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政治實踐上成功的主要標誌，是“貞觀之治”局麵的形成。用今天的眼光來看，“貞觀之治”是當時綜合國力的表現，它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民族關係、中外關係、民風民俗等方麵，都呈現出一種盛世氣象。
“貞觀之治”局麵的出現，是多種原因促成的。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唐太宗和他的大臣們非常重視對曆史經驗的總結和借鑒。作為最高統治者，唐太宗在這方麵起了表率的作用，其他如房玄齡、魏徵等這些最高統治集團中的核心人物，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唐太宗對曆史經驗教訓的重視，反映出他對史書以至史學的高度重視，換言之，這是他的史學自覺之光折射在政治實踐上的光彩之處。
關於唐太宗重視曆史經驗教訓並使之與自身的政治實踐相結合的問題，從史學家吳兢所撰寫的《貞觀政要》中看得十分了然。這是一部全麵記述唐太宗君臣論政之書，對於唐太宗及其決策核心的大臣們如何重視曆史經驗並竭力從中吸取借鑒有詳細的論說。本書含十卷四十篇，可以說篇篇都離不開討論曆史經驗及其與現實的關係。其篇目是：君道、政體；任賢、求諫、納諫；君臣鑒戒、擇官、封建；太子諸王定分、尊敬師傅、教戒太子諸王、規諫太子；仁義、忠義、孝友、公平、誠信；儉約、謙讓、仁惻、慎所好、慎言語、杜讒邪、悔過、奢縱、貪鄙；崇儒學、文史、禮樂；務農、刑法、赦令、貢賦、辯興亡；征伐、安邊；行幸、田獵、災祥、慎終。
對於如此豐富的、涉及異常廣泛的內容，這裏不能作詳盡的闡述和評論。因此，隻能就尤為重要的幾個方麵作扼要評述。
第一，關於為君之道。貞觀初年，唐太宗曾向魏徵提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何謂為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說：
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雲：“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昔唐、虞之理，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疏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信朱異，而侯景舉兵向闞，竟不得知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43]
唐太宗對於魏徵所說，十分讚成，故而“甚善其言”。魏徵的回答，是以先賢的言論和曆史的事實為依據，並概括出“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的認識，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至於使這一問對成為中國政治史上的千古佳話。當然，問題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這一出色的問對，而在於當事人特別是唐太宗在自己的政治實踐中貫徹了作為“明君”的原則。在中國古代曆史上，唐太宗不僅是“名君”，而且也是“明君”，與此有極大關係。一般說來，在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中，他是努力地按照“兼聽”的原則行事。唐初，大亂之後，應實行什麽樣的國策？這是治國安邦的大事。他自己認為，短時期內難以達到致治。於是他征詢大臣們的意見。魏徵認為：“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唐太宗頗有懷疑地反問道：“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亂之後，將求致化，寧可造次而望乎？”魏徵進而論道：“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唐太宗表示讚同魏徵的看法。這時，大臣封德彝等提出不同的認識，認為：“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魏徵反駁說：“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化。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即致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複得而教化耶？”[44]
封德彝等雖無言以對，但終認為魏徵的主張不可施行。這一場激烈的辯論，對於後來“貞觀之治”局麵的出現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幾種不同的意見中，唐太宗毅然采用魏徵的主張，“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華夏安寧，遠戎賓服”，唐太宗無限感慨與欣慰，對魏徵給予極高的評價，他把自己比作“玉”而把魏徵比作“良工”，他說：“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工爾。”
第二，關於認識民力。在中國曆史上，對民力不可能產生完全正確的認識，但也不是不存在認識上的差別，甚至存在著認識上的很大差別。這種對民力認識上的差別，又是直接涉及社會的治亂、朝代的存亡。對於這一點，唐太宗君臣屢屢有所討論。這些討論，集中到一點，可以概括為水舟關係之論。貞觀六年（632年），魏徵對唐太宗說：
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臨深履薄，國家曆數，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雲“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45]
此處所謂“人”，即是“民”的代稱[46]。貞觀十四年，魏徵在一次上疏中又指出：
《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實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後，虐我則讎。”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唐、虞戰戰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47]
對於魏徵所強調的這些道理，唐太宗都表示讚同而“深嘉納之”。他也用這個思想來教導太子。《貞觀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諸王》記述了這件事；他在晚年所著的《帝範》一書中，也突出地論述了這個思想。
