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的政治製度 八旗議政
八旗是一種製度
既是製度，那麽，是什麽樣的製度呢？或曰，八旗是軍事製度。或曰，八旗是貴族製度。或曰，八旗是戶籍製度。或曰，八旗是“部族主義”的統治製度。孟森說，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意見，“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國體也”。
八旗初始，源於牛錄額真。在滿語裏，牛錄是箭，額真是主；牛錄額真就是箭主。箭主是什麽意思呢？原來，滿洲古製：凡出兵、狩獵，十人為一隊，每隊設一頭目，這個頭目就叫牛錄額真；後來漢譯則稱佐領。隨著滿洲實力的逐漸強大，每牛錄的人數也由十人增至300人，而牛錄額真也就成為官名。此係明代萬曆二十九年之事，定製者即是努爾哈赤，後來的清太祖。又過了14年，隊伍已經擴大到400牛錄，為便於管理和指揮，努爾哈赤遂設立八旗製：五牛錄立一紮攔額真，五紮攔立一固山額真；包括努爾哈赤在內，一國共設八個固山額真。固山，滿語“旗”的意思；八固山，即八旗，固山額真，則是旗主。各旗以色別之，分別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八色。
自此，滿洲人才可被稱為旗人。因為，所有滿洲人都被納入八旗，各歸己身所屬的旗主管轄。在旗之人與旗主之間，有君臣之分；旗主與旗主之間，則身份平等。然為協調八旗之內務外交，八位旗長須共同推舉一人為首長；若此人不稱職，或有事令各旗不滿意，則可彈劾之，另易新首長。以此之故，孟森才稱八旗為“太祖所定之國體”，並形象地比喻為“聯邦製”。聯邦製的特點，可概括為對外一致而內部各有特色。八旗初期，便具有這種特點：各旗分治旗務，同時，民主推選首領，共同合作，相互製衡。
但是，當時努爾哈赤製定這套製度，並未想到要用成文“憲法”的方式加以確定，不過是在口頭上和各位旗主進行了約定，一旦出現一位有實力、有野心、有手段的旗主，這種“口定憲法”的約束力就不太可靠了。當然，真碰上雄才英果不世出的偉人，就算有白紙黑字的成文憲章，也不過是擦屁股紙一張而已。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即清太宗，便是這麽一號人物。他於天聰十年改國號為大清（以前國號為金，或大金，亦稱後金），做了“寬溫仁聖皇帝”，年號崇德；而在此之前，他即已一步步將八旗共和的國體改造成君主專政的國體。至於他如何改造製度，因與本書主旨關係不大，僅略述幾句，以“四三二一”概括之：努爾哈赤在世時，皇太極便以戰功著稱；努爾哈赤卒，皇太極便挾威獨領正黃、鑲黃兩旗，破壞了一人一旗的老規矩。爾後，他將旗主劃分成大、小兩檔，自己與其他三旗主稱大貝勒，召開旗務會議時，四人“並坐而治”，漸漸將話語權集中起來。不久，以戰敗失地及其他罪名廢掉一個大貝勒，於是，四人幫變作三人行。一年後，三人中掌管正藍旗的大貝勒去世，其弟接掌，不多久，其弟亦死；突有旗下之人追訴兩兄弟的“罪惡”，皇太極正好做個順水人情，將正藍旗收歸麾下（雙黃與正藍，即後世所謂“上三旗”者）。至此，三人行變成哥倆好：皇太極正位南麵專坐，其兄代善旁侍而已。待到登基稱帝，則哥倆好之局亦不複存在，滿洲定於一尊矣。
