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為該中心的研究計劃提供了一些具體意見。他呼籲人們將思慮和成果公開，更強調要拒絕“猶太財主”的支持和領導，避免再次遭遇“辛迪加”的指控。他們應當接納具有同情心的基督教徒，不遺餘力地代表整個法國猶太人的意見。最後，在不否認法國和法國猶太人為他國猶太人提供支援和幫助的前提下，他們必須明確他們的事業“並非完全屬於我們自己”④。
雖然無法積極參與其中，布洛赫卻提出了一個三步計劃，來應對一個危險的想法，即“全部猶太人構成了一個堅固、同一的群體，他們擁有相同的特征，服從同樣的命運”。首先，他們必須付諸理性，分析有關“卑劣的猶太人”這一廣為人知的原始抽象概念，知曉這個概念造成的最嚴重後果之一便是：它迫使部分目標人群將其進行所謂的分別與內化，接受一個“領土的”解決方案(驅逐)。其次，在揭穿這些“美妙的幻象”之後，他們必須理解一係列複雜的曆史現實。最後，他們將意識到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猶太社區：被同化的(法國)和未被同化的(異國)。前者的生存依賴徹底的融合及合法地位的保有，而後者的生存則完全可以依靠某些形式的移民。①
可是，維希政府——毫無疑問，在德國的密集督促下——致力於隔離所有猶太人，控製他們的存在。1941年11月29日頒布的法律成立了法國猶太人聯合總會(Union Générale des Israélites de France),這是一個龐大的強製性猶太議會，它總領全國，將所有的社會和慈善機構納入統一的行政框架，並依附於紮維埃·瓦拉領導的猶太問題總署(Commissariat Générale aux Questions Juives)。法國猶太人聯合總會名義上負責“代表猶太人與官方權威交涉”福祉問題，但這個組織明顯是一個奴役整個猶太社區的工具。②
幾十年後我們了解到，在納粹德國和維希政府對待特定的人群方麵，猶太問題是一個罕見的敵對與合作並存的交叉點。這不僅事關大273量德國和東歐難民的命運——他們湧入兩個區域，承受著被圍捕或驅逐的威脅，也和法國猶太人息息相關——他們被自己的政府和納粹一點點地剝奪了權利、工作和財產。諷刺的是，維希政府最初成立法國猶太人聯合總會以樹立其在兩個區域內的權威，但在1942年5月，迫於德方的壓力，獨立的民族主義者瓦拉離職，更為激進的反猶主義者路易·達奎爾·德沛拉波(Louis Darquier de Pellepoix)上台，聯合總會已經從根本上成為納粹的工具，操控和支配著法國境內的所有猶太人。①
法國猶太人震驚於這一強製性種族機構的誕生，如今它成為他們新的法律代表。法國猶太人聯合總會使用“法屬猶太人”而非“法國猶太人”這一稱謂，蓄意將其和別國的猶太人混為一談，將其要求和權利混入後者更龐大的數量和更危急的境況之中，並威脅對其進一步限製和沒收。譬如，1942年1月16日，新出台的法令宣示一個噩兆：法國猶太人聯合總會禁止將猶太財產轉移到未占領區。②猶太教會激烈地反對這一法令，因其擁有強烈的國別認同，擔心自身會被迫從法國社會、法律和體製中剝離。可是，法國猶太人聯合總會的爭議並未讓法國公民簡單地與外族針鋒相對。無數難民拒絕加入，而與處在納粹陰影下的歐洲人民類似，一批法國猶太領袖同意擔任法國猶太人聯合總會兩大地區的議會成員，充當中間人，以“規避最壞結果”①。
