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舊臣，聞皇上就任執政，疑尊號自此取消，同深悲憤。即曾任民國官吏如曹汝霖、汪榮寶等，亦以名義關係甚重為言。臣以皇上屢次堅拒，及最後不得已允許之苦心，詳為解釋，聞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終無以盡祛其疑……
這是我就任“執政”一月後，請假回津的陳曾壽寄來的“封奏”中的一段。來自京津的類似的封奏還有好幾件，都曾引起過我的無限煩惱。
按照約定，我當“執政”一年期滿，如果關東軍不實行帝製，我是可以辭職不幹的。胡嗣瑗和陳曾壽早在滿期前兩個月，就勸我催促關東軍履行前約，他們認為關東軍必不肯舍得我下台，因此是會接受帝製要求的。我沒有照他們的辦法去將關東軍的軍，我早已沒有這樣的膽量，而且萬一關東軍讓我辭職，我能到哪裏去呢？所以煩惱歸煩惱，對關東軍的順從還是要順從。
在將近我就職一周年的一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會見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這個問題。他說，帝製的問題現在日本還正研究著，意見尚未一致。據他看，到時機成熟時，這個問題自然會解決的。聽了他的話，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麽辭職不辭職的事了。
比我還著急的人倒有的是。除了胡嗣瑗、陳曾壽之外，鄭孝胥、熙洽等人也忘不了這件事。鄭孝胥在一九三三年的重陽節寫過一首詩道：“雪後重陽夕照明，高台縱日俯神京，平原已覺山川伏，報老翻教歲月輕，燕市再遊非浪語，異鄉久客獨關情，西南豪傑休相厄，會遣遺民見後清。”他不僅要在滿洲行帝製，還想著回燕京，實現“後清”的幻想。熙洽不隻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職一周年時還有實際行動，他支使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鶴皋的，借長春一個小學校的地方召集了一個五百多人的會議，到會的有滿族“遺民”，也有前東三省國會議員，在會議上通過了一項請求實現帝製的決議。這個會沒開完，叫日本憲兵給衝散了。但是關東軍司令長官倒也沒發脾氣，卻找了他去解釋說帝製非不可為，不過是時機未至而已。
究竟時機什麽時候來呢？我很想早一點知道。曾陪我到東北來的日本人工藤鐵三郎，我的“侍衛處長”，這時他表示願意為我到東京去刺探一下。我覺得這個日本人對我很好，我在旅順時，有一次發現茶水變色，疑心有人下毒，叫人去化驗一下，工藤拿起這杯茶，一仰脖喝了下去，這個舉動使我相信他的忠心，於是賜改他的名字為工藤忠。現在他又提出這樣的主意，我自然十分高興，就把這個刺探時機的任務委派了他，並囑咐他從側麵去活動，千萬不要說是我派的。他到東京去了一趟兒，找到了南次郎，他探得來的消息雖非十分理想，也還是樂觀的，據他說日本軍部方麵大致上同意實行帝製，實行的日期也不會太遠了。
究竟時機是指的什麽呢，我始終也沒弄明白。這年的三月二日，日軍已完成了東北四省的全部占領，三月二十四日，國聯通過一項宣布日本為侵略者的決議，二十七日日本退出了國聯，宣稱再不受什麽約束。五月三十一日，長城戰役以塘沽協定宣告了結束，劃定長城以南為非武裝地帶，中國軍隊也奉命全撤退了。在我看來，這些叫每個真正的中國人都不勝激憤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時機，但一個一個的都過去了。一直到“時機”真的來臨，繼任的關東軍司令菱刈隆在這年年底突然告訴鄭孝胥說，日本政府可以承認我為皇帝時，我也沒弄清楚“時機”是個什麽東西。我由於過分的高興，也沒有心思研究它了。
我當時第一個念頭，就是要準備一套清朝皇帝的龍袍。我把帝製的實現，看做是走向大清複辟的起點。在日軍發動長城戰爭時，我就幻想過由日軍替我把“大清疆土社稷”全部恢複過來，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寶。後來聽說打到密雲就停了戰，心裏很是不滿意。現在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的架子準備好，將來我必能走進我的紫禁城。誰知這套龍袍剛從北京敦慶隆買來（舊的全沒帶出來），就出了岔子。關東軍派了人來告訴了鄭孝胥，說日本承認的是滿洲國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極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關東軍指定的禮服，即陸海軍大元帥服。