雖然，皇太極於努爾哈赤所定製度，並未盡廢。以前的八旗共主，公推而出，現在，皇帝代替共主，選舉變成世襲。但是，各旗之人對旗主具君臣之分，則仍未改變，皇太極且專門立法保障這份權利。譬如，每逢旗主生辰及元旦，或喜喪大事之日，在旗之人不上門慶吊者，治罪。正因為有這麽嚴格的規定，後來，便發生過堂堂一品大臣因為赴旗主家喪事，“著白衣冠，在主家門前執打鼓之役”，從而耽誤了皇帝的召對。皇帝是主，旗主也是主，一仆二主，好生為難。皇帝為此哭笑不得，隻好將他“抬入”自己領轄的上三旗，免得以後再被主家“壓抑”。雍正皇帝並特地頒布一道諭旨，進行“修憲”，說，嗣後旗主家再有喪事，必須將所屬旗人現任文武大臣者，開具名單奏告後，方令成服；若其人有要事在身，則照常辦事，毋庸吊喪、執役。此外，皇帝所領之上三旗，與其他五旗，亦無軒輊；旗人無論身在何旗，都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所以，皇太極時期的八旗製，“聯邦自治”的局麵並未破裂，隻是多出來一個超乎一切之上的皇帝。不論內財、外交、軍事、禮儀，八旗自治的權力全部上繳給皇帝，這個專製的大工程，直到雍正朝才告完成。
各旗軍事，此先已由皇帝派遣都統管理，旗主已無兵權，全國惟一的軍閥便是自將三旗的天子。戶婚田土等民事，則設禦史稽察，並令各旗交互代管；這一招，便漸漸消泯了各旗自為主屬的界限，並不啻是對各旗財稅情況做了精確審計。同時，通過各種手段抬高旗員，特別是已入朝為官為公務員之旗員的身份，以抑製旗主的威權。例如，不許旗主將已為朝廷命官之旗員挑選為包衣、哈哈珠子等仆從；旗員毋庸互尊他旗旗主；有旗主及旗內權貴敢於勒索、刁難本旗出任地方官之旗員，特準旗員舉告，“朕不治以幹犯舉首之罪”。這些手段，都是為了將旗人對旗主的尊敬馴服轉移到皇帝身上；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既然走上了帝王專製路線，就不可能再容忍一仆二主的現象。此術之發揚光大，則見於雍正以降蔚為盛況的密奏製度：官有等階，進言則不論卑賤；事有大小，匯報皆朕所欲聞。上官固可以斥罪下僚，卑職也有機會告一告禦狀。由此，上下相製，人人謹慎，而操其柄轉其樞者，惟皇帝一人而已。語雲，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我看，倒是皇帝不出宮，能知天下事，秀才哪有這麽順暢、多元的情報渠道！
當然，這麽一來，對皇帝個人素質的要求就太高了，不但須智足明辨，還得體氣強旺，更重要的是能恒年累月保持對案牘工作的興趣。終其一生，雍正身體力行，不愧乾綱獨斷之帝。其子乾隆執政前期亦能克紹其裘，其孫嘉慶、曾孫道光則誌或不隳，而智、力有所不逮，以至朝中養出一些上蒙下騙、欺君誤國的所謂“奸臣”，乃培發出清社覆滅的萌芽。此後之鹹豐、同治，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不論德智，光說動物性的生殖能力，都愧對列祖列宗。光緒、宣統，所謂道光之緒，宣宗（道光廟號）之統，其實都是別家的孩子，已經稱不上貨真價實的世襲。迷信一點，就得說，此之不亡，寧有天理乎。可見，世襲專製之為政，考較的乃是遺傳基因是否變異，而高科技昌明無前之今日，對基因的研究仍未獲得明晰結論。然則，二千年來世襲專製之屢屢破產又可得而言也。故竊常謂皇帝無可厚非，專製亦不可怕，至可怖者，在其位者非其人也。欲人與位相得益彰，除了有效選舉，限期致仕（自明代以來，皇帝親力親為，其實就是在做丞相），還能有別的好辦法嗎？晚清之研究立憲，轟轟烈烈，其實就準備依此進行一遭末路狂奔，隻是那個時候的八旗餘孽死到臨頭猶不曉好歹，治國如買小菜，討價還價，令舉國之人不勝其煩，遂經一聲槍響，裏應外合，斷送了卿卿性命。噫？不是說雍正已經將八旗收拾得服服帖帖了嘛，怎麽臨末又跳出一幫不曉好歹的八旗餘孽？請為略述梗概。