布洛赫決意公開反對法國猶太人聯合總會。在與南部地區的朋友274和同僚商議後，他起草了反對聯合總會領袖的抗議書。②布洛赫以“法國猶太人”的名義發聲，他們因為愛、傳統和為天主教與新教同胞服務而聯合，他宣布這些人是他們“共同母親”法國的“忠實子民”。盡管有近期的立法，但他們不承認自己是法國公民之外的任何人群。③布洛赫稱讚法國猶太人聯合總會官方的謀福祉這一任務之高尚和必要，但他敦促該機構避免采取任何“製裁或加重”“法國猶太人在道義上之孤立”的行動，因其可能刺激或疏離他們忠誠的法國同胞。雖然對於他們和後代而言，當前危機重重，他仍堅持道：“我們不關心超越我們與法國紐帶的事宜。我們是法國人……我們想不到一個非法國的命運。”①
1942年5月1日，最後一稿刊發，即《關於法屬猶太人聯合會的說明》(“Note au sujet de I'Union des Israelites de France”),隻有區區三位名流署名：文學學者本雅明·克雷米厄(Benjamin Crémieux)[1942年被遣送至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和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在魏瑪(Weimar)逝世]②,前法國律師和圖盧茲上訴法庭律師會主席——勒內·米約(René Milhaud),還有布洛赫本人。他們原封不動地重複了布洛赫一開始的抗議，效忠法國，宣布拒絕將法國猶太人聯合總會的領袖認作他們的代表，呼籲同胞們“做好準備，準備保護”他們唯一可能的未來——“一個法國的未來”。③
布洛赫對維希政府政治上的有力攻擊值得深入解析。他明顯不願意挑釁政府，他仍有公職，而政府官員也定期閱讀他的信件。①但是，法國猶太人聯合總會的領導層令布洛赫感到驚恐，他懷疑其中一部分人是猶太複國主義者，而另一部分人隻是天真地相信這僅僅是一個福利機構。1942年2月，最終解決方案已經開始實施，布洛赫意識到法國猶太人聯合總會隻是“敵對策略”的一部分，為的是剝奪法國猶太人的“真正國籍”。該組織將他們分解，與外國難民一道，歸入牽強附會276的“猶太人群”中，並備好了一條通往“貧民窟和驅逐”的道路。②
布洛赫一貫拒絕接受與德國和東歐猶太人的種族聯係，也因而拒絕和部分法國猶太人的關係，但這並非是他不忠或反複的表現。③布洛赫意識到，納粹的苛政勒索和維希的模棱兩可正變得愈加危險。他承認猶太祖籍是永恒的負擔，但並未因此退縮，這一血統令他追求卓越，同時也使他在後代問題上殫精竭慮，倍感壓力。④麵對法律和公正的崩塌，以及反德雷福斯一派遲來的報複，布洛赫比以往更堅定地抓住自己的法國身份，不給同胞傳達任何退縮的信號，不論排猶法令還是其他任何事物，都無法摧毀他對法國的忠誠和正義訴求。⑤
這一信念又要經受藏書室的艱難試煉。一年又將過去，布洛赫對取回藏書一事已經開始絕望。1941年12月31日，希特勒批準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的提議，清理所有撤離巴黎的猶太人的財產，特別任務小組更將行動升級，闖入無人居住的民宅。布洛赫做好了最壞的打算，意識到他目前的損失可能不過是“巨大悲劇的冰山一角”①。卡克皮諾提議：將藏書贈予蒙彼利埃大學，以便將其從占領區轉移。但布洛赫不願與財產分開，堅持書籍歸後代所有這一原則。②1942年2月初，一個忠實的學生告知布洛赫，他位於塞夫爾街十
