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
丘吉爾（1874—1965），英國保守黨政治家、作家，於1940—1945，1951—1955兩屆任期擔任首相。第二次世界大戰領導英國人民對德作戰，著有《世界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民族史》等，195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溫斯頓·丘吉爾，偉大的政治家，一位多才多藝的人，曆史上最令人惱怒的人物之一，卻被人深情地懷念。在英國危機時刻到來之前，他的判斷經常非常正確，他有預見未來事件的能力，這種能力成了他同胞的一種負擔。他的聲音已經成了英國良知之聲，成了危險時刻最後的上訴法庭。然而直到他退休的時候，他還一直是頑皮的、惡作劇的和異常孩子氣的，即使過去多年來他似乎也沒有什麽變化。
丘吉爾的精神應當被認為是現代最引人注目的獨立精神。作為一位政治家、演說家、曆史學家、傳記作者、才子、戰地記者和白蘭地愛好者，他已達到不朽，另外還有記載他是藝術家、泥水匠、小說家、飛行員、馬球運動員、軍人和比賽用馬的主人。
是什麽原因致使丘吉爾超出普通的人成為一位天才人物呢？那些最了解丘吉爾的人相信，他的動力來自於無與倫比的精力的融合、智力和記憶力的結合，以及自從亞曆山大抱怨缺乏可征服的世界以來最有衝勁的野心。
溫斯頓·倫納德·斯潘塞·丘吉爾1874年11月30日誕生於豪華、富麗堂皇的布萊尼姆王宮裏，這座王宮是他祖父的。他祖父是馬爾伯勒[90]第七公爵。丘吉爾的母親，是美國人，一個熠熠生輝的美人，具有急智和惡作劇的幽默感。“我深愛著她，”丘吉爾曾寫道，“但是要和她保持一定的距離。我總覺得她像一個漂亮的公主。”丘吉爾的父親倫道夫勳爵是一位很有才華的人，曾在議會享有生動而短暫的經曆。
丘吉爾從小就能看出是一個熱血質的人：他個兒小、紅頭發、臉上滿是雀斑；有點獅子鼻和一張標誌著競爭的嘴。他有一雙藍色的眼睛，對大人小孩都有毫不畏懼的鎮定和些許的不耐煩。
丘吉爾早期的學生時代，在偉人的曆史記載中很少有雷同的人。他一直不喜歡學習。在他被送進阿斯科特昂貴的寄宿學校後，這種狀況也沒有什麽改變。從一開始，他就是“鞭笞房”的常客。在這兒，校長實施鞭打。他不喜歡拉丁語，在整個上學期間總是拒絕學習。（後來，當他發現在政治演講中一些高調的拉丁短語的價值時，他坐下來，以真正丘吉爾的方式，熟記整本拉丁語引文字典。）
1888年，當未來首相進入哈羅公學[91]時，他被安排在最低年級的最低級別。“他是一個難對付的孩子，”他以前的老師說道，“當然，他的腦袋瓜一直很靈，但隻有當他願意，或者有令他滿意的老師時，他才肯用功。”由於精力充沛又對教育有敵意，他經常做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花樣繁多的惡作劇，他的一些同學覺得丘吉爾是個討厭鬼。不過，他們對這個“胡蘿卜頭”[92]有很深的印象。丘吉爾在哈羅公學以此而聞名。
丘吉爾本人聲稱：“通過這麽長時間地待在最低的年級，我比那些較聰明的孩子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他們都繼續學習拉丁語、希臘語以及諸如此類有光彩的東西。但是我學英語。薩默維爾先生——一位討人喜歡的人，我該大大地感激他——負責教給最愚笨的孩子最不起眼的東西，即隻寫英語。他懂得怎麽做。他的教法前無古人。由於我待在三年級比其他人多了3倍的時間，我也把英語多學了3遍。於是普通英語的基本結構——它是上好的東西——深入了我的骨髓。”