八旗為清太祖所定國體，既如前所述矣。而自太宗、世祖（順治）、聖祖（康熙）以迄世宗（雍正），則漸漸將八旗製的國體更變為君主專製的國體，在此過程中，一切的遷變都將以政治理論的遷變為先決條件，那麽，諸帝改製，舍儒家孔孟之說以外，哪裏還有其他更成熟、更方便的政治理論可供利用呢？因此，滿洲作為原先僻處一隅的“夷狄”，揮師東來，伐其國、取其民，終能入主中原，奠定偉業，儒學之功不可沒。清國建立，儒學之功用有二：
一、在內部統治結構上，以“天無二日、人無二主”的儒家原則，對旗員各遵旗主、旗主共治滿洲（孟森戲稱為“聯旗製”）的祖製進行“解構”和“重構”。清代對所謂祖製的重視，較曆代為最；因此，欲更動祖製，往往是一件麻煩事。太宗抑製各旗，不過未能遵守“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學而》），“不孝”而已，還談不上違反祖製。其後諸帝欲進行改革，則須與長年累月積聚而成的慣性作戰；所謂慣性，代代遺傳、日久養成之惰性也，實無理路可循。祖製之本質，亦即非理性之慣性也。而大多數、大多時候之人類，亦無理性可言，惟慣性是依，宜其好遵祖製、不思變改也；心理學家榮格定義人類之“集體無意識”，殊屬有見。語雲：以毒攻毒；既然祖製之本質為非理性，則要改變它，亦毋庸太過講求理性，而自非理性入手反更容易見效。世宗對各旗王公貴族嚐有一段訓詞，即可視作以非理性手法改革非理性製度的典型，其詞曰：
“當時上三旗風俗，隻知有君上。……孟子雲：‘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朕事事效法祖宗，願爾等亦效法爾之祖宗，忠誠自矢，一念不移。古人雲：‘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臣子之於君上，乃天經地義，苟懷二心而存遊移瞻顧之念，即為亂臣賊子。天理國法豈能容乎！……滿洲風俗醇樸，尊君親上之心最為肫篤。雖遇天潢宗室，未嚐不加禮敬；而君臣之大義必明，金石之心腸不渝。朕今日之諄諄訓誡，無非欲正人心、化風俗，使國家永享升平之福耳”。
這一段話，就包含了解構和重構兩重意思。“當時”，蓋指順治朝明定“上三旗”之名以前。揆諸史實，可知，那時候八旗共和的遺風猶存，旗員不僅知有“君上”，仍須效忠旗主，怎麽會是“隻知有君上”呢？但是世宗心思甚巧，他在一段話之內，偷換“上三旗”與“滿洲”兩個概念，便完成了對八旗製的解構。上三旗既歸皇帝親統，皇帝就是三旗的旗主；三旗之人尊君、尊旗主的行為，便可以統一到同一個人身上。因此，他說“上三旗風俗，隻知有君上”，並非無理。然而，其他五旗就不一樣了，除了尊君，還要尊奉各自的旗主。他卻不管，接著上三旗的話頭，說“滿洲風俗醇樸，尊君親上之心最為肫篤”，說得好像上、下八旗間都以“隻知有君上”為原則，而不複知有旗主了。此即解構。更進一步，他又將臆造的曆史事實（“風俗”）升格為祖製，說這就是滿洲祖宗定下的傳統，“朕事事效法祖宗，願爾等亦效法爾之祖宗”；三言兩語間，便將太祖及與太祖共同定製的列祖“強奸”了一番。隨後，他又將孟子扯過來壯聲氣、光門楣，開創了一個名為效法祖宗實則盡更祖製的新局麵。此即利用儒學進行建構也。當然，改製之事延續時間甚長，絕非一段訓詞即可畢功，亦非世宗一帝即可成事。但是，自太宗以來諸帝在此事上引為“理論資源”的儒學，其所以運用之法，當以此段訓詞最見其妙。
