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圖板上的任務繁多，我根本無暇心灰意懶。①

1930年6月，盟軍撤離萊茵蘭地區(Rhineland),這比《凡爾賽和166約》規定的日程提前了五年。此時，法國早已失去了歐洲的主導地位。

法國雖然取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卻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後來發生的一係列事件使勝利的成果不斷貶值，比如同盟逐漸瓦解、德國國力迅速複蘇、法國政府不能持續執行和約條款等。在經濟大蕭條的前夕，優勢已經轉移到了萊茵河的另一邊。1930年9月，希特勒的納粹黨在選舉中取得了驚人的成功，這進一步激化了法國的經濟危機，並最終破壞了《凡爾賽和約》所帶來的和平。②第三共和國是法國曆史上統治時間最長的政權，然而它最後的十年卻步履蹣跚：國內政治動**，經濟失調，海外殖民地騷亂不斷，國際聲譽也直線下降。

整個20世紀30年代，布洛赫在個人生活、職業生涯和政治事件的泥潭中掙紮。在相對和平、樂觀的20年代，他很少卷入到政治和時事之中；但1930年之後，一切都變了樣。由於萊茵河對岸納粹黨的威脅，斯特拉斯堡呈現出幾許不安的氛圍。這時布洛赫前往巴黎謀求教職，然而那裏資源緊缺，反猶情緒高漲，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167統治備受爭議，國際局勢也非常黯淡。布洛赫在索邦任教三年之後，完成了重量級的作品《封建社會》;不過很快他又重新穿上軍裝，因為法國麵臨著二十五年之後的第二次入侵。

布洛赫並不想像他的父親在裏昂長期任教一樣一直待在斯特拉斯堡。盡管那裏環境宜人，學校的待遇也非常優厚，但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一批批人陸續離開這裏前往巴黎。斯特拉斯堡的教職曾讓布洛赫非常興奮，但這種感覺很快就消失了。阿爾薩斯的生源知識麵狹窄，一心追逐名利，雖然學校的師資力量雄厚，但無法從內陸或國外吸引很多學生。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人們學習曆史的興趣普遍下降，這表現為博士生的數量急劇減少。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任教十七年，卻隻指導完成了一篇博士論文。①

斯特拉斯堡最有抱負的師生都渴望逃離這個狹隘的大學和城市，這裏逐漸成了巴黎的接待室。事實上，《年鑒》最初的希望建立在兩個主編遷往首都的基礎上。文學院的創始教授們形成了非同尋常的密切關係，每當有人調往索邦或法蘭西公學院，他們都會依依不舍，仍與168之保持著密切的聯係，這也進一步鼓勵和增強了人們逃離的願望。①

20世紀30年代，這裏形成了一股逃離的熱潮，其中的原因包括：人員不斷減少，學生中的政治激進主義逐漸高漲，預算日益削減，教師基本工資外的專門補助有所降低，無法招募有能力的教員填補空缺。而且這是一所地方院校，人們失望的情緒日積月累，很多人渴望獲得進一步提升。當地充斥著各種自治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宣傳，反猶主義傾向逐漸顯現，德國的影響也越來越濃，這使教授們與這所阿爾薩斯高校的聯係越來越弱。由於斯特拉斯堡大學地處邊界城市，學校的管理部門早在1934年就做出預案，如果再發生戰爭，他們就遷往克萊蒙費朗(Clermont-Ferrand)。禮拜六聚會的次數也急劇減少。1933年至1937年，文學院有12個最優秀的教師離開這裏。為了避開萊茵河地區日益緊張的局勢，一些精明、有野心的學者甚至考慮巴黎之外的地方。②

巴黎的吸引力顯而易見。那裏的教師擁有最高的工資和聲譽，接觸到的是最優秀的學生和同事，有最好的工作環境，可以非常便利地接觸各大圖書館、檔案館、研究中心、教育部門、官方和私人的基金。那裏擁有各種學術期刊、出版商和出版社，而且他們有機會對學科產生重大的影響。雖然巴黎的生活水平較高，但首都高校提供了更優厚的待遇，居住環境也更加多元，而且對於在巴黎土生土長或受過教育的教職工來說，這是一個與家庭團聚和恢複人際關係的機會。①

對布洛赫來說，返回巴黎既是個人的理想，也是職業生涯的目標。20年代，父親和兄長的去世給他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也使他成為兩個家庭的頂梁柱。他們一家離開斯特拉斯堡返回巴黎，可以與身在瑪爾洛特的寡母團聚，能夠經常見到在巴黎的寡嫂和兩個侄子，以及他愛人的三個姐妹和一個兄弟。②他曾十多次前往巴黎從事研究，住在已故的嶽父嶽母家裏，然而如今，他需要在首都擁有自己的居所。此外，他希望他的六個孩子，尤其是那些即將上中學的，能夠接受更好、更嚴格的教育。1930年，布洛赫用從維達爾家繼承的遺產在克勒茲省(Creuse)的富熱爾(Fougères)小鎮買了一套鄉間住宅，從而結束了家庭在阿爾薩斯的“假期”。富熱爾的房子相對偏遠，風景也有些黯淡，而且鄉村比較貧困，但它卻使布洛赫在內陸擁有了自己的居所。他獲得了財產城鄉轉換的機會，這曾讓他父親和很多巴黎知識分子獲益。

斯特拉斯堡天氣潮濕、陰暗，冬天非常寒冷，步入40歲的布洛赫受此影響很大。他患有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這開始於1914年10月在格魯埃裏的歲月，他的胳膊偶爾會麻痹，不得不前往埃克斯萊班(Aix-les-Bains)做痛苦的水療。雖然交通非常便利，但當布洛赫的身體和精神都承受痛苦之時，他也會像很多同事那樣，幻想“退休”後到一個南方學校，去埃克斯萊班，或蒙彼利埃。與他齊名的中古史學家奧170古斯丁·弗利什(Augustine Fliche)就居住在蒙彼利埃。巴黎的氣候隻比斯特拉斯堡略好，但是它有其他方麵的優勢。①

布洛赫在巴黎奮鬥八年，一心希望加入法蘭西公學院。法蘭西公學院成立於1530年，坐落於拉丁區的核心地帶，最早隻有六位教授，其目標是推動人文科學的研究和“文藝複興精神”。四百年後，它依舊是一個小規模、純研究型的機構，常住教授隻有四十七名。法蘭西公學院的預算直接由政府批準，完全獨立於法國的大學機構。獲得長期任命的教授不需要具有任何學曆證書，也不用輔導學生準備國家考試。他們的課程免費向所有人開放，涵蓋了自己感興趣的一切主題，可以 171根據自己的日程來排課。②