丘吉爾兩次都未能通過桑赫斯特[93]陸軍軍官學校的入學考試。一位陸軍上尉指導他作第三次嚐試，最後成功了。這位上尉因此有了名氣，上尉這樣評論道：“這孩子不可能從哈羅公學畢業，他諒必沒有畢業。”然而，一旦上了軍官學校，丘吉爾卻發生了變化。先前的固執、勇敢和無畏的精神他依然故我，但不順心的情緒消失了。他在教室裏是令人滿意和安靜的，大多數晚上都用來學習。他在150人的班級中名列第八名。
從桑赫斯特軍官學校畢業後，丘吉爾參加了第四輕騎兵。這個騎兵團服飾華麗和社會關係良好，在軍中沒有哪一個兵種能與之匹敵。因被委派到印度服役，騎兵團馬上安下心來進行集中的馬球訓練。丘吉爾以近似瘋狂的熱情投入到這一訓練，表現出對此具有天賦。然而單調的軍旅生活很快地惹得他心煩。1897年年初，他說服他的朋友賓登·布拉德爵士讓他作為一名記者參加遠征。賓登爵士剛被派往印度北部邊境，去鎮壓帕坦人部落的叛亂。《每日電訊報》同意以每個欄目大約25美元采納丘吉爾的新聞電訊。他的文章在倫敦即刻取得成功，正如他的書《馬拉坎德野戰部隊的故事》一樣，他後來把這些文章都搜集到此書中。這本書為丘吉爾淨賺了相當於兩年的軍餉。
丘吉爾回英國後已決定離開軍隊。新聞業的金色前景為他提供了更多的機會。1899年秋天布爾戰爭[94]一爆發，他就獲得為《晨報》報道這場戰爭的職位。作為一名老練的戰地記者，他成功地把薪水提高到每月1250美元及享有其他一切津貼，高高興興地搭乘飛機前往非洲。
抵達埃斯特科特的英國前哨基地時，丘吉爾找到參加印度戰爭回國的一位朋友霍爾丹上尉。上尉隨後被挑選率領一支偵察特遣隊，利用一列武裝火車進入敵國。這項任務使他沮喪，他便心情鬱悶地跟丘吉爾談起這件事。“沒關係，”丘吉爾說道，“我跟你一塊去。我認為這是我對《晨報》的義務。”
從埃斯特科特出來僅幾英裏，火車就遭到伏擊，兩節車廂翻倒在地。盡管人們發狂似的費盡力氣，但隻有火車頭和鐵路煤水車能從被毀的殘骸中被清理出來。它們載著40多個傷員開始返回。特遣隊的其他人在後麵步行跟著，但是筋疲力盡的士兵們很快落到了後麵。丘吉爾跑回去把他們重新集合起來，恰好這時布爾人騎兵從小山頭上發起衝鋒。一個敵人騎兵衝過來，立即強迫丘吉爾舉起手來，並示意他走向布爾人的營地。
丘吉爾當了俘虜，被帶到布爾人的首都比勒陀利亞。但幾個星期後，他設法逃跑了。靠著好運氣，他發現了一條鐵路，爬上一列貨車，終於到達了離敵國首都300英裏的葡萄牙屬的東非，此處最靠近中立地區。戰爭對英國人來說進展不太順利，丘吉爾的英勇行為為他們提供了一位得勝的英雄。當他登上前往德班[95]的輪船時，當地的英國僑民隆重地為他送別。現在丘吉爾重返部隊，繼續為報酬優厚的《晨報》工作，直至戰爭結束。
一回到英國，他就決定在下次選舉中競選議員，並以微小的差額贏得競選。這樣，1900年他26歲便開始公職生涯。由於當時的議員是沒有薪水的，丘吉爾的下一步就是去掙些錢。因此，他安排自己在英國和美國進行演講旅行。丘吉爾的美國之行是艱苦的，5個多月他除了星期天外每天都演講。然而他淨賺了將近5萬美元，可嚐試用它來作政治經費。
一些無經驗的下議院議員通常都是懷著敬意袖手旁觀，而他們的前輩則向他們指出處事的規則。丘吉爾可不是這樣。他第一次進來時，立即登上他父親先前坐的席位，毫不客氣。第四天他便首次發言。
心理學家已經注意到有些人注定會讓自己卷入麻煩。他們是寧靜的破壞者，更是世界的建設者。丘吉爾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還坐不到一個月就開始蔑視黨的領導人了。他粗暴地攻擊一項高額軍費預算的提案，主張對布爾人采取溫和的和平方針，還在其他方麵也如此激怒他的保守黨同伴，以致有一天他站起來發言時，他們都站起來，喧鬧地魚貫而出，停在門口像嘲笑小學生似的嘲笑丘吉爾。無論從任何立場來看，這個在以前下議院從無先例的小插曲，使他聲名狼藉，同他從布爾人那兒逃脫一樣。