第三，關於民族關係。唐太宗在位期間，重視密切各族間的關係。可以說，民族大融合是“貞觀之治”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麵。前文說到的“華夏安寧，遠戎賓服”，以及“胡越一家”、唐太宗獲得“天可汗”的尊號等，都是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民族大融合的反映。對此，唐太宗以曆史與現實作過比較，故而也有十分的自信。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同大臣們討論他在政治上獲得成功的原因，史載：
上禦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率意以實言之。”群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置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嚐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48]
這五條經驗都很重要，其中最後一條關於民族關係的認識，尤為可貴。
第四，關於善始慎終。“鮮克有終”，這是曆史上曆代統治者的一個教訓。唐太宗統治集團創造了“貞觀之治”的局麵，作為最高統治者，唐太宗能否善始慎終，當是這個統治集團十分關注的問題之一。在這方麵，唐太宗依然是一個關鍵人物。應當承認，正如唐太宗晚年自省的那樣，在“盛世”之下，他本人也滋長了驕奢之風，因而屢屢受到大臣們的諍諫。但是，作為一代英主，唐太宗自己是不曾忘記“慎終”這一要求的。
關於善始慎終的政治目標，唐太宗著眼於兩點，一是反複向大臣們致意，表明唐皇朝的功業，非其個人可以達到，“實賴諸公之力”；二是反複強調居安思危，即“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他明確地指出，這都是他閱讀史書所得到的啟示。其中，秦、漢的經驗教訓尤為他所關注。吳兢《貞觀政要》以卷末記唐太宗重視“慎終”之事，也表明了史家的深意。他這樣記述唐太宗和大臣們的談話：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盜賊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也。”魏徵對曰：“自古已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稱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明，所以致治，向若直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49]
貞觀六年，唐太宗對大臣說：
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初能拯危誅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為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姬之子，欲行廢立；蕭何、韓信，功業既高，蕭既妄係，韓亦濫黜，自餘功臣黥布之輩，懼而不安，至於反逆。君臣父子之間悖謬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懼，用保其終。[50]
貞觀十四年，唐太宗和魏徵有一番對話。對此，吳兢這樣寫道：
（太宗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複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誡。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複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52]
從這些言論和思想來看，唐太宗確是認真閱讀史書的，他對於秦漢史事尤為關注和再三思考，他所提出的問題也都是政治實踐中的重大問題。由此可見，唐太宗不是一個狹隘的、隻講實用的人，他是把曆史和現實聯係起來進行思考，並力圖從中尋找到正確的路徑，以求長治久安。不僅如此，他還關注有唐一代在曆史上的位置，希望“豐功厚利施於來葉，令數百年後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觀”。應當說，這並不是一個奢望，也不是一個幻想，事實表明，有唐一代的曆史不僅在中國古代曆史上是輝煌的一頁，即使在世界曆史上也有它崇高的地位。唐太宗的史學自覺，使他能夠想到“數百年後讀我國史”的景象，亦足以見其自信之堅、氣度之大。
誠然，唐太宗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在恢宏的事業成就的道路上，也在不斷地自省。他希望這些反思和自省能夠成為一筆精神財富，使其後人可以從中得到教益。於是，他把曆史經驗和政治經驗融會起來，寫成一部《帝範》，傳給後人。這是他的史學自覺的最後的升華。換言之，把對以往的曆史經驗的理解和對現實政治經驗的總結結合起來，著成一部“帝王論”即《帝範》留給後人學習、參考，可以看作是唐太宗把自己的史學自覺推向了他所能達到的高峰。
唐太宗在《帝範》後序中深自反省，進行自我批判，幾近於苛刻的程度，暮年的唐太宗能夠有這樣的氣度和胸襟，是應當給予高度評價的。《帝範》撰成不久，唐太宗就辭世了。《帝範》是他留給太子李治的一份政治遺囑，也是他留給後世當政者的一份政治思想遺產。
唐太宗的史學自覺，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學習、思考和體驗的結果。早在他作為秦王的年代，秦府的學士們多是飽學之士，其中，虞世南同秦王李世民討論曆史問題最多。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論》一書，以“公子曰”、“先生曰”的問對形式表述，當是他同秦王討論曆代帝王的事跡和得失而寫成的[53]。史載：
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愞，如不勝衣，而誌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嚐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嚐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54]
貞觀十二年（638年），虞世南去世，唐太宗十分悲痛，說：“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雲亡，石渠、東觀之中，無複人矣，痛惜豈可言耶？”從這些記載來看，唐太宗從虞世南那裏受到的史學熏陶是很深刻的。
唐太宗的這種史學修養，在他即位之後又不斷得到提升，從而逐步走向史學自覺。
唐太宗的史學自覺，是“貞觀之治”的思想基礎之一；他的史學自覺在政治實踐和史學事業中的作用及其產物是“貞觀之治”積極成果的重要方麵。
“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這是唐太宗留給後人的一句永遠值得深思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