二、對外作戰、奪取天下，乃至維係二百多年的統治，非有儒學之助，滿洲難以成功。僅略論其入關前後的區別。順治元年，即攝政王多爾袞率兵入關之年。在此以前，滿洲作為武裝部落，本身既無問鼎天下之心，故所作所為，無非“鈔掠”：不時衝入關內，搶一些財貨，抓幾個奴隸，如此而已。對明國君臣而言，滿洲隻是一個在經濟上有無饜之求的討厭鬼，而非在政治上有非分之望的堂堂敵國；對關內民眾而言，亦隻是不時來擾的強盜群體，而非可望於解己倒懸的新朝真主。然在順治元年，大學士範文程上啟建議，則說見今“中原荼苦以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攝政諸王亟應發兵入關，且此行務必“嚴申紀律，（對民眾）秋毫無犯，複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賢能、恤無告”。以前做強盜，攻城隻為取財，殺人隻求得貨，固無“紀律”可言，也不用恤懷百姓、安撫官吏；現在要作周武王，則是開拓版圖，代育萬民，故應講文明、宣道德，“變鈔掠之暴，為吊伐之仁”。多爾袞虛己納言，清軍此番出師遂盡遵範氏所擬之策，以故武戰（主要對手實為李自成等“流寇”）、文戰（對民眾宣傳王道）雙線告捷，乃於二年之內，入北京，下南京，“明（朝）所以係人心者略盡”，至此，清之開國，規模粗具。而運用儒學，猶不止此。
順治三年，以滿文翻譯明朝的《洪武寶訓》（即朱元璋語錄，是明代的“祖訓”），世祖禦製序言，頒布天下，表示要與天下共遵明代的祖訓；此則不啻象征滿洲已向華夏曆代開國之君看齊，要繼承由秦、漢以來延續至宋、明的“正統”，而不是像一些“夷狄”勢力那樣，僅僅試圖用武力去顛覆華夏傳統。近代以來關注政治製度的史家，如錢穆、雷海宗等，曾說過，二千年中國的政府權力（或曰政治上的主流意見）在大部分時間實都由士大夫群體掌控，絕非簡簡單單一句“獨裁”（君主專製與獨裁大有區別）可以概括。錢穆甚至說，中國的傳統“一向是偏於法治”的，中國社會亦“早已是一個平等的社會”。法治、平等雲雲，可以討論；士大夫治國則是極有見識的判斷。自陸賈對劉邦說了一句“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曆代有識帝王無不心領神會，認識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這種無賴態度是行不通的，於是，不管是舊貴族還是小流氓，隻要打了天下，九五之尊都不得不與熟讀詩書的士大夫們“共治之”，而不敢但憑一己私意任性胡來。而士大夫之所以成為中國曆史上一種最主要的政治勢力，則在於他們不但在製度建設上具有專家的技能，而且能夠集體出狀證明政權的合法性。他們之所以能夠提供合法性，則在於他們所遵信的儒家之道。對於儒學以及儒學代言人——士大夫在製度化和合法性方麵所起的作用，孟森有一句極精辟的評價：“中國曆代草昧時之陋態，經儒家以六經為標幟，以孔子所舉之堯、舜為歸極，乃漸入於國家之正軌，此所以為萬世師表也”；世祖開國即引入儒學，無疑就是對這個評價的讚許。當然，此應歸於攝政王多爾袞，蓋世祖時尚年幼，軍令政令具出諸多爾袞也。多爾袞於“草昧”之時，即究心於意識形態，並在軍國大事上堅決貫徹儒學原則，其見識遠高於當時諸公矣。多爾袞雖於身故後被世祖打倒，到了高宗（乾隆）朝，還得為他平反昭雪，此亦其光輝終不磨滅之一證。
儒學對滿清立國及其八旗製的影響，既已略述，然八旗製之式微變質，猶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清軍入關，初期兵力自以八旗兵為主，但是，時間一長，地域更廣，則區區18萬旗兵，實在不敷調用。要逐一追剿明帝後裔在南方建立的流亡政府，要維護各占領區的社會秩序，防杜民間騷亂，非有更多兵力不能為功，於是，綠營興焉。然欲述綠營，先得介紹漢軍。