七號公寓樓上的第七層已被第三帝國軍人占用。他所有的藏書和部分家具都被轉移至六樓。4月初前後，他的全部藏書和四個書架都被移除。兩個月後，身處蒙彼利埃的布洛赫才獲知此事。③
這次失竊的原因不明，一名黨衛隊聯絡官員在事後第一時間就向軍事部門報告。④羅森堡的辦公室是最不可能的禍首，他們一般都會大肆掠奪猶太財產。黨衛隊很有可能處於幕後，將這一行動作為對流亡者和敵人的懲罰性舉措，或者用於增加名下日益壯大的“科學研究”藏品。軍隊也可能插手，僅僅是為了清理下層樓層，為更多的居民騰出空間。從知情人那裏，布洛赫隻是得知他的書籍已被“占領當局沒收，移出公寓，轉運到了未知目的地”①。
這是另一場不公平的較量、又一處明顯的失誤、再一次的失敗，還是一個引起布洛赫和費弗爾互相怨恨的原因，而費弗爾顯然曾嚐試提供幫助。②經過短暫的思慮，布洛赫接受了既定的事實。不過，他草擬了一封信給新任的國家教育部長、親納粹的散文家阿貝爾·波納爾(Abel Bonnard),抗議非法沒收他珍貴的教學和研究工具。“因公離開巴黎，受命於”波納爾的前任(1942年4月，賴伐爾重新掌權，布洛赫之友卡克皮諾便是貝當一派中離任的人員之一),布洛赫拒絕承認己方任何為行動辯解的疏漏。他譴責這一破壞行為既“違反人權”,也違背教育部的服務宗旨。但相對於法國猶太人受到日益嚴峻的侵害之現實，布洛赫的損失不值一提，更不能再受到特殊關照。在賴伐爾政府的統治下，維希政府如今已完全與第三帝國合作，可能會針對猶太公民出台更為嚴酷的措施。③
過去一年中，維希政府的含糊其辭和多次背叛令布洛赫惱怒，而維希政府的領導更讓他震怒，他開始找尋法國複興的源泉。雖然強大的大聯盟軍(Grand Alliance)正在與納粹德國作戰，他認為法國也需要從內部重獲自由，以犧牲和鮮血淨化腐朽。①在黑暗的日子裏，布洛赫在他習慣的環境之外，在鄉間，在法國的青年中，有時也在他們的老師處尋得安慰。布洛赫在給獨立、倔強的中學校長雅克的長信中，高度讚揚了牢固的鄉村理念與個人自我修養的結合。②
和費弗爾一樣，布洛赫擔心令法國分裂的“兩個地區的問題”。雖然如今所處的境況已大不相同，但有一個因素是一致的，“我們無法得279知一牆之隔鄰居的所思所想。我們被各種單子所包圍”。相比於納粹德國，維希政府的統治更為溫和，但它也加大了在當地的鼓吹和宣傳力度。布洛赫所處的南部一隅看似平靜，但他依然能感知到細微的“震顫”③。平靜的表麵之下是無處不在的暴力威脅，布洛赫照例被護送到課堂，而在1942年3月，右翼學生在學校暴動。另一方麵，蒙彼利埃零星的抵抗隊伍人數已然翻倍。④
誠然，布洛赫對未占領區內出現的反抗力量了然於心。在克萊蒙費朗時，他便結交了“戰鬥”組織的領袖。“戰鬥”在蒙彼利埃的領導人是布洛赫的年輕同事勒內·庫爾坦(René Courtin)和皮埃爾-亨利·泰金(Pierre-Henri Teitjen),二人也創辦了審查常委會(Comité Générald'Etudes,CGE),這是一個政治討論小組。①他也和幾名年輕的抵抗分子有私交：中世紀研究大家費迪南·洛特的兩個女婿——喬治·弗裏德曼(George Friedmann)和讓·卡瓦耶(Jean Cavailles),還有他自己的兩個侄兒——讓·布洛赫-米歇爾和亨利·布洛赫-米歇爾。②布洛赫的兩個大兒子也是“戰鬥”的成員，這一小型組織的活動包括蓄意破壞，印刷並散發反賴伐爾和反希特勒的傳單，在蒙彼利埃牆上刻洛林十字和“V”字符號，還有在佩魯花園(Peyrou garden)的路易十四雕像底部公然塗鴉寫出“我永不妥協!”①
