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李

羅伯特·愛德華·李(1807—1870),美國內戰時期南軍統帥,原為北軍將領,參加南軍後受命任南軍總司令,以出色的戰略戰術多次擊敗北軍,最終失利投降,戰後致力於教育。[266]

1861年4月18日,美國南北戰爭開始之後,西點軍校畢業生、新近剛被任命為第一騎兵部隊上校的羅伯特·愛德華·李接到通知,說林肯總統希望他去擔任北部聯邦軍隊的指揮。李並非一個全國性的重要人物,盡管他在墨西哥戰爭[267]中打過仗,並曾經是西點軍校的主管人。迄今為止他雖然指揮過一個團,但不是在戰場,而是在得克薩斯。在那裏,他一直很好地履行了追趕印第安人和墨西哥土匪的職責,但並未帶來多少名望。這事兒太微不足道了,以至於1861年3月1日他到達弗吉尼亞阿林頓老家時,裏士滿的各家報紙都沒有提及。

雖然他不讚同奴隸製度,相信它“是任何國家的道德和政治罪惡,對白種人比對黑色人種的罪惡更大”,但是李拒絕了林肯的提議。他宣稱:“我不相信脫離聯邦[268],也不相信有來一場革命的充足理由。但是如果弗吉尼亞脫離聯邦,我將用自己的劍服從家鄉,必要時甚至犧牲生命。”4月20日,他辭去了美國軍隊的任職令,走上了一條更加艱險的道路。同時,弗吉尼亞已脫離聯邦,州長問李上校是否願意接受弗吉尼亞陸軍少將的職務。

可是,當南部邦聯陸軍部掌管裏士滿事務時,卻並沒有把指揮權交給李。他被留在傑斐遜·戴維斯[269]總統辦公室任參謀。此時,他已辭去了軍隊職務,因此當考慮到自己的前程時,他想必失望極了。在這場鬥爭中,他似乎注定要扮演從屬的角色。他的妻子和女兒們是難民。他在阿林頓的家已成了北部聯邦的醫院,家裏的祖傳遺物都不見了。他的三個兒子都在部隊裏。轉瞬之間,他的白天已被變成了黑夜。

可是不到一年,由於美國西部地區的災難,也由於對戴維斯總統任軍事領導人缺乏信心,李被挑選為南部邦聯11州所有軍隊的總司令。他知道,南部的不利形勢其實是不可挽回的。倘若沒有外援,一個有兩千多萬人口的有組織的北部聯邦,肯定會戰勝人口僅九百萬的無組織的南部邦聯。何況南部邦聯正受奴隸困擾,又沒辦法為一場大戰籌措資金。“把鉛筆放一邊去,”李將軍有一天對他的部下說道,“不要搞任何數字,數字全都對我們不利。”

但是美國南方地區人民很快在李身上發現,他們已找到了這樣一個人:他“比其他任何將軍——不論南部邦聯或北部聯邦的將軍——都更會不顧一切地冒險並更快地冒險”。1862年春天,麥克萊倫[270]攻擊並妄圖占領弗吉尼亞時,李用七天時間,率領一支裝備很差的八萬七千人的軍隊,打垮了裝備精良的十多萬人的北部聯邦軍隊,徹底地挫敗了耗費大量人力和財力、著手準備了六個月的麥克萊倫戰役。李如今成了一個很有吸引力的人物,將一群滿懷**的領導人團結在一起。他與他們的感情和關係,很快變得比鋼鐵還深厚密切。在以後的歲月裏,一位李將軍的軍官亨利·懷斯驚叫道:“啊,李將軍,這些人不是在為南部邦聯作戰,他們是在為你作戰。”

在弗雷德裏克斯堡戰役中——李的另一場勝利,北部聯邦軍隊被撂倒了數千人。“幸好戰爭太可怕了,否則我們會變得喜歡它的。”李凝視著眼前恐怖的景象驚歎道。弗雷德裏克斯堡戰役之後,美國南方把李看成是戰無不勝的。戰士們圍著營火,談論他們敬愛的總司令。婦女差不多都崇拜他,兒童是他的朋友。在全軍他無人可比。

李不僅指揮部隊的較大調遣,而且也檢查極小的細節,鼓勵他的士兵,激發他們的自尊心,盡可能滿足他們的需要,與他們同甘苦、共患難。他們是他家的成員,而他是他們的家長;他騎馬到司令部時既不炫耀也不誇耀——仿佛他是種植園的頭兒,騎馬經過自己的田野似的。他看起來從沒有什麽重大秘密,也從不擺出高傲的權威架子。

