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54）
一、回到了祖國
一九五〇年七月的最末一個夜晚，押送偽滿戰犯的蘇聯列車到達了中蘇邊境綏芬河車站。接交要在明天早晨進行，因此，我必須在這裏度過一個難熬的夜晚。伴隨我的阿斯尼斯少校在臥鋪上發出了均勻的呼吸聲，我獨自伏在窗邊，疑懼叢生地眺望窗外。站台上燈光慘淡，冷冷清清，站台外麵是夜幕籠罩著的原野，遠遠有些燈火，不祥地閃爍著。在視線達不到的什麽地方，有時傳來一陣腳步聲，聽不清的簡單短促的談話聲，都像是暗示著越來越近的凶險。我屏息靜聽每一個響聲，一直到它完全消失。我聚精會神注視窗外出現的每一個人影，一直到它走出我的視線。我擔心著晨光的出現，我寧願黑夜永遠沒有盡頭，因為我相信太陽一出來，我的性命也將如同窗外的露水一樣，很快就消失了。有時，一個相反的念頭也在我心頭冒了一下，希望索性快些天亮，看看新的中國政府對我究竟怎麽樣，是不是像阿斯尼斯少校他們所說的那樣寬宏大量，那樣文明。在他們的安慰話之中，有一句我很不理解的話，是一位軍官說的：“祖國，這是一個幸福和驕傲的字眼！”在我的前半生中，“祖國”這個字眼從來沒有引起過我的什麽感觸。現在我已來到她的身邊，站台的那邊，便是她的領土，可是我在這天晚上所感覺到的總是恐怖。這一夜的一切思索，最後總是歸向一個結論：阿少校他們的一切解釋，連同今天給我拿出的洋酒和糖果，都是對我的哄騙，哄騙我老老實實由他們交給站台的那邊。在十幾米之外的那邊，隻能有血的報複和難忍的侮辱在等待著我。隻要天一亮，這一切就都開始降臨了。
天色終於按著鍾點亮起來了。
……阿少校把我領到另一節車廂裏。一位身材高大穿中山裝的人從座位上站起，迎麵向我們走過來。
“我奉周總理的命令來接收你們回國。現在，你們回到了祖國……”
祖國的字眼又一次跳進耳朵裏，我的眼睛卻在搜尋腳鐐手銬。但是這個人不但沒有拿出這類東西，而且臉色平和，毫無怒容厲色。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好像軍官模樣的人，穿了沒有任何軍銜標誌的布製的黃綠色軍裝，胸前符號上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字樣，也是一副和藹文明的態度。我頓時想起阿少校他們的話，覺得不像是哄騙我。我放了一點兒心，同時又覺得迷惑不解。
和中國政府接收人員見了麵之後，阿少校和翻譯領我下車，通過了兩旁有中蘇軍隊分列的站台，把我送進了中國列車。偽滿的那一夥人都已經坐好了。我被領到一個座位上坐下（那隻黑色大皮箱也被放在行李架上），這時，我看見車廂兩頭都站著手持衝鋒槍的中國兵士，又看見了糊上報紙的車窗，我的心又涼了。
正在疑懼之間，一個工作人員走到車廂中心講話了：
“好，現在你們回到祖國了。中央人民政府對你們已經作好安排，大家可以放心……車上有醫務人員，有生病的就來報名……”
又是“祖國”，又是和顏悅色，又是給治病。這是什麽意思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後給自己解釋道：這都是為了穩定我們，讓我們老老實實地坐車，讓火車裝到不可知的刑場去。
列車開動了不久，幾個工作人員拿來飯碗和筷子，每人發給一副，發完了碗筷，有個工作人員囑咐道：
“小心不要把碗打了，在旅途中可不容易補充。”
我認為這句話裏包含著一種暗示：這段旅程還不太短，不然為什麽叫小心保存吃飯的家夥呢？
