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淡路丸”上，鄭孝胥講了一整天的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十三日的早晨，我們到達了遼寧省營口市的“滿鐵”碼頭。
為什麽去沈陽要從營口登陸，這個問題我根本不曾考慮過，我想到的隻是東北民眾將如何在營口碼頭上來接我。在我的想象中，那裏必定有一場民眾歡呼的場麵，就像我在天津日租界日僑小學裏看到的那樣，人們搖著小旗向我高呼萬歲。但是船身越靠近碼頭，越不像那麽回事。那裏並沒有人群，更沒有什麽旗幟。等到上了岸，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
經過上角利一的介紹，知道這都是板垣派來的人，為首的叫甘粕正彥。這個人當時中國人知道他的不多，我也是後來才聽說，他在日本卻大有名氣。他原是個憲兵大尉。日本關東大地震時，日本軍部趁著震災造成的混亂，對於日本進步人士進行謀害，這次遭難者之中，大杉榮夫婦和七歲的孩子就是死在甘粕正彥手裏的。震災後，這個慘案被人揭發出來，在社會輿論壓力之下，軍部不得不讓甘粕正彥充當替罪羊，交付軍法會審，處以無期徒刑。但過了不久，甘粕獲得假釋，被送到法國去念書。甘粕正彥在法國學的是美術和音樂，幾年之後，這位藝術家回到日本，隨即被派到關東軍特務機關。據二次大戰之後，日本出版的一本書上說，作為“九·一八”事變信號的柳條溝鐵道的爆炸，就是甘粕正彥的一件“傑作”。在營口碼頭上，我怎麽也不會想到，這個彬彬有禮的戴細腿近視鏡的人會有這麽不平凡的經曆，如果沒有他，也許我還不會到東北來哩。
甘粕正彥沒有講什麽話，就把我和鄭氏父子讓進預備好的馬車，把我們載到火車站，上了火車，坐了大約一個多鍾頭，又換馬車。這樣，我稀裏糊塗地就到了離營口約有百裏的一個叫湯崗子的溫泉療養區。我懷著狐疑的心情走進了對翠閣溫泉旅館。
對翠閣旅館是日本“滿鐵”的企業，是一所日本風格的歐式洋樓，設備相當華麗，隻有日本軍官、滿鐵高級人員和中國的官僚才有資格住。我被帶進了樓上一間非常講究的客房，在這裏我見著了羅振玉、商衍瀛和佟濟煦。看見了他們，我立刻高興起來。羅振玉告訴我，他正在和關東軍商洽複辟建國的事，又說在商談結束前不宜把我到達這裏的消息泄露出去，而且除了他之外別人也不宜出頭露麵。他這話的真正用意我沒有領會，我卻自以為弄清了一個疑團：怪不得沒有熱烈歡迎，原來人們還都不知我來。我相信和關東軍的談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這個大清皇帝在沈陽故宮裏複位的消息，那時就不會是這樣冷清的了。我想得很高興，全然沒有注意到鄭氏父子聽了羅振玉說話之後的異樣神色。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別有風味的日本飯菜，在窗口眺望了一會兒這個風景區的夜色，然後心曠神怡地睡覺去了。
過了一宿，我才明白這次又是樂得太早了。
漱洗之後，我招呼隨侍祁繼忠，說我要出去溜達一下，看看左近的風景。
“不行啊，不讓出去啦！”祁繼忠愁眉苦臉地說。
“怎麽不行？”我詫異地問，“誰說的？到樓下去問問！”
“連樓也不讓下啊！”
我這時才知道，對翠閣旅館已經被封鎖起來，不但外麵的人不準進到旅館範圍來，住在樓下的人也休想上樓（樓上隻有我們這幾個人住），尤其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麽連樓上的人也不許下去呢？找羅振玉，已不知何往。他又怎麽可以出去呢？鄭孝胥父子都很生氣，請我找日本人問問是怎麽回事。陪我們住在這裏的日本人，領頭的就是上角利一和甘粕正彥。祁繼忠把上角找來了，他笑眯眯地用日本腔的中國話說：
“這是為了安全的，為了宣統帝安全的。”
“我們在這裏住到什麽時候？”鄭孝胥問。
“這要聽板垣大佐的。”
我不耐煩了，“熙洽他們呢？不是羅振玉說熙洽要接我到奉天嗎？”
“這，也要聽板垣大佐的。”
“羅振玉呢？”鄭垂問。