一天晚上在營火周圍,一位陸軍準將問李為什麽不戴他官職的全部識別符號,卻隻滿足於佩戴上校的星章。李回答說他不想炫耀。在一個支杆的帳篷裏,沒有外表標誌或裝飾品,他跟士兵們住在一塊。一頂闊軟邊呢帽和一套樸素的灰布衣服構成他的服飾。然而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貴族。有一天在瓦利山,他注意到弗吉尼亞一位舊世家的子孫也在其中一個連隊裏。李寫給妻子的信上說:“看到一個受教育的、有身份的年輕人在服兵役,我感到很痛心。”可是他不願意為了自己兒子的利益而實行特權階級的規則。小博比·李在斯通沃爾·傑克遜的旅中當炸藥搬運工學徒,渾身沾滿汙垢,以至於他自己的父親都沒有認出他。

在戰場正如在家裏一樣,李將軍對主宰一切的上帝有著孩子般天真的信任。在1863—1864年的陰鬱的冬天,李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我們的機會在你[271]手裏。”實際上,機智的人說他更介意《聖經》,而不介意子彈。李的軍隊中的宗教色彩是個顯著特征。“當暮色降臨時,看見一群士兵在森林暗淡的樹影底下悄悄聚集,這是尋常的景象。那兒很快便響起熟悉的聖歌的曲調,而某位年輕的牧師會以誠摯的聲調,講述他的神聖使命。一會兒,憑借鬆木火把即將消逝的餘光,人們可以看到士兵的離奇身影,虔誠地消失在夜間的靜謐中。”

當李把一封被繳獲的北部聯邦的士兵寫的信,寄給傑斐遜·戴維斯時,他的騎士氣概顯露無遺。這封信描寫聯邦軍隊因為麥克萊倫的撤退而士氣低落。李寫信給戴維斯說:“我倒建議不要公開這寫信人的名字,因為這樣會傷害他,對我們也沒有實質上的好處。”

在葛底斯堡,李從一個受傷的聯邦士兵旁邊走過。這個士兵一看到李,便支撐起身子,挑釁地喊:“聯邦萬歲!”這位士兵後來講述說:“將軍聽到我呼喊,望著,勒住馬,下馬向我走過來。我承認我起初以為他要來殺我。可是走到我跟前時,他懷著如此悲痛的表情俯視著我,以至我的恐懼消失了。我不知道他要幹什麽。他向我伸出一隻手來,緊緊地握住我的手,直盯住我的眼睛,說道:‘我的孩子,我希望你很快康複。’”

南部邦聯在塞勒斯維爾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李首先關注的是雙方的傷員。當他正為此事忙著的時候,從斯通沃爾·傑克遜那兒給他帶來了祝賀他取得勝利的短信。他回複說:“告訴傑克遜將軍,這勝利是他的,祝賀應歸於他。”可是在葛底斯堡的災難之後,威爾考克斯將軍走上前,為自己的狀況而悲痛時,李卻握住他的手:“不要緊,將軍,”他說道,“這一切都是我的錯;是我輸了這場戰鬥,你必須竭力幫我擺脫困境。”

當戰爭不斷繼續、南方資源枯竭之時,李的軍隊的忍耐力和堅忍不拔更是引人注目。部隊衣服不足,營養不良。李曾經寫信給當局,說一個旅當中隻有五十個人有耐穿的鞋,成千上萬的人都赤腳,燃料緊缺。水銀柱降到零度時,一根木頭賣到五美元。謝爾曼[272]的進軍,已切斷了來自佐治亞的補給品,而弗吉尼亞北部的軍隊勉強地打發日子,常常一連數月沒有肉食。不可避免的災難即將來臨。在這些令人痛苦的境遇下,當李在格蘭特強大的兵力優勢麵前撤退時,既沒有恐懼也沒有混亂。所有的士兵都希冀於李成為他們的救星。倘若他能夠取勝,給他再大的榮譽也不為過。每當他出現的時候,許多頂破爛的帽子會向他揮動,歡呼聲震天響。但是最終在阿波馬托克斯[273]戰役之後,李的參謀部一致認為形勢危急,應該開啟和平談判。阿波馬托克斯的麥克萊恩住宅被選為投降儀式舉行的地方。各自的軍官默默地、恭敬地環繞著這一具有曆史意義的房間入座。格蘭特將軍來得太匆忙,以至於沒有換衣服。他穿一件舊的軍上裝、軍夾克衫,沒有佩劍——他解釋為他不想耽誤一個誓約。李將軍穿上最好的服裝——劍和飾帶、繡花腰皮帶、長筒靴和金踢馬刺——因為這套衣服是他現在擁有的一切。