要進入這個特權的機構，取決於知識分子的聲譽、職業交往以及良好的運氣。由於成員去世或退休所產生的空缺崗位，將由全體成員決定增補——他們並非隻為某些特殊的專業設立或保留崗位。全體成員大會的評議過程往往非常漫長，而且火藥味十足，它取決於候選人自身的品格、公學院內部的環境，以及外在的政治因素。候選人要經曆嚴峻的考驗：他們不僅要以課堂的形式公開展示自己的能力和研究課題，而且還要接受全體考官的一係列麵試，這些考官性情各異，專業分工也互不相同。公開的評議需要做好精心的準備。每個候選人通常有一個擔保人——他要充分施展自己的人脈、學術聲望和演講技巧。整個過程有兩輪投票，每一輪都需要大多數出席成員的讚成。第一輪投票決定空缺崗位的專業歸屬，第二輪選擇候選人。公學院的投票雖然規模很小，卻絕對是學術和政治氛圍的晴雨表。在輝煌的時代，它的程序偶爾會非常新穎，極富創新性；但在一個萎靡的環境裏，人們往往非常謹慎，更偏愛慣例和習俗。1914年一代的學者數量較多，老一代的學者依然活躍，然而角逐的職位卻越來越少。雖然進入法蘭西公學院的程序令人生畏，但這是學者們渴望的無上榮譽。①

1928年，當法蘭西公學院出現崗位空缺時，布洛赫和費弗爾第一次作出了回應。布洛赫試圖為比較史爭取一席之地，宣稱自己幾乎是172法國唯一的實踐者。然而，最終他慎重地從近十個競爭者中退出，轉而支持年長的費弗爾。費弗爾給自己的定位並非比較史，而是近代史。布洛赫不想讓考官們為難，在他和費弗爾之間做“尷尬的選擇”,因此他同意由費弗爾先申請。②

1928年，費弗爾已年滿50歲，他一直都渴望重返巴黎，在學者和教師的崗位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然而，1926年索邦拒絕了他的申請，後來他主動放棄了高等研究應用學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Etudes)的提名，雖然那裏是通往法蘭西公學院和索邦的捷徑，但是工資待遇不高，無法養活家庭和三個孩子。1929年至1933年，費弗爾為進入法蘭西公學院全力以赴，甚至有些孤注一擲。他的優勢在於發表了大量的作品，包括他近期關於路德的專著,以及新成立的《年鑒》雜誌；此外，他在巴黎高師、梯也爾基金會、斯特拉斯堡大學等都有很好的人脈，這些地方為法蘭西公學院輸送過不少人才。然而，不利的因素則是他的研究領域，因為近四十年來近代史一直不受重視，而且他還遠離首都。法蘭西公學院的大多數候選人都在巴黎任職，更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與投票人接觸的機會也更多。①

20世紀20年代，不論在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領域，法蘭西公學院新增的教授職位一直很穩定，但是參評的人數卻越來越多。在費弗爾四年的等待期中，一共出現過十二個職位。幾乎每一次投票競爭都很激烈，偶爾還摻雜著政治和宗教的因素，以及自然科學家和人文學者的傳統對抗。1929年1月和1932年3月，費弗爾經曆了兩次慘敗，此外還有一次戰略性放棄。費弗爾謹小慎微，等待對手的勝利或退出，不過他在公學院裏始終有一批忠實的支持者。②

1932年，隨著阿納托爾·德·蒙齊(Anatole de Monzie,1876—1947)被任命為法國教育部長，費弗爾開始時來運轉。蒙齊不但為法蘭西公學院新增了一個職位，還提名費弗爾為《法國百科全書》的總主編——這是一項大型的公民和文化事業，旨在與意大利和蘇聯的項目相抗衡。如今，費弗爾進入法蘭西公學院的機會終於來了。1932年11月13日，法蘭西公學院全體成員投票決定恢複近代史的席位；1933年1月8日，他們一致選舉費弗爾為新成員。1933年2月19日，費弗爾終於被坐落於馬塞蘭·貝特洛廣場(Place Marcelin Berthelot)的窄門所接納。③

費弗爾認為，他的勝利意味著《年鑒》獲得了世人的認可，同時也是近代史教學傳統的偉大複興——這個傳統曾在公學院斷絕很長時間。然而，他的勝利幾乎沒有任何反主流的色彩，《法國百科全書》的任命有足夠的說服力。而且，他的支持者們雖然看到了費弗爾對社會科學的巨大貢獻，但更看重的是他將在公學院延續米什萊、莫諾、拉維斯和丹尼斯的優良傳統。費弗爾在就職演講中，對支持者和布洛赫不吝溢美之詞。或許對勝出的原因認識有誤，費弗爾充滿自信地和老搭檔說：“你很快也會來的。”①

如今布洛赫已47歲，他非常渴望沿襲費弗爾的路線。費弗爾的離174職留下了一個爛攤子，再加上普菲斯特的病重和去世，斯特拉斯堡的一個時代宣告結束。這一切燃起了布洛赫進入法蘭西公學院的渴望。②事實上，他的一些能力已經獲得了認可。他曾被任命撰寫兩卷本的中世紀經濟史，還有一本有關封建社會的專著被貝爾收入了人類進化叢書。他曾到根特和馬德裏講學，第二年應邀前往倫敦經濟學院(LondonSchool of Economics)做過三次講座。③他希望自己能像費弗爾那樣直接進入法蘭西公學院，因此拒絕了同事的建議，沒有申請高等研究應用學院第五部空缺的崗位。①

費弗爾進入法蘭西公學院之時，萊茵河的對岸開始進入黑暗時期。法國知識分子開始了更新換代。1933年4月，日耳曼學家安德勒離世，他是古斯塔夫的好友、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布洛赫躍躍欲試，試圖以比較史學家的身份贏得安德勒在公學院的教席。②

布洛赫“狂飆突進”的情感風暴平息之後，開始在費弗爾的強烈建議下非常“謹慎地”寫信試探，然而結果不盡如人意。納粹黨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裏就控製了德國，法蘭西公學院幾乎不會免去一個日耳曼學家的教席。③布洛赫決定在投票之前退出，以等待更好的時機。當時古典考古學家卡米爾·朱利安(Camille Jullian)生命垂危，他的法國古代史教席更有可能被取消。④

布洛赫宣布參加競選之後，發現自己加入了一群野心家的行列。這些人才華出眾、野心勃勃，又有些急不可耐，其中包括他的幾個朋友、同事和競爭對手，他們等著來自法蘭西公學院的死亡和退休的訊息。布洛赫非常渴望即將到來的機會，但也有些害怕。他認識到必須爭取來自公學院內部的有力支持，但這受一係列因素的影響。在接下來的四年裏，對於教席的爭奪非常激烈，其中夾雜著痛苦和希望，充滿了令人難忘或怨懟的各種策略。費弗爾雖然深表同情，但是新百科全書的任務讓他分身乏術，而且在政治上他還隻是一個新手。作為一個小眾的精英機構，法蘭西公學院能否像接納費弗爾一樣接納布洛赫，從而在它的內部上演一曲二重奏?然而，布洛赫的猶太裔背景顯然成了一個不利的因素。德國的反猶主義陰魂不散，已經滲透到了法國的學術圈，威脅著要減少猶太人獲得更高職位的機會。法蘭西公學院中猶太人的數量幾乎占了15%,會再接納一個布洛赫嗎?費弗爾對此非常不安。一個憂心忡忡的猶太教授曾強烈地建議他，不要製造近期又有一個猶太候選人的喧囂，避免對各個選舉人實行狂熱的攻勢，而應該采取“平靜的”運動。①然而，布洛赫要想實現目標，就必須進行大張旗鼓的宣傳和自我推銷。他提出的新標簽“比較史學”,使他在與傳統史學家的競爭中處於不利的地位，這也讓人想起了他父親和貝爾的失敗經曆。古斯塔夫是個有些不落俗套的古代史學家，貝爾則孜孜不倦地提倡曆史“綜合精神”。