漢軍者，何謂？曰：漢人組織而成之旗也。入關前，明軍中向滿洲投降的漢人，自成牛錄，不與滿人混同，滿語稱為“烏真超哈”（其意為重兵）。清太宗秉政初期，將漢人牛錄編為一旗，後因歸順漢人數量漸增，遂於崇德七年分編為八旗。至此，清國武裝力量便分為三大支：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前謂18萬旗兵，則包括滿、蒙、漢共二十四旗言之。清軍入關，碰到兵力不敷調用的困難，而關內明軍望風而靡，降者甚眾，當其時收編降人成軍，令其作戰駐防，正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清帝不就說過：“自古漢人逆亂，亦惟以漢兵剿平，彼時豈有滿兵助戰哉？”且既已設立漢軍，那麽，將這些降軍編入各旗，更為便捷。可是，入關後，這些降軍卻被組織成另外一支軍隊——綠營，而不令補入漢軍，其意何居？
吾國向重資曆，滿、蒙、漢三種八旗，建立固有先後，待遇因有差別。在清代帝王心目中，滿洲與己同族，且共同草創大業，自是第一等臣民。蒙古人曾建元國，為漢人所滅；蒙古與己族在中國，較之漢人，同屬少數民族；蒙古兵之戰力亦不可小覷；有此三者，蒙旗亦被優待。於是，滿洲三旗軍中，以漢軍地位、待遇最下。但是，漢軍與滿人雖非同族，然其效忠滿洲，為時甚早；且滿洲入關前為壯大勢力，招徠漢族之優惠政策甚多（至有讓滿洲人騰出原住屋舍以安頓新到漢人者），故漢軍旗之漢人與入關後同為一國之民的漢人，其在清廷的地位及所受待遇迥然有別。故漢軍雖非滿種，遽謂其為漢人，彼心未必然也。今欲將新降人補入舊降人組成的漢軍旗，表麵上省去了另建新軍的麻煩，實際上卻增加了人際摩擦的風險。因此，清軍入關後，每得一地，便將當地降軍編為綠營。至於綠營之得名，則以“漢兵令皆用綠旗，是為綠營”。
綠營才是滿洲戡定中國的功臣。
八旗建製甚早，而八旗之衰敝也速。早在崇德元年，太宗便說：“太祖時，八旗子弟一聞行師出錯，莫不踴躍爭先。今則或詐妻子有疾，或以家事為辭”。即此可知，未入關前，旗兵之驍勇敢戰已不如昔。但是，主觀厭戰，還不能據此證明其客觀之不能戰。康熙十四年，蒙古布爾尼、奈曼等部叛亂，其時，旗軍精銳傾巢而出，正與吳三桂等作戰，無奈，征蒙大軍統帥圖海“奏請選八旗家奴之健勇者”，終於，就憑這支臨時糾合之“奴”軍平定了叛亂。據此可知八旗風氣之勁悍，猶存於聖祖時。然至高宗之時，旗兵戰力已為強弩之末。如金川之役：地不逾千裏，人不足五萬，而用兵至五年之久，靡餉至7000萬之巨，方勉強戡定；“十全老人”（高宗）尤厚顏自誇，旗勢可知矣。但是，史家皆謂康熙時平定三藩，已知旗兵不足用，無待於乾隆時再加論定也。
三藩者，吳三桂、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也。如前所述，滿洲入關，旗兵不過18萬，所以能夠定鼎中原、建立新朝，蓋精於利用漢人，其術有以致之也。其術有二：一是以漢人招降漢人，此即新設綠營的原因；一是以漢人與漢人戰，令旗營壓陣，而綠營前驅，以致每戰每勝，終於掃清南明餘氛。而為王前驅之漢人中，最具實力與功勳者，則為三藩。
康熙十二年末，吳三桂反。明年三月，耿精忠反。不一年，尚之信亦反。“於是，諸藩之毒盡發”。藩，相當於後世之軍閥；軍閥沒有不鬧事的，藩亦無不懷反心者。此事與藩王、軍閥之人品、學問、德行無關，而與製度有關。中央集權製度中，本就不應出現藩王、軍閥這些東西；藩王、軍閥，隻有在鬆散邦聯型的國家中才有存在的合法性。一國之權，其大者無非外交、軍事、財政三端，中央集權國家所集之權，亦以此三者為要。而藩王、軍閥牢牢把持屬地之軍事、財政，甚而自行外交；若放任自流，則是國中有國，浸久且將儼然為敵國，明顯不符合建立中央集權國家的初衷。今世有宏大構想，稱一國兩製，其創造性、突破性毋庸置疑，然其終不合乎中央集權國家之原則，亦毋庸諱言。當吳三桂未反前，清廷曾議“撤藩”，時方弱冠之年的聖祖就說了：“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製之可也”。果不其然，一句撤藩，逼得吳三桂不得不立即造反。不過，在深諳國家體製的聖祖看來，吳三桂遲早要反，他不反，子孫也要反，待到他韜光養晦、養精蓄銳之後再反，不若促其在立腳未穩、根基不固時造反，收拾起來反而容易一些。