車上的公安人員抬過來一大桶大米稀飯，還有醬菜、鹹鴨蛋等等，作為早點。對於這久別的家鄉風味，人人吃得很香，竟把整桶稀飯全都吃光，以至公安人員把他們吃的一桶也讓給了我們。這頓早餐加上政府人員的態度，使我略略感到了祖國這個字眼的親切，但是隨著這頓早餐的結束，這種感覺也瞬息消失，代替它的仍是那個壓在心上的問題。
“下頓飯在哪兒吃？我還能吃上幾次？時間越來越少了，我該怎麽辦呢？”
在蘇聯的時候，有一次一個會說中國話的蘇聯軍官和我談天，他問我：“你知道社會主義嗎？”“不知道。”“那麽，你知道一些三民主義嗎？”“不知道。”“你知道中國共產黨的事嗎？”“一點兒也不知道。”“啊呀呀！”他搖著腦袋笑起來，“你還是一個中國人，可是關於中國你知道些什麽呢？”老實說，關於舊中國我知道的就不算多，對新中國我更是什麽都不知道。中國之“新”，對我說來不過是又一次改朝換代，而任何一次改朝換代，對於上代君主都是厄運。辛亥那年我沒死在漢人手裏，這次就再也逃不脫了。我這時把自己完全設想為一個掉進水裏的人，火車到達終點，就是我沉底的時候。我不知道火車向哪裏開，不知道旅程究竟有多遠，但我深信不疑的是我的生命和旅途同是越走越短。我這時也就真像一個快淹死的人一樣，舉目四望，看有什麽救命的東西可以抓住，即使一根稻草也不放過。
我很想找一位政府官員談一談，以便向他表白，讓他相信我是不應該死的。我觀察靠近的工作人員們（我坐在工作人員們坐的這一頭），無論從服裝上，從他們互相談話上，還是從年齡上我都弄不清誰是官誰是兵，最後隻有把最靠近的一個年輕的兵士選做談話對象。話是從他胸章上七個字說起的。我說自己是信佛的，佛不但要解放人類，還要解放一切生物。我沒有殺害過任何生命，連臭蟲也沒掐死過一個……
我一麵叨叨著，一麵用心觀察他的臉色。他的年輕的臉上浮著令我琢磨不透的笑容。我哪裏知道，這個年輕戰士對我感到的迷惑不解，正不亞於我對他的迷惑不解呢。
我終於沉默下來，而心弦是繃得更緊了。車輪軋在軌道上發出的不停的鬧聲，突然汽笛的一聲長嘯，都似乎暗示著我和墳墓的距離是越走越近。我在座位上坐不住，索性站起來在走道裏踱來踱去。我東張西望、豎起耳朵探聽四周，尋找能帶我浮出深淵的物件。這時，從身後我的侄子那邊傳來似乎關於什麽“君主和民主”問題的議論。真像看見一根稻草那樣，我猛然站了起來，嚷道：
“誰還在講什麽君主嗬？我……我要和他決鬥！”
人們都被我這突如其來的“英勇姿態”給弄呆了。我歇斯底裏地又說下去：
“你們也不用害怕……該槍斃的不過是我溥儀，你們不用害怕……”
我不記得又說了什麽語無倫次的話，後來還是政府工作人員把我扶到座位上，安慰我說：
“你太疲倦了，還是休息一下吧。”
我安靜了一會兒，到底憋不住，又低聲和那個年輕的公安人員說：“我知道，那個反對民主的是我的侄子秀山，這人思想很壞，還有那個趙××，你們更要注意這個人，在蘇聯的時候，他常常表示讚成蔣介石，對解放軍說了不少壞話，他很靠不住……”
我還說了幾個別的名字，還有諸如此類的告密材料，我這時的卑鄙心理是巴不得能有點什麽更有價值的告密材料，作為拯救自己的墊腳石才好。年輕的戰士還是滿臉迷惑的笑容，連聲說：
“你累了，睡一會兒就好了，睡一會兒就好了。”
我在座位上躺了一會兒，覺得列車慢下來，終於停了。不知哪個犯人低低說了一聲“長春！”，我又像彈簧似的一下跳起來。我相信這就是旅途終點了。車窗糊著報紙，外麵景物看不見，隻聽見外麵不遠的地方有許多人唱歌。我在蘇聯時，看過中文報紙上的關於鬥爭惡霸的群眾大會的描寫，我現在認為窗外的歌聲就是從群眾公審大會上來的，地點一定就在車站不遠的地方。群眾正在那裏等著對我舉行公審……這天夜裏，我發現那個年輕戰士和持槍守著車門的戰士，都是東北人，我認為他們會半夜私自把我拖下火車，發泄他們受了偽滿十四年罪的仇恨。我就這樣一夕數驚地胡亂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睜開了眼睛，我詫異何以逃過了昨夜的謀殺……