布洛赫的競選活動極大地影響了他的職業生涯。他投入到法蘭西176公學院上的事務越多，就越遠離斯特拉斯堡的生活。他的一些職責——如預科的課程和中世紀曆史所的管理事務，大多由他年輕的同事佩蘭負責。①這在他發表的一些作品中也有所體現。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很不情願地為《曆史評論》撰文全麵評價西米昂的作品。西米昂是實證主義史學的首席代表，雖然存在方法論上的缺陷，卻是法蘭西公學院首屈一指的學者。布洛赫的基調是褒揚，但也不無批評之聲。他的文章中充滿了各種例子、分析和比較，因為他很清楚，自己的作品很可能會被細心的投票人認真地閱讀。②

1933年是關鍵的一年。布洛赫飽受家庭事務和疾病的困擾，為治療幾乎癱瘓的胳膊，他不得不第一次痛苦地居住在埃克斯萊班。由於萊茵河對岸咄咄逼人，5月底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參加了複員後的首次預備役軍官的短訓。③隨著布洛赫和費弗爾第一次長時期的分開，兩個主編的關係也開始緊張起來。由於費弗爾前往巴黎就職，刊物的秘書處也隨之遷移到了首都，這使布洛赫減輕了不少工作壓力，但也妨礙了彼此的溝通，一些事情很難迅速作出決定。布洛赫每次訪問巴黎都很匆忙，這不利於他的健康。他還不得不離開家人，調整課程計劃，麵臨著三重壓力：他們必須與斯特拉斯堡大學的管理部門巧妙地協調；他們必須與法蘭西公學院謹慎地溝通；他們受製於編輯事務，必須滿足《年鑒》規定的出版周期。他在旅行中憂慮與機遇並存，巴黎是最終的目的地，也是一個讓人身心疲憊的戰場。①

1933年12月，朱利安去世，布洛赫開始了他的競選活動。為此，他尋求斯特拉斯堡的前同事艾蒂安·吉爾鬆(Etienne Gilson)的支持。吉爾鬆最近才進入法蘭西公學院，教授中世紀哲學史。經過慎重的考慮，布洛赫依舊將自己的身份定位為“歐洲社會比較史”專家——之前他曾考慮將“歐洲”替換為“中世紀”,以便更容易為人接受，但最終還是放棄了。他謹慎地選擇德高望重的吉爾鬆作為庇護人，費弗爾和其他的支持者則退居幕後。②

布洛赫在法蘭西公學院的正式演講，是他學術履曆的擴展版。他在演講中直言不諱，充滿戰鬥的氣息。法蘭西公學院“鼓勵知識創新”的傳統深深地吸引著他。他強調說，《年鑒》注重的是社會和經濟調查，而不是傳統的研究方法；他致力於“打破”陳腐的、錯誤的實用性分類。布洛赫以中世紀史學家自許，反對教師花名冊上對這一頭銜簡單的歸類；他主張應該超越時間的局限，自由地運用所有的資源。他聲明自己“會繼續熱情地從事中世紀研究”,但絕不會限製在“固定的疆域”,他希望能以此吸引一批充滿活力的青年學者——他們可能被中世紀“虛假冰冷的表象”排除在外。他計劃開設一門歐洲史的課程，注重大洲的統一性和差異性，不僅探索一些普遍的法則，也鼓勵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比較史學不僅能為曆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擴大國際上的影響力，而且對“我們僵化的大學製度”也有裨益。①

有兩個曆史學家競爭朱利安的教席，一個是布洛赫，另一個則是考古學家阿爾貝·格勒尼耶。格勒尼耶是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大學的同事，也是《年鑒》的撰稿人，比布洛赫年長很多，渴望取代朱利安的席位。布洛赫則需要向選舉者展現自己的學術能力，證明自己完全能勝任這門古老的學科，並將其發揚光大。②

1934年1月初，布洛赫開始從事新一年的競選活動。他在短暫的巴黎之行中，禮節性地拜訪了一些主要的投票人。③之後，布洛赫開始了期待已久的旅行——十三年後再次前往英格蘭。1月28日，他和妻子踏上了旅程。當時，由於斯塔維斯基(Stavisky)的醜聞被揭露了出來，社會上人心惶惶，發生騷亂的消息甚囂塵上。④

布洛赫在英格蘭度過了難忘的兩周。他在倫敦經濟學院用法語發表演講，三次講座都與比較史有關，題目為《法國與英國莊園之比較》。在旅行之餘，布洛赫還不忘為《年鑒》尋覓撰稿人，他與理查德·亨利·托尼、艾琳·鮑爾(Eileen Power)和邁克爾·博斯坦(MichaelPostan)有過交流。他在牛津度過了一個周末，並結識了莫裏斯·波威克爵士(Sir Maurice Powicke)和流亡學者歐內斯特·坎托羅維奇(Ernst 179Kantorowicz);他在劍橋會見了G.G.庫爾頓(G.G.Coulton)和J.H.克拉彭——他們曾邀請他為《劍橋歐洲經濟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寫稿。此外，他還在大英博物館度過了幾小時的歡樂時光。布洛赫對當今法國學術機構的狀況非常沮喪，他對英國大學生活的舒適和魅力則不吝讚美之詞。①

在布洛赫離開巴黎期間，1934年2月6日傍晚，一大群右翼示威者和若幹退伍軍人組織在波旁宮外的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聚集，威脅說要越過塞納河，襲擊眾議院(Chamber of Deputies),推翻新成立的激進黨政府。他們指控政府與無恥的猶太騙子斯塔維斯基(最近神秘死亡)合謀，譴責政府解雇了一個右翼警官。緊接著，示威者和一小部分封鎖橋梁的警察發生了嚴重的衝突，雙方共有15人死亡，約1500人受傷。這是自巴黎公社起義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事件。一天後，激進黨總理愛德華·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被迫辭職，由更具包容性的“民族聯盟”內閣來平息騷亂。在第三共和國的曆史上，政府第一次被街頭的暴力事件所推翻。①

布洛赫在海峽的另一邊，為無法置身祖國的事變而悲痛；此外，他還不得不向憂心忡忡的英國人進行解釋。他為右翼分子的暴行所震180驚，這些人來自法國的中產階級，不禁讓人想起了霧月政變。九天後，布洛赫徑直回到斯特拉斯堡的家中，依然為此而驚愕和困惑：“在這起騷亂的背後，我感覺到了一種可怕和幼稚，他們軟弱無力，內部派別勾心鬥角，運作方式極其糟糕，沒有任何智慧可言。”②費弗爾也為法國法西斯主義的幽靈所震撼，他懷疑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機構是其滋生的溫床。在危機期間，布洛赫僅僅從倫敦發來了一條簡短的信息。為此，費弗爾對老搭檔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借用於連·邦達(JulienBenda)的概念，將布洛赫描繪成冷漠、無情的知識分子。③