我這時又忘了日本人批準的皇帝身價，忘了日本人所以要實行帝製，不過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義更省事地統治這塊殖民地而已。我的腦子隻顧發熱，就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定要鄭孝胥給我向關東軍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製不可。陳曾壽這時曾提醒我說：“皇上要爭的不該是衣服，倒是應該把君主實權和關東軍說好，如果有了實權在手，就是學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也未嚐不可。”可是在腦子發熱的時候，清朝袍褂——我從小看慣穿慣的服製，就像童話裏的法寶似的那麽代表權威，好像有了它，什麽實權、威風就會一齊來到我身上一樣，因此別人的話我全聽不進去。
結果，挨了關東軍一個硬釘子，關東軍堅決表示，登極典禮是非穿指定的製服不可，這是沒有什麽商量的。最後，隻允許在祭天的時候，穿一次清朝袍褂。我看實在沒辦法爭了，才又有點清醒過來，明白了皇帝的稱呼本是人家賞的，再爭下去說不定連皇帝也當不成了，也隻好答應下來。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這天，在長春郊外一個叫杏花村的地方，在臨時壘起的一個土壇——代替天壇，舉行了告天而後即位的祭天古禮。我總算穿了一次龍袍，過了一次癮。
舉行過登極典禮之後，日本天皇派來了他的弟弟秩父宮雍仁為代表，前來祝賀，並且給了我日本大勳位**頸飾和**大綬章，給了婉容一個寶冠章。真是“山河好改，本性難移”，日本人的這些舉動，又讓我飄飄然忘其所以。如果這是我的情緒的起點，那麽，到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到日本回拜天皇時，則是到了高漲的頂點，也是我的美夢最濃的時刻。在這個美夢裏，我把自己看做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輩，認為開始“時來運轉”了。
其實這次訪日，全是關東軍安排出來的。他們說，為了答謝日本天皇派禦弟秩父宮來對我“即位”的祝賀，也是為了對“日滿親善”的躬親示範，需要這樣辦一辦。
日本政府以樞密顧問官林權助男爵為首組織了十四人的接待委員會，派了戰艦比睿號來迎接，白雲、叢雲、薄雲等艦護航。我從大連港起航時，又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驅逐艦隊接受我的檢閱，到達橫濱港時，又有百架飛機編隊的歡迎……記得我在這次暈頭轉向、受寵若驚的航程中，寫下了一首諂媚的四言詩：
海平如鏡，萬裏遠航。
兩邦攜手，永固東方。
▲?溥儀在天一門前
▲??婉容、文繡婚後和溥儀的弟妹們?
照片左起：四妹韞嫻、五妹韞馨、文繡、婉容、大妹韞瑛、二妹韞和、三妹韞穎，前排男童為四弟溥任。
▲??戴著眼鏡的溥儀?
莊士敦發現溥儀眼睛近視，希望能為他配上眼鏡，這在宮裏引起軒然大波。在莊士敦的堅持下，請來德國醫生為溥儀驗光，溥儀的近視得以矯正。
▲?溥儀穿上民國將領服的遊戲照
▲?“丁巳複辟”的紀念照
▲?溥儀“大婚”前
▲?“皇後”郭布羅·婉容（十七歲）
▲?莊士敦和溥儀（右）、潤麒（中）、溥傑（左）
▲?溥儀雪後爬上養心殿頂遠眺
▲?溥儀、溥傑與潤麒
▲?溥儀和他的伴讀及端康太妃
▲?溥儀在日本公館過二十歲的生日
▲?溥儀和婉容在張園
▲?溥儀在張園過生日
▲??溥儀見外國友人?
溥儀、婉容在張園會見外國友人，陪同有溥傑、韞和、韞穎等。
▲??溥儀在張園
▲??溥儀在張園過生日?
溥儀過生日時，與婉容，莊士敦等在張園
▲?溥儀與鄧戰等在張園
▲?溥儀和婉容
▲??溥儀在張園?
溥儀在天津生活時，衣著和舉止都相當西化。
▲??溥儀和弟妹們在天津??
後排左起：韞和、溥傑、韞穎，前排左起：韞娛、韞馨、溥任、韞嫻、韞歡。
▲?溥儀和網球愛好者在靜園
▲??送溥傑和潤麒去日本留學?
左起：潤麒、溥儀、載灃、榮源、溥傑
▲??溥儀與父親和弟妹們
▲??溥傑、潤麒寒假歸國?
左起潤麒、婉容、溥儀、溥傑
▲?溥儀與鄭孝胥在靜園
▲??溥儀、婉容與親友在靜園?
左起：韞馨、韞和、韞穎、婉容母恒香、韞香、溥任、韞娛、載灃、婉容父榮源、韞嫻、婉容兄潤良
▲??溥儀穿西裝在辦公室寫文件
▲??溥儀會見德國客人
▲?“偽滿康德皇帝”溥儀
▲??溥儀在遠東軍事法庭準備出庭作證
▲??溥儀在遠東軍事法庭證人席上?
溥儀的作證時間長達8天，是這個法庭作證時間最長的一個人
▲??遠東軍事法庭?