這期間，布洛赫本人自然沒有采取任何明顯的行動，但他絕非完全被動。他可能幫助組建了“戰鬥”。他多次參加審查常委會的會議，討論戰後法國政治和經濟的重建，也許還參與起草了一份報告。②1942年4月，布洛赫受此前在斯特拉斯堡大學的著名同僚之邀，在克萊蒙費朗進行了一係列演講。在給費弗爾的信中，布洛赫稍稍透露了他的主題(“當代英格蘭”)和他“非學界”的聽眾。③他的摯友之一、蒙彼利埃的同事此後稱布洛赫為隱秘的高等軍事學院(école Supérieurede Guerre)服務，該機構專為培養秘密軍隊(Armée Secrète)的高官而建。①布洛赫請求和費弗爾重歸於好，他在信中多次暗示了自己有趣且重要的行動，希望能和費弗爾討論。他寫道：“你明白，我不隻在思考中世紀。”②
事實上，布洛赫獨自一人搜集著自己和法國所受苦難的資料。③他和英國同僚通信，大量閱讀德國和國外報刊，並從巴黎和維希媒體上掌握此前顯赫人士出爾反爾的證據。他詳細研讀了關於潰敗的剖析文獻。1942年夏，依據自己的結論，結合最新發布的總參謀部的秘密文件，布洛赫為私下寫作的回憶錄《奇怪的戰敗》增添了注腳。①
猶太人問題和法國之應對仍然是布洛赫的關注點。初秋時節，在他那寧靜的克勒茲鄉間，再度掀起了逮捕、驅逐外籍猶太人的浪潮。布洛赫親眼見到了運送的卡車，即便是他最不“政治”的鄰居們也憤憤不平。克萊蒙費朗也傳來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斯特拉斯堡大學學生因被指參與顛覆活動而遭開除。①
在這黯淡的幾個月裏，布洛赫勉力繼續自己的學術研究，他克服了一次次長時間的阻撓和幹擾，還有年歲漸長與現實條件帶來的疲憊和虛弱的身體。他探索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根源，閱讀J.M.凱恩斯(J.M.Keynes)、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歌德和瓦萊裏的作品。盡管他遍尋檔案，勤閱最新資料，他仍將自己的努力稱為“儲備”而非重要產出。②他的授課再次喚起了他對經濟史和理論的癡迷，他的旅程激發了他對當地的熱愛。他探訪、研究了周邊的納博訥(Narbonne)市，這裏在中世紀曾是一個活躍的猶太社區，一年以後，布洛赫的名字將與這座城市合而為一。③
布洛赫的詩歌也展現出另一個維度。詩歌的主題包括寫給妻子的情歌、夢想、死亡之冥思，和悼念一名在佛蘭德斯死去的同人。①布洛赫的智慧躍然紙上。在蒙彼利埃的一次論文答辯會上，作為外部(巴黎)評審出席的布洛赫，寫下了一首詼諧的小詩：
記一次論文答辯
答辯人開壇布道，絮絮叨叨，
他把雙肘撐桌上，(燈罩)綠玻璃搖搖晃晃，
他高聲宣布：“先生們，據我所知，毋庸置疑……”評審無情打斷：“純屬臆斷，一派胡言……”
哦，神啊!哦，天啦!如此無聊!倘若，我為愉悅身心，拿出《戰鬥》,或伸展手指，塞滿煙絲，舞弄煙鬥，要不就幹脆去打斷弗利什的講話!
