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坤
名人所以有名，七分業務三分機遇也。三分雖少，卻是萬萬缺不得的，而且其中學問很大，“人事”是重要成分。我輩書呆子不可不知！
理科研究自然現象，文科研究人類社會，對象不同，內容各異；加以“吾生也有涯”，因而彼此來往甚少，是容易理解的。有些學理的不很尊重文，認為那裏科學性不夠，學文的往往也覺得學理的太鑽，皓首窮於一經，見樹不見林。斯威夫特的大作《格列佛遊記》中，有兩章專寫“科學院概況”，不少科學家讀過後大概不會感到很舒服。
專家所以專，是因為他有自己的一片不大不小的耕地；熟於斯，精於斯，創造於斯。他不必，也不太可能同樣地熟悉許多其他行業。不過，如果他能多少涉足於本專業之外，看看別人做了些什麽，怎樣做，還想做什麽，對開拓他的視野，提高整體學術水平，無疑會起到重要的作用。梁啟超曾說他的老師“康（有為）先生之教，特標專精、涉獵二條。無專精則不能成，無涉獵則不能通也。”短短兩句話，勝過一篇大論文，把精與博的關係說得再透徹不過了。
學文的要知道一點理，以便適應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取得“現代人”的資格。但我感到，學理的更應學點文，其迫切程度勝過文學理。何以見得？人的社會實踐，不外乎“做人做事做學問”。一般地說，科學家做學問都很高明，但做人做事就未必人人都行。老實人常常碰壁，甚至吃了苦頭，挨了悶棍，還不知是怎麽回事。做人做事，都要涉及社會，涉及他人。而無論哪本數理化名著，決不會用一章去教學生如何處理人際關係。所以學理者，應該自覺補上一課，以免受騙上當。這是消極一麵。積極方麵，我發現許多大學者不僅業務超群，而且交際很廣，誠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皆文章”。賈寶玉不喜歡這兩句，所以落得去當和尚，其實這是大實話。後來我慢慢明白了：名人所以有名，七分業務三分機遇也。三分雖少，卻是萬萬缺不得的，而且其中學問很大，“人事”是重要成分。我輩書呆子不可不知！
學一點文史哲，可以幫助我們審時度勢，認清形勢；陶冶性情，觸發靈感；縱觀全局，端正方向。
中華民族，名著如林。其中影響最大，流傳最久，雅俗共賞，童嫗皆知，當數《三國》、《紅樓》、《水滸》、《西遊》。這是中華民族最偉大、最普及的教科書，無須老師講授，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三國演義》添人聰明才智，《紅樓夢》教人忠貞自重，《水滸傳》使人見義勇為，《西遊記》助人想象神奇。真是天賜神品，人間奇珍。少年時讀，中青年讀，到老年再讀，隨著讀者年齡增長，入也愈深，見也愈奇。其怪，其妙，其趣，其巧，真令人不可思議。
任何一門嚴謹的科學都需要提高強度的腦力勞動，特別是搞起研究來，更是白天黑夜，沒完沒了。為了持久，我的辦法是每晚11點必須睡覺，早睡早起，雷打不動。10點上床，看一小時的閑書，放鬆腦子，作為過渡。閑者，專業以外也，這時讀書全憑興趣，毫無壓力。文、史、哲、科，看到哪裏算哪裏，懂多少算多少。海闊天空，不知所至，也不知所止，這是最大的精神享受。遇到詩文佳句或奇思妙想，隨手記下。久而久之，居然累積了七本筆記。這對我後來寫《科學發展縱橫談》很有幫助。思想枯竭，讀之可使奇想自天外飛來者，首當數《莊子》。這部書哲學和文學上都達到了最高的境界。如果有人問我，有三個超級諾貝爾獎，古今中外，該授給誰？我會毫不猶豫推薦莊子。日本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湯川秀樹很喜歡讀《莊子》。他說：“書籍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吸引人們，但是我尤其喜歡那種著作，它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裏，隻要很短的時間，就可以使讀者聚精會神，手不釋卷。對我來說，《莊子》就是這類書籍中的一個典型範例。”他還把莊子的兩句話“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寫在書的扉頁上，作為現代物理學的指導思想及最高美學原則。