實際上，布洛赫和費弗爾已經彼此疏遠。一年多以來，費弗爾已經在首都安頓下來，與家人住在舒適的五樓，位於聖寵穀大街(rue duVal de Grace)1號，麵向美麗的教堂。如今，他已建立起了廣泛的社會和職業關係，承擔著很多責任，不僅要經營《年鑒《百科全書》和《綜合研究》,還要負責近代史學會。布洛赫指責費弗爾變成了一個“典型的巴黎人”,揮霍著自己寶貴的精力，拋棄了曆史學家的一畝三分地，而且對《年鑒》漠不關心——如今它的出版已嚴重滯後，迫切地需要各種作者和文章。然而，布洛赫也身不由己，不得不放棄本職工作，積極籌劃競選活動，這需要仰仗朋友們的支持。在法蘭西公學院評審前夕，布洛赫決定放棄第二次巴黎之行，以遠離如火如荼的政治環境——然而費弗爾早已卷入其中。①在這種氛圍下，布洛赫理應表現得更加矜持和客觀，但費弗爾卻因此指責他對現實袖手旁觀。

其實，布洛赫絕非冷漠。他私下裏常常表達憂國憂民之情，不僅關注極端民族主義者、反共和聯盟，以及右翼人士對高級警官、司法和市政官員的應和現象，而且敢於指出溫和派和左派陣營的明顯不足， 181甚至是政府的腐敗和國會的缺點。當然，他並沒有因忙於競選而對無處不在的危險視而不見。各大高校裏的騷亂，以及“我們很多政治家知識上的匱乏”,進一步激化了這種危險。②布洛赫和費弗爾既不準備頂住壓力為懦弱的達拉第辯護，也不打算支持年長的折中派繼任者加斯東·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他倆都不情願地在3月5日的“工人宣言”(“Manifesto to the Workers”)上簽了名。該宣言由三位著名的左翼知識分子“阿蘭”(埃米爾·沙爾捷，Emile Chartier,1868-1951)、保羅·朗之萬(Paul Langevin,1872—1946)和裏韋(1876—1951)起草，他們經曆過德雷福斯事件的洗禮，還幫助成立了反法西斯知識分子警備委員會(Comité de Vigilance des Intellectuels Antifascistes)。①然而，該宣言的語調和委員會的領導能力讓《年鑒》的兩位主編有些擔憂，他們對大眾的價值觀也沒有任何信心。責任感(“我正蓄勢待發”)和不作為(“像很多人那樣無法執行”)之間的矛盾撕扯著布洛赫，但是他反對用法西斯主義蠱惑人心的方法對抗國內的法西斯主義。②他不希望法國出現高負荷、政治化的氛圍，即由自由主義者、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員等共同執政。③

3月18日，在布洛赫簽署宣言之前，法蘭西公學院全體教授大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落幕。布洛赫的支持者吉爾鬆提議設立歐洲社會比較史的教席，以阿貝·布勒伊(Abbé Breuil)為首的格勒尼耶的支持者則堅持捍衛古代史的教席。在布勒伊為格勒尼耶發表講話之後，化學家卡米耶·馬提翁(Camille Matignon)突然暈厥並死亡，大會的討論也因此擱置了兩個月。①布洛赫一直忙著收集材料，思考造成災難的深層原因，而且他對費弗爾在公開評審時的消極表現有些懊惱，再加上他從倫敦回來之後表現得很不活躍，這一切都削弱了他的實力。後來，他決定重新恢複競選活動，並多次前往巴黎。為了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投票人麵前，他委任費弗爾為“布洛赫集團”的“秘書長”。②

布洛赫重啟競選的活動很快就夭折了。1934年4月12日，上台僅兩個月的杜梅格政府就宣布削減預算，極大地減少了大學的費用。法蘭西公學院被迫削減10%的經費，這意味著朱利安的教席不太可能被取代。③

布洛赫意識到了這種可能性，盡管他對此非常失望，卻並沒有絕望。如果進入法蘭西公學院的路被堵死了，那麽他可以把目光投向索邦，那裏有幾個中世紀和經濟史的教授會在兩年內退休。布洛赫很快投入到另一場激烈的競爭中，這是新一輪的消耗戰，職位的聲望雖然略低，但要求卻更高。巴黎的這兩個教席都值得布洛赫全力以赴。他已下定決心離開斯特拉斯堡，因為那裏是一座寒冷、偏遠的“牢房”,預算一縮再縮，教員不斷流失，內部派係紛爭，士氣十分低落，而且他的升職也曾被推遲。④除個人健康和家庭因素外，國內外險惡的環境加劇了《年鑒》的困境，使他的作品進展緩慢。1934年中期，納粹德國蠻橫地幹涉奧地利內政，興登堡總統(Hindenburg)去世，法國顯示出各種衰落的跡象。像費弗爾那樣，布洛赫試圖在自己的作品中尋找提升士氣的良方，在《年鑒》上尋求對於當前政治的批評之聲(如果不是強有力的)。1934年夏，布洛赫恢複了精神和體力。他先是獨自在埃克斯萊班接受治療，後與家人在富熱爾一起生活，還前往威尼斯做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此時，另一場艱巨的戰鬥馬上就要來臨。①

秋天的時候，法蘭西公學院空出來的四個教席隻被批準了一個，競爭變得異常地激烈。布洛赫的競爭對手包括兩個斯特拉斯堡的同事，還有費弗爾的老朋友——心理學家瓦隆。②布洛赫盡心盡力地前往巴黎運作，也為《年鑒》的事務奔波，回家後他身心俱疲，開始生病；而且，由於錯過了一次空中攝影展——對他的研究很有幫助，他非常氣惱。他關心自己的家庭，日常的工作也讓他分身乏術。此時，他的研究計劃包括：為伽利瑪出版社(Gallimard)編寫多卷本的農民史係列，為《劍橋歐洲經濟史》撰寫有關封建社會的一章，為《年鑒》技術專刊撰寫關於水磨的文章，為《法國百科全書》撰寫“食品”(“Alimentation”)的條目。他平時還要為多種語言的著作撰寫評論，所涉及的主題非常廣泛。為緩解等待結果的焦慮，布洛赫全心投入到作品的創作之中，為再次失敗做好了充足的準備。既然並非費弗爾那樣的多麵手，他便致力於漸進的、細膩的技巧，希望從參與競爭的狹隘領域裏尋找一種“內在的自由”①。

然而，1935年1月15日，沉重的打擊還是到來了。兩天前，薩爾州(Saar)進行了全民公決，以壓倒性的優勢通過了歸屬第三帝國的決定。②在這決定性的一天，五個候選人為爭奪一個教席展開了競爭，演講的順序依次是古代史、統計學、化學、實驗心理學和歐洲社會比較史。正如布洛赫預想的那樣，實驗心理學分散了他大量的選票，科學家們偏愛格勒尼耶。在第四輪投票中，曆史悠久的古代史贏得了必要的多數票22票。實驗心理學得到了19票，成為下一個教席的有力競爭者。布洛赫則遭到了慘敗，僅僅獲得了1票。③

布洛赫對於自己的慘敗非常冷靜，他寫信給皮朗說，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絕不會因這次失敗而氣餒。④費弗爾極力安慰布洛赫，同時也安慰自己，他揭示了問題的要害：關於自己莫名的沉默，以及法蘭西公學院中謠傳的反猶太思想。①然而，不管有什麽更深層的原因，這次失敗對布洛赫來說不啻當頭一棒，他長期的計劃和加入法蘭西公學院的前景也深受影響；而且，這也迫使布洛赫將注意力轉向了索邦。②