火車上最後一幕怪劇，也是失常狀態的高峰，是在到達沈陽前不久發生的。這時我覺出了火車是向南開行，我認為沈陽必是我的生命終點，神經又一刻比一刻緊張起來了。我又不停地在走道上踱來踱去。踱了一陣一眼看見我昨天檢舉的趙××坐在那裏，呆呆地瞅著自己的手背出神。我忽然想到，他一定是知道了由於我的告密，不久要被處死，因此現在正憐惜自己哩。這時，十八層地獄的迷信傳說強烈地攫住了我，我認為這個人死後變鬼必不饒我。為了禳解這個災難，我身不由己地走到他跟前，突然一下子跪在地上說：“請你饒了我吧！”說罷，給他叩了一個頭，然後又歪歪斜斜地站起來，繼續踱來踱去。據別的犯人事後和我說，本來人人都對未來吉凶惴惴不安，心情十分惡劣，這時又叫我鬧得個個哭笑不得，心中更加不是滋味。我弟弟溥傑說，我在火車上總是來回走個不停，嘴裏不知嘟囔些什麽，臉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兩眼發癡，嚇得他不敢看我。和我在蘇聯同住過的偽滿文教部大臣老振對我說：“從那以後，我算看透你這皇帝，是什麽餡兒的了！”
列車到沈陽站停下了，一個政府工作人員宣布說，因為天熱，年歲大的人可隨他去休息一下。他按名單把張景惠、熙洽、我，還有幾個偽大臣都叫出來，讓我們坐進一輛大汽車。我一看車旁腰插盒子槍的四個兵士，認為這可真完了。在汽車裏，盡管隨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解釋，叫我們不用怕，可是我還是絕望地對我的侄子秀山叨叨著：“你算什麽？你是白饒上的……我現在帶你一塊兒見祖宗去吧……”別的犯人都沉默不語，秀山瞪著眼，一聲不響而臉色煞白地聽我叨叨。他後來說，那天他叫我嚇得兩條腿都麻木了。
汽車停在東北公安部門口，隨行的政府工作人員，拿出名單點名，頭一名就是我。我已經豁出去了，應了一聲，把外衣脫下來一團，掖在肋下，跟著就向大門裏走。進門上樓，我一步兩蹬地飛快地跑上樓梯。帶路的人對我不勝驚愕，連忙趕到我的前麵，把我領進一間大屋子。這屋子中央，有一張長長的台子，擺滿了各種點心、水果和紙煙。我想起了從前太監們講故事說的，死刑犯人吃的什麽催命酒。好吧，反正是全完了！我把團起來的衣服扔在台子上，還未落座，也不等後麵的人到齊，就哆哆嗦嗦地抓起一個蘋果，狠命地咬了一口。我已經弄不清別人怎麽進來的，怎麽坐下的，政府的首長們又是什麽時候到的。站在桌子盡頭，有位首長，他在說什麽話，我也聽不見。我隻是不知其味地咬嚼著嘴裏的東西，費力氣地咽著，等待五花大綁。看那位首長說個沒完，我著急了，站起來嚷道：
“不用再說了，趕快走吧！”
首長的話叫我打斷，他笑著說：（這幾句話我是聽清楚了）“你是太緊張了，應當鎮靜鎮靜。”在他旁邊坐著的另一位首長也對我說：“你想不想看看你的侄子憲東？他在解放軍裏，想看他，可以叫他來……”
這幾句話聽得我莫名其妙，不明白是什麽意思。首長接著又講的話，我聽了更加糊塗，什麽“要好好學習，改造”，什麽“到了撫順好好休息，注意身體”，這都是什麽意思呢？正想著，帶領我們來的那個工作人員走過來，把那個名單交給那位首長，報告說，除了熙洽因為身體不好沒有來，其餘的全來了。我急於明白是怎麽回事，竟一把從首長手裏把名單搶了過來，看那上麵寫的什麽。許多政府人員都笑起來，那位首長還是說：
“用不著緊張嗬！”