丘吉爾終於完全改變他的黨派關係，轉向下議院的自由黨一邊。在1906年大選中他接受邀請，當曼徹斯特自由黨全體選民的候選人。他當選了。由於本次選舉也撤銷托利黨的權力，自由黨人溫斯頓·丘吉爾被委任為內閣大臣。他的職位——殖民地次長——相對不那麽顯赫，但他在31歲的年紀獲得它，續寫著神童的傳奇。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幾年間，丘吉爾成為一個傳記作者所描述的“國內最受人憎恨的政治家”。先擔任殖民地次長，然後任貿易委員會總裁，再後來任內政大臣，他支持許多自由的措施。他把反對一項軍費預算的鬥爭進行到底。他無疑是內閣職位最努力工作的大臣之一。根據曆史記載，丘吉爾獨自一人在使英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安然逃脫，這是毫無疑問的。
他以離奇的精確性預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早期進程。1911年，英國的軍事領導人認為，如果德國人進攻，法國軍隊足夠強大，可以在9天到13天裏反擊，然後把德國人打回去。丘吉爾的分析——仍被視為世界曆史文件的預見經典之一——預言：法國人在第20天仍然會全麵撤退，並且至少到第40天才能再進攻。3年之後，法國人在第21天全麵撤退；而馬恩河戰役是在第41天開始的。這一戰役標誌著戰爭的轉折點。
英國的將軍們拒絕接受丘吉爾的文件，認為它是“愚蠢的”，“完全業餘的”。但是阿斯奎斯首相清楚地意識到英格蘭的危險，問丘吉爾是否感興趣擔任英國海軍大臣，這一問話一下令將軍們十分難堪。“我們隻有海軍了，”阿斯奎斯說道，“它是我們的唯一希望。”
丘吉爾熱情地接受了。他不顧資曆深淺，馬上對英國海軍部進行咄咄逼人的改組，結果令有些高級海軍軍官在他們的營房裏生悶氣。他在建設一支最強大的海軍的努力中，做出了許多重大的更動，包括有不少爭議的把軍艦燃料煤改油。他命令所有的新戰艦都使用15英寸口徑的大炮，而不是先前的13.5英寸。海軍人員發出傷心抱怨的呼聲，可是丘吉爾強行執行下去。當戰爭到來時，他的軍艦的火力能夠壓過所有德國軍艦。
接著，也即1914年初夏，丘吉爾取消海軍的對抗演習，宣布——隻經內閣否決，並沒有國王的簽署——該國全部的海軍後備力量的“演習總動員”。他的大膽決定再次表現出神秘的先見之明。這次不受歡迎的總動員就在英國正式宣戰的前3天完成。當奧地利斐迪南大公[96]被暗殺，使整個歐洲卷入衝突時，這個總動員還在進行中。一支防守的海軍隻備戰到一半英國就已宣戰，這在曆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也許以前任何一個戰時政府從未曾這樣釋放出人類力量的旋風。丘吉爾開始發展一支空軍，並對德國的飛艇庫和潛水艇基地發起一係列的空襲。他滿不在乎地撥35萬美元專款，生產18輛陸上運輸車，因而可以將他稱為“坦克之父”。1916年，48輛這種車被送去加入戰鬥時，德國人扔下手中的槍，倉皇逃竄，戰爭經曆了另一次持久的變化。
1915年，丘吉爾要早日結束戰爭的計劃，是派皇家海軍穿過達達尼爾海峽，把土耳其與同盟國[97]分離開來，然後爭取巴爾幹國家，為俄國在東部取得徹底的勝利鋪平道路。這是他迅速扼殺戰爭的行動計劃，從背後襲擊敵人。他壓服了反對這項計劃的一切異議。始於1915年3月18日的大災難不久便發生了。進入達達尼爾海峽時，突擊大隊撞上了布雷區，損失了3艘戰列艦，迫使指揮的艦隊司令突然停止戰鬥行動。在倫敦，丘吉爾召集他的“英國海軍部作戰集團”，讓他們看一份指示艦隊司令恢複戰鬥的電報。然而進一步的進攻被災難性地延誤，給了敵人加強防禦的時間。接下來的戰鬥在醜陋的、永恒的戰爭史上提供了最駭人聽聞的一個篇章。英國的傷亡人員一共達到20.5萬人。當陸海軍的悲哀的和掉隊的幸存者被撤離時，公眾的憤怒升騰為一場可怕的風暴。其結果，丘吉爾被迅速地免職了。
