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習感想，有一段的大意是：
祖國的東北怎樣淪為殖民地的呢？曆史的事實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蔣介石的妥協、以我為首的封建勢力集團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勾結，這三方麵結合起來而造成的。我從前把自己充當大漢奸說成是被迫的，這是我對政府的欺騙，事實是我和土肥原會談之後自願到東北去的。不但如此，我在去東北以前，為了複辟封建王朝，早就在積極勾結軍閥和帝國主義，我還親筆給日本陸相南次郎寫信，以求得他對我的支持。我在當了東北頭號漢奸之後，更多方對日寇諂媚奉迎，賣國求寵……
關於勾結敵人，我把最重要的具體事實說出來了，關於諂媚取寵，可一點具體例子沒有。我認為把叛國投敵這樣嚴重罪行講出來，已經差不多了，諂媚取寵的事情囉囉唆唆，說了反而麻煩。我在東北受著吉岡的擺布本是事實，我如果說了一些在他擺布之外的舉動，是不是反而把情況弄亂了？我在自己家裏的凶暴專橫，我也認為越說越會使情況弄得複雜。至於屬於自己道德品質方麵的，像虛偽、殘忍等，我連想也沒想到它。自己不覺得美也不覺得醜的東西，總是記不起來的。
到了一九五四年春，來了一場風暴，這些記不起來的、怕惹麻煩的、怕複雜化的事情，就再也藏不住，全抖露出來了。
一九五四年三月，我們又遷回了撫順戰犯管理所監獄。搬回來的第一天，戰犯們被集合到大禮堂裏，說是聽政府人員的講話。
講話的人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派來的工作團的團長。他說，你們已經學習了幾年，應當有了一定認識，已經到了認罪的時候了。
他說，政府有必要來弄清你們的罪行，你們自己更應當對過去有認識。如果你們不知道自己對人民究竟幹的是什麽壞事，就談不上改造自己。
他說，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府能夠查清你們每個人的問題，你們也要自動交代。要自我認罪，也可以對別人揭發檢舉。無論對己對人都要不擴大、不縮小、不包庇、不隱瞞，這才是正確態度……
聽了這個講話，犯人們都認為：我們畢竟還要受審判，現在是真到了審判前夕了。我自己寫過兩次書麵材料，每次都為等待審訊而弄得神情不安，每次又以無結果而自流鬆弛。我不懂得什麽法律訴訟程序，那些懂得舊法的偽大臣也鬧不清新中國的辦法，現在又都好像明白過來，認為程序也差不多，也是先由檢察官進行訊問調查。
回到監房，就看見了剛貼在牆上的“監房守則”，上麵規定了不許和其他監房犯人私相招呼，不許相互串通交換供詞，不許……我越發覺出氣氛的緊張。對懲罰的恐懼又回到了我的心裏。從這天起，我又做起了噩夢。
由於最近幾年來自己的體驗，現在覺得和過去不同的是，這次政府人員所講的坦白從寬，對我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我看出我現在隻有拚命抓住“坦白從寬”和“檢舉立功”這個救生圈，才有可能萬幸逃出這場死亡的風暴。
我已經不記得在“檢舉認罪”的九個月間，一共寫了多少次坦白認罪書和檢舉材料。聽過了最高人民檢察院負責人的講話，我就把自己從頭到尾的經曆寫了一遍。以後更不斷地今天一條明天兩條，左也認罪、右也檢舉地往上補充，特別是每次被訊問以後，總要寫上一兩條。
我把一批認罪材料和檢舉材料交出之後不久，就開始了斷斷續續不定時的訊問。訊問是在中央甬道的一間約兩丈見方的屋子裏進行，大部分是在白天。老實說，這樣的訊問實在出乎我的想象。沒有站立兩邊的法警，沒有迎麵刺目的強光燈，隻不過是訊問員和我隔著一張桌子坐著談話，而且允許我照常吸煙、喝茶。訊問員是一位圓臉的青年人，他的年齡至少要比我小三分之一，也許還多。我一開頭，很想看出訊問我的人是個什麽官階，但是很快就放棄了這個念頭。因為我接觸了不過幾次，我就從他身上覺出了比官階更讓我放心的東西。這倒不在於他的平靜的語氣和有時出現的嚴肅認真的微笑，也不僅是從他口中又聽到了有關政策的解釋，而是在訊問中間，越是我估計他要著急和追問的地方，他越是不慌不忙。在第一次訊問中，我敘述自己的經曆的時候，有許多事件的日期我記不得了，心裏不免著急，想到如果在這些地方叫他懷疑，可實在冤透了。正緊張著，他說話了：“這個問題且放過去，以後你想起來再說。”
