起來就像波濤洶湧的海麵被突然凍住了，被當地人稱為“羊毛墊”。即使幾個世紀之後，曾經的煤礦上已經翻過了犁耙，也仍然能從飛機上辨認出古老的煤渣堆的所在。
我記得在一個冬日的下午，置身於威根醜惡的環境中的情景。四周全是煤渣堆組成的月表風貌。北邊，透過煤渣山之間的小徑，能看見工廠的煙囪送出道道煙柱。水道中混合著煤渣和凍泥，數不清的木屐印記縱橫交錯。四麵八方，一直到遠方的煤渣堆，都一路綿延著“閃灘”——古老的礦井下陷時滲入空洞中的一攤攤死水。天氣冷得可怕，“閃灘”上覆蓋著土棕色的冰塊；駁船船員們全身裹得嚴實，隻露出眼睛；閘門上結著冰淩，像胡子一樣。這像一個寸草不生的世界，除了煙霧、頁岩、冰塊、泥土、灰燼和汙水以外別無一物。但和謝菲爾德一比，就連威根也算美麗。我想，把謝菲爾德稱為舊世界裏最醜陋的城鎮也算實至名歸：它的居民希望它能事事爭先，很可能要搶這個名號。它有五十萬人口，像樣的房子卻比五百人的東安格利亞的普通村莊還要少。還有那股惡臭味兒！如果你千載難逢地沒有聞到硫黃味兒，那就是因為你開始聞到煤氣味兒了。就連穿過城市的那條淺淺的河，也常常呈亮黃色，不知混有什麽化學物質。有一次我在大街上駐足，數了數目之所見的工廠煙囪，有三十三個，但如果沒有煙霧遮蔽，還遠遠不止這個數。有一個場景尤其讓我難以忘懷。一片可怕的荒地上（不知怎的，那兒的荒地之肮髒，就連倫敦也難以望其項背），草地被踩得光禿禿的，報紙和舊燉鍋遍地散落。右邊有一排孤零零的、破落的四室房屋，暗紅色，被煙霧熏得漆黑。左邊是一溜兒無窮無盡的工廠煙囪，一個接著一個，漸漸隱沒在一片幽黑的霧霾中。我的身後是一道用高爐的爐渣修成的鐵路堤。前方，在荒地那邊，是一棟紅黃相間的磚塊砌成的立方體建築，掛著“托馬斯·格洛科克，貨運承包商”的招牌。
晚上，當你看不見房屋醜陋的形狀和萬物漆黑的顏色時，謝菲爾德這樣的城鎮就展現出一種邪異的壯麗。有時含硫的煙霧泛著緋紅，鋸齒狀的火焰如同圓鋸似的，從鑄造廠的煙囪罩子下鑽出來。透過鑄造廠洞開的大門，你看見被照得紅紅的小夥子們拖著火蛇般的鋼鐵來來往往。你聽見汽錘嗖嗖作響、砰砰撞擊，聽見鐵器在擊打下尖叫連連。陶瓷鎮幾乎同樣醜陋，卻沒那麽霸氣。就在一排排漆黑的小房子之間，一部分街道就算是“陶瓷工廠”——圓錐形的磚砌煙囪如同埋在土裏的巨大的勃艮第酒瓶，差點就把煙霧噴到你臉上。你見到綿延幾百英尺，也差不多這麽深的巨大黏土溝，鏽跡斑斑的小桶從一邊沿著鐵鏈往上爬，另一邊的工人們像采海蓬子的人一樣緊貼著，用鋤頭切削著岩麵。我是在下雪天經過那條路的，就連雪都是黑的。陶瓷鎮最好的一點就是它相當小，會戛然而止。不到十英裏之外，你就能站在未受汙染的鄉野中，站在幾乎**的小山上，而陶瓷鎮隻是遠處的一個小黑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