讀者看吾國史書，新開之國，往往不顧百戰之餘的疲憊，先不急於休養生息，而務必將境內殘敵、邊疆禍藪剿滅無餘，方肯罷手；此與康熙朝的迫藩造反，是一個道理。這種做法，全是基於軍事上的考慮。軍隊要保持戰鬥力，最好的辦法就是經常打仗，“養兵千日，用於一朝”雲雲，其實不太可靠。流汗哪能和流血比呢？譬如足球訓練，以賽代練可行，一味隻練不賽則不可取，長期集訓製終不如經常聯賽製能鍛煉人才，就是這個道理。開國不久，一日不去隱患，則一日不得安生，與其姑息養成未來之大患，不如趁著軍隊尚有餘力，先下手為強。要知道，此時所對之敵也處於久戰之餘，來不及休息；你覺得自己不行，他還更沒信心呢。*雲：宜將剩勇追窮寇。有得之言也，豈虛言誑語哉！一旦掃清餘氛，自然可以馬放南山，軍隊也就以練為主了。境內再無軍事建製之敵，須預防者不過鄙民農夫之哄亂而已，軍隊雖無昔日銳氣，然鄭重其事，不掉以輕心，亦足資彈壓，且內亂之起，往往因政治腐敗，又非純軍事問題也。且二千年來，改朝換代縱然頻繁，終賴有千年不絕之文教傳統可以傳薪續斷，視為同一國家在基本政治主張不變的情況下不斷更換政府可也；雖每次組閣，用的是武力而非選舉，終無傷大雅。但是，清末以來，中西交通發達以後，出現了全新局麵，一旦外國啟釁，久不聞鼙鼓的軍隊倘若不克禦侮，則因文化迥異之故，亡國事小，亡天下之禍甚大。而最新之局，又有所謂文化衝突論、經濟侵略術者，與軍事衝突互為表裏，未知孰愈，大費人思量。百年來誌士仁人便在這內憂外患的大問題上上下求索，似迄未覓得最終的全盤解決方案，以故孫文“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之言猶在耳，關心國事者不可一日釋懷也。走筆至此，離題太遠，請再述八旗、綠營事。
三藩之亂雖在聖祖意料之中，但是，賴以平亂，卻非他恃為後盾的旗兵，而是綠營兵。舉個例子，旗兵南下頓於荊州，與三桂軍相峙，不但曆八年之久不能進一步，甚而有欲舉襄陽投降者。即此可窺見旗兵底蘊。而這場漫延雲、貴、川、湘、陝數省的大動亂終於被撲滅，則應歸功於統帥綠營之張勇、王進寶、趙良棟諸將，聖祖不得不說：“若用綠旗步兵之力，於滅賊殊為有濟”。自此後，八旗之兵日漸衰落，終於墮落成一個毫無戰鬥力的軍事集團。
文宗、世宗裁抑各旗首領，限製以至取消各旗的自主權，其義與聖祖撤藩相似，都是為鞏固中央集權製度不得不采取的手段。隻是，掃除三藩如斬草除根，永無後患，廢除八旗共和之製卻貽患後人不淺。旗主及旗內權貴雖被架空，而八旗體製卻蛻變為一種享有特權的福利製度，被整體保留下來。特權生長之土壤，其名曰不平等；在政治、經濟和法律領域，滿、漢之不平等，嚴格地說，應稱旗、民之不平等，舉其大者，略有四端。
清代官製，有滿缺、漢缺的區別（另尚有蒙古缺、宗室缺，不備論），滿官可補漢缺，漢官不可補滿缺。中央部院職務，分設滿、漢，如滿尚書、漢尚書，滿侍郎、漢侍郎，滿章京、漢章京之類，而滿官之權大於漢官。且滿人往往出任政府中職別較高之官，漢人則多充卑職，以故，官吏中漢員占比雖不為不高，而為數較少之樞要官，則為數較少之樞要官，則幾乎全屬滿、蒙。後來論者總結這種官製，乃曰：“夫以民籍計之，滿人之數裁當漢人百之一，而服官者其數乃等於我，天壤間不平之事未有若斯之甚者！”平心論之，滿洲既入主中國，其中英邁之才自應多有，出為官守，可謂得人；而對豐鎬舊臣，以官爵酬庸，這種做法，固為二千年來吾國乃至外國乃至人類社會之不可避免者（如美國選舉中捐款多者，例得出任駐外使節等職，亦無非酬庸之遺意），滿洲以此獎勵世臣，亦不可厚非。然因此造成統計學上的奇觀：1%=99%；斯又不得不謂為過分，而民族矛盾以此醞釀激化乃至終亡其國，孰謂無因？