1935年4月，西米昂突然去世，重新燃起了布洛赫的希望。當時的國際局勢讓他非常沮喪：納粹德國違反《凡爾賽和約》對軍隊的限製條款，實行全民皆兵。布洛赫努力從悲觀的情緒中走出，尋找一段“新的旅程”。他渴望填補法蘭西公學院中西米昂勞工史的教席，這一途徑的優勢在於它避免了與熱門的心理學家之間的競爭。但是，他要再次仰人鼻息，作為一個“長期的候選人”,不得不依附朋友們尤其是費弗爾的支持。③

為保險起見，布洛赫參加了豪塞的退休儀式；同時，他在索邦積極運作，以爭取法國唯一的經濟史教席。④然而，他對兩邊的前景和自己的未來很不樂觀。1935年10月，皮朗去世，這對他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與費弗爾的關係也有些棘手，兩人在私人和編輯事務上的爭論白熱化，《年鑒》的出刊依然嚴重滯後。布洛赫盤算能否在未來的三年內——在1938年8月國際曆史科學大會召開之前——為自己找到一個堅實的堡壘或“集中營”①。

布洛赫渴望獲得足夠多的支持，以繼承西米昂的教席，但他自始至終都很謹慎。他很快意識到，法蘭西公學院內部有一股強大的勢力，反對曆史學家填補西米昂的空缺。1936年2月初，索邦文學院進行投票，出人意料地保留了豪塞的教席，布洛赫的申請終於有了眉目。他不願同時競聘兩個崗位，便選擇了可能性更大的索邦，退出了法蘭西公學院的申請。陰差陽錯，與他爭奪索邦教席的埃米爾·科奈爾(E-mile Coornaert)在法蘭西公學院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自1930年以來，科奈爾一直在高等研究應用學院擔任教授，他最終在3月29日的投票中勝出，繼承了西米昂的席位。②

布洛赫更加意想不到的是，他在索邦的申請決議被推遲了。同時，德國軍隊已經正式入侵非軍事區萊茵蘭。第三帝國斷絕了法國對東歐盟友支持的可能性，徹底改變了歐洲力量的平衡。對於德國肆無忌憚破壞公約的行為，法國和英國沒有任何反應，但是布洛赫身處邊境——斯特拉斯堡，非常擔心家人的安全。③直到6月18日，索邦文學院才一致投票同意授予布洛赫經濟史的教席。他的正式聘書由新任教育部長讓·紮伊(Jean Zay)簽署，時間是1936年7月28日。①事後，布洛赫憤憤不平。畢竟，這是他職業生涯的第一次重大挫187折；而且，他始終鬱鬱不得誌，在專業上的貢獻和個人的成就得不到認可。以前，他曾克服過不少中世紀史學家的排斥，用作品、教學、講座和雜誌為自己贏得了聲譽。然而，他卻無法說服法蘭西公學院的投票人認可自己。另一方麵，他意識到一股強烈的反猶主義思潮死灰複燃——這種“奇怪的社會現象”從東部滲透到了前線，針對的並非他個人，而是他的民族和血統。在布洛赫看來，有兩種類型的反猶主義者：一種人主張“消滅”或驅逐猶太人，他們極端和敵對的態度反而使其危險性較小；另一種人則主張通過“眾多的條款”,為外來者設定一個理想的、無法逾越的配額——這些人中有許多歸化的猶太人，他們嚴格地把守著門檻，捍衛並陶醉於既得的利益。這兩類反猶主義者都排斥布洛赫，用外在的因素限製他的抱負，這與他反傳統的治學態度不無關係，但背後卻是更為痛苦和普遍的頑疾。

布洛赫認為，自己所遭受的挫折是法國學術和政治生活腐敗的表現。①他將索邦的成功看作一種肯定，立誌要在那裏耕耘不懈，以帶來“新鮮的氣息”。當然，新職位賦予他的責任也會限製他的視野。他曾夢想擁有法蘭西公學院教授的自由，如今卻化為泡影。他隻好繼續從事17年以來的鬥爭——反對教師資格考試的限製。他希望和費弗爾一起，共同肩負起改革的使命。②

布洛赫抵達巴黎後，發現這裏非常動**，這讓他想起了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度過的青年時代。1936年四五月間，法國國會經過殘酷的競爭，終於產生了人民陣線的多數派。6月4日，萊昂·布魯姆(Léon Blum)獲得國會裏共產黨人的支持，組成了社會黨-激進黨內閣。麵臨人民群眾188的罷工，新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平息了全國性的勞工爭議。在最初的十周裏，它向國會遞呈了一係列社會立法，一項具有曆史意義的集體談判法案，有關國有化的措施，以及一項解散右翼聯盟的法案。反猶主義曾非常囂張。在新國會的開幕會上，極右勢力代表紮維埃·瓦拉(Xavier Vallat,四年後他被任命為維希政府猶太事務專員)說道：“尊敬的會議主席(Président du Conseil)先生，您的到來無疑將成為曆史性的一刻。因為這個古老的高盧-羅馬國家，將第一次被猶太人統治。”③

社會黨人布魯姆是一名人文主義者，奉饒勒斯為楷模，卻缺少領袖所特有的氣質。64歲的他麵臨著艱巨的任務，成為輿論攻擊的靶子。法國被極左和極右的勢力所包圍，國外的威脅也一直存在。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他的不幹涉政策疏遠了共產黨人。右派人士對他的社會政策充滿敵意。財政赤字、物價水平和失業人數不斷攀升，大量資金外流，社會上出現了大批異化的工人。布洛赫返回首都時，法國社會烏煙瘴氣，人民怨聲載道。“一夜之間，法國社會的階層就會出現裂痕，各個社會群體又會重新分成兩派。”①

然而，巴黎依然是一個重要的知識和文化中心。在人民陣線的領導下，法國的學術得到了極大的支持。1936年，法國成立了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一年後又設立了人類學博物館(Musée de l'Homme)。②巴黎文化氛圍濃鬱，與東方和南方的鄰國相比，在文學、繪畫、舞蹈、戲劇和電影等方麵競相閃耀。對於很多創造性的靈魂，尤其是那些極權主義的避難者來說，巴黎具有極大的吸引力。③

布洛赫一家遷到了塞夫爾街(rue de Sevres)17號，位於公寓頂端的兩層，非常寬敞，包括一個為他工作準備的私人書房和圖書館，為他家人提供的舒適套房，以及一些美觀的會客區域——用來招待朋友、同事和學生。④50歲的他氣宇軒昂，雖然矮小卻很壯實，穿戴整潔，裝扮優雅。光禿禿的腦袋和滿臉的皺紋顯示出了他的年齡。他碩大的鼻子和狹窄的嘴唇之間，布滿了濃密的胡須。他最顯著的特征是一雙蒼白的眼睛，它們從厚厚的眼鏡裏定睛凝視著，這往往會表現出一種嚴肅的表情，但他偶爾也會流露出諷刺或溫暖的微笑。布洛赫非常嚴苛，但也是一個慈愛的丈夫、父親；他煙癮很大，卻極度自律；他很容易激動，在私下裏有時會勃然大怒，他將這歸因於自己“糟糕的性格”①。