“到沈陽找板垣大佐去了。現在還在討論著新國家的問題，討論出一致的意見，就來請宣統帝去的。”
“糟！”鄭垂一甩手，憤憤地走到一邊去了。這個“君前失禮”的舉動很使我看不慣。不過，這時更引起我注意的，是上角說的“新國家”問題還在討論。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和熙洽都說一切都沒問題，就等我來主持大計了嗎？上角現在說“還在討論”，這是什麽意思呢？我提出這個問題，上角利一含糊其辭地回答說：
“這樣的大事，哪能說辦就辦的。宣統帝不必急，到時候自然要請宣統帝去的。”
“到哪裏去呢？”鄭垂匆匆地走過插嘴，“到奉天嗎？”
“這要聽板垣大佐的。”
我很生氣地躲開了他們，到另一間屋子找佟濟煦，問他從沈陽拍來電報說“萬事俱妥”是什麽的意思。佟濟煦說這是袁金鎧說的，不知這是怎麽鬧的。我又問商衍瀛對這件事怎麽看，他也說不出個什麽道理來，隻會歎息這地方沒有“乩壇”，否則，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的。
這時我不知道，日本人現在正忙著。因為在國際上日本處勢孤立，內部對於采取什麽形式統治這些殖民地，意見也不統一，關東軍自然還不便於立刻讓我出場。不過我已經感覺日本人對我，已經不像在天津那麽尊敬了，這個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駐屯軍司令部看到的那個上角了。這樣，在一種不安的預感中我等待了一個星期，上角才接到了板垣的電話說請我搬到旅順去。
為什麽不去沈陽呢？上角利一笑眯眯地解釋說，這還要等和板垣大佐談過才能定。為什麽要到旅順等呢？因為湯崗子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順好，旅順是個大地方，一切也都很方便。我聽著也有理。這樣當天晚上又搭上火車，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順。
在旅順住的是大和旅館。又是在對翠閣的一套做法，樓上全部歸我們這幾個人占用，告訴我不要下樓，自然樓下的人也上不來。上角和甘粕對我說的還是那幾句：新國家問題還在討論，不要著急，到時候就有人請我到沈陽去的。不過，在這裏也有了一個變化，就是住了不多天，鄭孝胥父子也獲得了羅振玉一樣的待遇，上上下下不受阻攔，而且還可以到大連去。鄭孝胥臉上的鬱鬱不樂的樣子沒有了，說話的調子也和羅振玉一樣了，什麽“皇上天威，不宜出頭露麵，一切宜由臣子們去辦，待為臣子的辦好，到時候皇上自然就會順理成章地麵南受賀”。又說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揚，因此也不要接見一切人員。關東軍目前是這裏的主人，我在登極之前，在這裏暫時還算是客人，客隨主便，也是理所當然。聽了他們的話，我雖然心裏著急，也覺得有道理，就隻好耐下心等著。
事實上，這些口口聲聲叫我皇上和宣統帝的，這些絞盡腦汁不辭勞苦為我奔波著的，他們心裏的我，不過是紙牌上的皇帝。這種皇帝的作用不過是可以吃掉別人的牌，以贏得一筆賭注而已。日本人為了應付西方的摩擦和國內外的輿論壓力，所以才準備下我這張牌，他們在需要打出這張牌之前，自然要嚴密保藏起來。鄭、羅之流為了應付別的競爭者，都想獨自用我這張牌，去贏得日本人犒賞，因此也要用心把持著我。這樣就形成了對我的封鎖，使我處於被隔離的狀態中。在湯崗子，羅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規定的限製來斷絕我和別人的來往，曾阻止了我和鄭孝胥與日本關東軍的接觸，以保障他的獨家包辦。到了旅順，他沒有準備好，鄭孝胥也和日本人方麵發生了關係，和他唱上了對台戲，於是他隻好亡羊補牢，設法再不要有第三個人插進來。同時，在防範我這方麵，他和鄭孝胥聯合起來，這又出現了鄭、羅二人一方麵聯合壟斷我，一方麵又鉤心鬥角地在日本人方麵爭寵的形勢。