碰到哲學中一些大而無當的無休止的議論，或者一些類似繞口令一般的讓人難懂的長句，我自愧天分太低，隻好退避三舍。但對一些言之有物，與科學有關的哲學思想和研究方法，則很有興趣。關於科學哲學，有許多名著值得閱讀，如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康德《宇宙發展史概論》、薛定諤《生命是什麽》、《愛因斯坦文集》、梅特裏《人是機器》、莫諾《偶然性與必然性》、普裏戈金《從混沌到有序》以及羅素《西方哲學史》等等。這些書大都不解決具體問題，甚至隻是提出問題進行一些討論而已，但卻很有助於打開心靈裏的智慧之窗，引導人們去思考關於茫茫宇宙的種種大而有趣的問題。
看看文科的一些大家如何治學，也是有趣的事。
魯迅主張治學要先治史。他說：“無論是學文學的，學科學的，他應該先看一部分關於曆史的簡明而可靠的書。”這對了解本學科的發展史及其趨勢是一條捷徑。最近我在《新華文摘》1992年第一期上，讀到一篇好文章《諾貝爾醫學獎九十年》。我隻用了一分鍾，對現代生物學的一些重要進展，便有一粗線條的了解。花時間極少而收獲很大，可謂經濟之極。雖然一知半解，甚至半解之半，但對非專業人員已很滿足了。
王國維說：“詩人對於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科學家應該也應如此。為了研究某一事物，必須明確問題，提出假設，從事實驗，給出證明。如此反複，這是入乎其內。遇到挫折時，需要跳出原定路線，登高望遠，冷靜思考，尋求新路；即使工作順利，也要從各個方麵，考慮所得結果的意義，它與前人工作的關係，以及還可能有什麽新的發展。這些都是出乎其外。
德謨克利特曾說，詩人隻有處於感情極度狂熱或激動時才會有成功的作品。柏拉圖接受了詩人必須迷狂的論點，他說：“在現實中最大的天賦是靠迷狂狀態得來的。”如果削去迷狂源於神授的神秘外衣，把它看成為對研究對象長期的迷戀和追求，那麽，不僅詩人，科學家也必須迷狂。有人說，天才就是入迷。長時期的始終高漲的研究熱情是成功的重要條件。科學史上有許許多多研究入迷的有趣故事，例如關於牛頓大貓鑽大洞、小貓鑽小洞的故事。
拿破侖說：“戰爭的藝術就是在某一點上集中最大的優勢兵力。”科學研究的藝術又何嚐不是如此！
文理的相互滲透使我們想起福樓拜的一段話：“越往前走藝術越是要科學化，同時科學也要藝術化。兩個人從山麓分手，又在山頂會。”治學門徑本相通，評文論史便神飛。
作者簡介
王梓坤（1929-），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師範大學原校長、中國教師節首倡者，著名數學家。江西吉安縣人。195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數學係。1958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數學力學係，獲副博士學位。
常言道：“文理不分家。”術業有專攻，學文學理本沒有本質區別，但一個人如果隻涉獵文科知識或者隻學習理科知識，就好比隻使用一隻胳膊做事、用一隻腳走路一樣，會磕磕碰碰、不斷栽跟頭。
且不論當今高考文理分科現象的功過是非，就個人的成長來說，文理兼通越來越成為時代發展對於人才素質的要求，綜合素質也成為考量人才的一個基本標準。“偏才”要成為“天才”，就不能不注意這點。
在強調科學技術重要性的今天，我們要像王院士提倡的那樣“評文論史便神飛”，讓自己成為一個有人文素養又懂得科學技術的人，讓我們的人文與科學事業比翼齊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