這時，如果不是屋裏出現了一個熟悉的麵孔，我的笑話還不知鬧到什麽地步。一個穿著整齊的幹部服的青年，笑眯眯地站在我們麵前，我認出這是在蘇聯陪我們住著的張景惠的兒子，在偽滿時，他是個學生，到了蘇聯，我們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小張的出現，使犯人們都活躍起來。他和他的父親見了麵，又向一些犯人談了些他們家屬的情況，誰的兒子在哪個大學讀書，誰的女兒在哪裏工作。這一說，滿天烏雲全散了。死不了啦！這個思想一在腦際出現，我的眼淚也就如同潮水一般，洶湧而至。
對死刑的恐懼，並不是從此就消失了的。八月五日到達了戰犯管理所監獄時，在沈陽出現的樂觀情緒又一掃而空，恐懼又重新占據了內心。與前所不同的，隻是摻和了更多的迷惑不解。
從沈陽到撫順這段火車上，有人樂觀地估計，到撫順休息幾天就會分頭回家，還有人說，他到過撫順，知道日偽時那兒有個豪華的俱樂部，他斷定那是我們“最合適的休息地方”。當汽車把我們從車站載到管理所，監獄的青灰大牆、高高的崗樓出現在麵前的時候，剛吹散的烏雲又回到所有的犯人的心上。我和榮源、溥傑和三個侄子被領著通過一條站立著全副武裝的哨兵的通道，進了一間有著一條長長板炕的房間。隨著身後響起的關門上鎖的聲音，我在公案小說中看到的監獄生活，特別是我在長春對付孫博元那些孤兒的電刑具、木籠子、鐵心包皮的馬鞭，立刻湧現在我的腦際……
這一天，盡管夥食很好，我們都吃得很少。一整天大家都垂頭喪氣，不說一句話。第二天，軍醫們給我們檢查身體，檢查得十分詳細，連過去得過什麽病，胃口好不好，平常吃什麽不吃什麽都問到了。接著，牙刷毛巾等日用品都發下來了，新的被褥是昨天就給了每人一套，今天又發新衣服，黑色的外褲褂和白色的襯衣。隨著這些舉動，大家也有了活氣，可是全鬧不清是怎麽回事。過了不多天，一個身材不高、大約不到四十歲的穿軍裝的人，走進我們的屋子，問我們的姓名，在蘇聯的生活，看過什麽書。我們回答了之後，他說：“好好學習吧，思想一定要改造。”後來知道，這就是所長，解放軍的一位上校。所長的話讓我們更迷惑了。究竟是坐監牢，還是上學？說是上學，這裏明明是一座軍事監獄；說是監獄，我自然想起我聽說過的前清的、民國的、偽滿的監獄，以及我自己設的監獄，可是這裏一無腳鐐手銬和刑具，二無豎眉瞪眼的獄卒。和所長談話後不久，報紙和書籍都送來了，每天還有遊戲，晚上還有紙牌、棋等文娛活動。
這是什麽學校呢？“學生”都不用名字，叫號碼。我的號碼是“981”。這不是犯人嗎？
沒有審訊，隻是每人發來一張表格，叫自己填上姓名履曆。我填寫得再簡單不過：“前清皇帝、偽滿洲國皇帝”，交給了穿軍裝的看守人員之後，也沒有人再問我一句什麽。這又不像是犯人了。
還有許許多多奇怪的事。這天是我們洗澡的日子，我們看見有些人挑熱水到浴室裏去。我知道這個剛剛改建好的浴室，熱水管還沒安好，所以，每次要用人力擔水。我總以為擔水的自然該是由犯人輪流，這時才知道擔水的就是那些看守我們的和其他穿軍裝的人。究竟我們是不是犯人呢？這是不是監獄呢？
我的嶽父榮源，自從進了房門，總是搖頭歎息說：“看著吧，受罪在後頭！”這天出去散步，他把從蘇聯帶來的一包紙煙忘在院子裏的窗台上，回到屋裏想起來，很惋惜地說，如果不是在監獄裏，非把這包煙找回來不可！可是不等他去找，看守人員把煙給他送來了。這個深信要受罪的人，也迷惑了。
“他們都很文明哩！這必定是專門挑出來管我們的。”
有一天，一個同犯發表了這個見解，同室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在沒有別的更合理的解釋下，這個解釋也就是唯一可用的了。這種看法，竟保留到外出參觀看到整個社會的變化時，才告失效。