可是不要，我要繼續強裝正經於是一切終將變得“十分體麵”即便我們心知肚明，傑作不過虛幻依循慣例，我們也會大加稱讚。②
盡管布洛赫不再積極主導《年鑒》的發展方向，他仍舊投身其中。③
直到1942年年初，他才收到1941年第一期刊物，他雖然高度稱讚本期，但在看到“執行總編：呂西安·費弗爾”這一刺眼的公告時，他也不免情緒難平。1941年的兩期刊物大幅縮水，總共隻有27篇文章、調查和評論長文。其中，費弗爾撰文13篇，而布洛赫以新筆名“富熱爾”撰文4篇。勒內·莫尼耶(René Maunier)在一篇時文中，將這一序列當作一個“社會群體”①來研究。
戰時的《年鑒》遠不及之前鋒芒畢露。費弗爾報道了兩名同人朱爾·西翁和阿爾貝·德芒戎的逝世，他的行文也明顯更為慎重。“富熱爾”主要關注農村曆史，而費弗爾經過考量，也用筆名發表了一些文章，涉及多個主題，包括情感與曆史、路易十一時期的政治和經濟，並分析了亞眠在改革與反改革時期的財產清單。
費弗爾在《年鑒》上宣布發行一個嶄新的係列——“農民與土地”,由伽利瑪出版社在布洛赫的指導下刊發，如今編輯一欄已沒有布洛赫的名字。費弗爾為該係列的法國分冊寫了一篇非常得體的評論，強調此前的老搭檔為法國農村史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即《法國農村史》,然而布洛赫本人並未接受。②費弗爾也評論了布洛赫《封建社會》的第二卷，他的語氣遠不如第一卷尖銳。費弗爾指出，作者無疑才高八鬥，但在“情感”方麵略有欠缺，使其在理解過去居民的內心和精神時，尚存有明顯斷層。至少在私人層麵上，布洛赫很快便開始為自己辯護。①
布洛赫感激費弗爾為保存刊物而作出的堅實努力，但他仍然希望285能在幕後參與總編工作，並修複兩人漸漸稀疏的聯絡。但是，他並非沒有去指責費弗爾賦予了《年鑒》一套嶄新的“外交”辭令。②即便在暫時停刊的時候，布洛赫依舊寄出自己的稿件和評論。1942年8月中旬，雜誌複刊，改名為《社會史論叢》(Mélange d'Histoire Sociale)。這一命名折射了費弗爾的策略，他希望繞過維希和納粹對期刊的規定。《論叢》並未定期發行，因此可以擺脫上述控製。③
《論叢》的第一卷規模不大，主推兩名年輕作者夏爾·莫拉澤(Charles Morazé)和菲利普·沃爾夫，以及兩名前輩學者喬治·埃斯皮納(Georges Espinas)和夏爾-埃德蒙·佩蘭(Charles-Edmond Perrin),費弗爾撰寫了5篇長文，“富熱爾”則貢獻1篇。布洛赫還撰寫了一批短評，涉及作品的主題包括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與歐洲東南部地區，文章的風格一如既往，直截了當，要求術語精準，批評人為的時代分野，並強調比較相似和不同之處。①費弗爾將一篇題為《堅持》(“Maintenir”)的評論放在顯著位置，該文評論之作品研究了巴黎古建築外形的損毀。②他也宣布了三名同人的離世③,另有三人被德國戰犯營收押④,此外還有幾則人事任命信息，其中包括C.-E.拉布魯斯(C.-E.Labrousse)履職索邦，“取代在蒙彼利埃任教的馬克·布洛赫”⑤,雖然費弗爾為《論叢》撰寫了大批的稿件，但“富熱爾”卻貢獻了幾篇關鍵的文章。第二卷中，他細致、公正地評判了學生安德烈·德萊亞熱(André Deléage)的兩卷本巨著《十一世紀初期勃艮第的農村生活》(La vie rurale en Bourgogne,jusqu'au debut du Xle siècle),他也仔細、熱情地評價了蒙彼利埃同僚勒內·庫爾坦的作品。⑥第三卷中，“富熱爾”使《調查》欄目重生。基於最近在奧弗涅與埃羅檔案館內的研究，他修正了布洛赫1929年關於法國土地分區規劃的文章。①他還發表了其他23篇評論。