1917年年初，一個關於達達尼爾海峽戰役的調查委員會裁決：丘吉爾的計劃基本是正確的。他重新回到內閣。潘興[98]將軍因丘吉爾幫助裝備美國軍隊而授予他美國戰時優異服務勳章（唯一獲此殊榮的英國人）。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後，他被委任為陸軍與空軍大臣。然而在戰後的反應中，他不僅被革去公職，甚至自1900年以來第一次未能入選議會。
最盲從於丘吉爾的追隨者們對於他任英國財政大臣的所作所為也是噤若寒蟬的。1924年，他在斯坦利·鮑德溫[99]的托利黨政府任此職。（他已與自由黨決裂，已作為一位“立憲主義者”——一個隻由一個成員構成的新黨——而重返議會。）這是一段經濟衰退的時間，一段勞工不安定和不滿意的時間，一段發生無數次罷工的時間。丘吉爾迅速地采取行動鎮壓罷工，比大多數新的托利黨同僚更突然地轉向右派議員。關於他做得太過火的呼聲再次鵲起。甚至托利黨黨員們都懷疑他風標的可信度。幾乎任何人都受不了他的繁忙時期。自從桑赫斯特陸軍軍官學校以來，他已參加了5次戰爭，擔任9個內閣職務（英國空前的記錄），發表8000次公開演講，很快地他發現自己是英國最受歡迎亦是最不受歡迎的人。
在1929—1939年之間的間隙期，有時被描寫為他的“不合拍”時期，丘吉爾主要從事寫作。他已出版了四卷《世界危機》，淨賺10萬美元。現在他靜下心來搞一個更加宏大的工程，創作不朽的《馬爾伯勒，他的傳記和時代》。他雜誌文章的稿酬，已經漲到曾支付過的最高稿酬，而他作品的產量是驚人的。這樣的收入，連同1921年從他母親那兒繼承的15萬美元，大大地緩解了丘吉爾上流社會生活的負擔。
1924年，丘吉爾用他的文學作品收入購買了恰特韋爾莊園。他買下這地方不久，看到一些砌磚工人在這兒修修補補。他注視了一會兒，也弄來了一把泥刀和一些磚頭，開始自己修補搖搖欲墜的外屋。領頭的磚匠告訴他砌磚需要加入工會。丘吉爾就苦練到每分鍾能砌兩塊磚，以便申請工會會員資格。在他職業的間歇期間，他致力於繪畫。很有特色的是，他為自己提供了這一行當的每個行頭，包括淡藍色的工作服和貝雷帽。他迎著困難穩步前進。很快，一位名叫查爾斯·莫林的不知名的藝術家畫展在巴黎展出了。莫林是丘吉爾選擇的化名。丘吉爾作為一名藝術家的技巧隻能用職業的技巧來描述。“假如那個人是個職業畫家，”畢加索曾經說道，“靠此很好地謀生沒問題。”
丘吉爾這些年在政治上處於一種特別的處境。他依然在議會裏，可是沒有影響力。德國和意大利都在向前發展。當他注意到希特勒日益增強的威脅時，他告誡英國必須武裝起來。丘吉爾反對法西斯主義者的單人立場，也許是他的最佳時刻。他在議會和新聞業的警告中，猛烈地抨擊納粹對一個大規模患群盲症的國家的威脅。
英國再一次認識到丘吉爾從一開始就是正確的。隻是太遲了。專家們說，在十幾個時間點上的任何一點，都可能不用流血製止希特勒。丘吉爾在每種情況下都請求采取行動。如今木已成舟，駭人的毀滅力量滾滾向前。1939年9月1日，納粹的戰爭機器闖進波蘭。9月3日，法國和英國宣戰。當天晚上丘吉爾應邀恢複英國海軍部的老職位。這一紀念性的信息，通過無線電、摩爾斯信號燈和信號旗，傳到海軍所有部隊——“溫斯頓回來了。”
公眾也以高漲的讚許浪潮歡迎他。在正式宣戰期間，他走進議會，議院兩邊都起立熱烈鼓掌歡呼。一星期前，他們還在拚命地痛斥他。然而這是英國曆史上的淒涼時刻。國家沒有很好地備戰。丘吉爾在英國海軍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也沒有記錄什麽鼓舞人心的消息，而時常發生的潛艇沉沒事件，卻在考驗著英國的士氣。