布洛赫非常享受巴黎資產階級的生活：這裏有精美的飲食，能經常見到巴黎高師的老朋友，有各種各樣的音樂會、展覽、戲劇和電影。他在休閑的時候，會廣泛地涉獵科學和文學領域。像很多同時代的歐洲中產階級那樣，他閱讀原汁原味的英文，最喜歡的偵探小說家是阿加莎·克裏斯蒂(Agatha Christie)和桃樂絲·L.塞耶斯(DorothyL.Sayers)。②

布洛赫在索邦是一個深受歡迎和尊重的教授。他與同事哈布瓦赫共同創建了經濟與社會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並專心致力於它的發展。③此外，他還在巴黎高師、聖克魯(Saint-Cloud)和豐特奈(Fontenay)高等師範學院教課。在他的學生中，有未來的曆史學家米歇爾·莫拉(Michel Mollat)、弗朗索瓦·舍瓦裏耶(Francois Chevalier)和皮埃爾·古貝爾(Pierre Goubert),未來的政府官員皮埃爾·蘇德勒(Pierre Sudreau)。布洛赫天生適合做教師，很有奉獻精神。對年輕的學者們來說，他的課堂是一段難忘的經曆；他的個人魅力——和藹、機智和智慧，也給他們留下了無法泯滅的印象。①

如今，布洛赫身處國家的中心，有機會參與各種各樣的專業活動。1937年夏，他在巴黎促成了國際民俗學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Folklore)的召開，加入了《法國百科全書》聯合編委會、法國曆史學委員會(Comité Fran?ais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曆史與地理教師協會(Société des Professeurs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並積極參與貝爾綜合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而且，他還在一些法律史、地名學和人類地名學(anthrotoponymy)、法國大革命經濟史等相關領域的委員會任職。②在兩年的時間裏，他為《經濟史評論》匯編了大量法國經濟史的文獻。在這段忙碌、艱難的時期，布洛赫仍然抽出時間，於1937年9月前往英國農村進行工作考察和家庭旅行。③

對布洛赫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高產的時期。作為一名正式的經濟史學家，他將自己特有的精力、智慧和批評視角投入到這門學科中。1937年1月，在為“綜合理工人”(polytechniciens)做的一次演講中，他概括了自己所從事的新興學科的基本特征：要理解當代的現象，必須建立在長期分析的基礎上，追溯最遙遠、最相關的各種跡象，而不是僅僅依賴“最毗鄰”的聯係。①根據布洛赫的說法，研究經濟乃至一切人類問題的曆史學家，必須扯碎“便利的屏幕”——與過去最直接的聯係，努力感受那些可能會再次顯現的“遙遠的曆史事實”。②另一方麵，布洛赫反對忽視政治現實的傾向。他在索邦講授路易十四統治時期的經濟時，將法國經濟衰退的原因歸結為太陽王統治下的專製製度(同時期的周邊國家荷蘭和英國相對繁榮):這使法國開始係統地向資本征稅，扼殺了創造精神，農民變得越來越貧困。③

布洛赫依舊認為，他有責任認真考察德國的學術狀況。1938年，布洛赫最終完成了為《曆史評論》所做的艱巨的調查任務：他強烈地批判了德國中世紀史學中滲透的納粹意識——這會將第三帝國與歐洲分裂開來。①在評論梅內克的兩卷本著作《曆史主義的興起》時，他高度讚揚了該書無與倫比的學術價值，但對其中的一些基本前提也進行了有力的批判：書中有一種“國家神化”的傾向；曆史思想具有不一致性——這在歌德和蘭克時期表現得最為明顯；反對20世紀將曆史融入到更寬廣的人文科學中，而且對德國之外的研究表現出一種膽怯和不確定性；最後，該書以考察史學思想為借口，卻完全忽視了技術問題，這就如同研究物理原理卻無視在實驗室裏真實發生的現象。布洛赫認可古代的理念(idée)與概念(Begriff)之爭，但他在仔細考察邊界之後指出，雙方都沒有界定對事實的專屬權。②

作為心態史學的研究者，布洛赫非常警惕納粹在大眾中的吸引力——它善於運用各種象征性的符號和儀式發動大眾。在1940年潰敗之前，一個法國民族學研究者在書中強調，基督教之前的神話和諸神

正在第三帝國複蘇。對此，布洛赫給予了讚揚之情。③不久之後，他遺憾地發現，第三帝國實際上已經放棄了那些用來增強和凝聚大眾的民族儀式，而任由“希特勒複活古代世界的頌歌”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最後幾年裏，布洛赫重點研究和關注的主題是他遲遲沒有完成的封建社會。早在1931年，他在《社會科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上的文章裏就已經勾勒出了一個大綱。1934年，他在倫敦的幾次演講中進一步發展了自己的思路；1937年，他在為《劍橋歐洲經濟史》第一卷撰寫有關莊園製度的章節時，所有的想法最終成型①;1938年5月，他在劍橋做了三次題 195為“封建社會的經濟和心理狀況”的演講，全麵地展示了自己的想法。②1939年和1940年，他姍姍來遲的兩卷本巨著《封建社會》終於問世。③

這是體現布洛赫中世紀史學訓練的巔峰之作，也最清晰地呈現了他在《年鑒》上的策略。在《封建社會》中，布洛赫運用了所掌握的一切技巧——語言學、法學、文獻學、圖像學、地名學、地理學以及心理學，完美地再現了9世紀中期到13世紀初期西歐和中歐的社會結構。但是，這並非靜態的畫麵。布洛赫的意圖是開放式的，不僅包括經濟和社會分析，他對心態環境也做了令人信服的描述。他把封建社會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產生於外族的入侵和破壞，第二階段則以經濟擴張和文化複興為標誌；而且，他使用一個階段來界定另一個階段。他充分利用《年鑒》雜誌上的問題研究法，不僅考察了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各種區域性的封建製度，還將它們與輸入的封建製度(英國)和一些封建主義沒有生根的著名地區(愛爾蘭、斯堪的納維亞和弗裏西亞)做比較，甚至將比較的範圍延伸到了日本，從而突出西歐封建社會的特點。

布洛赫的文字雖然不像早期那樣簡潔和好辯，卻常常很有說服力。他在討論中世紀混亂的時間概念和造成人們團結與分裂的表達方式時，運用了很多令人難忘的妙語；他的書中使用了不少具有驚人效果的反諷，比如好戰的維京人輕易地皈依了基督教，普遍盛行的附庸效忠禮具有多種形式；他揭示了不少文化線索，比如英雄史詩的作用——雖然它們經常遭到歪曲和篡改，卻是構成中世紀歐洲人想象力的基本要素；他對暴力世界、貴族特征以及農村地區風貌進行了清晰的描述；此外，他還插入了一些引人入勝的話題，比如馬鐙在曆史上的重要性以及13世紀家庭結構的變化；最後，他的結論也非常精妙：封建主義在西方已經成為捍衛自由和抵抗權的契約基礎。