這些事實內幕，我當時自然是不明白。我隻覺出了羅振玉和鄭孝胥父子和日本人沆瀣一氣，要把我和別人隔開（這種行為在鄭孝胥父子身上越來越明顯），對佟濟煦和隻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他們倒不怎麽注意，對從天津來的要見我的人，則防範得很厲害，甚至連對婉容都不客氣。
我在離開靜園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諭”，叫一名隨侍交給胡嗣瑗，命他隨後來找我，命陳曾壽送婉容來。這三個人聽說我在旅順，就來到了大連。羅振玉派人去給他們找了地方住下，說關東軍有命令，不許他們到旅順去。婉容對這個命令起了疑心，以為我出了什麽問題，她拿出了那時某種女性的本事，大哭大鬧，非要去不可，這樣才得到允許來旅順看我一次，不過說好要第二天就回大連。過了大概一個月，關東軍把我遷到善耆（這時已死）的兒子憲東的地方去住，這才讓婉容和後來趕到的我的二妹和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來。
我本來還想讓胡嗣瑗、陳曾壽兩人也到我身邊來，但鄭孝胥說關東軍規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羅振玉和萬繩栻這幾個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許見我。我請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結果隻準許胡嗣瑗見一麵，條件是當天就要回大連。胡嗣瑗在這種情形下，一看見我就咧開大嘴哭起來了，說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連見一麵都受人限製，說得我心裏很不自在。一種孤立無援的恐懼壓迫著我。因為，日本人是聽鄭、羅的話的，我擔心如果弄僵了更要吃虧，也隻有安慰胡嗣瑗一下，告訴他等我到了可以說話的時候，一定“傳諭”叫他和陳曾壽到身邊來。胡嗣瑗聽了我的話，止住了哭泣，趁著室裏沒人，一五一十向我敘說了鄭、羅對他們的多方刁難，攻擊鄭、羅二人是“架空欺罔、挾上壓下、排擠忠良”。
其實，胡嗣瑗和陳曾壽對鄭、羅的攻擊，也不完全是為了我。他們住在大連，一有機會就托人帶“奏折”“條陳”給我，在痛罵鄭、羅“雖秦檜、仇士良之所為，尚不敢公然無狀、欺侮挾持一至於此”之外，總要酸勁十足和焦急萬分地一再說些“當茲皇上廣選才俊，登用賢良之時，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這類的話。胡嗣瑗曾勸我向日本人要求條件，頭兩條就是先恢複天津的形勢，身邊應有親信二三人，這意思就是他仍要當個代拆代行的胡大軍機。陳曾壽對我大談“建國之道，內治莫先於紀綱，外交莫重於主權”。所謂紀綱“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權最要者是政令必出自我，總之一句話，我必須有權能用人，因為這樣他才能做官。這些紙上談兵的人自然鬥不過鄭、羅，在後來封官進爵的時候，顯貴角色根本沒有他們的份，還是經我要求，給了陳曾壽一個秘書職，但他不幹，請假走了，直到以後設立了內廷局叫他當局長，他才又回來。胡嗣瑗曾和陳曾壽表示決不做官，“願以白衣追隨左右”，我給他弄上個秘書長的位置，他也不提“白衣”了。由於他恨極了當國務總理的鄭孝胥，後來和被鄭擠掉下來的羅振玉聯合起來攻鄭，結果沒有攻倒，自己反倒連秘書長也沒有做成，不過這是後話，這裏暫不提了。
我到旅順的兩個月後，陳寶琛也來了。鄭孝胥這時已成了關東軍的紅人，羅振玉眼看就要敗在他手裏，正當他接近全勝——和關東軍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時候，看見威望超過他的“帝師”出現在大連，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這位同鄉會引起日本人更大的興趣，急忙地想攆陳回去。陳寶琛在旅順一共住了兩宿，和我匆匆忙忙見了兩麵，就給鄭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館開會，不讓閑人住，把他給攆走了。