毫無疑問，費弗爾是主導者，而布洛赫並未參與《論叢》的日常工作，他經常抱怨沒有收到利摩日(Limoges)印刷廠的校樣。布洛赫尷尬地回應莫拉澤的詢問，說當他看到文章時，“《年鑒》(原文如此)成品已經到手”。費弗爾卻以大量的指責反擊，再次撕開十八個月前二人爭吵
的傷疤。拿到第二卷刊物後，雖然主要文章的作者是其老對手埃米爾·科奈爾，布洛赫也表現得十分溫和。他為刊物的生存而歡欣，也為“他們”(與費弗爾)能夠繼續合作而鼓舞。1942年秋，在他最後一個開學日的晚上，他請求他們能忘記過去，共同為未來而奮鬥。②
布洛赫將其最後一部手稿《為曆史學辯護》帶回蒙彼利埃，他斷斷續續地準備這部作品已經三年，更在上一個夏天全身心投入其中。③與《奇怪的戰敗》類似，從許多方麵來看，《為曆史學辯護》更像一部回憶錄，取材於他在黑暗時期的痛苦和堅定的希望。1941年5月，布洛赫寫下獻詞，以本書紀念去世不久的母親：“致親愛的母親”。在布洛赫與費弗爾為《年鑒》的未來和自己放棄赴美逃脫計劃而吵得不可開交之時，布洛赫還寫下第二版致費弗爾的獻詞：
長期以來，我們並肩戰鬥，將曆史推向更加宏偉、更為人性的方向。如今，我們的共同目標遭到威脅……但我堅信，我們會等到一個時機，令我們的合作可以如過去一樣再次開誠布公，無拘無束。書中每一頁都有你的影子，就我而言，合作會繼續下去。①
全書以布洛赫兒子的一個問題開篇：“爸爸，告訴我，曆史有什麽用?”麵對這個天真卻根本的問題，布洛赫效仿蘇格拉底，決定“引出他的結論”。最終的答案不僅要為其終身的追求辯護，更需要證明他對西方文明的根本信仰，而其中的根基便是一直與曆史保持密切的關係。就在幾個月前德國人進入巴黎當日，一名年輕的總參謀部官員脫口而出：“我們要相信曆史背叛了我們嗎?”②
布洛赫表示，研究曆史的第一個原因是曆史對想象和智慧的持續追求。作為一名老練、熱心的實踐者，他不否認曆史的詩意成分，即“對陌生之物的巧妙美化”。第二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一個飽受戰亂、行將迎接原子或星際爆炸的世界裏，曆史能明晰人類故事，使之易於理解。誹謗曆史之人攻擊曆史的膚淺和危害。在書中，布洛赫如古希臘師者一般，避開深奧的哲學辯論。他轉而提供了自己的工具和方法。如此便成就了本書副標題——也是更為人知的標題：《曆史學家的技藝》(Métier d'historien)。布洛赫讓讀者決定曆史的用處。本書甫一開篇，他便承認，曆史仍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它與當代物理學一樣，缺乏永恒的規律。他的結論令他背離了“羞怯的”老師瑟諾博斯(“自我提問永遠有益，回答問題則危險萬分”)①,也將他置於一切人為決定論的對立麵，包括塗爾幹的社會學。對於布洛赫來說，抓住這一機會，運用自己的智慧、膽識和高度的責任心，去應對愛因斯坦式不確定世界的挑戰和危險，無疑就是他為這門技藝作出的關鍵貢獻。②
該書分為四個章節和一篇殘文。布洛赫將曆史定義為“研究時間中的人的科學”,並繼續攻擊此前的惡習，即“源頭崇拜”,過去與現實的人為分野，宣揚“曆史的敏感性”。和他許多課程的引言一樣，布洛赫跨越時空的界限，自由地選取新近的例證和軼事穿插其中。他勾勒了一名曆史學家工作程序的個人版本，即在各種文獻中搜集證據以發掘“路徑”;對來源進行嚴格的批判；在分析數據時，極力追求恰當的措辭，做到不偏不倚。本書最後一章討論曆史因果論，卻在抵達結論前戛然而止：“和所有事物一樣，曆史的原因無法臆斷。我們需要去找尋……”無論是命運作祟，抑或某種內在邏輯使然，布洛赫將這一探尋留給了後來者。①