在撫順這一次一共住了兩個月。這是由恐懼到迷惑，由迷惑到盲目樂觀，又突然跌進恐懼的兩個月。盲目樂觀是由於報紙上一篇文章引起的。先是大家對學習莫名其妙，沒有人講課，叫我們自己學，第一本書是《新民主主義論》。我感到很新奇，偽大臣們也和我一模一樣。什麽主觀、客觀、意識形態、主觀能動性，等等，誰也不懂。每天的討論大部分時間是摳名詞，摳得毫無興趣。但是為了對所方表示積極，隻好硬著頭皮學習。後來不記得是哪一位，看到報上一篇談新中國建設需要大量培養和提拔幹部的文章，他忽然大徹大悟地議論道：原來共產黨缺人才，所以叫我們學一學，不久就要讓我們出去工作的。這個看法居然有許多偽大臣們都表示同意。盲目的樂觀情緒一出現，居然有人很用功地念起書來。但是到了十月間，誌願軍出國到朝鮮，抗美援朝運動起來了，所方突然宣布向哈爾濱遷移，這次盲目的樂觀又一掃而空，一種新的恐懼又出現在每人的心上，而我大概又是其中最嚴重的一個。
在火車上，我悄悄地問溥傑：
“你看這個戰事怎麽樣？”
“唉，燒香引鬼。至少南滿快完了！”
這幾乎是當時全體犯人的看法。還有人估計，不等我們到達哈爾濱，美國軍隊就先到了沈陽。也有人認為，不久以後給我們打開監獄門的，必是美國人。總之，都認為盡管共產黨打垮了日本人和蔣介石，這次的對手卻是手裏拿著原子彈的美國人，必然是引火燒身，最低限度，東北的江山是保不住了。我由此聯想自己的命運是三條：一是再被送回蘇聯，這是最好的；二是被美國飛機炸死或是炸傷；三是不等美國兵到，中國人先把我們全殺掉。有這樣的想法的也不隻我一個人，這就是車廂始終保持寧靜，整個旅途中大家全吃不下飯的原因。
到了哈爾濱，一看見這所監獄，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監房好像扇麵似的排列成半圈，每個房間前後全是鐵欄杆，好像動物園裏裝野獸的籠子。這是偽滿遺留下的監獄（我們住了一年左右就搬了家，後來聽說政府把這所鐵籠子拆掉了），後來聽一個當過哈市偽警署署長的偽大臣說，這個鐵籠子原是日本人關押抗日愛國人士的地方，那時進了這裏的人很少有能活著出去的。我住進去的那天，還沒聽到這些故事，可是那個鐵柵欄門開關的響聲，已夠我受的了。從這天起，我心情日益惡化，不可終日地疑神疑鬼，外麵無論是汽車聲、開關門聲，還是換崗哨的腳步聲，都會引起我的驚慌。有一天夜裏，一個犯人做夢叫喚起來，把我驚醒了，同時似乎又聽到甬道裏哨兵拉槍栓的聲音，嚇得我整整哆嗦了一夜。
到了哈爾濱不久，突然停發了報紙，也引起犯人們紛紛的猜疑。有一天，廣播器放送完一段音樂，電台廣播員剛講了半句話：“偉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正在大張旗鼓地……”突然廣播器被關上了。所有的監房也立刻屏息無聲。大家都明白了，原來現在正鎮壓反革命，所方向我們封鎖了消息。我想到的是：現在必定是百姓們在控訴我，說不定今天明天就要被拉到公審大會上，我一定是頭一名！
正在惶惶然不可終日的時候，這天甬道裏出現了所長和一位穿著軍服的中年人。所長向大家宣布，有一位公安機關的首長，代表人民政府要向我們講話。穿軍服的人站到甬道上，對我們講了大約有三個鍾頭。可惜我現在已經不完全記得了，因為我那時還聽不大懂。他談了政策、改造、學習，我們應該抱什麽態度。這段講話，實際上就是後來近十年我們走的道路。不過，當時我不能理解那麽多，我隻從他一再講學習學習的話裏，聽懂了一個意思：共產黨並不打算殺掉我。隻明白了這一點就夠了，我繃得緊緊的每一根神經，又鬆弛了下來。
接著，我們度過了第一個供應豐盛、情緒輕鬆的春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