在《封建社會》一書中，布洛赫對封建社會的描繪突破了傳統的以196法律為著眼點的概述模式，在對羅馬和日耳曼源頭的論述方麵也超越了前人。他喜歡將大量不同的信息進行分類，而且也精於此道；複雜、有機的社會現實在他的歸納之下，絲毫沒有賣弄學問和簡單化之嫌。當然，書中也有不少缺漏和不足之處。布洛赫的“歐洲”局限於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時期的邊界劃分，他對維京人的評價也有失公平；此外，他幾乎完全忽略了兩個階級——神職人員和資產階級；而且，他過分強調現代民族主義和民族仇恨的中世紀淵源，也誇大了法德之間的差異性。

布洛赫的《封建社會》誕生於一個不幸的年代。雖然該書作為貝爾“人類進化”叢書中的一部，會擁有廣泛的讀者，但人們的回應卻姍姍來遲，也非常有限——基本上都是一些專家。①奇怪的是，主要的批評之聲來自他的搭檔費弗爾。費弗爾在《年鑒》批評該書分類武斷，具有概論化的弊端，缺少對個人肖像的描繪，對“文明”的看法也很片麵。

但另一方麵，一些法國、比利時甚至德國的中世紀學者，對布洛赫的作品表示認可，並給予了高度評價。如今，這部專著雖曆經多次修訂，卻依然對專業和業餘的讀者具有深遠的影響。①

布洛赫完成代表作的時候，國內外的環境開始惡化。在《封建社197會》第二卷出版之前，他重新穿上了軍裝。②1937年6月22日，布魯姆宣布辭職，不過人民陣線的統治一直持續到1938年4月。然而，由於後繼者的重大失誤和暖昧態度，再加上敵人的阻撓和蔑視，這種統治隻是形式上的，其活力早已喪失。①法郎一跌再跌，政府開支和貿易赤字不斷攀升，法國的外交也處於明顯的被動地位。龐加萊的精神已經被墨索裏尼、希特勒和賴伐爾(Pierre Laval)的思想所取代。當時法西斯主義猖獗，柏林-羅馬軸心已經形成，反共產國際協定(Anti-Com-intern Pact)也已締結，佛朗哥肆意妄為，日本入侵中國。受此國際局勢的影響，法國喪失了不少盟友。比利時恢複了中立的立場；小協約國(Little Entente)停止了運作；英國在張伯倫的領導下實行健全、獨立的政策，試圖平息獨裁者們的怒氣；法國則被孤零零地甩在後麵。②

布洛赫確信法國已經“墮落”,顯然國內外的環境也證實了這一點。③不久之後，他記錄下了這些表現。出版界嘩眾取寵，教育體製讓人窒息，根本無法培育人的批評意識。一係列聯合政府為了鞏固統治，灌輸各種互不相容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外交政策早已過時，如同昔日“飄**著的幽靈”。左右翼政黨目光短淺，雙方衝突不斷。工會中彌漫著宗派利益和小資產階級的趣味，限製各種急需物資的生產。資產階級染上了傲慢的偏見，對大眾不屑一顧。軍隊岌岌可危，毫無思想可言。年邁的統治者普遍患有宿命論的沉屙，頑固地死守著迂腐的觀念，拒絕任何新鮮的事物，這與德國有著天壤之別。雖然1937年之後，法國對經濟結構進行了一係列調整，武器的生產能力也有所提升，但是它並沒有製造出大量的現代化引擎、坦克和飛機，沒有充分訓練自己的軍隊和預備役，也沒有使用必要的外交手段或戰略戰術遏製法西斯主義的威脅。①

1938年3月，納粹德國兼並奧地利。此時布魯姆再次成為法國總理，然而他維護民族團結的努力宣告失敗，他慘淡經營的人民陣線內閣隻持續了一個月。當德奧合並之時，有一些法國人甚至高聲喊道“希特勒比布魯姆強”!種種明顯的跡象表明，第三帝國公然違反條約，完全不顧忌183000多名奧地利猶太人的命運，然而民主人士卻束手無策。布洛赫和費弗爾一直為奧地利的命運擔憂，為納粹主義在學術圈的泛濫和對左翼人士的壓製悲痛。在德奧合並之後，對奧地利學者的迫害隨之而來。布洛赫決定撤回為奧地利著名中世紀學者多普施紀念專集所寫的稿子，因為他懷疑這種學術致敬作品會受到新秩序支持者的限製，缺乏“學術自由和良好的科學氛圍”——而這正是該事業的基礎。他認為，一個在乎“自己國籍、思想和名望”的人，不應該為一本出版於維也納的著作撰稿。②

1938年8月28日至9月3日，第八屆國際曆史科學大會在蘇黎世舉行，當時的政治氛圍比布洛赫三年前預想的還要糟糕。希特勒對捷克斯洛伐克虎視眈眈，人們對戰爭的恐慌使彼此關係非常緊張。①在9月30日召開的慕尼黑會議上，同盟國作出妥協，戰爭也隨之暫時被避免。7月，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分區指揮部參加了為期三天的訓練。他在擔任預備役軍官十七年半之後，依然是一名負責參謀的上尉。他沒有參與任何使自己升職的“進修班”。由於捷克斯洛伐克麵臨著空前的危機，9月25日布洛赫收到召集令，與數千名預備役軍人一起在那個人心惶惶的周末前往斯特拉斯堡集結。在這片易受攻擊的邊境地區，布洛赫悲傷地注意到，“41號軍事行動”存在著很多缺陷：抵達的預備役軍人缺少管理人員，軍備物資供給不足，這進一步導致了各種混亂和恐懼，人們的士氣比較低落，普遍存在著反抗的情緒，這些不利因

素始終伴隨著法國第一次正式的軍事演習。②這有點兒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子。法國先是嚴陣以待，做好準備等待敵人的入侵和轟炸；之後又熱烈地迎接從慕尼黑歸來的達拉第；然而，它對自己拋棄弱小民主盟友的行為熟視無睹。③

自己說，很多年輕的生命得以幸免於難，國土免遭塗炭。然而，他的慰藉中卻帶有一種失落和痛苦，他開始回顧曆史，從《凡爾賽和約》和占領魯爾區開始，直到西班牙內戰和慕尼黑會議。最終，他們在10月6日被解散。像往常一樣，工作依然是他消除憂愁和苦惱的良方；他在忘我的工作中，又恢複了昔日的活力。①

然而，在工作的園地裏也會隨之出現一些其他問題。《年鑒》的兩200位主編已合作十年，但此時的關係卻非常緊張。在慕尼黑會議前後，他們關於雜誌的名稱、人事和指導方針等問題有過激烈的爭論。②在大多數時候，費弗爾的觀點占據主導地位，他為《社會史年鑒》注入了新的成員和想法。此時的費弗爾身為法蘭西公學院的終身教授，《百科全書》已完成大半，長期拖延的拉伯雷研究也重新回到日程。他在學術圈中的聲望與日俱增，追隨的門徒越來越多。比布洛赫年長的他已完全適應了在法國學術界的穩固地位。③然而，此時的布洛赫仍在經濟史領域打拚，努力建構自己的學術堡壘。當然，他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巔峰之作——《封建社會》。①