大約是在第二次訊問中，他一開頭就提出了關於日本向東北移民的一係列問題，我是一點兒也記不得了。看來，這是個今天他主要想解決的問題，我卻一問三不知，又擔心著我給他這種失望會造成什麽後果，這時，他看什麽也問不出來了，還是那一句：“你再想想，想起來再說。”
從“檢舉認罪”一開始，我就擔心著別人的檢舉。我一則怕別人（特別是侄子們）說了我所沒交代過的事，另則怕他們說了我沒做過的事。我深怕他們不負責任地亂用這個“手段”來表白他們自己，而同時，我自己卻拿了這“手段”不負責任地對待別人。特別是對日本人，我更不管三七二十一，想起點什麽便寫什麽。我自己想不起來，怕寫得少而立不了“功”，怕被看做是不積極，我就注意偷聽別人的談話，想從中偷些材料，算做自己的東西。我們同屋的做過偽滿經濟大臣和文教大臣的老振，偽滿的上將軍區司令老佑，他倆常說日本人的事，有一次我索性坐在他們旁邊，拿出本子來記，叫老振看出來了，問：
“老溥，你記什麽？”
“不記什麽。”
“得啦，你把我們閑扯的閑話記去幹什麽？”
“隨便寫寫，隨便寫寫。”
我收起本子來，裝作幹別的事，卻豎著耳朵繼續注意著他們的談話。
這天，趙訊問員問我：
“你檢舉的這一條：在日本戰犯古海忠之的策劃下，日寇一年掠去六百萬噸糧食，說得不具體，現在說說你的根據。”
我張口結舌了。我沒辦法具體，因為老振和老佑扯得本來就不具體。我對訊問員亂七八糟地解釋了一頓。趙訊問員聽了直搖頭：
“你的根據是什麽？”
我看是混不下去了，隻得老實說出了這條馬路情報的來源。
“自己也不相信的東西，為什麽還要說呢？無論對人對己，要求別人要求自己，都應該是實事求是的。”
我望著這個比我年齡小三分之一的嚴肅的青年人，沒有話說。我回到監房，和每次一樣，趕緊寫坦白和檢舉材料。正寫著，偽滿經濟大臣老振回來了，一進來他就十分感慨地說：
“我告訴你們，瞎講可是沒用的。我剛才對訊問員說了日本人從東北每年搶去多少鋼鐵。他一聲不響，給我拿了一支筆一張紙，叫我算一算，這個數字需要多少礦石……”
聽了他的話，我又在坦白和檢舉材料之外，另寫了一份對自己不該道聽途說的檢討書。
這天，趙訊問員問我第一次訪日時的情形。說到我和裕仁的母親在一起的情形，他插問道：
“你扶她的時候，是流了眼淚嗎？”
“我不記得流過眼淚。”
“你對你的侄子秀山說過的吧？”
“好像是……可是我不記得了。”
“是不是叫他來問問？”
“不，不，還是讓我想想。”我心裏想，見麵對質了再承認，那豈不糟糕。我想了不大工夫，雖然沒有想起來，我認為這類問題承認了比說想不起來好，就承認了。當時我還認為這是很聰明的做法哩。
大約是第三次訊問中，訊問員對於“內廷”勤務班的孤兒們的受虐待很注意。這次訊問之後，我一連寫了三次坦白認罪的補充材料，反複交代這件我從前不願說的事，唯恐這位目光突然十分嚴峻起來的訊問員仍不滿意。雖然那時我還不能理解，他的目光為什麽變得那麽嚴峻。
在那些日子裏，人們的神經都是敏感的，周圍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容易引起反射，有頹喪，有興奮，可以說是五味俱全。我們同屋老憲鬧出的幾場活劇就讓我們什麽滋味都嚐到了。他是偽滿軍醫少將，前清肅親王的兒子。在檢舉認罪中，三番五次地承認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承認，一會兒把日本七三一細菌部隊的罪行算到自己頭上，一會兒又推得一幹二淨。當時我還不知道他認了什麽又推了什麽，隻看到他成天發神經，昏天昏地。有一天，他在訊問之後回小組裏，聲稱他要碰頭自殺，因為他又欺騙了政府，說罷就哭哭啼啼。所裏的一位科長找他談話，問他鬧什麽，他趴下就給科長磕頭。過了幾天，訊問員又來和他談話，說到他不該自暴自棄，要老老實實地認罪才能改造自己，做個好人。他是一個醫生，要知道一個好醫生就是社會的財富。這次談話之後，他也不鬧了，因為聽到財富兩字，知道他還不致被殺。不但是他，讓我們也放寬了心，於是又興奮起來。像這樣的頹喪和興奮，都同樣成為促使我多寫幾條坦白檢舉的動力。