遠東軍事法庭設立於東京，主要審理“二戰”中的日本戰犯
▲?溥儀澆菜
▲?溥儀學習縫補
▲?溥儀徹底認識自己之後在寫檢查
在航行的第四日，看了一次七十艘艦艇的演習，又在暈船嘔吐之中寫了一首七言絕句：
萬裏雄航破飛濤，碧蒼一色天地交；
此行豈僅覽山水，兩國申盟日月昭。
總之，還未上岸，馬屁先拍過去。因為我不僅對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驚異，我還把這看做是對我真心尊敬，真心幫助。過去的一些不愉快，隻怪自己誤會了。
到了日本東京，裕仁親自到車站迎接我，為我設宴，然後又是向我住所回拜。我接見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他們的祝賀，同裕仁一起檢閱了軍隊。我也跑到他的家廟“明治神宮”去參拜，給他父親“大正”上墳。我到日本陸軍醫院慰問那些侵略中國挨了打的傷兵傷官，又到裕仁的母親那裏，獻獻殷勤。日本報紙曾報導過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說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攙扶了日本皇太後，這和我在長春宮內府中，攙我父親上台階是一樣的心情。其實，我還從來沒有攙扶過自己的父親，如果問到我扶攙裕仁的母親的心情，坦白說，那純粹是為了巴結。
最後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在車站向我送別，他致歡送詞說：
“皇帝陛下這次到日本來，對於日滿親善，是有重大貢獻的。我國天皇陛下對此感到非常滿意。務請皇帝陛下抱定日滿親善一定能做到的確實信念而回國，這是我的希望。”
我就又用了那種巴結的心情回答道：
“我對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國民的熱誠歡迎，實是感激已極。我現在下定決心，一定要盡我全力為日滿的永久親善而努力。我對這件事，是抱有確實信心的。”
臨登船出發時，我向擔任接待的林權助又講了一遍，臨了，我請他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親致謝，提到裕仁母親，我居然兩眼含滿了無恥的眼淚，而且這樣一弄，把那個老頭子也給逗哭了。回想起來，一點兒中國人味也沒有了。
總而言之，日本皇室這次對我的招待，使我頭腦更加發熱，感到自從當了皇帝之後，連空氣都變了味。我腦子裏出現了一個邏輯：天皇與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滿洲國的地位。日本人對我，當如對其天皇者同。
在這種飄飄然中，我回到長春，立即請來新任的關東軍司令長官南次郎大將，向他發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又到南的住宅，興高采烈地參加了裕仁的生日慶祝會；再次日，我便急不可待地下諭，把在長春的所有簡任職以上的官吏，不論中國人日本人全召來，聽我訓話，發表訪日感想。我在事先全沒有和日本人商議，我也沒預備講話稿，人到齊了，我便講開了。我講了訪日的經過，繪形繪聲地描寫了日本天皇對我的招待，講了日本臣民對我的尊敬。最後我說：
“為了日滿的親善，我一定拚命去幹。因此，我認為：如果日本人有不利於滿洲國者，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有滿洲人有不利於日本者，也就是不忠於滿洲國的皇帝；如果有不忠於滿洲國皇帝的，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有不忠於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於滿洲國皇帝……”
不料這些話講過之後，“大臣”們單獨來見我的，越來越少，終於成為絕跡，除了日本規定的例行官樣文章的“上奏”和年節行禮之外，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早在我去日本之前，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就和我說過這樣的話：我應當養“君之德”，所謂“君之德”，就是不要過問什麽事，不要“察查為明”，一切都讓“下邊”辦去就行了，他同時演出形象來，捂一下耳朵，捂一下眼睛，又捂一下嘴，說：“就這樣子，我們當司令官的，也是如此。”這些話，我並沒有十分注意。後來南次郎來當司令兼大使了，他倒簡單，沒有說這些話，也沒做什麽形象動作，我從日本回來發表了那篇演說之後，索性禁止了“大臣”們和我見麵了。
從此以後，我除了和關東軍指定的人見麵之外，就不能任意地會見任何人。我辦公的“勤民樓”也不去了，因為既無人可見，也無公可辦。關東軍要我辦的公事，不過是要我在現成的文件上畫上一個“可”字，這件事在我臥室、廁所裏就都可以辦了。
關東軍指定我會見的人，除了每周一次向我報告“國務”的總理大臣、參議府議長之外，其餘的“大臣”們隻有逢年過節舉行大典時見見麵，當然說不上話。到了太平洋戰爭發生後，限製得更嚴，我的親屬除了在長春的妹妹、妹夫和留在“內廷”念書的侄子們之外，關內親屬隻準關東軍指定的幾個人來看我。任何人如果想偷著來會見我，那根本辦不到，因為“帝宮”裏住著幾個日本憲兵，來往人是瞞不過他們的眼睛的。這幾個憲兵穿著非日非“滿”的特製的墨綠色製服，他們的屋門口有一個木牌，沒頭沒腦地寫著三個字“憲兵室”。
最重要的是，一個過去有事才來、無事不來的關東軍參謀吉閃安直，有了一個“帝室禦用掛”的新官銜，成了每天有事無事必到的關東軍代表，我的一切舉動都必須在他的指導下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