1938年年底，巴黎高師校長的職位突然出現空缺。時任校長、哲學家兼社會學家塞萊斯坦·布格勒(Celestin Bouglé,1870—1940)即將退休，有關繼任者的問題也便提上日程。1928年至1935年，他曾擔任副校長，1935年起成為校長。布格勒治校期間非常重視師生的福利，贏得了“高師人”的愛戴和感激。①在他的一生中，學術事業與政治參與緊密結合，他努力調解人文主義與社會正義之間的關係——這是19世紀90年代“高師人”的特點。1893年，他通過哲學專業教師資格考試，謹慎地傾向於塗爾幹的思想。德雷福斯事件時，他在聖布裏厄(Saint-Brieuc)中學執教，協助創立了人權聯盟(Ligue des Droits del'Homme),並成為副主席。布格勒終生都是激進黨的追隨者，曾參加過圖盧茲(Toulouse)和巴黎立法委員會的選舉。三十年來，他隔月為《快訊報》(La Dépéche)撰稿。1924年，他是左翼聯盟(Cartel desGauches)的強烈支持者。1926年和1938年，他先後兩次訪問美國，分別在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做過講座。他與自由民主派哲學家埃利·阿萊維(Elie Halévy)和左派塗爾幹信徒關係密切。他致力於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為係統地開展社會學和其他社會科學提供必要的條件。布格勒曾擔任私人資助的機構——巴黎高師社會文獻中心(Centrede Documentation Sociale)的主任，負責學術與人才交流，對戰間期(interwar)社會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總之，他掌舵巴黎高師期間，始終秉持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理念，努力把學校打造成社會思潮和行為的引領者。①

布洛赫並不想期待這種升職，因為這會影響他的學術事業，而且還不得不麵對各種官僚化、程式化以及政治上的壓力。但是，他相信自己完全具備一名管理者應有的能力，他也需要為經濟與社會史研究所的生計考慮。此外，他認為自己作為一名軍人比競爭對手更有資格——對方是一名非戰鬥人員，持明顯的左派、和平主義的觀點。②受慕尼黑會議的影響，布洛赫感到知識分子必須挺身而出，提高“警惕性”,以應對威脅法國的各種勢力。③然而，受布魯姆重創事件的牽連，布洛赫不得不為承擔民族的重負做好準備。在反法西斯事業上，猶太人表現出的好戰性和“狂熱行為”讓他們備受質疑，但是布洛赫並不因此而畏首畏尾，他隨時準備好捍衛自己的原則，表明自己一直都是一名正宗的法國公民。

布洛赫根據十年來的習慣，向費弗爾谘詢母校競選的情況。然而，由於費弗爾支持另一個人，表現得非常消極。從個人的立場上，他提醒布洛赫說，其“剛直的”性格可能會激怒高度自信的高師人。從專業的角度上，他告誡這位已經不堪重負的同事，一些嫉妒心重的對手可能會指責他野心太大。最重要的一點是，反猶主義的議題壓倒了一切。鑒於目前緊張的政治氛圍，他擔心布洛赫可能會尊嚴掃地，遭受大眾對猶太人的各種淩辱。①

雖然布洛赫尚未決定是否參選，但他拒絕接受費弗爾提出的任何反對意見。②他承認確實存在著反猶主義，絕不能忽視其危險性，但對此最好的回應就是“勇氣”。從法律的層麵上講，他是一名法國公民，他堅信這個事實將超越一切。麵對窘迫的政治氛圍和嚴重的個人危險，布洛赫援引消失殆盡的1915—1916年的價值觀。如果事情不可避免，那就必須“堅持到底”。布洛赫既不會退縮，也不會考慮校長助理的職位。③

二十五年前，年輕的曆史學家布洛赫為法蘭西民族和自己的公民身份而自豪。他曾經曆過戰爭的洗禮，體驗過勝利的榮耀；二十多年以來，他在個人、職業和政治上起起伏伏。如今已是1939年，他雖然對祖國不無批評之聲，卻依然熱愛自己的祖國。④作為一名學者，布洛赫學會了考察自己社會的主要特征和區域特色，並將其放在歐洲更大的背景下進行比較。他通過爬梳過去與現在之間遙遠、複雜、隱秘的聯係，來證明曆史的價值。然而，這位公民偶爾也會懈怠，也許是太過謹慎，也許是心不在焉，無法對自己和祖國的各種危險信號作出回應。隨著年齡的增長，布洛赫對法國的熱愛演化成了一種新關係：“祖國母親”過去曾朝氣蓬勃、聲名赫赫，有過輝煌的曆史，如今她卻極度脆弱、不堪重負，甚至遭到了子孫後代的背叛。他是一個傑出而又苛刻的“孩子”,竭力用自己的作品為她增光：他二十五年的奮鬥和成就進一步鞏固了這種聯係。與此同時，法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對手和勁敵不斷壯大——它們對於法國的虛弱和腐敗幸災樂禍，期待著法國受到“懲罰”①。在最終的挑戰麵前，他所摯愛的法國似乎開始退縮；但布洛赫仍然堅持采用古代更高的標準，一味強調自己的責任感，卻忽視自身的脆弱——他的這種聲音也被逐漸孤立起來。②

1939年，國際局勢更加黯淡。2月，佛朗哥推翻了西班牙共和政府。一個月後，捷克斯洛伐克淪陷，納粹德國進一步占領了默麥爾(Memel)。然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1939年3月是布洛赫的豐收月。他在布魯塞爾高等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in Brussels)做了題為“舊政權下法國貨幣的轉變”(“Monetary Mutations in France underthe Old Regime")的演講；在劍橋舉辦的英法大會上，他講述“中世紀法國和英國的階級問題”(“The Problem of Class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in the Middle Age”)。③新的國際危機使布洛赫被緊急召回，他從204劍橋返回加入了斯特拉斯堡的預備役部隊，在那裏他被簡要告知“1938年動員計劃的修正版”。①

如今，法國完全被法西斯國家和較小的中立國所包圍，極其依賴馬其諾防線和英國盟友。此時的英國雖然開始醒悟，但向希特勒下一個可能攻擊的目標——波蘭和羅馬尼亞——輕易作出的許諾，卻又難

以兌現。在第三共和國的最後一個春天，凡爾登、達豪(Dachau)、格爾尼卡(Guernica)和布拉格形勢非常嚴峻，低落的情緒彌漫整個法國。“為什麽要為但澤犧牲”的思想嘲弄著正義的力量。②

整個夏天，布洛赫都靜靜地居住在富熱爾的鄉間公寓。他曾因工作原因與妻子乘車到巴黎小住，未來的前景讓他悲欣交集。他們還前往日內瓦旅行、參觀了普拉多博物館(Prado Museum)的畫展——那裏並沒有展出戈雅(Goya)關於槍殺起義者的畫作《1808年5月3日》。布洛赫解釋說，這很可能是因為它太過痛苦，會讓人想起“更多最近的屠殺”③。

8月23日，德國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整個世界為之震驚，這使德國可以在東線上放手一搏。由於納粹對波蘭的威脅日益嚴重，西方民主國家不得不在關鍵問題上作出決定：是繼續妥協還是選擇戰爭?布洛赫為戰爭做著準備，隨時都能為保衛法蘭西而戰。④1939年8月24日，他收到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召集令。在之後的四年半裏，他長期遠離巴黎，其間隻有幾次簡短的旅行。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