多年前，在丘吉爾處於逆境的時期，他曾向一位朋友吐露心跡說：“要不是我將來一天有當首相的可能性，我將永遠離開政治。”1940年5月10日，在英國文明年代最壞的時刻，他的堅持得到了回報。挪威淪陷，張伯倫最終下台了，喬治國王[100]派人去叫丘吉爾來。接下來的星期一，丘吉爾發表了關於“鮮血與辛勞，汗水與眼淚”的激動人心的講話，這個講話將成為未來5年裏民主的主題。
戰爭期間與丘吉爾接觸的每一個人，都體會到了他激發出的強烈勇氣，其效果幾乎是有催眠性的。在敦刻爾克[101]的時候，他任首相後不久，拯救遠征軍的行動正是靠丘吉爾的激勵。當需要迅速撤退的消息從敦刻爾克傳來時，丘吉爾迅速地行動起來。5月26日晚，最前麵的部隊已經離開敦刻爾克海灘。第二天，“溫斯頓需要船隻”的消息經由無線電和報紙迅速地傳開。不久，英國港口生產的著名的奇怪混雜的小艦隊，為英國的軍史上提供了一個最勇敢的篇章，但是丘吉爾無意把營救偽裝成勝利。他反而把英國的形勢描得更黑，強調損失大量的裝備和物資。
歐洲幾乎全部淪陷了，蘇聯前年已跟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美國宣布毫不動搖的中立。丘吉爾召集他的內閣開會。閣員們莊嚴地參加會議、聆聽他可怕的預言。他們從未發現他的心情這麽好。“好啦，先生們，我們是孤立的，”他告訴他們，“就我而言，我發現這特別令人振奮。”
從1940年5月至1945年7月，領導的重負對丘吉爾造成了危害，然而丘吉爾仍然花費不必要的精力，誰也勸不動他。空襲警報響起時，他任性地等到炸彈真的落了地，才離開唐寧街10號。接著，他悠閑地穿過掩護的炮火，到更堅固的10號附屬建築物，大約一千碼距離。他過去的警衛員沃爾特·湯普森監察員曾經有一次偷偷從後麵走過去，摘掉丘吉爾的帽子，輕輕地給他戴上規定的鋼盔。丘吉爾一言不發地摘掉鋼盔，把它扔進灌木叢裏。無論轟炸多麽猛烈，他總是在轟炸結束之前離開防空洞。所有對他表示擔憂的人，最終都放棄讓他蹲在地下防空洞裏的想法。正如一個白廳[102]的工人所說的：“當首相被困在防空洞裏時，他暴躁的脾氣要比空襲糟得多。”他每天工作16至18小時，似乎從不知疲倦。可是到了1945年春天，他家裏的一些人發現他顯出心力交瘁的跡象。
羅斯福總統的逝世無疑使他遭遇戰爭最糟的時刻。湯普森在淩晨3點被召喚進首相的寢室，發現他哭著說道：“可怕，可怕。”幾分鍾後他補充說，“他是我們一位偉大的朋友。他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給了我們不可估量的幫助。我失去了一位很好、很好的朋友。”
在歐洲勝利日[103]那天——丘吉爾和英國戰爭中的偉大日子，丘吉爾從唐寧街10號洋洋得意地驅車前往下議院。車的行列抵達議會廣場時，他登上敞篷車前座頂上，摘下帽子站著，向人群咧嘴而笑，做著勝利的手勢。此刻，他意識到自己忘了帶雪茄煙。“回去拿一根，”他向湯普森叫道，“他們期望看到它。”
首相大踏步地走進去麵對立法者們時，他受到了立法機構有史以來最熱烈的鼓掌歡呼。議員們放棄觀看儀式，卻跳到長凳上，喊叫著、揮舞著報紙。丘吉爾站在公文遞送箱旁邊的位置，臉上淌著淚水、點著頭，同時也等著行使正式宣布勝利的無價的特權。
兩個月後，當英國人投票讓丘吉爾下野時，他顯然對這突然的否決無動於衷。他馬上安頓下來，適應他以前的生活方式，直到1951年10月的選舉。這次選舉戲劇性地重新把他送入唐寧街10號。
1953年，伊麗莎白女王二世任命他為嘉德勳位爵士[104]。溫斯頓·倫納德·斯潘塞·丘吉爾爵士繼續執政到1955年。然後，他感覺自己已上了年紀，便把首相職位交給了安東尼·伊登，默默地退出了政治的舞台。
然而盡管退休，他仍然沒有被遺忘。因為英國仍然繼續對這位具有英雄聲望的人，對這位最後的偉大的政治家，對這位矮人中的巨人高聲歡呼！用莎士比亞的話說是：“何時再出現另一個這樣的人？”
羅伯特·劉易斯·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