天津和北京的遺老為了找官做，借口服侍我跑來的還有不少人，全都給鄭孝胥和甘粕正彥擋了駕。就連恭親王溥偉想見我也遇過攔阻。隻是在我過生日的時候，他們再找不到借口，隻好讓一部分人見了我，給我祝壽。其中有：寶熙、商衍瀛、沈繼賢、金卓、王季烈、陳曾壽、毓善等人，這些人後來在偽滿成立時都成了大小新貴。
當時互相傾軋、你爭我奪的不但有遺老，在日本浪人特務之間也不例外，得勢的當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這一夥兒。當過我父親家的家庭教師的遠山猛雄，本想到我身邊沾光，由於不是軍部係統的，最後都給上角和甘粕擠走了。
最重要而激烈的，還是發生在鄭、羅之間的鬥爭，這是這對冤家最後的殊死戰，因此都使用出了畢生的力氣。羅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這些人的勢力，對鄭孝胥一到東北時的封鎖，是他的頭一“招”。他自恃有首倡“迎立”的功績，相信隻要能把我壟斷在手，用我這張牌和日本人談判，一定可達到位居首輔的目的。可是他在談判中，提出了要大清複辟，至少也要我做滿洲一隅的皇帝（在我還沒有到旅順以前，這個談判剛剛開頭），日本方麵對他這個意見不感興趣。他和我一樣地不明白，複辟的做法和日本人宣傳的滿洲民眾要求獨立自治的說法，是配不上套的。這時日本人在國際上十分孤立，也不是這場傀儡戲立刻搬上台去的時候。因此，關東軍也不急於定案，暫時還是用什麽自治指導部、維持會等名目支撐著。羅振玉認為鄭孝胥被他封鎖住，我身邊原來的其他人更無法靠近我，也無從代表我和日本人去說話，他就可以居於獨家經理的身份，不慌不忙地和日本人交涉。複辟大清和另立國家之爭正懸而未決，我和鄭孝胥到了旅順，出乎羅振玉的意外，他對鄭孝胥的封鎖很快就失了效，鄭孝胥到了旅順，就被關東軍方麵請去會談。羅振玉既不知道鄭孝胥和東京軍部的關係，也想不到鄭孝胥經過康有為門徒徐良的介紹，在離津之前就認識了上角利一。就像我出宮那樣，羅振玉的關係日本竹本大佐變成了鄭孝胥的關係一樣，這回羅振玉帶來的上角也很快讓鄭孝胥交上朋友，變成了自己與關東軍之間的橋梁。因此，羅很快地喪失了優勢。鄭氏父子到了營口旅順之後，又和甘粕正彥屢次有過“談心”。於是關東軍很快對他有了了解——不但了解到他對我們的影響，也了解到他父子遠比羅振玉“靈活”，不像羅振玉那樣非有蟒袍補褂、三跪九叩不過癮——因此樂於以他為交易對手了。鄭孝胥被看中了之後，第一次和板垣會麵（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旅順），聽到板垣要叫我當“滿蒙共和國大總統”，還是很驚訝的，並且勸我不可讚成，向日本人表示了“共和之製斷不可行，假共和尤為不可”。可是後來他們明白了日本軍方一定不肯給我一頂皇帝帽子，知道了“標底”，他馬上改了“價錢”。據說這件事是他兒子給他辦妥的。不知靠著什麽機緣，鄭垂勾搭上了軍方選中的殖民地總管駒井德三。他代表他父親向駒井表示，如果日本方麵認為“帝國”稱呼不適於這“新國家”的話，隻要同意他父親任未來的內閣首揆，一切沒有問題，他父子可負責說服“宣統帝”接受元首稱號。順便說一句，這時搶這個首揆椅子的，卻大有人在。不但有羅振玉，還有張景惠、臧式毅、煦洽等人，熙洽就幾次派人送錢給我共有十幾萬元，求我授他“總理”之職。鄭孝胥自然很著急，這也是一個壓力，所以忙不迭地叫鄭垂從旁搶先遞“價碼”。駒井德三把這袖筒裏來的“價碼”告訴了本莊和板垣，於是鄭孝胥又成了“奉天”關東軍司令官的客人。就這樣，關東軍的第一交易對手由羅振玉變成了鄭孝胥。
自然，這些真相是我在封鎖中所看不透的。我所見到的是另外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