布洛赫在書中極力褒揚他所推崇的大師們，公正地指出曆史學究與非史學理論家的缺陷：前者沉迷於編年紀事，後者則忽略變化；他還講述了自己過去三十年的研究成果；書中時時透露出動人的智慧、樂觀和自信的精神。《為曆史學辯護》是一部獨樹一幟的作品，受到擁有不同理念和背景的學者的推崇。布洛赫是一名傑出的曆史學家，擁有淵博的社會科學知識，可以對雙方陣營持續地構成挑戰。雖然各個學科都有意識地在曆史中尋求解釋，但它們不能忽視一切個體、社會現象和觀察者角度中普遍存在的流動性。
雖然布洛赫的二版獻詞極為殷切，但若將該書看作與費弗爾合作的產物，則有點不太合適。②如果把該書看作“年鑒學派曆史”的先驅，就無疑犯了時代錯誤，雖然它極力強調社會和行為科學、物質因素與結構分析。①布洛赫的文章並非憑科學、方法或哲學獨創性而出290眾，它也並未收錄任何勾勒“總體”曆史的具體藍圖或策略。麵對野蠻和毀滅的巨大力量，布洛赫仍對生存與自由充滿信心，在歲月的阻礙和困難之前，他試圖理解不同代際、眾多文明、過去和現實之間意義深遠的聯係，這本《為曆史學辯護——曆史學家的技藝》——無論它以何種間接或殘缺的形式呈現給我們——是一位睿智、勤奮的大師級工匠的冥思成果。他如蒙田一樣，用信仰中最真誠的信條啟迪、激勵讀者。這也是他對未來希望的見證。②
這個夏天比預期中更輕鬆，也更多產。布洛赫的心情稍有好轉，蘇聯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擊也讓他振奮。10月初，他滿懷信心地結束假期，回到蒙彼利埃。和所有人一樣，布洛赫熱切關注進攻北非之前組建同盟國的消息。③
然而，陳年的問題再度浮現。7月，配給削減，食物短缺，價格昂貴。從基本營養(奶、肉、脂肪、蛋和麵包)的保障來看，蒙彼利埃屬於最困難的八個城市之一，城中也缺乏布匹、鞋、燃油和輪胎，黑291 市生意則蒸蒸日上。布洛赫牽掛體質脆弱的妻子，然而她每天5點不得不排隊領取食物，這進一步拖累了她的身體。①他憂心成年孩子們的事業和安全，尤其是在9月維希通過了強製勞動法案後。秋季的美麗天氣帶來了希望，但表麵看去，人們都小心翼翼、互不往來、沉默寡言。媒體受到嚴格監控，禁止報道任何有意義的新聞。蓋世太保(Gestapo)出沒的證據，在愈演愈烈的信件攔截和逮捕中可見一斑。1942年11月5日，在蒙彼利埃大學的開學典禮上，弗利什院長告誡聽眾，要“多做”而“慎言”。在關於教員年度成就的報告中，他對布洛赫的作品隻字不提。②
布洛赫原定開設兩門課程：一門是美國經濟發展，另一門是中世紀法國農民與莊園。③課程甫一開始，便傳來盟軍在11月7日至8日晚間登陸北非的消息，此後則是阿提拉行動(“Operation Attila”),德國入侵未占領區，時間恰恰是1942年11月11日。④敵人直接侵入，官方警告布洛赫立即離開，他帶著家人分成兩隊，隻留大女兒愛麗絲在靠近西班牙邊境的地區照顧79名孤兒，倉皇出逃至富熱爾，同布洛292赫妻子的姐姐和孩子會合。①
布洛赫再度失去了僅剩的藏書和全部筆記，匆匆逃離時，它們連同許多東西一起被丟棄。不過，令他欣慰的是，自己並沒有被敵人逼迫得毫無用處。在年齡最大的兩個兒子的幫助下，他很快便在鄉間居所內建起一所名副其實的學院，在剩餘的學期裏教導青少年。他也打聽過函授課程和廣播授課，還為未來製訂了計劃。②
由於阿提拉行動以及貝當和賴伐爾的順從，維希政府獨立的麵紗被無情地剝離。對於工作或為自身和孩子提供保護，布洛赫不再有任何幻想。12月，法令要求在身份卡及配額領取卡上打上“猶太男子”或“猶太女子”的印記，兩種卡片對於生存都必不可少，這也將所有外籍和法國猶太人置於危險的境地。當盟軍就近調配資源準備襲擊法國城市時，希特勒下令逮捕、驅逐帝國的敵人、猶太人、共產主義分子和戴高樂主義者(Gaullists)。③在這一緊要的節點，布洛赫若要保持對未來的信念，必須去親手打造未來。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