這兩位偉大的指揮官談起遙遠的往事,談到墨西哥戰爭,談到有關邊遠地區的生活。格蘭特太感興趣了,以至他幾乎忘掉手中的正事兒。此刻人們可以聽到大炮發出的隆隆聲。聯邦軍隊正在慶祝他們的勝利。格蘭特命令他們停止。他是悲哀和消沉的,他不想對如此英勇的對手感到歡欣鼓舞。一位品行高潔的人能夠準許的每一個要求都得到容許了。李的軍官被允許保留他們的隨身武器,他饑餓的軍隊被發放給養,他們被允許把馬匹和騾子帶回家。簡短的投降文件規定:隻要他們履行俘虜誓言,官兵不該受到騷擾。破爛的戰旗被卷起,有克製但溫和的告別講話被宣讀。這一出戲結束了。

為了弗吉尼亞的利益,同時在良心的聖壇上,李犧牲了一切——美國軍隊的指揮權、憑借一定的勝利隨之而來的財富、名望,也許還有總統的職位。如今,沒有家,沒有生意,也沒有職業,他是一個憑誓言被釋放的戰犯,被剝奪了選舉或提供公職的公民權。然而他的勇氣和剛正不阿依然是不妥協的。一些裏士滿銀行家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安排讓他被選為一家紐約人壽保險大公司的總裁,薪水雖不可與王侯俸祿相比,但也夠豐厚。李將軍默默謝絕了這一職位。他不願意從事自己一無所知的一種複雜的生意,他也不允許他的名字被用來獲得讚助。可是當他被要求當一所破舊的大學的校長時,李的唯一疑慮是自己是否有滿足這種信任的能力。

戰爭期間,他曾懇求神的認可。既然最終的結局已被相反地做出了,他不願否認上帝曾說過的話。南方的領導人幾乎都猶豫不決。有些是抗拒的。加拿大已組建起一個南部邦聯殖民地,墨西哥建起了另一個。可是李卻請求安德魯·約翰遜總統原諒。當這一消息傳到南方時,不能和解的人嚇呆了。容易感情衝動的懷斯將軍對一個發誓效忠美國的士兵喊道:“你真丟臉。”這位士兵回答道:“怎麽,李將軍叫我發誓的。”“啊,那不一樣。李將軍所說的是對的。”在短短的時間內,學李的榜樣,要求原諒的申請紛紛寄給總統,並且都被寬容地接受。

弗吉尼亞州列克星敦的華盛頓大學(如今的華盛頓和李大學)在李的管理下,已成了也許最多人樂意選擇的一所南方院校。雖然他沒有授課,但他聽口試,而且每天7點45分出席學校的禮拜儀式。他試圖熟悉所有學生的臉和名字。在軍隊裏,他一直是士兵們的家長;在大學裏,他也將成為孩子們的家長。他早已戒掉聚會歡飲,聲稱他怕醉人的酒類卻比較不怕子彈,而現在他勸學生絕對戒酒,以便最好地保護道德和健康。

李的單幢小樓成了有尊嚴的、非正式的友好款待中心。這所大學的董事會通過決議將這寓所贈給李時,李暗示,大學不適宜提供退伍金,他和家人都不會同意成為大學的負擔。他每天都去探望“旅行者”——戰時大部分跟它在一起的那匹灰馬。將軍還常常騎它到鐵匠鋪為它裝蹄鐵。在灼熱的鐵匠店前,“旅行者”無疑記得戰鬥的歲月,總是呼哧呼哧地噴著氣,用後腿直立起來。“你必須對它耐心,”將軍常愛撫著老同伴,強調道,“它曾經曆過太多,如今有點緊張。”

晚年可以被看作是對性格的考驗。一個人怎樣度過他的最後時光?他如何忍受隨著老邁而來的疾病?李從未失去勇氣。未來在向他招手,而過去充當他的向導。他很喜歡馬可·奧勒利烏斯[274]的詞句:“高尚承受的不幸是一種幸運。”華盛頓大學發展了,傳播著有益的學問,減輕了當前的苦難,而李將軍成了一名偉大的調解人、理想的大學校長。堅強、明智、頭腦冷靜,一位機警和實幹的舊學校的紳士。他既是內戰前舊南方最傑出的精英,同時也是戰後新南方的鼓吹者。

羅伯特·溫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