滿漢不準通婚。此一政策之流衍變化，頗有趣味，不妨多寫幾句。滿洲之初，禮法未備，其族之強勁生命力固在乎是，而野蠻性亦在乎是。其中，搶掠婚（MarriagebyCapture）便是滿洲特色之一種，而明國及朝鮮女子被搶者，為數最多。順治以前，滿洲自甘為強盜，出征作戰，每以“搶”為名；如“搶西邊”（謂蒙古境）、“搶昌平”（謂明境）等。其時在滿洲為臣之漢人，乃大搖其頭，歎曰：“夫‘搶’之一字，豈可以為名乎！”入關後，此風稍歇，然遲至乾隆中期，旗兵征新疆準噶爾，仍然發生了“掠獲婦女”的“醜聞”，可見其俗入骨，難以根除。滿洲此一陋俗，令漢族平民之有妻女者聞風喪膽；而漢族士大夫則有一種“華夷之見”，己雖臣服，猶不欲家中子女與異族婚配。順治初，詔告天下：“自後滿漢官民有欲聯姻好者，聽之”；本來是一條借通婚以消泯民族畛域的良法，卻因為上述原因，而引發漢族民間的恐懼：“哄聞滿洲之女發配中國男子，中國女子要配滿洲男子，名曰‘滿漢聯姻’。人家養女者，父母著急，不論貧富，將就成親；遍地皆然。真亙古未聞事也”。謠言愈演愈烈，後來竟又哄傳“滿漢聯姻”不過是皇帝為了采買秀女而找的借口。於是，“滿漢聯姻”的良法美意被民族間的猜忌破壞無遺，清廷陷入進退兩難的地步：繼續推行“新婚姻法”，實不可行；收回成命，或再詔禁止，又顯得荒唐兒戲。
惟一可行之策，隻有緘口不言，或在內部密諭廢止。考察史料，此後雖無明令禁止滿漢通婚，但光緒末年嚐有上諭：“滿漢臣民，朝廷從無歧視，惟舊例不通婚姻，原因入關之初，風俗語言或多未喻，是以著為禁令。今則風同道一，已曆二百餘年，自應俯順人情，開除此禁”雲雲；可知，順治初準予聯姻之詔，後來實際被廢除掉了，且又立法禁止二族通婚。此即有清一代滿漢不通婚姻之來龍去脈，究其始，乃漢族反對通婚，實非滿洲之歧視政策。然著為禁令，終予人以民族不平等之口實。
旗人有關外、關內之別。關外，指山海關以外之奉天（約當今之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所謂“東三省”。今日稱東三省，固為簡稱，而無特別含義；在清代，東三省則是漢人的禁區、旗人的特區。清代行省最高長官稱總督、巡撫，東三省則以將軍、都統管轄[1]（因為絕大部分旗戶都隸軍籍，故用武職之將軍、都統進行管理），可視其地為軍管區；漢人可自由出入各行省，東三省則非貿易營運人員不得擅入，更無論落籍，此所謂禁區；東三省常住民隻有一種，就是旗人，則謂為特區，亦無不妥。清廷在國土內劃出一個東三省，實行特別管理，其用意，據錢穆稱：“惟恐中國不能久踞，故特以關外為其禁地，備作退步”，鄙意除此之外，應當另有經濟或曰福利的考慮，蓋以地廣物博之東三省，盡付與不到300萬之旗人，其生計之容易，遠較各行省之人民為優[2]。關內旗人，有京師八旗、駐防八旗之分，而俱以政府賜發之“恒產”、“月薪”維持生計。旗人之有“恒產”，乃拜“圈地”政策所賜。順治元年上諭戶部：“近京各州縣民人無主荒田，及明國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等死於寇亂者，無主田地甚多。爾部可概行清查，……盡行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3]。這個政策一直執行了20多年，直至康熙八年方下令禁止[4]。諸王、勳臣不論?/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